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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酒館》之夜系列：

“再也沒有像我一樣的人了”

1984年，馬普爾索普所攝桑塔格

發布出桑塔格這一期音頻（見下，作家酒館056）后，有聽眾說，桑塔格算是美國最后的公共知識分子了吧？

必須是。

最后的，不僅美國，在世界上也是最后的。公知這種身份，不管在哪個環境和語境里，都根本不會再有。

因為哺育公知的得是“大時代”，而“大時代”起碼在冷戰結束后就已經結束了。在“大時代”，不僅有眾多的國際大事——從肯尼迪之死，到越戰，到阿富汗戰爭，到東歐劇變，到作為冷戰結束的余緒的南斯拉夫內戰等等——等待一個活躍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去發言，而且這些發言，為許多讀者所企盼，他們盼著由此來理解正在發生的事，并站在一個道德的、審美的高度上。

我看過一篇加西亞·馬爾克斯寫的，關于1982年年中英國—阿根廷爭奪馬島的戰爭的報道。那文字精絕。《百年孤獨》的作者同樣是公共知識分子，對歷史事件發聲。

當然更重要的是，公知的話所依賴的發表媒介是有限的，非即時的，更不是需要在菜場一樣的話語場里吼著說的。這就是為什么，1966年桑塔格的成名作《反對闡釋》，在1996年時西班牙語譯本重版，她在序言中寫了這么句話：

“（三十年過去）我唯一的發現是，再也沒有像我這樣的人了。”

想象一下她在推特賬號里這么寫，會是什么感覺，別人會怎么即時地回應。幸好她沒活到有推特的時候。

保羅·泰克的畫。桑塔格說這位男友有著“天使一般的容顏”

桑塔格在《反對闡釋》的一時成功后肯定想過，自己身為事事關心的知識人，能夠得道多助，甚至企圖影響世界。但是她一直給人以孤軍奮戰感，哪怕朋友再多，迷戀她的人再多，也是孤軍奮戰。

不是孤軍奮戰的人，不會寫有這句“再也沒有像我這樣的人了”。

馬普爾索普所攝帕蒂·史密斯，他們都是桑塔格的同溫層友人

孤軍奮戰然后后院起火。1987年她的書房險些著火，這之后，她才考慮弄個穩定的住宅，之前一直是居無定所，充分實踐她的波希米亞本色。更大的后院起火是她的一大幫文學藝術界的朋友都得了艾滋病：我講到的她的御用攝影師羅伯特·馬普爾索普，還有前男友保羅·泰克，只是其中的兩位。

其他還有作家布魯斯·查特文，早一些的還有1984年的去世的哲學家福柯，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奧·科塔薩爾。感染艾滋病未必是通過性渠道，像科塔薩爾就是住院輸血不幸感染的。然而把艾滋病稱作“同性戀癌”，這個污名一旦出現，感染者就要遭受健康和名譽的雙重毀滅。

寫這期桑塔格的時候，我剛看完又一本安妮·埃爾諾的對談書。對談的人是埃爾諾和一位社會學家羅斯-瑪麗·拉格拉夫。書名就叫《一場對談》。

羅斯-瑪麗·拉格拉夫是埃爾諾的同齡人，埃爾諾從1970年代開始出版作品，拉格拉夫一本接一本看過來，她說曾被每一本深深打動。

埃爾諾與羅斯-瑪麗·拉格拉夫《一場對談》

讀到這里，我想是不是她們二位有點互捧的意思呢？還想埃爾諾怎么這么愛出對談，之前已經看過她的另一本對談《寫作是一把刀》了，是她根據自己和一個想要訪問她的男作家的郵件通信整理出來的。她像麥霸一樣，整本書里都沒讓那位男作家說上幾句話。

但現在我不覺得她過于自戀。頻頻做對談，是為了抱團取暖，共同挽留身處“大時代”時的感覺，她們從那時走過來，一直相信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聲音和文字寫作，對社會而言是重要的，有意義的。

桑塔格和兒子大衛

在《悠悠歲月》里，埃爾諾直言，1980年代后，“世界上各種事件的刺激消退了”。她感到：某種捉摸不透的東西控制著我們，“經驗的空間失去了它熟悉的輪廓”。對1990年代，她只能寫自己感覺那十年“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那只是一些幻滅的年頭”。

幻滅不是因為個人的利益受損了。實際上，她那些年在市場上取得的成功越來越大。幻滅的一個原因，是覺得自己可做的事越來越少。桑塔格在她的年代，可以夢想拔高整體的人文水準，而埃爾諾談到九十年代時的自己，承認她所能做的，只是捕捉人們的集體情緒，并給它一種文學表述。

《關于他人的痛苦》

而現在的人據說更懶，只需要“嘴替”即可。卡夫卡都可以被下放到“這屆年輕人”的“嘴替”的地步。就好像卡夫卡也忙著發圈發小視頻一樣。

桑塔格逝世前的最后一本書是《關于他人的痛苦》，繼續在思考從《論攝影》以來的有關圖像、觀看、權力之間的關系，其中的一個句子我記憶猶新：桑塔格說，那些有關暴行、饑饉、病困、流離失所的災難攝影，其作用在于“使我們寢食難安”。

這話說得多“大”，濃濃的“大時代”氣息。也許今天再這么說，人們會用“圣母心”來貶她。而她是絕然預見不到這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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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作家酒館 | 桑塔格：再也沒有像我一樣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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