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宣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加征“對等關稅”，引發國際社會嘩然。加征“對等關稅”的理論基礎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布的“對等關稅計算公式”。USTR聲稱通過科學方法估算了各國對美國商品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此確定對等稅率。然而，這一計算方法在理論依據、數據應用和政策執行層面都存在嚴重缺陷，其得出的結論缺乏科學依據。據此采取的錯誤貿易政策將通過單邊高關稅政策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勢必引發各國報復，威脅戰后幾代人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以世貿組織（WTO）為核心的國際多邊貿易秩序。

特朗普“對等關稅”計算方法的理論與實踐謬誤

USTR提出對等關稅計算公式為：Δτi=(xi-mi)/(ε*φ*mi)。其中，Δτi表示美國對國家i征收的對等關稅稅率，xi為美國對國家i的出口總額，mi為從國家i的進口總額，ε為進口價格彈性，φ為關稅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率，（xi-mi）表示雙邊貿易差額。

USTR聲稱，該公式通過引入價格彈性和關稅傳遞率，科學計算了對等關稅稅率。然而，這一公式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存在多重謬誤。

首先，該模型的設計過于簡化和理想化。從經濟理論的視角來看，其公式雖然引入了價格彈性（ε）和關稅傳遞率（φ），試圖基于微觀經濟學中的需求彈性理論和關稅傳遞機制來估算關稅對進口額的影響，但這種方法在面對復雜的國際貿易現實時顯得力不從心。全球貿易體系受到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僅依賴4個參數來量化關稅的全面效應，顯然無法充分捕捉其復雜性。在全球范圍內實施大規模對等關稅政策時，僅以如此簡化的4個參數作為依據，未免太過輕率，難脫兒戲之嫌。

其次，USTR的“對等關稅計算公式”中，雙邊貿易差額（xi-mi）較容易測算，Δτi測算的準確與否關鍵在于ε和φ的估算，而要想對這兩個參數較為精準測算，需要大量微觀數據支持，包括各國市場的需求結構、替代品可得性、消費者偏好以及行業間的異質性。例如，電子產品的價格彈性可能遠高于農產品，而關稅傳遞率（φ）在競爭性市場和壟斷市場中差異顯著。而USTR并未提供任何數據或方法論來支持其對ε和φ的估算，公式中的這些變量更像是形式化的符號，而非實際可操作的參數。

根據4月2日特朗普宣布的最終稅率反推，USTR在實際操作中可能忽略了上述變量的復雜性，將公式進一步簡化為：Δτi=[(mi-xi)/mi]×0.5，并對其他貿易逆差比例低于10%的國家，大而化之地統一加征10%關稅。白宮竟將這稱為是對其他國家的“寬大處理”和總統的“仁慈”。上述簡化操作拋棄了公式的理論基礎，將其退化為一個鮮有經濟學意義的簡單算術運算，暴露了其偽科學本質。

在4月2日的發布會上，特朗普展示了一張由商務部長盧特尼克遞交的巨幅表格，表格中列出了各國對美國商品所征收的所謂“高額關稅稅率”。然而，深入分析后發現，這些對等關稅稅率的計算缺乏科學依據，很可能僅是通過將美國與各國的貿易逆差除以該國對美出口額得出的粗糙估算。

以印尼為例，表格顯示其對美國商品征收64%的關稅，但這一數字的計算過程可能是將美國對印尼的179億美元貿易逆差除以其對美出口額280億美元，直接得出64%。更令人費解的是，表格聲稱韓國對美國商品平均征收50%的關稅，而事實上，《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自2012年3月15日生效以來，已將雙邊關稅降至接近零，韓國對美國商品征收如此高稅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盡管美歐之間尚未正式簽署全面自貿協定，但自2013年起，雙方通過《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及多項雙邊協議，已逐步將平均關稅稅率降至遠低于10%的水平，特朗普所謂歐盟對美國關稅高達39%的說法更是無從考證。

