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Nov

彼得·蒂爾（Peter Thiel），PayPal 聯合創始人、風險投資家及蒂爾基金會創始人，探討了“崇拜”與“指責”之間的動態關系——正是這種關系造就了國王與棄兒，從上古社會一直延續到未來主義的高科技產業。

演講的核心運用了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的替罪羊人類學理論。對于有興趣了解更多的人來說，《俄狄浦斯解縛》（Oedipus Unbound）是一個很好的起點，這是吉拉爾對典型的王室棄兒的研究。

該演講于 2012 年春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由布萊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改編為文字稿。

“創始人：受害者與神明”

I. 創始人的特質

創始人很重要。人們認識到這一點。創始人經常被討論。許多公司最終看起來像是圍繞創始人的狂熱崇拜。讓我們來談談創始人的人類學和心理學特征。他們是誰？他們為何做他們所做的事情？

A. PayPal 的起源

PayPal 的創始團隊有六個人。其中四人出生在美國境外。五人年齡在 23 歲或以下。其中四人在高中時制造過炸彈。這些炸彈制造者中有兩人是在共產主義國家做的：麥克斯（Max）在蘇聯，潘宇（Yu Pan）在中國。這在當時的那些國家并非人們通常會做的事情。

古怪之處不止于此。拉斯（Russ）在一個拖車公園長大，并設法進入了伊利諾伊州唯一一所數學和科學特長學校。盧克（Luke）和麥克斯（Max）在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時就創辦過瘋狂的企業。麥克斯喜歡談論他那些瘋狂的特質（他聲稱/現在仍聲稱自己有 3 個腎），也許甚至有點說得太多了。他在蘇聯解體后幾周，但在其他國家形成之前，以類似難民的身份來到美國。所以他喜歡說自己是無國籍公民。這導致了極其復雜的旅行問題。大家都認定他不能離開美國，因為不確定他離開后是否還能回來。

肯（Ken）則相對理性一些。但話說回來，他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后，放棄了進入投資銀行的機會，而是接受了 66% 的降薪來創辦 PayPal。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

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主要的問題是，成為創始人和擁有極端特質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如果存在，是何種聯系？

B. 分布

許多特質在人群中呈正態分布。假設所有特質都匯總在一張正態分布圖上。在左側尾部，你會看到一系列被視為負面的特質，例如軟弱、難相處和貧窮。在右側尾部，你會看到傳統上被視為積極的特質，例如力量、魅力和財富。

創始人落在哪里？當然，他們似乎比普通人更不平凡，更極端一些。所以也許創始人的分布是肥尾（fat-tailed）的：

但這極大地低估了情況。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也許創始人的分布，無論多么奇怪，是一個倒置的正態分布。兩端尾部都極其肥大。也許創始人是復雜組合體，例如，同時是極端的內部人士和極端的外部人士。我們的意識形態敘事傾向于孤立并強化其中一面。但也許這些敘事對創始人并不適用。也許關于創始人的真相來自兩方面。

C. 倒置正態分布可能嗎？

對于這樣一個奇怪的、倒置的分布，有四種基本的解釋。前兩種反映了我們熟悉的先天與后天之爭（nature vs. nurture）：

1. 這是天生的。創始人確實與眾不同。麥克斯·拉夫琴（Max Levchin）真的有 3 個腎。

2. 這是后天發展的，或培養的。文化反饋使創始人變得不同。

但先天與后天之爭的范式假定這種分布是真實的。實際上，它可能只是神話。如果它是虛構的，那么有兩種解釋：

3. 這是自我創造的（被創始人夸大）。

4. 這是他人創造的（被其他人夸大）。

思考創始人就涉及到思考這些解釋中哪些適用，哪些不適用。復雜的答案是，通常這四種解釋都在一定程度上適用。很難將它們區分開來。在實踐中，它們往往以重要但復雜的方式相互影響。

這種動態機制可能是這樣的：人們一開始就與眾不同。他們被培養，發展了他們已經有些極端的特質。這些特質變得更加重要，他們學會了夸大它們。其他人感知到這種被夸大的重要性，并反過來加以夸大。因此，創始人最終變得比以前更加與眾不同。然后我們循環往復。

在實踐中，箭頭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或者這種相互作用可能不會形成一個清晰的循環，反饋回路會復雜得多。關鍵在于，是某種互動的組合，而不僅僅是一個靜態的部分，在驅動這個過程。

