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兩會”正在進行中。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惠州市政府副秘書長黃細花呼吁廢除非婚生育歧視政策的建議，受到社會關注。她建議給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權，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權益，包括無條件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戶口。

截至目前，中國基本沒有關于未婚媽媽的統計數據，其原因有很多：首先，該類人群因在中國社會是“非法人群”（違反計劃生育法）而不被官方認可；其次，有些未婚媽媽在生活中隱瞞自己的未婚身份；此外，未婚媽媽身份本身也具有可變性，在遇到合適的伴侶之后，有些可能走進婚姻。為了揭開這類人群的生存狀況，2014到2015年，我通過田野調查深入接觸了這一群體。

因為很多未婚媽媽都隱瞞自己的婚姻狀態，在現實生活中找到這類群體并不容易，最后我不得不將眼光轉向了網絡。我發現百度貼吧里面有一個“未婚媽媽”吧，在那里我加入了一些未婚媽媽的QQ群，并給比較活躍的未婚媽媽發消息，一個個的詢問其是否愿意分享她們的故事、講述她們的感情和生育經歷，最后僅有12位未婚媽媽接受了我訪談。

大多數未婚媽媽都拒絕了我的訪談，有一位這樣說道，“對于我們來說，每一次述說，都會讓我們好不容易平靜的心又一次痛苦、憤怒和傷心”，這位未婚媽媽的敘述很能代表這一群體拒絕發聲的原因。至于那些接受我訪談的未婚媽媽，很多也在和我通話過程中泣不成聲。她們的這一生育選擇讓她們受到太多政策上的懲罰、道德上的羞辱和經濟上的困苦，而每一次的敘述對她們來說就是一次心酸的回憶。

我所接觸的這些未婚媽媽散居在中國不同的城市，我不知道她們的真實姓名，不知道她們的長相，很多甚至不愿意告訴我其出生地和現在的居住地。可是透過她們的敘述，我能感覺到她們的善良、不易和勇敢。通過和未婚媽媽的深入交流，我發現政策屏障、經濟壓力和社會歧視是未婚媽媽們最難以承受的生育之重。

一難：給孩子上戶口

未婚媽媽們都面臨著一個十分迫切而棘手的問題——如何給孩子上戶口。

小君拒絕和我見面，甚至拒絕給我她的電話號碼，她把自己的故事以自述的形式發給了我，其中她寫到：“孩子沒有準生證，到現在還沒有上戶口，計生部門備案了，要罰我七八萬，他（小君伴侶）要罰十幾萬，兩人加起來要二十多萬吧。計生說了，即使我的款罰了，也不能上戶口，必須兩個人的款全部結清才能報，他是不可能交這個款的，所以我孩子的戶口估計沒什么希望了，孩子快三歲，馬上上幼兒園，以后讀書都成一個大問題。”

根據2016年起新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七條規定，“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這似乎從法律上肯定了生育的合法主體是公民。不過第十七條又同時規定：“夫妻雙方在實行計劃生育中負有共同的責任”，第十八條更加明確地指出，“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這就是說合法生育的主體必須是夫妻。未婚媽媽的未婚生育行為觸犯了這一法條，其生育被認為是違法生育。

各地方的計劃生育條例基本都對未婚生育行為給予一定懲罰——盡管不同省的罰款額度和罰款方式不同。

一些省份對于與有配偶者生育的未婚媽媽給予更嚴重的懲罰。比如《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對符合法定結婚條件未辦理結婚登記而生育第一個子女的，應當自生育之日起六十日內補辦結婚登記；逾期未補辦的，依照第三十六條規定基數的五分之一征收社會撫養費。對不符合法定結婚條件而生育子女的，依照第三十六條規定基數征收社會撫養費。有配偶者與他人生育子女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生育子女的，每生育一個子女，依照第三十六條規定基數的三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有些省則沒有區分有配偶者的未婚生育和無配偶者的非婚生育，比如《四川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三十四條則規定，“未履行婚姻登記手續生育的，按照雙方當事人各自子女數分別累計計算，生育第三個及以上子女的，每生育一個子女，按計征基數的3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高額的社會撫養費令很多未婚媽媽望而卻步，可是不支付社會撫養費，孩子就無法上戶口。孩子無法上戶口，就意味著其不具有公民身份，那么公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等都無法享受，甚至連出行買火車票飛機票都困難。

媽媽們為了孩子的戶口問題絞盡腦汁，有些在自己的農村老家通過關系給孩子上了戶口，交的罰款少一點，可是，孩子就不能在自己現居地接受公立教育；有些將自己孩子的戶口上到別的家庭；還有些在默默地等著人口普查，希望在人口普查的時候，自己的孩子可以不用花錢上戶口。我所接觸的未婚媽媽中，已經成功給孩子上戶口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未婚媽媽小丹想了很多辦法，可是一直沒有成功：“之前呢，想上個外地的戶口，但是，我又怕上掛到別人的戶口本上，如果有什么事，那他（孩子）戶口以后都遷不回來了。但是戶口落在本地，要罰三十萬，我哪有那么多錢，先不管它了。等到時候人口普查的時候看什么情況咯”。

