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角度回顧百年來中國藝術的收藏、保護、研究與展覽，美國博物館界的元老史克門（Laurence C. S. Sickman, 1907—1988）和李雪曼（Sherman E. Lee, 1918—2008）是兩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們最受贊譽的業績是建立了一流的亞洲藝術收藏，尤其是中國藝術收藏。他們的職業生涯和學術貢獻代表了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博物館和學界收藏、研究、展覽中國藝術的最高水平，為有效利用海外中國藝術資源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澎湃新聞特刊發知名旅美學者、上海交通大學藝術、考古與文化遺產中心主任楊曉能先生的文章。

從全球角度回顧百年來中國藝術的收藏、保護、研究與展覽，美國博物館界的元老史克門（Laurence C. S. Sickman, 1907—1988）和李雪曼（Sherman E. Lee, 1918—2008）是兩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初，他們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以他們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鑒賞力，各自建立了獨樹一幟的中國古代藝術收藏，成為西方相關收藏領域的魁首。他們為博物館收藏的繪畫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傳統理念，再現了中國歷代皇室、貴族、文人雅士的喜好，聚集了中國書畫的精髓，引領了美國博物館的中國繪畫收藏與學界的研究方向，提高了西方鑒賞中國藝術的品位。與中國古代藏家小圈子內的自娛自樂不同，史克門和李雪曼所在的博物館收藏中國藝術品的目的在于：以實物向公眾展現中國藝術的成就與特色，促進公眾對中國文化藝術的了解。他們對館藏做出的別出心裁的陳列、展覽及出版，有效發揮了這些海外中國藝術資源的功能，使大洋彼岸的觀眾對中國藝術的欣賞之感油然而生，增加了西方觀眾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促進了中國文化藝術的傳揚。

他們兩人擔任博物館長的20世紀50至70年代，國內文物市場式微，全民收藏熱遠未興起。與此同時，流傳海外市場上的中國文物貨源充足、價格便宜。史克門和李雪曼均擔任博物館長二十余年，而且時間大致重合。他們任職的博物館資金雄厚，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還設有針對收藏文物的巨額專項資金。在西方，他們是亞洲藝術的學術權威，都出版過影響深遠的有關中國藝術的著作。史克門的代表作《中國的藝術和建筑》是其與亞洲美術史專家Alexander Coburn Soper（1904—1993）合作的結晶，Soper教授以研究亞洲建筑史著稱，此書1956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李雪曼的代表作是《遠東藝術史》，已經再版5次。

20世紀70年代，當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決定加強中國繪畫收藏時，史克門和李雪曼被邀請作為顧問，審評大都會博物館的書畫新收藏。當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在20世紀90年代推測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新藏的《溪岸圖》是張大千的偽作時，史克門已經去世，但李雪曼挺身而出，站到高居翰一邊，提出關于此畫的種種疑問。雖然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專家堅持并論證此畫是董源的作品，但由于高居翰的挑戰、李雪曼的質疑，加之其他專家的呼應，此畫的年代和作者至今還是難以定論的“懸案”。李雪曼還是洛克菲勒（Mr. and Mrs. John D. Rockefeller III）家族收藏亞洲藝術的顧問，洛克菲勒的收藏于1979年捐贈給紐約的亞洲社會博物館（The Asia Society Museum）。

史克門和李雪曼的不同之處在于，史克門精通漢語、熱愛中國文化。20世紀30年代初，史克門作為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在中國生活、旅行，他能夠以中國文化的角度、中國人的眼光和品位購買、收藏文物與書畫，同時又以西方的審美收藏建筑構件、明器、石棺、墓門等文物。他眼光獨到精準、興趣廣泛超前，不僅收藏高雅的書畫、青銅器、玉器、瓷器、雕塑，還收藏中國民間的明式家具、小葫蘆、蛐蛐罐、年畫等，從而建立了從史前到20世紀包羅各個藝術門類，且每個門類中都有精品（代表作），在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國藝術收藏。其中，西周成王青銅方鼎、洛陽金村出土的雙龍玉壁、洛陽龍門石窟《帝后禮佛圖》、遼代彩繪木雕觀音坐像、山西廣勝寺元代壁畫、北京智化寺明代金絲楠木藻井等常為人稱道。史克門收藏建筑構件、家具和裝飾藝術的一個目的是想讓觀眾欣賞與理解中國藝術原有的生活環境，即使今日，他的這種想法和實踐依然值得當代博物館策展時借鑒。相比之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中國藝術收藏沒有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藏品全面，比如缺乏家具和建筑構件等門類文物，其最強項是繪畫收藏。而且，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中國藝術收藏的規模也比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大幾倍。