D. 應用

作為趣聞軼事，我們可以將這個框架應用于任何創始人形象

宣傳之王；

維珍之王；

沙漠（和太空）之王；

品牌之王。

讓我們從發型說起。他看起來有點像獅子。事實上，在上面的照片中，他真的打扮成了一只獅子。這似乎有點多余。無論如何，有人懷疑理察·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并非生來就有這種確切的發型。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他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培養和發展了他的特質。重構真相是棘手的。很難真正了解確切的動態——是天性、后天培養，還是某種虛構——因為關于英雄創始人人物的故事往往以非常夸張、變形的方式流傳。

杰克·多爾西（Jack Dorsey）是我們能挑剔的另一個人物。他觸及了所有的極端，卻很少有平凡之處。起初，他戴著鼻環，頭發蓬亂。他有一個書呆子氣的紋身。然后他轉變成了倒置分布的另一極端。現在他穿著普拉達（Prada）西裝和時尚襯衫。他的品牌形象從極端的局外人轉變為極端的局內人。而這一切僅僅是基于完全膚淺的外表。

肖恩·帕克（Sean Parker）或許是極端創始人形象的典型例子。他經歷了崛起、隕落、再崛起、再隕落，然后再次崛起。他創辦多家公司的經歷就是極端的大雜燴。他沒有上大學。也許他甚至沒有完成高中學業。他在 90 年代參與過各種地下黑客圈子。他在十幾歲時創辦了 Napster。那經歷了一個瘋狂的起伏曲線。當然，犯罪分子是最終極的局外人類型。關于 Napster 是否真的是犯罪行為，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根據《數字千年版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公司必須列出一個電話號碼供人們咨詢支持。在 Napster，那個號碼就是肖恩的手機。在 21 世紀初，他花了大量時間向憂心忡忡的中西部母親們保證，她們的孩子不會因為下載了一張 Metallica 專輯而被關起來。

然后是那些古怪的吸毒指控和瘋狂的名人部分。肖恩登上了《福布斯》400 富豪榜的封面；即使在全球最富有的人群中，他也找到了讓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當然，賈斯汀·汀布萊克（Justin Timberlake）在關于 Facebook 的電影中扮演了肖恩。在 Clarium 有一個人長得和這些人很像。當他在硅谷之外旅行時，人們會問他是不是賈斯汀·汀布萊克。但在硅谷，人們會問他是不是肖恩·帕克。

肖恩在人們眼中既令人興奮又充滿危險。一個隨意的軼事是關于 2007 年新年期間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去尼加拉瓜的沖浪之旅。我們乘私人飛機飛往馬那瓜。我們可能是當時該國唯一擁有私人飛機的人。我們開車去了一個偏遠的海濱小鎮。一切開始時都很順利。我們舉辦了一場很棒的新年派對。只是后來變得越來越瘋狂。當各種毒販和其他可疑人物開始出現時，我們的專業保安不得不驅散一些人。至少在肖恩看來，事情從那時起變得更加詭異。36 小時后，也就是 1 月 2 日早上，肖恩幾乎確信我們的保安在密謀對付他，他即將被綁架。他非常迅速地從極端的內部人士變成了極端的外部人士。他和他的女朋友丟下行李，乘出租車逃到了馬那瓜國際機場。我們其余的人認為這是夸大其詞的偏執，所以我們按計劃留了下來。果然，當保安注意到肖恩不見了時，他明顯變得心煩意亂。我們緊張地告訴他，肖恩提過他明天會離開——這樣當他們試圖在機場抓他時，他早就走了。最終結局是皆大歡喜，沒有人被綁架。但可能再也不會有創始人基金去尼加拉瓜的旅行了。

這就引出了純粹的名人版本，最佳代表是 Lady Gaga。Born This Way (天生如此) 是她最近的熱門專輯和歌曲。從某種層面上說，整件事顯然是完全虛構的。可以肯定地說，事實上，她并非生來如此。主要的部分肯定是后天培養。但在另一個層面上，也許是天性使然。究竟什么樣的人會對自己做這種事？也許一個人確實必須“天生如此”才能做這些事情。誰又能真正確定呢？Gaga 是自我創造的神話？是他人創造的神話？還是一切因素同時作用的結果？

II. 神話

奇怪的是，古典神話與倒置的鐘形曲線分布有重疊之處。有怪物也有神。而且它們常常是同一個存在。

從何種意義上說，創始人就像神話中的英雄？關于事物起源的神話非常普遍。神話中的英雄真的有什么不同嗎？他們有極端的特質嗎？是后天發展出來的嗎？他們是否夸大了自己？是其他人夸大了他們的故事嗎？

