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波斯經常與中國比鄰，有時甚至同屬一個（蒙元）帝國。正如近代中國人將外來文明稱作“洋”，如“洋人”、“洋火”、“洋樓”，歷史上中國人將外來文明稱做“胡”，而波斯人便是“胡人”中重要的一支。蠶豆、苜蓿、菠菜（據說原名為波斯菜）、葡萄等作物都是從波斯傳入的，音樂、舞蹈繪畫、詩歌也都相互影響。

然而，作為塑造國民性格的社會容器，波斯的城市、建筑，對中國城市有哪些影響呢？很可能，其中許多內容已融入我們與生俱來的生活環境，天長日久內化到思維習慣中。波斯城市、建筑對中國古代城市的影響可能相當深刻和深遠。認識這種影響，對全面認識中國城市歷史遺產，助益未來城市走向可能都有寶貴的啟發。

2019年初，我隨一個旅游團踏上神往已久的波斯之旅，所到的地方恰恰是幾個波斯城市發展史上的節點，如波斯帝國都城波斯波利斯、薩菲王朝首都伊斯法汗、贊德王朝的都城被譽為“玫瑰與夜鶯之城”的設拉子、現代伊朗首都德黑蘭。團友中有一位幾乎游遍中東的牛人，即留學澳洲卻對波斯建筑很有研究的建筑師王釗。我們一路上邊游邊聊，從他那里，我知道了瓦罕走廊和也黑迭爾。

伊朗是一個消除盲區和誤區的地方，各種問題和猜想出乎意料卻盡入情理。我不是歷史學者，然而以下問題和猜想實在不吐不快。

波斯波利斯：奢華帝都的先河

波斯波利斯，意思是“波斯之都”，是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即位以后下令建造的第五座都城（五座都城同時存在，猶如中國遼代的“五京”）。這座帝都無比奢華，被稱為“太陽底下最富有的城市”。

小亞細亞是亞歐文明的楚河漢界，人類在歐亞大陸，以萬年實踐精選出的兩種治理體系，在這里形成競爭的最前沿：西側是希臘為代表的環地中海城邦體制，包括黑海、意大利、伊比利亞以至英格蘭；東側是波斯為代表的亞洲大陸帝國體制，其身后是印度、中國等亞洲治水社會。可想而知，希波雙方作為首發陣容必須表現出自身體制的最佳狀態。這狀態集中體現在雙方都城的中心——雅典衛城與波斯波利斯。兩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布局宏大：兩者都居高臨下，波斯波利斯所有建筑物雄踞在一個平臺上，平臺高出平原15米。雅典衛城處在一個山崗之上。兩者都是坐東朝西，波斯波利斯是從西面萬國門進入，衛城的山門也在西側。波斯波利斯面積在15萬平米左右，衛城山的面積也在20萬平米左右。

建筑風格相互影響：波斯波利斯高大的圓柱，其柱基、帶有凹槽的柱身、頂端是動物形卻裝飾了渦卷的柱頭，與埃及、希臘的柱式相互參照，形成獨到的波斯柱式。

功能完全不同：衛城希臘語為“阿克羅波利斯”，原意為“高丘上的城邦”，是神圣之地，布置了帕特農神廟、雅典娜神廟、伊瑞克提翁神廟等供市民祭奠，從而為一個民主的城邦提供了神圣性。每四年，雅典人便會舉行泛雅典娜節，節日期間民眾列隊登上山門進入帕爾特農神殿。衛城重建的決策經伯里克利主持的公民大會表決，各行各業的自由民工匠參與建設，使用奴隸的數量不超過工人總數的25%。

世遺委員會對兩大遺址的評價不在一個層次。“波斯波利斯”1979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因其提供了“中亞古代文明的一個獨特的證明”。雅典衛城1987年被世遺委員會評價為，“世界傳統觀念的象征”。一個是“中亞”，一個是“世界”。的確，今天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衛城神廟的山花和柱式，而民主制也已成為全世界普遍認可的政治制度。然而，波斯波利斯的影響卻絕不僅在“中亞”，它開了奢華帝都的先河，其深刻的影響遠及東亞。

