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有貞曾說：“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在宋代“以文治國”的基本國策下，人們從孩童時候起，不論男女都可以接受儒家教育，官辦和私人教育機構蓬勃發展，也使宋代成為進士數量最多的朝代。書院的繁榮，為思想的創新和傳播提供了重要場所，借助于書院，程朱理學建立并發展起來。然而，自南宋后期確立了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氛圍開始從開放走向內斂，特別是理學中對女性貞節的推崇，讓宋代成為中國封建王朝中最后一個女性才藝俱佳的時代，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孩童教育：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

宋代的孩子比現在的小孩要幸福得多。根據司馬光在《居家雜議》的記述：六歲的時候男孩開始學習寫字，女孩開始學習簡單的女紅（穿針引線繡簡單的圖案），七歲的時候孩子們開始誦習《論語》和《孝經》。即便如此，孩子們大部分時間還是與小伙伴們一起玩耍嬉戲。從宋人的詩句中可以感受到那時的場景：“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楊萬里《宿新市徐公店》）；“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辛棄疾《清平樂·村居》）；“知有兒童挑促織，夜深籬落一燈明”（葉紹翁《夜書所見》）。宋人畫作也有類似的描述，在李嵩《市擔嬰戲圖》中沿街賣東西的貨郎身后就追著一群小孩，貨擔中的商品包括了小鳥、撥浪鼓、小竹簍、香包、不倒翁、泥人、六角風車、雉雞翎、紙旗、小花籃、竹笛、竹簫、鈴鐺、竹蛇、面具、小燈籠、風箏等，琳瑯滿目的物件讓孩子們無比興奮。

李嵩《市擔嬰戲圖》中賣玩具的貨郎

到了八歲的時候，普通人家會把小孩送入學堂或私塾。在宋仁宗慶歷年間的興學運動中，全國設立了大量官辦學堂。歐陽修在《吉州興學記》中曾感嘆：“其明年（慶歷四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后海隅微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官辦小學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但政和四年（1114年）由尚書省頒布了一條法令：“諸小學，八歲以上聽，在家在公有遣犯違、犯，不在入學之限。”（《宋會要輯稿·崇儒》）也就是說在家違背父母尊長的訓誡、在外面又有盜竊偽濫等行為不端之人的孩子是不能入學的。皇親國戚們則在自己的宮殿里開設專門的小學，根據《宋史·選舉三》中的記載：“凡諸王屬尊者，立小學于其宮。其子孫，自八歲至十四歲皆入學，日誦二十字。”

除此之外，將孩子送去私塾也非常普遍，特別是到了南宋，耐德翁在《都城紀勝》中描繪當時都城臨安的情形：“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這些私塾的規模并不大，學生人數一般從十幾人到幾十人不等，當時的私塾老師所收學費大都是實物糧食，僅能勉強維持生活。富裕人家也會專門聘請私家教師，比如出身官宦之家的韓玉父小時候曾請李清照教她學詩。那些窮困的家庭因為交不起學費，家長只能自己教授孩子，比如歐陽修四歲的時候父親去世，家里沒錢供他讀書，甚至連買筆的錢都沒有，他的母親鄭氏“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宋人對孩童教育的重視也出現了許多經典蒙學書籍，《百家姓》和《三字經》都成書于宋代且頗受后世歡迎。

仇英《村童鬧學圖》

宋代將十五歲作為兒童和成人的分界線，官府小學將八到十四歲的孩子分為三個等級進行培養。在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由京兆府設立的小學學規中，從易到難對三個等級的教學標準進行了規定。其中最初級的“第三等”要求“每日念書五、七十字，學書十行，念詩一首”；“第二等”的要求是“每日念書約一百字，學書十行，吟詩一絕，對屬一聯，念賦二韻，記故事一件”；“第一等”的要求最高，“每日抽簽問所聽經、義三道，念書一、二百字，學書十行，吟五、七言古律詩一首。三日試賦一首或四韻，看賦一道，看史傳三、五紙，內記故事三條”。

當然，對于那些天資稟賦極高的“神童”，宋代沿襲唐代的傳統，也設立了童子科考試。在北宋的時候，通五經以上的兒童，由州官向朝廷推薦，并由中書省進行復試，考試通過可以免去解試，極優異者甚至可以直接授于官職，比如我們所熟知的晏殊在十四歲的時候便以神童入試，賜同進士出身，并被授予秘書省正字（注：正九品下，無職事）。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將童子試分三等錄取，上等直接授官，中等免兩次解試，下等免一次解試，即便是考試沒有通過的，也贈帛作為鼓勵。