想想俄狄浦斯（Oedipus）。他既是極端的內部人士，也是極端的外部人士。他是國王。他非常聰明，能夠解開斯芬克斯（sphinx）的謎語。但他還是嬰兒時就被遺棄在山上等死。他是來自異鄉的外國人。然后是關于他亂倫的指控和隨之而來的垮臺。

阿喀琉斯（Achilles）是另一個活躍于極端的（active at the extremes）神話英雄。他極其強大和完美，除了在他脆弱和有缺陷的地方。

也許所有創世神話中最經典的是羅馬的建立。羅慕路斯（Romulus）和瑞摩斯（Remus）是弱勢的、普通的孤兒，由狼撫養長大。他們是局外人。但后來他們成為了創始人和立法者。羅慕路斯殺死了他的兄弟，成為了違法者和國王。如果這里存在某種等級——如果殺死你的兄弟比殺死一個隨機的人更糟糕，而殺死你的孿生兄弟比那還要更糟糕——那么羅慕路斯就是一個異常邪惡的罪犯。

傳說引發這場謀殺的是瑞摩斯跳過了羅慕路斯劃定的象征羅馬邊界的假想線。這條規則是用鮮血寫成的：任何跳過羅馬城墻的人都將被毀滅。這使得羅慕路斯成為一個罪犯亡命之徒嗎？還是使他成為定義了羅馬的國王？這要看情況。也許兩者皆是。

瑞摩斯的結局顯然很糟糕。羅慕路斯的結局則更加模糊。在李維（Livy）的記述中，一場巨大的風暴讓人們驚恐萬分。當風暴平息后，羅慕路斯消失了。據宣布，他已成為神。但李維也提到了另一種說法：一群密謀的元老逮住了羅慕路斯，利用風暴的混亂作為掩護殺死了他并處理了尸體。

另一個神話元素是羅慕路斯從帕拉蒂尼山（Palatine Hill）上看到的 12 只鷹。它們代表著羅馬將持續存在的 12 個世紀，在此之后，建城罪行的債務必須償還。大約 12 個世紀后，匈人阿提拉（Attila the Hun）顯然認為模仿羅慕路斯是個好主意，并殺死了他的兄弟布萊達（Bleda）。順便說一句，殺害兄弟可能不再是創建事物的最佳實踐了。

III. 古老文化

A. 獻祭循環

創始人/極端性/聲名狼藉的動態，或與其非常相似的東西，是古代文化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這些文化面臨的根本問題是，沖突無處不在。人們不知道該怎么辦。沒有規則——這與科技初創公司的背景驚人地相似。在所有的混亂中，存在著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

各種啟蒙理論家堅持認為，為了擺脫這種交戰的自然狀態，人們聚集在一起，進行了友好的交談，并制定了社會契約。但類似的事情從未發生過。在那些交戰文明沒有完全崩潰的地方，最常見的解決方案涉及極化并將所有敵意引導到一個特定的人身上。根據文化的不同，女巫會被燒死，或者人們的心臟會被挖出來。細節有所不同。但這種動態——瘋狂的社群團結起來反對獻祭的替罪羊——是相同的。

在具有一定持久性的文化中，這變成了一個循環過程。缺乏強大的制度，和平永遠不會持久。事情會出錯。也許疾病爆發了。或者也許存在某種其他類型的內部（較少情況下是外部）沖突，導致了完全的混亂。然后人們會聯合起來，團結一致反對一個替罪羊，并進行獻祭。和平得以恢復。這個循環無限重復。

很明顯，替罪羊極其強大。替罪羊可以將沖突轉變為和平。這使得替罪羊成為萬惡之源；如果在他被殺后和平降臨，那么他一定確實非常壞。或者也許他是萬善之源，因為他犧牲自己的生命，以便他人能夠和平地生活。也許正確的答案是兩者兼有。

我們可以推測，在許多文化中，這個過程被儀式化了。人們意識到替罪羊的力量，并將其從具體的場景中抽象出來。獻祭不再是等待隨機的、不受控制的混亂發生，而是變成了有計劃的。當然，可能有些文化從未弄明白這一點。它們無法系統化地孤立替罪羊。所以每個人都互相殘殺，文化也就崩潰了。可以推測，那些設法將這個循環儀式化并重復下去的文化，是那些能夠持續一段時間的文化。

