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 — 1980）是美籍德國猶太人，著名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本文選自他的第一本著作《逃避自由》，分析了現代社會如何把人放置于自由和孤獨的兩難處境之中。

自由為人帶來了獨立與理性，但也使人孤立、焦慮、無力。人們面臨著兩個選項：逃避自由帶來的重負，重新建立依賴和臣服關系；或者繼續前進，力爭全面實現以人的個性為基礎的積極自由。

▲ 艾瑞克·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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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討論的第一種逃避自由的機制是，放棄個人自我的獨立傾向，欲使自我與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為一體，以便獲得個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或者換句話說，欲尋找一個新的“繼發紐帶”，以代替已失去的始發紐帶。

這種機制的更明確的形式在于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我們所說的受虐—施虐沖動，它們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常人及神經癥患者身上。我們將先描述一下這些傾向，然后再表明它們都是對無法忍受的孤獨的一種逃避。

受虐沖動最常見的方式表現為深感自卑、無能為力、個人的微不足道。對受這些情感困擾的人的分析表明，雖然他們主觀意識上抱怨這些情感并想除掉它們，然而潛意識里卻有些力量主動驅使他們感到自卑或覺得微不足道。他們的情感不僅僅是缺點與弱點的現實化（盡管它們常常被理性化了，好像真的只是這些）。這些人有一種傾向，貶低自己，自甘懦弱，不敢主宰事物。這些人非常有規律地表現為極度依賴于自身之外的權力、他人、機構組織或自然。他們不敢伸張自我，不去做想做的事，而是臣服于事實上或假想的這些外在力量的命令。他們常常無法體驗“我想”或“我是”的情感?？偟恼f來，他們覺得生活整個就是某種強大無比的東西，根本無法主宰或控制。

在很多更加極端的例子中，除貶低自己和臣服于外在力量外，還有一種傷害自己、使自己受苦的傾向。

這種傾向的形式各異。我們發現，有人沉溺于自我怪罪和自我批判，其程度即使是他們的死敵也鮮能望其項背。另一些人，比如某些強迫性神經癥患者，就有用某些強迫儀式和思想自我折磨的傾向。我們發現，在某種類型的神經癥人格中，有一種變成生理疾病的傾向，他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期待著一種疾病，仿佛那是神賜的禮物。他們經常嘗嘗偶然事件的苦頭，要不是潛意識傾向在引導作怪的話，這些事件根本就不會發生。這些針對自己的傾向常常以不太引人注目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有些人在考試時回答不上來問題，其實他知道得很清楚，無論在考試時還是在事后，這些問題本都難不住他們的。另有一些人說傷害所愛的人或所依賴的人的話，盡管實際上他們對這些人很友好，也并不想這么說。這些人似乎在聽從敵人的勸告，故意這么做，以最大限度地傷害自己。

受虐傾向很明顯常常是病態的和非理性的，但卻更經常地以理性化的方式表現出來。受虐依賴被視為愛或者忠誠，自卑感則常常是實際缺點的表現，而受苦受難則完全是因為無法改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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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這些受虐傾向外，還有與之對立的施虐傾向，它們也存在于同一種性格的人身上。雖然它們的程度不同，或被意識到或不被意識到，但絕不會沒有。我們發現有三種施虐傾向，它們或多或少地糾纏在一起。一是讓別人依賴自己，以絕對無限的權力統治他們，以便讓他們僅僅成為自己手中的工具，像“陶工手中的泥土”；二是不但有以這種絕對方式統治別人的沖動，而且還要剝削、利用、偷竊、蠶食別人，把別人吸凈榨干，不但包括物質，而且還包括情感與智慧之類的精神方面；第三種施虐傾向是希望使別人受磨難，或看別人受磨難。磨難也可能是肉體上的，但多數是精神上的折磨。其目的是主動傷害、羞辱他們，讓他們難堪，要看他們狼狽不堪的窘相。

出于明顯的原因，施虐傾向常常不很明顯，由于它比受虐傾向的社會危害更大，因而被理性化的程度也更高。人們常常用對他人的過分友善、過分關心來掩蓋施虐傾向。一些最常見的推理是：“我統治你是因為我知道什么是對你最好的，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就必須絕對服從我?！边€有，“我是如此偉大，如此不凡，所以我有權力期望他人依賴我?！绷硗庖粋€經常用來掩蓋剝削傾向的推理是：“我已為你付出了很多，現在我有權力從你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备吖粜缘哪穷愂┡皟A向有兩種最常見的借口：“我已受到別人的傷害，我想傷害他們，這不過是以牙還牙?！薄拔蚁劝l制人，只不過為了自衛或使我的朋友免受傷害?！?

