本文摘自《閱讀變遷與知識轉型——晚清科舉考試用書研究》（曹南屏著，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年10月），原題《科舉考試中的歷史知識》，現題為編者所擬。

在科舉考試對士子群體知識養成的導引與形塑下，普通讀書人尤其缺乏八股文、試帖詩以外的經學與史學知識。如果說八股文的內容還算多少涉及經學知識，史學知識的匱乏則成了科舉制度下士子群體知識世界的一大特征。

19世紀末，當時的人回顧清代讀書人的知識結構時就指出：“中土士人，向來學業于應試工夫外，能深通史學者十中之一二，能熟諳國朝政事者，百中之一二，更能旁及五洲各國政事、各種專門藝學者，不過千中之一二。雖在沿海、長江通商口岸相近省分，風氣略已轉移，或者人材不止此數，而合邊僻各省以計之，實不逾乎此數。”閱讀世界往往反映知識結構，若從清代普通讀書人的閱讀世界來看，“從前士人所研考、書賈所販賣，大抵制藝、試帖居多，城市、鄉村之塾，案有《十三經注疏》與馬、班、范、陳之史暨《東華錄》《經世文編》者，百無一二，書肆之架亦不多覯焉”。美國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也觀察到，在中國讀書人中間，“雖有《綱鑒》《史記》、諸子百家，可以益智，覽者以為非命題之書，鮮有博習而兼通者”。也因此，批判科舉制度下應考士子歷史知識的匱乏，成為反對八股取士乃至反對科舉取士之人的共同論調。如，袁枚的《隨園詩話》中就錄有一段“吳江布衣”徐靈胎寫的《刺時文》，其中言及讀書人用于備考的主要書籍是“案上放高頭講章，店里買新科利器”，而其后果之一就是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

這一情形至清末依然如此，并且由于外國史知識重要性的躍升而愈益彰顯出清末讀書人歷史知識的嚴重不足。唐才常對科舉制度下舊有的知識養成方式加以激烈抨擊，涉及史學知識時，嘗言“萃什百千萬之儒冠縫掖，咨以《三通》《廿四史》之名，能備舉其目者，不可多得，何論寰球？”康有為亦言及，“雖有經文五義，皆以短篇虛衍；雖有策問五道，皆依題字空對。但八股清通，楷法圓美，即可為巍科進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為何代人，漢祖、唐宗為何朝帝者！若問以亞非之輿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瞪目，不知何語矣”。夏曾佑則形容清代讀書人群體，“漢、魏、隋、唐，不知為何朝，而但知有朱子；禮、樂、兵、刑，不知為何事，而但知有時文”。宋恕也嘲笑“天下學問之最孤陋者，無如中國北邊之京官”。雖說昔人已盛傳“太史公是何科進士？《史記》是何科朱卷？”的笑話，但宋恕認為清末京官對歷史知識的“孤陋”更甚，乃至于出現某京官借閱《漢書》后覺得此書“不見有一點好處，其中文理荒謬令人費解者甚多”一事。另有數名京官在由北京赴上海的輪船上只知“吟哦消遣”近科的闈墨，見某進士在閱讀《支那通史》一書，京官們既不解“通史”何意，又誤會“支那”為日本。此外，張伯駒的《春游瑣談》也提到清末有已中進士者“尚不知岳飛為何時人”。

清代普通士子對于歷史知識的隔膜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究其原因，則是以應對考試為主要目標的士子，甚少涉及史學知識，大多數士子的少年所學與史學關系不大。在清末小說《學究新談》中，主人公夏時中所教的學生在八股改試策論的風聲傳出之后，急急忙忙將放了館的先生叫來，對其教學內容缺乏策論埋怨不迭：“人家書房里讀的是什么《古文文選》，還看見我一表兄的館里，有什么《綱鑒易知錄》呢，據他說，都是做策論的料子。”而按照這位夏先生的辯解，私塾教育中忽略科舉考試不重視的策論，簡直是理所應當的對策，因而，這位夏先生闡述的教法便是：“只叫他讀四書五經，熟書生書背起來，是不準錯一個字的。讀完了五經，就叫他讀八股，只不許看那些邪魔左道的書。雖然聽見人家說，有什么《史記》《漢書》《文選》《國策》《念〔廿〕二子》等類，愚兄都不許他們讀的。這是老輩先生傳下來的秘訣。”