B. 尋找受害者

關于如何尋找替罪羊，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有時過程是隨機的。在蓋爾蘇格蘭（Gaelic Scotland），人們會在貝爾坦火焰節（fires of Beltane）上烤一個蛋糕，并把它切成塊。其中一塊會用木炭做標記。男人們會從帽子里抽一塊。抽到黑色那塊的人就是被奉獻者，將被獻祭給巴力（Baal）。這種做法的殘留形式一直持續到 18 世紀，那時被奉獻者只需跳過火焰而不是在其中喪生。

古高盧人（ancient Gauls）采取了更客觀的方法。在戰斗前夕，必須犧牲一個人來贏得神的青睞。但是這個人會是誰呢？高盧人沒有把事情復雜化，只是舉行了一場跑向戰場的賽跑。自然，跑得最慢的人就是被犧牲的那個人。

C. 替罪羊剖析

完美的替罪羊是處于兩個極端的人。他必須既是極端的局外人，又是極端的內部人士。他不能是從同質群體中隨機抽取的一個完全普通的人。他必須是某種局外人，以免人群中的人反思并意識到被犧牲者本質上和他們一樣（而且，下一次，很可能就是他們自己）。但替罪羊也不能與人群完全不同；他必須是一個內部人士，因為儀式的借口是他對社群內部的沖突負有責任。

D. 君主制的根源

并非所有的替罪羊一直都被憎恨。很多時候，他們在被獻祭前會被崇拜。人們會在將替罪羊撕碎之前賦予他一定的權力。替罪羊要么被崇拜，要么被妖魔化，這是因為他們是全能的。

一種可行的理論是君主制起源于此。例如，阿茲特克人（Aztecs）基本上會在一段時間內加冕某人為準神王，之后他將被獻祭。國王成為了尚未被殺死的替罪羊。每個國王都是活生生的神。每個神都是被謀殺的國王。

可以說埃及法老（Egyptian pharaohs）最初就是替罪羊。也許最早的金字塔就是埋葬被石頭砸死的人的石堆。后來，當法老成為強大的國王，在他們有生之年殺死他們變得不可想象時，人們在他們死后繼續在他們身上堆放越來越大的石堆。

鑒于這種動態，我們可以想象君主制是如何產生的。替罪羊只是想出了如何維持他的權力并無限期地推遲他的處決。

祖魯王國（Zulu Kingdom）是 19 世紀一個好戰的非洲君主國。祖魯國王必須強壯有力。他可以擁有數百個妻子，并且幾乎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一旦他開始出現白發和皺紋，他的權力就會衰退。他會被認為不適合做國王，被廢黜并被殺死。因此，毫不奇怪，在第一次接觸英國人時，祖魯國王對染發劑的興趣遠超其他任何東西。像這樣的現象是否今天仍然存在于我們的社會中，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

E. 獻祭的政治

根據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說法，悲劇的作用是減少普通人對成功人士的憤怒。所有悲劇的教訓是，即使是最偉大的人也有悲劇性的缺陷。每個人都會隕落。因此，看到非凡的人遭遇可怕的事情，即使只是在舞臺上，對普通人來說也是一種宣泄。悲劇是將嫉妒和憤怒轉化為憐憫的政治工具。平民會心滿意足地回到他們的小房子里，而不是密謀反對上層階級。

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是一個經典的內部人士/外部人士。當然，他最終被暗殺了。此后的每一位羅馬皇帝幾乎都必須是凱撒。而獻祭的循環在此后的幾個世紀里無限重復。

成為一個極端的內部人士很棒，直到一切都變得非常糟糕。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就是這樣一個內部人士。但人們轉而反對她。她是奧地利人，即外國人。她面臨的指控與俄狄浦斯神話中的指控驚人地相似。“讓他們吃蛋糕吧”（let them eat cake）這句話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尚不明確。但所有偉大的革命都可以被描述為從內部人士到外部人士的快速轉變。在法國大大革命期間，關于國王是否應該接受審判，曾有過一場有趣的法律辯論。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和革命者們強烈反對審判。他們認為，國王應該像野獸一樣被屠殺。進行審判意味著國王可能是無辜的，這反過來又意味著人民可能是有罪的。但人民可能是有罪的，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解決方案就是直接殺死國王。

IV. 獻祭依然存在

A. 在文化中

現代版本之一是刑事案件中的 12 人陪審團。不幸的第 13 個人是受到懲罰或殺害的罪犯。這是經典的替罪羊式機制。第 13 個人被假定為——并且很可能確實是——與眾不同的。這從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同儕”陪審團。如果你是殺人犯，你不會由 12 個殺人犯來審判。如果你富有，他們也不會找 12 個富人來決定你的命運。陪審團審判是否能很好地實現其宣稱的目標，這一點非常不清楚。它似乎在人們能如實感知事物的環境中有效。但在其他環境中，它只是失控的替罪羊祭祀。