這種將貿易逆差比例直接等同于“關稅稅率”的做法，顯然無法真實反映各國間的貿易壁壘。或許在某些個案中，價格彈性（ε）與關稅傳遞率（φ）的乘積恰好為1，形成了巧合。然而，若多個國家的對等關稅稅率均與美國對其貿易逆差除以出口額的比值相吻合，則表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對等關稅稅率算法存在嚴重偏差。

事實的確如此。以2024年數據為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2919億美元，進口總額為4338億美元，逆差除以進口總額得出67%（2919 ÷ 4338 = 0.6728），白宮再將此數字除以2，得出34%，這正是美國對中國的“對等”關稅稅率。同樣的算法也適用于日本：2024年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為684億美元，日本對美出口額為1482億美元，相除后得出46%，再除以2即為24%，與表格中的對日關稅稅率一致。這種過于簡化的計算方式，不僅缺乏經濟理論支撐，更可能為全球貿易體系埋下更大的不確定性與沖突隱患。

顯然，USTR“對等關稅”計算方法的核心假設就是將雙邊貿易逆差直接等同于“貿易壁壘”，并以此推算對等關稅稅率。這一假設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缺乏根據。貿易逆差是宏觀經濟失衡的結果，受匯率、儲蓄-投資差額、產業結構等多種因素影響，而非單純由關稅或非關稅壁壘決定。

例如，美國長期對華貿易逆差部分源于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根據國際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原理——國際收支恒等式，一國的貿易逆差（即凈出口NX）在理論上近似等于國內總消費（C）與總儲蓄（S）之差的負值，具體表現為NX=S-I（其中I為國內投資）。這一關系源于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Y=C+I+G+NX（其中Y為國內生產總值，G為政府支出），以及儲蓄定義S=Y-C-G。代入后可得NX=S-I，表明貿易逆差本質上是國內儲蓄不足以覆蓋投資需求的結果，需通過資本流入（即貿易逆差）來平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其國際經濟學理論中進一步指出，貿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宏觀經濟變量（如儲蓄率、投資需求和匯率）的結構性失衡，而非微觀層面的貿易壁壘。因此，試圖通過加征關稅這一單一政策工具消除貿易逆差，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層宏觀經濟驅動因素，無異于“緣木求魚”，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貿易失衡問題，反而可能因關稅引發的價格扭曲和報復性措施加劇經濟效率損失。

第三，“對等關稅”稅率的計算未考慮各國對美商品的非關稅壁壘（如配額、監管措施）。不只如此，計算方法還忽略了匯率調整和一般均衡效應。加征關稅可能導致美元升值，進而削弱美國出口競爭力，進一步擴大貿易逆差。克魯格曼和奧伯斯法爾德（Obstfeld, 1995）在《國際經濟學》中指出，單邊關稅政策往往引發匯率波動和報復性措施，最終導致雙輸局面。特朗普的公式完全未考慮這些動態效應，其邏輯荒謬性顯而易見。

第四，計算方法的政策目標設定不合理。從國際貿易理論看，“對等關稅”計算方法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加征關稅實現雙邊貿易平衡（xi=mi），這在現代全球價值鏈（GVC）背景下很難實現。現代貿易中，中間產品跨境流動頻繁，商品的生產過程涉及多個國家。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電子產品可能包含美國設計、但由日本制造的芯片，關稅只會推高最終產品成本，傷害美國企業自身。在目前全球價值鏈體系中，關稅的成本往往通過供應鏈傳遞，最終由進口國的消費者和企業承擔，而非出口國。這種復雜性使得“對等關稅”計算方法的假設“通過關稅簡單減少進口以實現貿易平衡”在理論上站不住腳。

第五，從政策執行角度看，計算方法的設計和使用更多是政治工具，而非經濟手段。特朗普通過宣稱“對等關稅”來塑造“公平貿易”形象，目的是迎合國內選民對“外國揩美國油”“占美國便宜”的不滿，煽動國內保護主義情緒。這種看起來花哨的計算方法其實是在為強權政治、保護主義披上“科學”外衣，通過單邊關稅施壓他國，迫使其他國家犧牲本國利益，放棄各國自主發展道路，順從美國意志。