如果說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中國藝術收藏主要得益于史克門一人之力，那么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中國文物收藏，尤其是書畫收藏則是李雪曼與何惠鑒（Wai-kam Ho，1924—2004）密切合作的成果。李雪曼中文欠佳，何惠鑒則熟知古籍文獻，他1949年曾擔任陳寅恪（1890—1969）的助手，1958年至1983年任該館中國部主任。他們1968年聯合組織了“蒙古國時期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1368）”特展，展品三百余件，包括書畫、器物及雕塑，除本館收藏外，其他展品借自美國、歐洲和亞洲各公私藏家。李雪曼退休后，接任的館長難于適應何惠鑒的工作習慣，何惠鑒也不舒心，于1984年轉職到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中國部工作。何惠鑒在退休前的1992年組織了“董其昌的世紀”特展，展出董其昌和受他影響的17世紀40余位藝術家的171件（套）書畫。除本館藏品和美、歐、日的公私收藏外，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共借展100件（套）作品，此展和兩卷本圖錄代表了他的策展和學術水平。我曾在何惠鑒退休前到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工作，交接工作時和他多有接觸，他喜好在飯局中深談，我也隨之對他的學識和個性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和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中國書畫收藏聞名于世，兩館的收藏各有所長又互為補充，加之兩館人員關系密切，雙方攜手組織了將兩館珍藏合二為一的中國繪畫特展并出版了學術性圖錄《八代遺珍》（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此展展出了兩館收藏的282件（套）中國古代繪畫，其中東周和漢代的展品是海貝殼、空心磚、青銅壺上的繪畫，北魏孝子石棺上的線刻畫，其余的是從唐代至清代的一百四十余位畫家的紙本和絹本繪畫，其中有眾多歷代名家，諸如陳閎、周昉、荊浩、巨然、李成、許道寧、米友仁、夏珪、馬遠、李嵩、梁楷、陳容、李衎、趙孟頫、任仁發、吳鎮、王冕、張渥、倪瓚、王蒙、明宣宗、戴進、沈周、唐寅、周臣、陳淳、仇英、文征明、丁云鵬、董其昌、藍瑛、蕭云從、髡殘、王鑒、王時敏、龔賢、查士標、朱耷、石濤、王原祁、王翚、高鳳翰、汪士慎、金農、華嵒、黃慎、羅聘、金廷標、郎世寧等人，是名副其實的全部使用海外中國藝術資源、以館藏展現的杰作琳瑯滿目的中國繪畫史特展。

史克門和李雪曼職業生涯值得借鑒之處，不僅在于他們如何建立了一流的收藏，更在于他們與同行如何挖掘這些收藏的學術資源，發揮其社會效益。將中國藝術收藏放在世界藝術史的框架中考察和研究是西方博物館的強項，諸如南亞地區佛教及其藝術對中國文化藝術的影響以及各自的風格，中國文化藝術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互動等研究課題。西方博物館館藏的研究和特展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完全自己收藏的展覽，比如“八代遺珍”；另一類是部分來自館藏、大部分外借的專題展，比如“蒙古國時期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1368）”。這兩類展覽都充分吸收學界的研究成果，把展品放到一個專題中展現，深化對展品的理解和研究，并出版高學術水平的展覽圖錄。幾十年來，中國考古學的進展為海外收藏文物的斷代，功能、文化屬性的探尋等工作提供了豐富的信息，結合考古資料研究海外館藏文物成為必不可缺的方法，西方博物館亦從藝術角度舉辦來自中國的考古發現展。筆者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任職時，曾組織“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輝煌考古成就展”展，展示中國考古學如何改變了世界對中國古代文明和文化藝術形成的認識，有助于海外收藏的歷史文化背景更新。雖然西方博物館大多出版了館藏中國藝術品的圖錄，但基本是有選擇性地出版，罕見全部收藏的發表。因而，對海外中國藝術收藏的普查是當務之急，只有全面了解海外收藏的來歷和內涵，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海外中國藝術資源。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藝術、考古與文化遺產中心主任，本文原載于《美術觀察》2019年第3期，經原作者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