在波斯帝國建立330年后，秦國統一了華夏，建立了東亞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并像波斯帝國一樣，采用郡縣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修建了通向全國的馳道與驛站體系。比起波斯帝國，秦帝國偏居東亞，周邊沒有希臘那樣的制度競爭者，專制集權就更加任性，如以焚書坑儒立威，以指鹿為馬立規，以萬里長城御邊，以嚴刑峻法立國。

相當于波斯波利斯，秦國都城的阿房宮，也是一個規模超大的宮殿群。阿房宮包含兩部分，一是前殿建筑群，另一是“上天臺”建筑群。考古發現，前殿遺址東西長1270米，南北寬426米，面積達54萬平方米，是波斯波利期面積的6倍。夯土臺基最大高度在12米之上，與波斯波利斯的15米相當。阿房宮與波斯波利斯一樣，地下有陶水管道鋪就的排水設施。1992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阿房宮為世界上最大的宮殿基址。

阿房宮的布局以中軸線展示秦帝國的高度集權，為后世的中國城市奠定了基因。與“萬國門”不同，阿房宮的入口以磁石為門，相當于一道安檢，任何者在身藏鐵器者入門時都會露出馬腳。阿房宮的建設者不是自由的工匠，而是20萬左右的刑徒。其建設的決策更是在嚴刑峻法下實施的：當時，出于國家財力與安全考慮，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勸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宮，結果三人觸怒二世被問罪處死。丞相將軍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權益更是無從談起。

與北京四合院一脈相承的“波斯中庭”

比較波斯中庭與北京四合院，諸多線索都顯示，元大都與波斯城市之間一脈相承。公元七世紀阿拉伯人崛起，波斯并入阿拉伯帝國，改宗伊斯蘭教使用阿拉伯語，因此波斯建筑也被統稱為阿拉伯建筑或伊斯蘭建筑。這種建筑使地中海的西、南、東部面貌發生了改變，不再是羅馬帝國內湖的風景，而是被阿拉伯人復興的從兩河流域到伊朗高原常見的住宅形式——“土坯搭建的中庭式”。不僅住宅，宮殿和公共建筑都有一個露天的中庭（內院），所有房屋圍繞這個中庭布置，而且這個中庭不直接通向街道。

今天，在伊朗仍然可以看到“中庭”式建筑的遺產。我們從德黑蘭到卡尚古城的路上，旅行社為了給冗長的路途增加興趣點，安排參觀一個19世紀波斯富商的宅院。

這個叫作“布魯杰爾迪（Boroujerdi）”的宅院，就是典型的波斯中庭，外墻是黃土麥秸的院墻，以實墻阻擋著室外熱空氣進入室內。大門位于東南角，走進去要穿過一個曲折的室內過道，因為南房的進深不亞于北房，因此過道顯得挺長。從過道走出來，就站在了中庭的東南角，院子中間是一個南北走向的矩形水池。主人夏天住南房，冬天住北房。與中國四合院不同之處在于，房間的門窗更加隱蔽，而高高的風塔可將院內外空氣對流以通風降溫。

可見，“波斯中庭”封閉內斂的空間是干旱酷熱地帶不得以的選擇，恰好又符合了阿拉伯帝國約束居民交往的宗教文化傳統。這種源自兩河流域和波斯的“阿拉伯中庭”的傳播，以往城市史家已有研究。例如向西傳播到伊比利亞半島，并隨著西班牙人到了拉丁美洲（布野修司），向東則一直延伸到印度洋（L·貝那沃羅）。然而，對中國是否也有影響呢?