大學教育：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

一般而言，到了十五歲左右的年齡，學子就要進入更高等級的教育機構繼續學習。國子監和太學是宋代的最高學府，相當于現在的大學。根據《宋史·選舉三》的記載，國子監主要是供在京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所上，起初沒有固定人數，后來以二百人為定額；太學則面向八品及以下的官員子弟和普通百姓，于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創設，剛開始的時候只招收一百人，后來不斷擴招，在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王安石整頓太學，創立“三舍法”，依照學業的優劣分為上舍、內舍、外舍三個等級，其中外舍等級最低，每舍又分為上、中、下三等。崇寧元年（1102年），時任宰相蔡京奏請宋徽宗，建立了一套由縣立學校升入州立學校，再由州立學校升入太學的選拔機制。全國各州學校的學生每三年參加一次公開選拔考試，成績上等的學生進入上等或中等上舍，中等的學生補充進下等上舍，下等的學生視成績則進入內舍和外舍。

南宋太學平面圖

太學在北宋時期經歷了蓬勃發展，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太學的學生總數為1000人，其中上舍生一百人，內舍生二百人，外舍生七百人。元豐二年（1079年），太學進一步擴招，學生人數激增到2400人。崇寧三年（1104年），宰相蔡京向皇帝建言，將太學的三舍法推行到地方上的官辦學堂，并且規定州學學生每三年參加一次太學的選拔，選拔合格者進入到太學的外學即辟雍學習，這時的太學生數量達到頂峰3800人。正是從這一年開始直到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廢除了科舉，由太學舉辦公開考試進行官員的選拔：“每春季，太學、辟雍生悉公試，同院混取，總五百七十四人。以四十七人為上等，即推恩釋褐；一百四十人為中等，遇親策士許入試；一百八十七人為下等，補內舍生。”對于那些進入了太學，卻連續幾次無法通過考試或是在校期間受過處罰的學生，會被打回原籍州郡學校重新參加考試選拔，稱之為“退送”。

在宋代，希望進入太學求學的學子始終絡繹不絕。這不僅僅是因為太學聚集了當時最出色的老師，還因為這里擁有州郡學校無法比擬的優惠政策。根據《宋史·選舉三》中的記載，“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優一平為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等，以俟省試”，即太學生中的上等成績可以直接授予官職，中等成績可以直接免去省試、解試而直接參加殿試，下等成績也可以免去解試直接參加省試。即便對于那些享受不到免考政策的學子，太學也擁有遠高于州郡學校的錄取比例，比如慶歷年間，州郡學校解試的錄取比例是幾十個人里錄取一個，而太學則是“每十人與解三人”。到了南宋也同樣如此。針對這一現象，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批評道：“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所求于學，其奔走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

宋初出于安全考慮，太學實行“火禁”，太學生都是走讀的，但是面對北宋東京城的高房價和高房租，即便對于補助豐厚的外地太學生來說也吃不消。于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胡璦上書朝廷懇請放寬“火禁”，從此太學生開始了“寄宿制”學習。“寄宿制”的管理是非常嚴格的，除去公共假日，太學生每個月只有四天的假期允許外出。當時朝廷除免去學費、住宿費和書本費外，還給太學生豐厚的食補，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中的記載，“初（即熙寧五年）給外舍生食，人月為錢八百五十，至是（即元豐三年）增至千一百故也”；而內舍和上舍生還要比外舍生多二百四十文，于是太學生可以用省下來的錢豐富課余生活。有些太學生喜歡逛相國寺的市場，比如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每朔望，明誠太學謁告（請假）出，質衣取半斤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李清照《金石錄后序》）；有些太學生比如楊大年就喜歡與同學結伴去燒朱院吃惠明和尚的燒烤；還有一些太學生喜歡一起聚會，聚會上甚至還請來妓女助興，周密在《癸辛雜識》中便記載道：“學舍燕集必點妓，乃是各齋集正自出帖子，用齋印，明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祗直本齋燕集’。”

除科舉之外，在宋代還設有制舉和武舉作為補充。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設立制舉三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經學優深可為師法科”和“詳嫻吏理達于教化科”。從名稱上可以深刻感受到統治者的良苦用心，但實施起來效果并不好，整個宋代制舉只有四十人登科，位至宰相的只有富弼一人，所以制舉屢興屢廢達三次之多。武舉始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最初是為了應對西邊黨項人的侵襲選拔將才而設。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開辦類似太學的“武學”；宋神宗熙寧年間，“三舍法”也被引入武學。元豐三年（1080年），由朝廷下令將古代的七部兵法修訂匯編成《武經七書》，成為為后世沿用的武學標準教材。