人們常常忽視了施虐者與其施虐對象關系之間的一個方面，這里有必要專門加以強調，即，他依賴于施虐對象。

由于受虐者的依賴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期望施虐者應是另外一個樣子：他似乎強大無比，完全統治了受虐者，受虐者則怯弱臣服。所以很難想象強大的一方怎么會依賴于他所統治的一方。不過，深入的分析卻表明這確實是事實。施虐者需要他所統治的人，而且是非常需要，因為他的力量感是植根于統治他人這個事實的。這種依賴有可能完全是潛意識的。故此，比如，一個男人可能會極惡劣地虐待妻子，并反復告訴她可以隨時離開家庭，那樣他會非常高興。她常常被嚇住了，根本不敢試一試；而且他們都將繼續相信男人說的是真的。但如果她鼓足勇氣宣布要離開，某些始料未及的事就會發生在他們兩人身上：男人會絕望，立刻軟下來，哀求她不要離開，他會說離開她他將無法活下去，會信誓旦旦地說他是多么愛她等等；女人由于不敢主張自我，就會容易相信他，改變主意答應留下來。此刻游戲又重新開始了。男人仍循舊習不改，女人則發現越來越難與他共處，遂再次爆發，男人再次服軟，女人又留下來，如此周而復始，循環往復。

這種怪圈循環往復地存在于不計其數的婚姻及其他人際關系中，從未被打破過。在他說是多么的愛她，離開她便無法活下去時，他是否在撒謊？就愛而言，它完全取決于一個人所說的愛的含義是什么。就他所說的離開她他就活不下去而言，這完全是真的，當然不能從字面上理解。離開她他當然沒法活，或者至少離開某個他人他就沒法活，這是由于他覺得他人是自己手中無助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當關系受到解體的威脅時，愛的情感才出現；還有一些情況下，施虐者非常明顯地“愛”那些使他感受到自己的權力的人。無論對自己的妻子、子女、助手、侍者，還是對沿街乞食的乞丐，他都有一種“愛”的情感，甚至因自己能統治這些人而對他們感激涕零。他會認為他想主宰他們的生活，是因為他太愛他們了。實際上，他“愛”他們是因為他主宰了他們。他用物質手段賄賂他們，贊揚他們，信誓旦旦地表白對他們的愛，向他們耍小聰明，假裝關心他們。他可能給他們任何東西，但有一樣除外，即，自由與獨立的權利。這種情況最常見于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中。在那里，統治和占有觀念常被對孩子看似“天然”的關心或保護感所掩蓋。孩子被關進一個金籠子里，只要他不想離開，就可以得到任何東西。結果常是孩子長大時對愛有一種復雜的恐懼，因為“愛”對他來說，意味著被束縛，意味著不準他自己尋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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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覺得受虐比施虐更令人費解。他們認為，一個人想傷害或統治他人雖未必“善”，但卻是很自然的?；舨妓拐J為：“貪得無厭地追求權力是所有人類的普遍傾向，至死方休。”對他而言，貪求權力并無什么罪惡性質，而完全是人渴求歡樂和安全的理性結果。從霍布斯到希特勒，他們都把統治欲解釋為生物上適者生存斗爭的邏輯結果，把權力欲視為人性的一部分，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根本用不著解釋。然而，針對自我的受虐傾向似乎是個謎。如何理解人們不但想貶低、傷害自己，自甘懦弱，而且以此為樂？受虐現象難道不與追求歡樂和自我保存的整個人類心理景象相沖突嗎？怎能解釋有些人為我們竭力避免的痛苦和磨難所吸引，并甘愿嘗試嘗試？