北京街道肌理是大馬路、小胡同、四合院。這與唐代長安的里坊制、與傳統的“九經九緯”完全不同。北京沒有經過宋朝，宋代的時候屬于遼、金，因此也沒有歷經宋代開放臨街商鋪的城市革命。有中國學者批評元大都是在宋朝城市革命后的一次“大轉型”。那么這種大馬路、小胡同、四合院的肌理“大轉型”從何而來呢?北京的四合院是不是受到“阿拉伯中庭”式建筑影響而出現的？

第一，阿拉伯城市與元大都一樣，都缺少古羅馬城市那樣方便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間，如集會廣場、露天劇場、體育場。

第三，阿拉伯中庭與四合院形式上基本相同，座北朝南，大門都開在東南側。不同之處在于，四合院以南北分貴賤，南側的房子為“倒座”不做正房使用，而波斯中庭的南房是專在夏季使用。由于沙漠戈壁的酷熱，阿拉伯人不僅冬夏住房分南北，一天四時都分別使用不同樓層。這說明，中亞和東亞在氣候上有很大差別，兩者間相似的依據更多要從社會因素尋找，波斯中庭因氣候必須封閉，而中國盒子本來可以不封閉。

第四，元大都與波斯城市一脈相承的另一個證據，就是穹隆形屋頂的建筑。例如故宮西華門內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據考證，這是一間元故宮遺留下來的浴室，明清兩代都沒有拆除。浴室平面呈方形，屋頂呈穹隆形，浴室后壁筑有鐵制壁爐以燒水。燒水獲得的蒸氣通入后室內（蒼天有眼-冷眼回眸：“紫禁城宮殿解讀（12）浴德堂”）。穹隆形屋頂的浴室是波斯特色，我在波斯費恩花園和設拉子的卡里姆汗城堡中都看到了這種穹隆形屋頂的浴室，與浴德堂屋頂型式一樣。

由于缺少木材，直到今天伊朗干燥的沙漠戈壁還有民居采用穹隆形屋頂，伊斯法汗的星期五清真寺，其屋頂是無數青磚砌成的小圓頂，但磚砌的手法豐富多彩，各式各樣，充滿創意，讓人感動于波斯工匠的巧思與巧手。

伊瑪目廣場為什么改稱世界第二?

相當于明朝末年的伊朗薩菲王朝，出現了一位有著世界眼光的帝王，這就是阿巴斯大帝。在這位中興君主統治時期（1587—1629年在位），薩非王朝達到國力巔峰。當時正值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在到達澳門之前，先期占據了霍爾木茲島，以此為據點發展跨印度洋的貿易。阿巴斯遍訪歐洲，加強與歐洲各國特別是英國的交往。1598年，他將首都遷到伊朗腹地的伊斯法汗，以遠離世仇奧斯曼帝國的威脅。并在英國人幫助下奪回了霍爾木茲島，以大陸港口阿巴斯港作為主要對外窗口。

此時正是歐洲君主制抬頭。城市規劃中出現的巴洛克風格，恰好用來炫耀君主的權力，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為新城市規劃提供了理論依據，巴洛克風格在城市規劃、花園、建筑中蔚然成風。

但歐洲的規劃師的雄心是有限的。這是因為歐洲的“君主”們，如熱那亞的海軍上將安德烈·多利亞、佛羅倫薩的美弟奇大公，他們的權力多少還要受到制約，因此歐洲的巴洛克風格是有分寸的。熱那亞的“新街”被設計為“意大利最宏偉的大街”，不過7米寬，230米長。

伊斯法汗是世界城市史上巴洛克改造的先聲，彰顯了亞洲大帝國向歐洲學習的勇氣的同時，也將薩菲王朝居臨天下的威權展示得不容置疑。城市改造后超大尺度的幾何圖形盡管與老城肌理格格不入，卻也成為延續400年的城市傳統。這樣的改造開創了推土機式大拆大建的先河。此后直接引發巴黎公社大起義的巴黎奧斯曼改造就是這種方式，被簡·雅各布斯痛批的也是這種方式。雅各布斯認為，這種方式破壞了城市生活的多樣性，鏟除了城市居民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形成的相互忠誠。

這種大拆大建的方式對中國的影響可能經過了幾手傳遞，但其高大上的紀錄是被中國超越的。如今的伊瑪目廣場被稱作“世界第二大廣場”，是因為400年后的天安門廣場面積是其六倍之多，而長安街從首鋼東門到通州鎮全長45公里，更是Charbagh paeen大道1.5公里的長度無法望其項背的。然而，“伊瑪目廣場承載了豐富多樣的市俗化生活，并不單純地彰顯宗教與皇權”，這又是一個難得的寶貴特點。

波斯花園：城市景觀如何美化?