另一個現代版本與名人有關，并復活了人們認為早已消亡的君主制動態。我們確實將我們的明星“加冕”為王。貓王（Elvis）是搖滾之王。邁克爾·杰克遜（Michael Jackson）是流行音樂之王。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是流行公主——我猜麥當娜（Madonna）是女王。頭銜很快就會不夠用。

然后，在某個時刻，事情會出錯。被“加冕”的人被捧上神壇，只是為了被拉下來。貓王在 70 年代自我毀滅。邁克爾·杰克遜顯然走了下坡路。幾年前，狗仔隊產業是一個年產值 4 億美元的產業。布蘭妮·斯皮爾斯貢獻了其中的 1 億美元。有 1000 到 2000 人以追逐她、給她拍照為生。哪里出錯了？布蘭妮天生就瘋狂嗎？還是在作為童星被孤立后變得瘋狂？也許是人群逼瘋了她。或者也許她是為了宣傳而故意做出怪異的行為。

無論如何，這類明星都享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來世”。在生前，他們被從神壇上拉下來。但在他們死后，他們又作為神王復活。事情回到了原點。

另一個例子是“永遠 27 俱樂部”（Forever 27 club），其成員包括詹尼斯·喬普林（Janice Jopli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科特·柯本（Kurt Cobain）、艾米·懷恩豪斯（Amy Winehouse）等。這是一群都在 27 歲去世的著名音樂家。“他們想讓我去戒毒所，我說，‘不，不，不。’” 人們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人將作為標志性的文化人物永存。

這種“從毀滅到不朽”的動態可以追溯到神話。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去世時 32 歲。他經常參加硬核的、準宗教式的飲酒馬拉松。顯然，游戲規則是持續飲酒直到有人死亡，而亞歷山大覺得他必須證明那個人不會是他。這是一個戰略性錯誤。但他將永遠被稱為偉大的征服者。

B. 在政治中

政治版本涉及某些意識形態的扭曲。左派和右派的人們傾向于關注甚至癡迷于來自對方陣營的人。對方陣營的每個人都變成了瘋子和合法的替罪羊。實際上，真相往往是涉及兩者的某種奇怪組合。

我們最偉大的兩位總統的故事中都有這種奇怪的英雄弧線。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是一位從極端局外人轉變為內部人士的人。他出生在一個偏僻的小木屋里。他可能是我們最貧窮的總統。他非常聰明，但也非常丑陋。而且他，可能是有意地，用他奇怪的胡子讓自己變得更丑。林肯總是處于兩個極端。他的結局與凱撒問題有著非常奇怪的回歸聯系。約翰·威爾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相信自己正在重演凱撒遇刺事件，在射殺林肯時高喊“Sic semper tyrannis”（暴君的下場永遠如此）——這當然是布魯圖斯（Brutus）在刺殺凱撒時據說所說的話。

對此，一個奇怪的對應點來自林肯最早的公開演講之一。這位未來的總統于 1837 年，在他 28 歲時，在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 Illinois）向一小群聽眾發表了現在被稱為“萊西姆演講”（Lyceum Address）的講話。這篇演講值得全文閱讀。它開篇寫道：

作為今晚發言的主題，“我們政治制度的延續”被選中。

林肯談到在美國不可能再有任何開創性的時刻了。開國大業已在 18 世紀完成。它結束了。此時此刻，人們所能做的只是維護和保持現狀。在我們的政府中，任何人都無法指望做出真正全新的事情。

演講進行到大約一半時，事情變得非常有趣。林肯問道，雄心勃勃的人是否無論如何都會試圖成為創始人，或者他們是否會完全滿足于現有的制度。他分別給出了肯定和否定的回答：

那么問題是，這種滿足感能否在支持和維護他人建立的大廈中找到？幾乎可以肯定不能。許多偉大而優秀的人，足以勝任他們所承擔的任何任務，他們可能永遠存在，其雄心壯志可能不會超出在國會、州長或總統職位中謀得一席之地；但這樣的人不屬于獅子家族或鷹之部落。什么！你認為這些職位會滿足亞歷山大、凱撒或拿破侖嗎？絕不！卓越的天才不屑于走別人走過的路。它尋求迄今未被探索的領域。它認為在為紀念他人而建立的聲名紀念碑上添磚加瓦毫無區別。它否認在任何首領手下服務就足夠光榮。它鄙視追隨任何前任的腳步，無論多么顯赫。它渴望并熱切追求卓越；如果可能，它將擁有它，無論是通過解放奴隸還是奴役自由人為代價。那么，期望某個擁有最高天賦、再加上足以將其推向極致的野心的人，在某個時候出現在我們中間，這難道不合理嗎？