這些故事情節雖然出自小說，然而基本合乎晚清士子教育的實際情形。如，孫衣言（1815~1894）、孫鏘鳴（1817~1901）兄弟幼時，從他人處見到《綱鑒易知錄》一書，只能悄悄“假歸私閱之”，因為“方治舉業，師例禁閱子史諸書也”。再如，據參加過1902年鄉試的杭州人駱憬甫回憶，他自己在1901年中了秀才之后，并沒有依照慣例另從名師或者進入書院，而是繼續在家塾跟隨原來的塾師讀書。但是，1901年清廷早已頒下詔諭，從下一科鄉、會試開始，廢八股改試策論，而那位在八股文章、試帖詩中浸淫了大半輩子的塾師，“對于史學、經學、時事是外行”，故無法在新形勢下對其給予有效指點，因而耽誤了駱憬甫的前程。

歷史知識未能受到清代士子群體的重視，顯然與科舉考試的實踐不重視這類知識有關。相應的，通行于清代士子科舉教育環節的歷史類書籍的種類也明顯偏少。鄭振鐸在其《中國兒童讀物的分析》（1936）一文中論及：“到了清代，蒙童讀的史學書，幾乎一部也沒有。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幾成為罕見的東西。亡人國的，必須滅其歷史。這手段是很惡辣可怕的。”并且，在清代的士子教育中，少數幾種歷史類書籍也并未擁有廣泛的讀者。唐才常在《史學論略》一文中對科舉時代士子的史學修養大加撻伐：

震旦之儒，自束發受書，即戢戢抱兔園冊子，求名利資，低首下心，瞑坐苦索。天日黯芴，山川慘然，孔、孟之緒，不祀忽諸。其稍黠者，則刺取坊間《易知錄》《了凡綱鑒》，與胡致堂（胡寅）、邱瓊山（丘浚）、林西仲（林云銘）一二頹率無理之語，嘵嘵號于眾曰：史學、史學。

“兔園冊子”即指坊間所刊的用于科舉考試的參考書籍。在以科舉應試為導向的時期，除了偶有士子閱讀類似《綱鑒易知錄》《了凡綱鑒》等坊間通行的歷史類書籍之外，由于科舉考試看重文體，許多士子直接“刺取”胡寅、丘浚、林云銘等名家的史論類文章。讀史論類文章往往是為了學習文體，故清代士子所讀的歷史類書籍并不注重時效性。唐才常列舉的晚清通行的歷史類書籍中，《了凡綱鑒》為明代袁黃所編，胡寅為宋代人，丘浚為明代人，林云銘則是清初人士。袁黃所編《歷史綱鑒補》往往與明代王世貞所編《歷朝綱鑒匯纂》合為一編，以《王鳳洲袁了凡合編綱鑒》《綱鑒合編》等名目在坊間流通。另有明代顧錫疇所編《綱鑒正史約》，直到清末依然被用作蒙學書籍。如，呂思勉自承，其“和史學發生關系”，始于八歲時其母親、姐姐為其講解的《綱鑒正史約編》（即《綱鑒正史約》）。

除了這幾種清代以前即已編著的書，坊間流行的清人所編的歷史類書籍則有《御批歷代通鑒輯覽》《綱鑒易知錄》《史鑒節要便讀》等。對于科舉時代所接觸到的歷史知識，周作人回憶道：

從前我們在書房里只念四書五經，讀得爛熟，卻是不能理解，史鑒隨意閱看，并不強迫，倒反多少記得，雖然那時所用的只有《綱鑒易知錄》《通鑒輯覽》這一類的陋書，卻也能夠使我們知道國史的概要。

另據張元濟回憶，在科舉導向下，少時原本“心界、眼界無一非三代以上景象”，也是憑借對《綱鑒易知錄》的閱讀，“乃知戰國以后尚有謂曰秦、曰漢、曰三國、曰晉、曰南北朝、曰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乃至于我大清者”。呂思勉也讀過《綱鑒易知錄》。十歲時，更換了塾師的呂思勉放棄點讀《綱鑒正史約》，改讀《綱鑒易知錄》，并將其點讀完畢。黃炎培的少年密友、上海川沙人士張志鶴在其回憶錄中也敘及，他得以獲取關于中國歷史的梗概，是源于十八歲那年對《綱鑒易知錄》的閱讀：