對于無戶口人員，國務院于2016年印發了《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該《意見》指出，要進一步完善戶口登記政策，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對于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無戶口人員，《意見》也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措施：“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可以向該助產機構申領《出生醫學證明》”，“無戶口人員或者其監護人憑《出生醫學證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戶口簿、結婚證或者非婚生育說明，申請辦理常住戶口登記”。

可是這一《意見》并沒有得到廣泛而有效的實施，而且該《意見》也沒有明確表示免除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的罰款，因此對于很多未婚母親來說，其子女的上戶問題依然是一個嚴峻而棘手的問題。

二難：社會歧視

未婚媽媽遭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社會歧視。

“如果我不把孩子生下來，我會有自己的美好人生。但我把孩子生了，我就成為一個未婚媽媽，未婚媽媽在中國特別受歧視。很多人都覺得我們不檢點，”一位信仰佛教的單身母親這樣說道。她所說的很多人都會覺得未婚媽媽“不檢點”，道出了未婚媽媽在社會上會受到的道德歧視。

未婚媽媽在中國之所以會受到道德的譴責，一方面因為她們僭越了傳統社會的性道德和生育道德，另一方面因為她們的生育選擇致使其家庭組成超越了傳統一夫一妻的家庭觀念。有些未婚媽媽的伴侶是已婚的，這類未婚媽媽更是很有可能在社會上被冠以具有侮辱性的稱謂——“二奶”或者“小三”。

未婚媽媽有她們生育選擇的自由，讓她們來承擔道德壓力，并不合理。那些被冠以“二奶”或“小三”的未婚媽媽，其伴侶才是違反婚姻法的人，而社會上并沒有與之相對應的詞來羞辱其伴侶，透露了社會道德譴責本身性別化特征。更何況“二奶”定義本身就比較模糊，并不是所有伴侶是已婚的未婚媽媽就是“二奶”。

比如玫瑰的伴侶是已婚的，可是玫瑰并不認為自己是“小三”或者“二奶”，因為她的經濟條件比她孩子父親要好很多，而且她基本獨自一人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盡管這樣，玫瑰還是遭到了其伴侶妻子多年的辱罵：“在感情上，其實我們很痛苦，法律也不保護我們，某種程度上，我也是受害者，但是這個怎么說呢，反正我也說不明白。”對未婚媽媽用“二奶”這樣的稱謂，其實是和社會傳統道德合謀使其“污名化”。

道德上的壓力使得很多未婚媽媽采取了隱瞞自己身份的策略。比如上面的玫瑰，盡管她不認為自己是小三，但她仍然向家人隱瞞了自己沒有結婚的事實：“我老家在其他地方，我來廣州二十年了，生小孩的時候，他跟我一起回老家，跟我媽說我們結婚了……我家里到現在都不知道他有婚姻。”

那些擁有未婚伴侶的未婚媽媽，也會因為害怕社會的不理解和羞辱而隱藏自己的身份。

打工妹咖啡的伴侶因為他家人不同意而離開了她，可是咖啡依然把孩子生了下來，之后她把孩子放到老家讓父母撫養，自己繼續出來打工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咖啡就覺得“說出來會被人家瞧不起”，“不愿意讓別人知道，也不是什么好事情”，“跟一個完全同樣經歷的人講，人家也不能理解”，所以她在工作場所隱瞞了自己是未婚媽媽的身份。

未婚媽媽的期望

未婚媽媽共同的期望就是政策上不再有罰款，能順利給孩子上戶口，如果在此基礎上還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和幫助那就更好了。正如格子說的：“養個孩子本來就夠難的，未婚媽媽沒有自我保護能力，沒有獨立能力，更沒有反抗能力。”

根據中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應當負擔子女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直至子女能獨立生活為止”。這一規定保護了非婚生子與婚生子的平等權，而各地計劃生育條例中對于非婚生育行為罰款以及對非婚生子上戶設置屏障實際上是與《婚姻法》中規定的非婚生子與婚生子享有平等權相互矛盾的。可是到目前為止，除了少數幾個省比如湖北省在呼吁取消非婚生育罰款之外，其他省市依然沒有取消非婚生育罰款的跡象。

至于社會的幫助，由于未婚媽媽的生育選擇根據中國計劃生育條例是違法的，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實體機構幫助這類群體。我在網上碰到的唯一一個幫助未婚媽媽的機構是一家沒有注冊，也沒有實體辦公場所，由不同寺廟的義工組成的一家佛教機構。由于其資金的缺乏，這個組織的運營舉步維艱，能夠幫助的未婚媽媽也十分有限。

“其實，我覺得，不管這個群體每個人的故事如何不同，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未婚媽媽，作為弱勢群體，需要社會認同，同時給予幫扶”，未婚媽媽萌萌這樣期望著。

但愿有一天非婚生育行為不再遭到法律和政策的制裁，有更多的人能理解未婚媽媽這一群體，能對她們的生育選擇給予尊重，有更多的官方和民間機構能夠對這一群體中的貧困母親和其孩子給予經濟幫助和精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