其要點是，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因為這樣的人可能存在。

肯尼迪（Kennedy）的故事有所不同，但潛在的動態是相同的。他是成為總統的最富有的人之一——按今天的貨幣計算，身價約為 10 億美元。他的父親是罪犯私酒販。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服用安非他命。當他發現自己被排除在導致他遇刺的任何陰謀之外時，他就不再是一個富有的內部人士了。

C. 在科技公司

這種動態在科技公司創始人的背景下反復出現。讓我們關注 3 個例子：比爾·蓋茨（Bill Gates）、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

那些年紀足夠大還記得的人會記得 90 年代“比爾·蓋茨是神”的階段。美國總統總是具有準神圣的地位。所以當你被拿來與在任總統比較時，這已經相當極端了。所有同樣的問題也適用于蓋茨。是天性還是后天培養？他是哈佛的內部人士，但也是輟學的外部人士。他戴著大眼鏡。他是不情愿地成為書呆子的嗎？他是通過強調自己的書呆子氣而成功的嗎？很難說。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好時光并沒有持續下去：

一種（公認非傳統的）理論是，比爾·蓋茨仍在為他的隕落而遭受折磨和懲罰。他必須參加各種無聊的慈善活動，假裝那里的人在說有趣的事情，然后還要把他的錢給他們。更具侮辱性的是，這些人正是 90 年代末聯合起來對付他的人。

霍華德·休斯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創始人之一。從大約 1930 年到 1945 年，他的人生軌跡非常不凡。他起初相當成功。后來他在電影和航空領域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平行事業，回想起來，這兩個領域是 1930 年代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到 45 歲時，他成為了美國最富有的人。如果休斯在 1946 年的飛機失事中喪生，他會被譽為 20 世紀最偉大的企業家。

休斯最喜歡的伎倆之一是假裝瘋癲，理由是沒人會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阻止或與一個瘋子競爭。他的神話很大一部分是虛構構建的；例如，他聲稱自己出生于 1905 年 12 月 25 日。人們不得不懷疑他是否真的與基督在一年中的同一天出生，或者那是一個故意的策略。

休斯在 46 年墜機后開始失寵，當時他對止痛藥上癮。他或多或少地在各種頂層豪華公寓里躲藏了 30 年，連接著靜脈輸液機并拒絕進食。回顧這個故事，它帶有一種相當瘋狂的色彩。即使在休斯去世后，瘋狂仍在繼續；由于沒有權威的遺囑，各種遠房后代和可疑人物開始了一場漫長而惡毒的斗爭，以繼承遺產。

然后是史蒂夫·喬布斯的版本。你或許可以講述幾個不同版本的喬布斯版本。讓我們關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那個版本。他擁有所有經典的極端外部人士和極端內部人士特質。他大學輟學。他古怪，有各種瘋狂的飲食習慣。他最初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一起搞電話盜打（phreaking phones）。他服用 LSD。

最終他被趕出了蘋果公司，由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接替，后者被視為更正常、更成人化的、應該掌權的人。

回到關于古代文化的部分。這種動態現在和那時不是大致相同的嗎？我們傾向于認為君主制是一個已經消亡、不再存在的制度。但它真的如此嗎？《時代》雜志在 1996 年 2 月將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放在封面上——坐在一把類似王座的椅子上！后來當網景公司（Netscape）情況變糟時，他受到了相當多的誹謗。現在他似乎已經很好地恢復過來了。

瑪麗·米克（Mary Meeker）也有類似的崛起、隕落，然后再次崛起。被稱為“互聯網女王”的米克是一位有影響力的股市分析師，她可能是 90 年代最看好互聯網的人。如果她寫到你的公司，你的股票就會上漲。在 90 年代科技泡沫破滅后，公眾對她的評價變得負面得多。她被從神壇上拉了下來。但她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堅持了下來，并重新變得非常成功，現在是一名風險投資家。