我初就學，日惟朗誦八股文，自以為用功也。顧師（名次英，光緒甲午副榜舉人）止之曰：“勿爾，以讀八股而作八股，毫無根底，必多看書，并先從識字入手。”為我訂定課程，每日讀《說文》若干字，看《爾雅》或《詩經》注疏，及《綱鑒》若干頁，我自此才知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太等等歷史，否則，在四書五經之唐虞三代以后，不知如何會到今之世也。

從以上幾位讀書人在晚清科舉教育中的經歷可以看到，雖然能憑借這些書獲得“國史的概要”，然而，周作人記憶中“隨意閱看，并不強迫”的閱讀情景，以及張志鶴首次接觸《綱鑒易知錄》時業已偏大的年齡，皆反映出歷史類書籍在科舉教育中居于邊緣的地位。

鮑東里所撰《史鑒節要便讀》是晚清較為流行的歷史類書籍，此書以四言韻語的方式提供了清代以前的歷史梗概。在出生于晚清時期的多位文人的回憶中，《史鑒節要便讀》一書不時出現，所流行的區域分屬中國的不同地區。清末出生的盧前憶及，“吾輩兒時所讀四書五經皆李光明本”。在他所著的《冶城話舊》中，盧前依然頗為懷舊地回憶起南京的李光明莊：

李光明莊者，狀元境一書肆也，其作坊在秦狀元巷。當晚清時，東南各省幾無不知李氏者。所刻如四書五經、《三》《百》《千》《史鑒節要》《龍文鞭影》諸書，皆當日家塾之課本，蒙童無不人手一編，故銷行極廣。

少時生活于四川的蕭公權在六歲時開蒙，在他的回憶中，其父輩特意囑咐受聘的塾師不用《三字經》《百家姓》來教學，而用《史鑒節要》、《地球韻語》和《聲律啟蒙》諸書。據蕭公權回憶，他所使用的這一本《史鑒節要》是蕭氏宗祠刊印的書，并且是由蕭氏曾祖所編。若仔細比對其所提及的《史鑒節要》的部分文字，可以判明此書當即鮑東里所撰《史鑒節要便讀》。

為數不多的歷史類書籍，成為清代士子了解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然而，在科舉應試導向的影響下，這類書籍在士子的書籍清單中并不具有重要性與優先性。因為在一般的讀書人家，藏書中并不會有多少歷史類著作，更多的是一些與科舉有關的“制藝試帖”之類的書。以魯迅少時的家中藏書為例，據周作人回憶，雖說周家在當地“算是書香人家”，“可是書并不能說多，而且更其缺少特別的書，換句話說就是制藝試帖關系以外的名目很生的書籍”。

清代科舉教育中的歷史類書籍，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是不涉及清朝史事。無論是欽定的《御批歷代通鑒輯覽》，還是《綱鑒正史約》《綱鑒易知錄》等書，都沒有涉及清代的歷史。即便是較為晚出的《史鑒節要便讀》，其內容也是“上自太古，下迄明末”。也正是由于《史鑒節要便讀》遵循了清代官方為史學類書籍樹立的書寫方式、內容等標準，所以至清末興辦學堂時還被暫時充作教科書。1902年湖南長沙辦小學堂時，因無合適的歷史教本，皮錫瑞就出了這樣的主意：“無《御批鑒》，即《易知錄》《了凡鑒》《約編》亦可也。”這一個案既佐證了清代科舉教育中歷史類書籍的種類寥寥無幾，也可見《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在普通士子中的流行程度有限。一方面，科舉考試的實踐過程對歷史知識的輕視與忽略勢必導致出版市場缺乏大量刊印此類書籍的動力；另一方面，史事所涉及的忌諱也會導致清代科舉教育中歷史類書籍的流傳較少。對此，陳寅恪曾有這樣的分析：“東北一隅之地，晚明清初數十年間之載記”，是“清室所最忌諱者”。胡思敬也述及，清朝史事容易語涉忌諱，由此，“內外士夫罔敢談國故”在晚清時期是一種非常普遍的風氣。據此可以看出，在不同因素的相互疊加之下，本已在清代科舉實踐中處于邊緣的歷史知識，在士子群體的知識世界中還呈現尤其缺乏清朝史事的特點。