理論是推導結論的基礎，若基礎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無論形式多么精巧，最終結果都是錯誤的。失真的關稅稅率使得特朗普“對等關稅”政策失去合法性。

單邊高關稅沖擊國際經濟秩序

特朗普摒棄多邊協商，揮舞單邊關稅大棒，試圖通過高關稅實現政策目標，這一基于錯誤計算方法的政策注定事與愿違。如果特朗普繼續堅持，必將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經濟體系造成深遠沖擊，同時威脅戰后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引發各國報復性措施和加快全球貿易秩序重塑。

首先，反噬美國經濟。加征對等關稅的結果必然是“傷人一千，自損八百”，將對美國對外經貿關系造成嚴重打擊。目前美國制造業高度依賴中間產品（如電子零部件）進口，關稅將導致供應鏈混亂、生產成本上升及瓶頸問題加劇，高關稅可能會削弱蘋果、特斯拉等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同時，若歐洲、中國、加拿大等對美國農產品（如大豆、豬肉）實施報復性關稅，美國出口將萎縮，中西部農業州經濟受損，直接沖擊特朗普的核心選民基礎。

其次，各國報復引發WTO危機。面對美國單邊關稅，各國為維護自身利益、國家聲譽和尊嚴或作為談判籌碼，必然采取報復措施。

4月4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商務部、海關總署接連發布多項對美反制措施。歐盟與加拿大也已表態將對美國商品加征報復性關稅，對美國發起反擊。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加征“對等關稅”未經WTO協商，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將促使各國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目前，中方已就美國對華產品加征“對等關稅”措施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起訴。若美國無視裁決（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慣例），WTO權威將進一步受損，各國可能轉而依賴區域貿易協定，全球貿易體系面臨碎片化加劇風險。

第三，沖擊全球經濟格局。當各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因“對等關稅”萎縮，企業可能將供應鏈轉移至那些未被特朗普的關稅大棒掃及的國家，短期內會令這些國家受益。然而，全球供應鏈的重構成本高昂，效率損失顯著，短期收益難以彌補長期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達到3.3%，但貿易戰的升級可能導致這一數字小幅下調，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高關稅政策還可能加速美元霸權地位的衰落。特朗普對中國加征的不合理“對等關稅”將使美國減少從中國的進口，但也將削弱美元在貿易結算中的主導地位，促使中國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從2000年的70%下降至2024年的58%，貿易戰可能加速這一趨勢，長期來看或將動搖美元的全球貨幣霸權。

此外，加速區域經濟整合。特朗普的高關稅政策不僅針對中國，還針對歐盟、加拿大等傳統盟友。這種做法可能促使這些國家減少對美國經濟的依賴，加速區域性經濟一體化，例如通過深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機制來增強經濟自主性。這種趨勢不僅將削弱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還可能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進一步動搖全球經濟秩序的穩定性。

綜上所述，特朗普的高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能為美國政府帶來一定的財政收入，但其對全球經濟體系的沖擊以及對美國自身的潛在反噬效應不容忽視。

結論與歷史啟示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計算方法在理論設計、數據應用和政策執行上充滿謬誤。基于這一錯誤計算方法實施的高關稅政策不僅無法實現制造業回流、減少貿易逆差等目標，還將對美國經濟造成通脹、供應鏈混亂和出口萎縮的直接沖擊。全球經濟也將因貿易轉移、美元地位受壓和地緣政治緊張而承壓。更嚴重的是，各國出于經濟利益、國際聲譽和主權尊嚴的考量，必然采取報復性措施，威脅以WTO為核心的戰后多邊貿易體系。

歷史其實已經為特朗普加征關稅引發的亂局給出了啟示。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美國平均關稅從40%提高到60%，引發全球貿易戰，加劇大蕭條。單邊高關稅不僅沖擊經濟，還可能重塑戰后多邊貿易秩序，帶來深遠而復雜的影響。特朗普的單邊“對等關稅”政策看似為美國帶來巨大利益，實則是在自戕。放眼未來，唯有回歸多邊協商，通過WTO框架解決貿易分歧，才能維護全球經濟穩定，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余翔，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中心特約專家，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院高級專家。文章僅為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