然而，有一種現象證明苦難和軟弱能夠是人類沖動的目的，這就是受虐倒錯。我們發現，人們非常清醒地想受某種方式的苦難，并以此為樂。處于受虐倒錯狀態下的人，在體驗別人加給他的痛苦時就會有性快感。但這并非受虐倒錯的唯一表現形式。真正的痛苦折磨常常并非目的所在，由無助和軟弱等肉體束縛引發的興奮與滿足才是目的。受虐倒錯想得到的常常是在“精神上”被軟弱化，想被視為一個孩子，或受到種種不同方式的責備和羞辱。我們發現，在施虐倒錯中，滿足源于與其相應的方式，即，通過傷害他人的肉體，用繩子或鏈子把他人捆起來，或用行為或語言羞辱他人。

由于受虐倒錯有意識自覺地從痛苦或羞辱中獲取快樂，所以它比受虐性格（或精神受虐）更早地吸引了心理學家和作家的注意力。但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我們所描述的第一種受虐傾向與性倒錯很相似，這兩種受虐形式基本是同一現象。

某些心理學家認為，既然有人想臣服想受苦，就必然有一種以此為目的的“本能”存在。費爾坎特(Vierkand)之類的社會學家也得出了與此相同的結論。弗洛伊德是第一位試圖從理論上對此詳加解釋的人。起初，他認為施虐—受虐狂基本上是一種性現象。通過觀察小孩子的施虐—受虐行為，他提出施虐—受虐傾向是性本能發展過程中有規則地出現的“局部動力”。他相信，成人身上的施虐—受虐傾向是由于人的性心理發展固著于早年階段，或后來又退回早年階段。后來，弗洛伊德越來越意識到那些所謂的精神受虐現象——即在精神上而非肉體上甘愿受苦——的重要性。他還強調指出，盡管看似矛盾，受虐和施虐傾向總是連在一起的。但是，他改變了對受虐現象的理論解釋。他認為人有一種生物上的本能傾向，想毀壞他人或自己，據此他認為受虐傾向基本上是這種所謂死亡本能的結果。他還進一步表明，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這種死亡本能，它和性本能混雜在一起，如果它針對個人自己，就表現為受虐，如果它針對他人，則表現為施虐。他認為，如果死亡本能不與性本能混合，就會給人帶來危害，正是這種混合保護了人，使之免受危害。簡而言之，在弗洛伊德看來，如果人沒能夠將毀壞欲與性混合起來的話，就只能毀壞自己或他人，別無其他選擇。這種理論與弗洛伊德原先持有的關于施虐—受虐的理論是根本不同的。施虐—受虐在舊理論中基本是一種性現象，而在新理論中則根本不是一種性現象，其中的性成分僅僅由于死亡本能與性本能混合在一起而存在。

盡管弗洛伊德很多年來并未注意非性欲型的侵犯現象，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卻把我們這里討論的傾向作為自己體系的中心。不過他沒將這作為施虐—受虐來看待，而是把它作為“自卑感”和“權力欲”來看待。阿德勒只看到了這種現象的理性方面。我們認為貶低自己、自甘渺小是一種非理性傾向，而他認為自卑感不過是對生理方面的卑劣或孩子的無助等實際卑劣的合理反應。我們認為，權力欲是統治他人的非理性沖動的體現，而阿德勒則完全從理性方面看待它，認為權力欲具有保護功能，是一種使自己免受由不安全和卑劣帶來的危險傷害的合理反應。阿德勒的視線總是越不出人行為的目的和理性決定論；盡管他對認識動機的復雜性貢獻甚大，但他一直留于表面，未能像弗洛伊德那樣深入非理性沖動的迷宮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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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學家中與弗洛伊德的觀點相異的人有W.賴希、K.霍尼和我。

雖然賴希的觀點是以弗洛伊德最初的里比多理論概念為基礎的，但他指出，受虐者最終目的在于尋求快樂，所受的痛苦只是一個副產品，并非目的本身?；裟崾紫日J識到受虐沖動在神經癥人格中的根本作用，她全面詳細地描述了受虐性格特質，在理論上把它們解釋為整個性格結構的結果。她同我一樣認為受虐性格特質并不植根于性倒錯，性倒錯是固著于某種特定性格結構中的心理傾向的體現。