書院教育：管弦正合看書院，著書講道方正酣

“書院”之名源于唐玄宗開元年間。北宋初年，結束了五代時期的混亂局面，書院開始興起。呂祖謙在《記白鹿書院》中有言：“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漸而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岳麓、睢陽及是洞（即白鹿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后來慶歷新政的主要發起人范仲淹就曾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進入應天府書院學習，并在那里培養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和抱負，同時也讓他很早就意識到學校的重要性。在他的《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中有言：“致治天下，必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教，使其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這便產生了后來慶歷年間的興學運動，當時“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為一”（洪邁在《容齋隨筆》），許多書院與官辦學堂合并了。

郵票上的宋代四大書院

官學主要是為廣大學子考取功名服務，一部分未被合并的書院則是以一種不同的教育目的而存在。在程顥和程頤二兄弟看來，心存追求利祿之心，便不能入于堯舜之道，“有志于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后可語也。”當時文彥博在將自己的地產贈給程頤設立書院的回信中也明確道：“以為著書講道之所。”兄弟二人將理學進一步發展，開創了洛學，并通過在嵩陽書院講學，吸引了大量學生。后來程顥創辦了明道書院，程頤創辦了伊皋書院。在兄弟倆去世后，他們的學生楊時繼續帶著他們的粉絲，前往東林書院繼續傳播洛學，后經羅從彥、李侗幾代弟子，最終出現了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

北宋時期的官辦學堂主要仰賴于政府撥款和劃撥的田地維持開銷和運轉。但是到了南宋，由于政府收回了劃撥給學校的田地，所以造成了官辦學堂無法維持的局面，朱熹在《崇安縣學田記》中就記載道：“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官學的衰頹迎來了書院的復興，并讓后者成為學術傳播的重地。朱熹與他的祖師爺程顥和程頤一樣，也認為書院要培養的是傳道、濟民的治國人才，他并不反對學生參加科舉考試入仕做官，但卻反對“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自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追封朱熹為信國公之后，又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由將王安石廢黜出孔廟，不久程朱理學便成為正統。從此，朱熹對儒家的闡釋成為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答案”，對后世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女子教育：庭院深深深幾許，歌詩舞樂滿才情

自古以來，中國封建時代的男、女教育便不甚相同，與男子“學而優則仕”的封建理想不同，女子的教育更多是出于實用主義。宋代沿襲唐代的傳統，女子并沒有太多禮教上的束縛，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提倡女孩讀書的。司馬光在《家范》中有一段論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始誦《孝經》、《論語》；九歲為之講解《論語》、《孝經》及《烈女傳》、《女誡》之類，略曉大意。”之后，“十歲……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司馬光《居家雜議》）

宋佚名《女孝經圖》局部

在宋代，家境優越的女孩子是可以上學的，比如《醉翁談錄》所記載的“靜女者，乃延平連氏簪纓（做官的人家）之后。早孤，喜讀書。母令入學。十歲，涉獵經史”。有的女孩則由父母所教，比如北宋女詩人謝希孟，歐陽修在《謝希孟集》的序言中曾談到：“……景山（謝希孟的哥哥）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余遺其女也。”還有我們所熟知的大才女李清照，她的父親李格非曾經擔任禮部員外郎，母親是狀元王拱宸的孫女，父母兩人皆擅文章，因此她從小得以接受很好的教育。王安石的妻子、妹妹、女兒、侄女都受過良好教育，作有詩歌傳世，魏泰在《臨漢隱居詩話》曾稱贊道：“近世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

但是作為普通人家的女孩，除了女紅之外，更多的還是學習唱歌、填詞和彈奏樂器，雖然司馬光認為這并不合適：“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但這些家庭往往是為了謀生，或是成為侍女，抑或成為妓女，根據《旸谷漫錄》的記載：“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采拾娛侍。”狎妓文化在文人士大夫階層中頗為流行，宋代妓女大多擁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可以與文人士大夫進行精神上的互動，產生更多情感的共鳴，比如北宋名妓李師師早年父母雙亡，老鴇的精心調教讓她在京城獨領風騷，著名詞人張先、晏幾道、秦觀、周邦彥都曾專門為她獻上詞作。還有一些妓女是填詞和改詞的高手，比如柳永的女粉絲張師師便作有《西江月》：“一種何其輕薄，三眠情意偏多。飛花舞絮弄春和。”

但是，隨著程朱理學的出現和繁榮，女子的貞節越來越被看重，自南宋后期理學作為正統后，“女子無才便是德”漸漸深入人心，女子的才華和創造力被忽略和限制，貞節成為后世封建王朝評價女子的最重要標準，便再也沒有了如宋代女子歌詩舞樂的滿滿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