D. 能否逃脫？

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你如何避免成為獻祭的犧牲品？簡單的答案當然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被殺，就不應該坐上王位。但這似乎并非最優。戴上王冠顯然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情。問題在于你是否能將其與被處決脫鉤。

這就是成為極端內部人士的危險所在。推得太猛，兩極就會反轉；你最終會成為一個極端的外部人士，一切都毀了。美國有 44 位總統。其中四位——占總統總數的 9%——在任期間被暗殺。另有四位險些被殺。如果你不是總統，你死于非命的幾率會大大降低。如果成為總統是你的目標，這至少值得思考。

這并不是說人們可以或應該通過放棄王位來逃避。有時風險是值得的。而且也許你可以降低風險。必須要有 CEO 和創始人。人們期望這些人戴上王冠。這必然涉及一定程度的玩火。棘手的部分在于，雖然錯誤會犯，但在當時卻極其難以發現。事后分析起來更容易。比爾·蓋茨在整個 90 年代都令人難以置信，直到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斯科特·麥克尼利（Scott McNealy）以及一群其他科技公司的 CEO 們實際上成立了一個“我們討厭蓋茨”（We Hate Gates）俱樂部，引起了司法部（DOJ）的注意等等。從蓋茨的角度來看，他正處于永無止境進步的持續勝利弧線上。一切都很完美，而那些憎恨者只是嫉妒和可悲。但一旦情況轉變，它可能轉變地非常快。跌落如此之重，以至于很難完全恢復。

V. 延伸創始期

A. 形式與理論

避免成為替罪羊的一種策略是延長創始期。在一個大的警示之下，即可能沒有單一的萬能解決方案——創始人變神再變受害者的動態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讓我們探討一些關于如何在這片危險地帶斡旋的想法。

你可以將各種政府形式繪制在一維坐標軸上。

初創公司基本上是以君主制構建的。當然，我們不這么稱呼它。那會顯得奇怪地過時，而且任何非民主的東西都會讓人不舒服。但看看組織結構圖。

它肯定不是代議制治理。人們不就事情進行投票。一旦初創公司變成一家成熟的公司，它可能會傾向于更像一個立憲共和國。有一個董事會，理論上代表所有股東投票。但在實踐中，即使在那些情況下，它最終也介于立憲共和國和君主制之間。早期，它就是直接的君主制。重要的是，它不是絕對的獨裁統治。沒有哪個創始人或 CEO 擁有絕對的權力。它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結構。人們賦予最高層人物各種權力和能力，然后在事情出錯時責備他們。

我們偏向于光譜中民主/共和的一側。這是我們從公民課上習慣的東西。但事實是，初創公司和創始人傾向于獨裁的一側，因為這種結構對初創公司更有效。它更偏向暴君而非群氓，因為它本應如此。在某種意義上，初創公司不能是民主制，因為沒有一家是。沒有一家是，因為它行不通。如果你試圖在嘗試做新事物時將所有事情都提交給投票過程，你最終會得到糟糕的、最低公分母類型的結果。

但純粹的獨裁統治并不理想，因為你無法吸引任何人來為你工作。其他人也想要一些權力和控制權。所以最好的安排是一種準神話結構，你有一個國王般的創始人，他能做的比民主統治者更多，但遠非全能。

B. 占領運動

我們可以通過在其上疊加君主制/民主制來重新構想我們舊的 0 到 1（技術）和 1 到 n（全球化）范式。君主制涉及從 0 到 1。民主制涉及從 1 到 99。

99% 對抗 1% 是這種經典替罪羊機制的現代表述。它是全體減一 對抗 那一個。而且必須只是那一個。99.99 個人或百分比太細化了。將 0.1 作為替罪羊并不可行。你需要一個完整的人來扮演受害者。同樣，98 對 2 聽起來也不太對勁。

C. 延長時刻，逃避審判

正常的公司發展弧線包括一個初始的君主制創始期，然后是一個創始人離開、更傳統的人進來管理事務的正常時期。在美國，有開國元勛。然后就是其他所有人。也許像林肯或羅斯福（FDR）這樣的人物是其中的例外。但這兩個階段通常是清晰且截然不同的。

如果你想成為創始人并一直擔任創始人，你能延長創始期嗎？在科技公司，只要技術創新持續，創始期就會持續。因此，問題在于實質性的技術焦點需要多長時間才會讓位于流程。一旦你轉向僵化的、基于流程的常態，能完成的事情就少得多了。因此，每一位創始人都應該不斷思考是否存在以某種形式延長創始期的策略。

