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穿Prada的南瓜 Sir電影

大家好，我是@穿Prada的南瓜。

今天毒Sir翹班，我來代班。

不為別的，就聊一個國產片的新興現象——

“特殊的他們”，越來越多了。

就說這一兩年來的大銀幕上，趙麗穎《第二十條》，周冬雨《朝云暮雨》，佟麗婭的《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易烊千璽《小小的我》，張藝興《不說話的愛》。

聾啞，腦癱，無臂，植物人。

這些角色都有著難以忽視的障礙和缺陷。

還有即將上映的，《下一個臺風》張偉麗和張子楓，一個是失語，一個是眼睛受傷。

五月份上映的《獨一無二》，國產版《健聽女孩》。

過去我們說過，為什么殘疾人總是“不被看見”。

無論是公共場合中，還是國產銀幕上。

我當然希望，他們的故事能夠被更多講述，得到更多關注。

但。

現在也有另一種聲音——

內娛明星們開始排隊認領“特殊角色”了。

問題在哪，是看的太多了嗎？

我恰恰覺得，大家隱隱的不適感在于，我們還沒有真正看見。

01

其實在去年，易烊千璽《小小的我》就陷入過爭議。

還沒上映，就被一些網友質疑為“靠演殘疾人拿獎”。

好像大家對于這個問題尤其敏感。

明星不能演殘疾人嗎？

好的電影不能獲獎嗎？

不該這么武斷地去評判。

別忘了，有的殘障人士的角色，被大明星演繹后，分外精彩。

達斯汀·霍夫曼的《雨人》，西恩·潘的《我是山姆》，小李子成名前的《不一樣的天空》。

就說離我們更近的。

《無名之輩》中任素汐的表演就讓人過目難忘。

而對于演員來說，要成功塑造一個殘疾人角色，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殺青后兩年，易烊千璽依然保留著劉春和的肢體記憶。

張藝興在拍攝前花了兩個月學習手語，拍攝中也有和真正的聾人交流。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種錯覺。

就是演特殊角色比演普通角色，演技更偉大，乃至“封神”。

于是才會有人疑惑——

主導電影的，究竟是故事，還是“演技秀”。

我倒覺得。

要破解這個問題，癥結并不在于演員的演技。（客觀來說，張藝興和易烊千璽在電影中的表現都有進步）

而在于國產片的創作上——

我們的銀幕為什么突然開始需要殘疾人。

又是怎樣看待他們的。

02

可能有點武斷。

但我也想說——

國產片需要的不是殘疾人，而是苦難，以及對苦難的煽情和渲染。

而殘疾，通常像一個擴音器一樣，將普通人面臨的困境瞬間放大。

比如《第二十條》。

毫無疑問，趙麗穎飾演的郝秀萍，是整部片最大的戲眼。

郝秀萍夠“慘”吧。

欠高利貸，被強奸，跳樓。

這些事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是悲劇，而她還“有苦說不出”，進一步凸顯了她的困境。

《不說話的愛》。

張藝興飾演的聾人父親，在一夜之間遭遇了前妻搶娃、失業、籌錢三重困境。

任何一個都能壓垮普通人的困難，電影中全給了一個殘疾人。

為了解決困境，他被逼得違法犯罪，頭破血流，“妻離子散”。

旁白聲嘶力竭：

你們知道殘疾人有多恐懼我們這個世界嗎？不僅要把他們逼到派出所，甚至想逼到監獄里！

大結局更是召集了真正的聾人群體旁聽。

將判男主有罪的法庭塑造成不近人情的冰窖，特寫聾人們痛哭的畫面。

周冬雨的《朝云暮雨》。

自殺未遂后成了植物人，被不喜歡的男人撿回去，洗澡、擦身、任憑擺弄。

周冬雨直言：這是自己演過最絕望的角色。

但哪怕再慘再用力，整部電影的人物與表達仍然脫節，只有豆瓣5.8的水平。

大家為什么好像“看夠了”？

因為當殘疾人在盡力活出殘缺以外的世界時。

銀幕上的流量們，卻仍在還原“殘缺”本身。

他們演得越還原，越慘痛，越悲苦。

其實呢？

越無法避免共同的套路——

只見缺陷，不見缺點。

鏡頭努力地塑造所謂“殘疾人”的身心對比：

殘疾人一定脆弱又純潔，單純又善良。

他們越被騙感情、騙錢、被瞧不起。

人品就越好，越簡單，越出淤泥而不染。

不論是與親人和解的劉春和，愛女心切的聾人父親，還是“完美受害者”郝秀萍。

哪怕走上犯罪的道路，你在他們身上也看不到任何人性的幽微、灰色。

更別說由于殘疾，面向這個歧視的社會時，內心是否曾閃過一絲微妙的皺褶。

身為殘疾人。

仿佛他們天生就該比健全人更加完美無暇，品性高潔。

殘缺是他們最大的特點，也只能是他們最大的特點。

03

1997年，陶虹在《黑眼睛》里，飾演一個喜歡運動，搞三角戀的盲女；

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雖然看不見，依然藏不住對青春韻事的懵懂與好奇。

婁燁的《推拿》，豆瓣8.0，捧回了包括金馬、銀熊在內的數座獎杯。

電影里，更是找來真正的盲人演員，張磊。

△ 圖片右一

這位名為張磊的盲人女演員，觀眾記住她最大的戲點，是“盲”嗎？

不。

是哪怕她看不見。

但依然演出了一個女性面對兩個男性，那種縈繞心頭的狡黠與曖昧。

她飾演的小孔，跟郭曉冬飾演的王大夫是一對。

兩人第一次做愛時，小孔撫摸著身上的男人，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寶貝，我們現在是幾個人？”