波斯花園是波斯對人類建筑藝術的又一大貢獻。千百年來，世界各國的畫家、詩人從花園中得到啟發，激發靈感，創作出數不清的藝術作品。花園成為人類建造的第二自然中最瑰麗的財富。據說，花園Garden一詞就源于波斯語，波斯花園當是人類最早創作的園林景觀。2011年，伊朗波斯花園（The Persian Garden），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由分布在9個省份的9座園林共同組成，這9座園林分別建設于不同時期，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而公元前6世紀居魯士大帝開創波斯帝國的第一個都城帕薩爾加德（波斯語： ????????、英語：Pasargadae），就是波斯花園Persian Garden的意思。

“波斯花園追求創造生活場景的園林布置，中國北方的宅院，如北京、山西等地的大院，強調階級、主仆關系、缺乏生活情趣”，盡管也植樹栽花，情趣就大不一樣。

波斯花園這一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進入20世紀之后，開始影響城市規劃建設的理念，成為推動城市美化建設花園城市的理論依據。埃比尼澤·霍華德的《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田園城市”也被譯作“花園城市”。這部著作中社會改革的思想、城鄉一體的思想被忽略，衛星城、綠化帶等概念大行其道。金經元先生在2000年翻譯這本經典著作的時候，在譯序中說“英語中garden可以譯為“園”，花園、香料園、藥草園、菜園、果園、動物園、植物園、苗圃等等，都可譯做garden。“garden city”譯成“花園城市”未嘗不可，但是為了避免人們習慣于把花園城市理解為美麗如花園的城市，把注意力放在園林藝術手法上，忽視了城鄉一體的主題思想，我在十幾年前就決定譯成“田園城市”，希望人們能從田字聯想到鄉，以體現城鄉一體。

進入21世紀，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對環境生態的認識更加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公益組織發現，將有限的園林放大到整個城市違背了生態學的原理，姹紫嫣紅并不等于生物多樣性，而本土植物（“野草”就是典型的本土植物）是野生動物、鳥類不可或缺的棲息條件。中國的氣候不是伊朗，城市的公園、植物園可以是欣賞珍奇花草的地方，而街道、廣場的綠化不應以花園為標準。

一些環保人士、觀鳥愛好者通過親身觀察發現，大量引種外來物種的洋花洋草對鳥類的棲息是巨大的威脅。一些看上去賞心悅目的市政工程，會導致來此棲息的鳥類品種和數量急劇下降。從公共財政角度看，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引種洋花洋樹，在城市道路街心營造花園景觀的做法，不僅無助于提高城市的生態容量，還會因為不斷施肥、噴藥、修剪，定期的花草更換，讓公共財政背上一個不斷投入的沉重負擔。從城市審美來看，花園城市往往與巴洛克規劃如影隨形，二者都表現出自上而下的權力審美。對野生植物的岐視和對民間自發秩序的岐視互為表里，這種看上去很美的景觀對城市自然和人文的生態反而可能是有害的。

因此，喬灌草結合，以不需化肥農藥不需養護的本土植物為主，集中成片形成生態綠量，更多關注整個社會的活力，而不是停留在“四季有花”、“賞心悅目”這樣高成本淺層次的景觀理念，可能才是我們繼承包括波斯花園等人類文明遺產的正道。

（本文經王釗先生斧正，精彩的點評也以引號方式收入文中。錯訛之處由作者負責）

參考資料：

鄧云鄉：《北京四合院》中華書局，2015

陳義風：《當代北京四合院史話》當代中國出版社

[日]布野修司主編，胡慧琴、沈瑤譯：《亞洲城市建筑室》，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美]劉易斯·芒福德著，宋峻嶺、倪文彥譯：《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意]L·貝那沃羅著，薛鐘靈等譯，《世界城市史》，科學出版社

百度百科：“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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