這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健康偏執。你可以把每次董事會會議都看作是一場審判。充其量，董事會是陪審團（盡管可能不是你的同儕）。最壞的情況下，它是一群暴民，并且正試圖讓你成為獻祭的犧牲品。作為創始人，你的工作是在審判中幸存下來。你必須確保自己不被處決。當然，董事會會議室不是唯一可能出問題的地方。但它通常是內部出問題的地方，而且大多數致命傷來自內部沖突，而非外部沖突。

即使是像持有 CEO 頭銜這樣看似無害的事情，實際上也可能相當危險。也許你能想出辦法將其最小化。奧古斯都（Augustus）從未說過他是國王。在布魯圖斯殺死凱撒之后，當國王是危險的。所以奧古斯都只是“第一公民”（“元首”，first among equals）。當然，這種平等是否不僅僅是純粹的虛構，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2000 年 10 月，PayPal 的情況相當瘋狂。燒錢率是每月 1000 萬美元。大約還剩下 4.5 個月的運營資金。當我重返 CEO 職位時，并非一蹴而就。我當時是董事長，回來擔任臨時 CEO。我們經歷了一個 6-7 個月的過程來尋找一位永久的 CEO。我們找到的唯一像樣的候選人有點不太合適。事情進展順利，所以董事會同意讓我擔任 CEO。但公司即將上市，所以董事會堅持也要有一位首席運營官（COO）。當然，COO 是 CEO 第一替代候選人的代號——就像美國政治中的副總統，只是更具對抗性。我成功說服董事會任命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為 COO，這可能是一個不錯且安全的舉動，因為大衛被認為比我更瘋狂。仔細思考這些事情可以為防止在董事會會議上被罷免或處決提供強大的保險。

雙創始人這件事值得一提。聯合創始人似乎比更不平衡的單一創始人遇到的麻煩要少得多。想想惠普（Hewlett and Packard）、摩爾和諾伊斯（Moore and Noyce），以及佩奇和布林（Page and Brin）。擁有多位創始人有各種理論上的好處，例如更強的頭腦風暴能力、協作等。但一位創始人和多位創始人之間真正決定性的區別在于，有多位創始人時，很難孤立出一個替罪羊。是拉里·佩奇（Larry Page）嗎？還是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對于一個像暴民一樣的董事會來說，很難團結起來反對多個人——并且記住，替罪羊必須是單一的。創始人越是單一和孤立，替罪羊現象就越危險。對于傾向于發現偽裝成真相的虛構的懷疑論者來說，這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例如，佩奇和布林真的像宣傳的那樣平等嗎？或者這是一種安全策略？我們將讓這些問題懸而未決，甚至很少被問及。

D. 王者歸來

創始人的回歸不容小覷。蘋果公司是典型的例子。從 1985 年到 97 年是瘋狂的 12 年。當時有非常傳統的 CEO。他們想不出任何新的東西來構建。顯然，讓創始人回歸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從 1997 年到 2011 年，蘋果公司完全改變了方向，并經歷了一個極其強大的發展弧線。

期權回溯丑聞在蘋果神話中已被降級為一個次要的注腳。蘋果股價持續上漲，董事會持續倒填期權授予日期，給了史蒂夫·喬布斯一筆相當大的意外之財。

拯救史蒂夫·喬布斯的可能不僅僅是打造偉大的產品或做一個好的內部人士。他身患絕癥這件事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對一個權力——實際上是生命——無論如何都在衰減的人進行替罪羊攻擊，其力量要小得多。

我見過史蒂夫·喬布斯一次，是在 2006 年馬克·安德森的婚禮上。那時他已經非常虛弱了。晚上 9 點，他從桌子旁站起來，宣布他必須回辦公室工作。人們不禁會想：這是真的嗎？喬布斯真的這么努力工作嗎？或者這只是一個借口？也許他只是覺得和我說話很無聊。

復活是可能的。但你只有在死后才能復活。創始人應該仔細思考如何盡可能長時間地保持最初的創始時刻。關鍵是鼓勵并實現持續創新。避免，或者至少延遲，轉向那種無人能做事、人人受限的可怕官僚體制，這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的敘事是，社會應該被組織起來以迎合并獎勵那些遵守規則的人。對他們來說，事情應該盡可能容易。但也許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那些不遵守規則的人。也許他們在某些關鍵方面是最重要的。也許我們應該放過他們。

原文：Girard in Silicon Valley NOTES FROM A LECTURE BY PETER THIEL

原標題：《彼得·蒂爾的演講筆記：勒內·吉拉爾在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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