現在到了主要問題了：受虐倒錯與受虐性格特質的根源分別是什么？不僅如此，受虐與施虐沖動的共同根源又是什么？

答案的方向所在早在本章之初便已有所體現。受虐和施虐沖動都欲幫助個人擺脫難以忍受的孤獨和無能為力感。通過對受虐者的心理分析及其他經驗觀察，有顯著的證據（限于本書范圍，我無法引證）表明，他們恐懼孤獨和自己的微不足道。他們在主觀上經常意識不到這種情感，常常掩蓋在卓然超群和完美之類的補償性情感中。然而，只要深入這種人的潛意識領域，就會準確無誤地發現這些情感。個人發現自己在消極意義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孤獨一人面對一個被異化了的敵對世界。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一句話來說，在這種形勢下，“最迫切的需要是找到一個可以投降的人，盡快地把他這個不幸的受造物與生俱來的自由交給那個人”。驚恐的個人尋求某人或某物，將自己與之相連，他再也無法忍受他自己的個人自我，瘋狂地企圖除掉它，通過除掉這個負擔——自我，重新感到安全。

受虐沖動便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之一。受虐沖動的方式各異，但其目的只有一個：除掉個人自我，失去自我，換句話說，就是要除掉自由的負擔。這是那些有受虐沖動者顯而易見的目的，其中個人尋求一個他覺得強大無比的人或權力并臣服之。（順便提一下，我們應該相對地理解這種對他人的強大力量的確信。它可能以另一個人的真實力量為基礎，也可能以確信自己完全微不足道和無能為力為基礎。在后一種情況，即使一只老鼠或一片樹葉都可能具有令人恐懼的特征。）其他形式的受虐沖動目的也一樣。我們發現，在自覺渺小的受虐情感中，有一種促使原始的微不足道感增大的傾向。這該怎么理解？能否認為加深恐懼是想消除它？確實，這正是受虐者所做的。只要我欲獨立和強大的欲望在同我的微不足道感和無能為力感斗爭，我就陷入一種令人備受折磨的沖突中。如果我成功地把我的個人自我貶得什么也不是，如果我能克服意識到我是個單獨的個人的念頭，我就會把自我從這種沖突中拯救出來。實現這個目的的方式之一是完全覺得自己渺小與無助，沉湎于痛苦之中是另一種，如醉如狂是第三種。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用遍，卻仍不能使之擺脫孤獨的重負，幻想自殺便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了。

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受虐沖動是相對成功的。如果個人找到了滿足這些受虐沖動的文化模式（如法西斯意識形態中的臣服于“領袖”），發現自己與數百萬有同樣情感的人連為一體，他就會獲得某種安全感。不過，即使在這些情況下，這種受虐沖動的“解決方式”也比神經癥現象強不了多少；個人解除了明顯的痛苦，但并沒有除掉根本的沖突與悄無聲息的不幸福。一旦受虐沖動找不到一個文化模式，或者一旦其量度超過了個人所在社會群體受虐傾向的平均值，這種解決受虐沖動的方式甚至根本沒任何作用。它滋長于一種無法忍受的境地，個人要克服它，又會陷入新的痛苦境地。如果人的行為總是理性化和目的化的，總的來說受虐狂就會像神經癥現象那樣難以解釋了。然而，情感與精神障礙研究告訴我們，人行為的沖動是由焦慮或其他某種難以忍受的思想狀態引起的，這些沖動意在克服這種情感狀態，但卻只是掩蓋了它最顯而易見的癥狀，甚至連這些都未能掩蓋。神經癥癥狀類似于恐慌中的非理性行為。就像一個被大火圍困的人，站在自己房子的窗前大呼救命，卻完全忘了沒人聽得見他的呼喊，而且可以在樓梯為大火吞沒之前的幾分鐘，順樓梯逃出。他呼叫是因為他想讓別人來救他，那一刻這種行為似乎是被救道路上的一步，但其結果卻是不折不扣的災難。同樣，受虐沖動也是由除掉個人自我連同其所有缺點、沖突、風險、懷疑和難以忍受的孤獨的欲望所引起的。但是，它驅走了最引人注目的痛苦，卻可能導致更大的痛苦。同所有其他神經癥癥狀一樣，受虐沖動的非理性在于他采用的解決難以忍受之情感困境的辦法根本無用。

原標題：《我們為什么會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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