男人正忙著，想了想：一個。

小孔滿意地笑了。

渾濁的瞳孔也蓋不住她的得意，那是一種從肉體到靈魂，屬于女性的“征服欲”。

“回答正確，寶貝，我們是一個人”。

“你想什么，要說什么，我都知道。”

什么意思？

我們的國產片，不是沒有拍過殘疾人。

但現在的電影呢？

除了殘缺之外，殘疾人的故事，除了悲慘，還有什么？

丹尼爾·戴-劉易斯的《我的左腳》，或者安東尼·霍普金斯的《困在時間里的父親》。

一個腦癱，一個阿爾茲海默癥。

兩人都拿到了奧斯卡最佳男主，是憑借出演殘疾人，實打實的真·影帝。

但他們是怎么演的呢？

《我的左腳》，丹尼爾飾演全身上下只有一只腳能動的克里斯蒂，他雖然具有藝術天賦，但比勵志和雞湯更扎眼的，是他暴躁的性格、酗酒的惡習。

因為殘缺，他不僅對家人充滿控制欲，甚至還有一定的自卑和攻擊性。

《困在時間里的父親》，因為疾病折騰子女的爸爸。

相比一個無害的，充滿愧疚的慈父，他更像一個脾氣暴躁的老小孩。

你既會對這個角色產生憐憫，同時也能感受到背后家庭的不堪重負。

殘疾對人來說，不是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

而是盤旋在上空，讓余生都布滿潮濕的一朵烏云。

要拍殘疾人，就不能只拍殘疾，不拍人。

如果更以刻板的樣子去塑造本就是弱勢群體的他們，這樣的銀幕形象，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偏見？

健全人面對的問題，殘疾人依然會面對。

原生家庭、工作壓力、性別議題……他們面臨的更多、更雜。

殘疾人也有壞人，殘疾人也會貪婪，殘疾人也有缺點，有不堪的一面。

原版《健聽女孩》——

聾人媽媽管正常的同齡人叫“那些能聽見的婊子”。

面對健全的女兒，她也承認自己希望過女兒也是聾人，這樣會更像一家人。

聾人父母天天做愛，性是夫妻生活的重心。

還因為“下流”的烏龍，鬧出不少的笑話。

而這些又能在國產版里保留幾分，從個體到群體的真實，又會被裁掉多少？

-很高興與你們做愛

-好吧，我也很高興與你做愛

國產片越來越喜歡只抓“議題”，不抓“人”了。

也是到了殘疾人這里，才終于踢到我的鋼板，捅到了大血管。

就像《不說話的愛》幕后一個細節——

飾演聾人父親的張藝興能花兩個月學習手語，卻臨時抱佛腳，把女兒的頭發扎得歪歪扭扭。

很明顯。

不僅是他，甚至是整個劇組自己，都從未把“父親”這個元素放在“聾人”之上，做出比話題度更多的考量。

不是國產片不能拍殘疾人。

而是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人的困境。

是沉湎于苦難，期望博得眼淚。

還是拍出與苦難的周旋，凸顯角色本身的人格。

我相信觀眾更愿意看的，是后者。

比如任素汐的角色，淚點不在于她有多慘，而是她的倔強，對命運的不服，以及對尊嚴的渴望。

《推拿》中，郭曉東的角色說，盲人最在乎的就是錢。

因為錢是他們在這個世界最值得依靠的東西。

也因為有錢，證明他們能賺錢，不是廢人，是他們尊嚴的象征。

誰想要奪走，他們能豁出命。

看到沒有。

真正的殘疾人不愿意到處向人展示“我好苦”。

而一部好的電影，應該拍出的殘疾人角色是，ta在ta的世界里就是一個普通人。

而往往呢，國產銀幕題材再催淚，立意再升華，越想讓觀眾共情，越會適得其反。

你看不見，我聽不到，這是不同。

最重要的是，這些生來就有的東西，并不是人與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主題。

就像史鐵生的那句玩笑話——

他喜歡余華，因為只有余華不會把他當殘疾人，也不會把他當人，喊他去踢球。

我們想看到的不是“殘疾人”，而是一個和我們稍微有些“不同”的人。

看見他們的缺陷，也看見他們的缺點；

看見他們的遭遇，但也看見他們的人性；

看見他們的弱小，更看見他們的強大；

不當他們是“殘疾人”而去刻畫，而是刻畫一個人，只不過ta剛好是殘疾。

我想，大概這才是真正平視、尊重他們的方式。

也是國產銀幕真正喚起對弱勢群體關注，所謂文藝作品，最大的意義所在。

只有當我們將殘疾人不再看作一個“殘疾”的人，而是一個殘疾的“人”的時候。

到那時。

相信我們離真正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遠了。

好了，今天先寫到這，我是@穿Prada的南瓜，我們下期再見。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原標題：《演技封神？聊聊國產明星這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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