清代士人群體對于清朝史事的隔膜，也與清代科舉的制度設計密切相關。四書文的撰寫慣例，即“不得用孔孟以后之人名與史事”。在出題范圍廣泛得多的第三場策題中，“對策內不許援引本朝臣子人品學問，違者不錄”。士子在回答鄉、會試第三場考試的策問題時，“除欽定諸書外，向不準用國朝人所著書籍，更何論同時見存之人”。這已經在士人群體的心中化為一種自覺的經驗。為此，給事中褚成博1897年上奏：

《科場條例》第三場不得以本朝臣子學問人品策問士子，乃近來誤會例意，竟將人名暨所著書史概禁引用。請嗣后各項考試策問凡本朝人名、書名悉聽引用。

在查閱歷朝的《科場條例》之后，清廷同意了褚成博的奏請，并說明：

鄉、會試第三場策問不準涉及本朝臣子人品學問，原以防黨同攻訐之風。惟溯我國家右文制治，代有名儒，所著各書，非無援古證今堪資博采者，若概禁引用，則士子臨場避忌，轉不足剴切敷陳。應如所奏，嗣后考試策問，但求學識淹博，即本朝臣子人名、書名，亦聽引用，惟不準逞其臆見，妄肆褒譏，以符定制。

然而，1898年維新運動失敗后，在科舉制度恢復舊制的同時，清廷又重新規定：

近年言者必欲引用本朝人名、書名，豈欽定如許書籍猶不足供主司策問五道及士子就題敷陳乎？不過為逞其臆見、妄肆褒譏，且可于中任意作奸，漫無鈐束耳。此祖制之必不可違者，益以見欽頒書籍之法范圍莫外也。

據此可知，從制度設計上而言，清代的科舉制度不會將有關清朝史事的知識內容列入考試，也由此導致清朝史事成為讀書人所忽視的對象。

由于清代科舉對于清朝史事在制度上予以屏蔽，故清代許多讀書人對此懵然不知。“問以刑名錢谷而不知，叩以掌故朝綱而罔對”的情形，在讀書人群體之中隨處可見。1902年江南鄉試之時，上海開明書店的夏頌萊在南京賣書時便發現：“此次科場之例，兼考本朝掌故，而內地之士，有語以熙、雍、乾、嘉而不知為某朝者。”1902年，上海的文明書局印行了主要內容關乎清代各朝掌故的《皇清政治學問答初編》一書，在言及編輯此書的緣起時，也是十分強調中國士夫懵然于清朝史事的現狀：

泰東西士大夫來吾國者，研究我朝事實綦詳，凡咨詢所得，輒錄小冊，置夾袋中，還以叩之吾國士夫，大都皆箝口撟舌而不能答也。

1901年科舉改制以后，由于科舉新章強調所謂“中國政治史事論”，故出版市場上問世了大量有關清代歷史、“國朝掌故”之類的書籍。其中，清末出版市場上印行的《清朝史略》一書，其廣告即言：

我國國史，例禁傳播。坊間所行《皇朝掌故》《熙朝政紀》等書，率多偏而不全，未能舉二百數十年之人物治功，本本原原，搜羅賅備。

這些事例呈現清代官方對于清朝史事知識的控制十分嚴格，也解釋了為何清代問世的涉及清朝史事的著述極少。上海文明書局印行《皇清政治學問答二編》之時，編者亦明言：“是編所述，無書可證。由作者在邸舍數年咨詢而得。”從書籍流通與閱讀的層面而言，關乎清代史事的書籍流通未廣、讀者頗少，這也更加使得清朝史事成為清代讀書人群體一個顯著的知識缺環。這也解釋了清末科舉改制之后，為何有大量以“皇朝掌故”為名的書籍以及眾多日本學者所撰的清代歷史類書籍紛紛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