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3日，美國加州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宣布，在密蘇里東區破產法院啟動第11章重整。

這家在2006年成立的基因科技公司，曾經風光無限。2021年上市時，該公司市值一度達到58億美元，但如今大廈將傾，繁華如夢。導致其由盛轉衰的原因，既有商業模式單一的局限，也有黑客襲擊等“灰天鵝事件”的影響。2023年12月發生的大規模黑客襲擊事件，不僅嚴重影響其聲譽并導致用戶檢測訂單銳減，也帶來大量既有客戶的集體訴訟。

在重整程序啟動前，債務人曾展開多方重組和博弈，但未能達成一致。按照債務人的預期，啟動重整將帶來兩個方面的好處：一方面，第363條出售，可能使得該公司價值最大化；另一方面，獲得3500萬美元重整融資，大幅度改善公司現金流。

問題是，這家公司的核心資產是1400多萬客戶的基因檢測樣本和數據。消息傳出，輿論嘩然。這些基因檢測的唾液樣本和數據，到底會怎么辦？

3月21日，加州總檢察長鮑勃·波塔（Bob Bonta）就針對該公司的加州客戶，發出“消費者警示”，提醒這些客戶按照聯邦《基因信息隱私法案》和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盡快刪除其基因數據和檢測樣本，并提供了詳細指引。另外，考慮到潛在的風險，波塔還提醒客戶撤回允許基因數據用于科學研究的許可。

加拿大和英國相關個人數據保護機構也表示，將會密切關注該重整案的進展。此前黑客襲擊發生后，英國數據保護局（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已經與加拿大隱私保護局（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圍繞該公司的基因數據安全問題展開聯合調查。

事實上，生物科技公司破產帶來類似的數據安全問題，并不鮮見。2024年11月，英國DNA檢測公司阿特拉斯生物醫學（Atlas Biomed）突然停止運營。憂心忡忡的客戶并沒有獲得清晰答案，哪怕是投訴到前述英國數據保護局。

就個人信息和數據而言，較之地址、電話等傳統信息，基因數據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基因數據不僅與個人生老病死息息相關，更具有不可控的外部影響，當然也具有十分廣闊的商業前景。此前曾有報道，執法機構可以通過基因數據逮捕犯罪嫌疑人，雇主可以篩選特定基因類型的雇員，保險公司亦可以根據基因數據對客戶展開高精度篩選。

但不管潛在的風險有多大，破產程序中究竟如何處理基因數據，既有制度供給確實乏善可陳。

在美國，聯邦層面對于這類問題并無統一處理規則。由于債務人不是醫療機構，客戶也不是“病人”，因此基因數據處置不受《健康保險可攜性與責任法案》（HIPAA）的約束。另外，《基因信息禁止歧視法案》禁止雇主和醫療機構基于個人基因信息采取歧視性措施，但并不禁止基因數據企業出售相關數據。盡管部分州法有相關規范，但其效力只限于州內。

因此，在基因檢測公司破產程序中，客戶的基因檢測樣本和基因數據安全問題，不僅當事人很關心，破產執業者也應該關心這個法律盲區及其對策。

該公司官方聲明表示，在重整期間該公司將繼續正常運行。“我們承諾將一如既往保護客戶數據，確保用戶數據未來的管理透明，而且在任何潛在的交易中，數據隱私都將是重要考慮事項。”

但根據該公司官網披露的《隱私聲明》，基因數據交易幾乎不受任何約束：“如果我們涉及破產、兼并、收購、重整或資產出售，作為交易的一部分，你的個人信息可能會被訪問、出售或者轉讓，這一《隱私聲明》在你的個人信息被轉讓給新實體后將繼續適用。為了幫助運營我們的服務和關聯機構，我們可能會向關聯公司披露你的個人信息。”

基因數據當然十分敏感，但這在商業交易中并非首要考慮的因素。就財產出售本身，不管是在破產程序中，還是破產程序外，競買的終極規則都是價高者得，而不是基因數據保護措施最嚴者得。對于賣家來說，關注的是更高的價格，尤其在其自身商業模式已成問題的前提下，能夠賣出去、盡量賣高價，就是王道；而對于買家來說，關注的是符合其性價比預期的基因數據，以及以這些基因數據資產包為核心，在未來找到更具有盈利前景的商業模式。在重整程序中，債務人可以要求任何競買者都承諾遵從既有的基因信息保護措施；但在未來，新的買家可能會遵從既有措施，也完全有可能會按照自身的各種需求去改變規則。

這個問題早在二十年前就曾引起過學者關注。2005年，愛德華·雅戈爾（Edward J.Janger）博士就曾在《法律、醫學與倫理》雜志撰文，專門討論過生物樣本庫可能面臨的破產法問題。

雅戈爾指出，盡管生物樣本庫對于醫療和科研具有重要意義，但如果生物樣本庫面臨破產，將會給其捐獻者的隱私保護帶來嚴重問題。按照雅戈爾的分析，生物樣本捐獻者與樣本庫之間法律關系的差異，會在破產程序中帶來不同的結果。

如果基于捐獻者與生物樣本庫之間的“合同”，債務人出售客戶基因數據后，捐獻者只能就其損失尋求賠償。但問題在于，生物樣本捐獻者的損失很難被精確計算和量化。而且在破產程序中，損失即便可以被量化，通常也只能居于普通債權順位，其清償率很難得到保障。

另外，對于基因數據隱私相關的承諾，債務人在破產程序啟動后，可以拒絕繼續履行該合同。對于債務人違反承諾義務，捐獻者的唯一選擇是就其損失申報債權，并在破產程序中獲得清償。但在完成財產出售后，債務人的賠償責任被免除，而新買家則很難受到限制。即便原有的合同中約定新買家對于基因數據的保護義務，托管人在出售前也可以通過行使撤銷權而使之無效。

如果把生物樣本視為捐獻者的“財產”，生物樣本捐獻者可能在破產程序中獲得更好的對待。捐獻者不一定行使取回權，但可以要求生物樣本庫提供某種擔保，進而獲得擔保債權人的地位，在破產程序中獲得優先清償。但問題是，沒有任何法律能夠對基因數據賦予像知識產權一樣的財產權地位，生物樣本捐獻者從來不是檢測樣本的“主人”。

那么政府機構能否有所作為呢？雅戈爾認為空間十分有限。如果基因數據確實屬于債務人財產，政府機構不太可能叫停其對合法財產的出售。即便政府因此對債務人處以巨額罰單，該罰單在破產程序中也會居于劣后債權順位。而且，政府罰單即便全額受償，也不太可能讓基因數據捐獻者直接受益。

二十年后，難題還是難題，問題還是問題。

隨著23andMe陷入財務困境，破產法學者就在思考其中的問題。2025年3月1日，薩拉·吉爾科（Sara Gerke）、梅麗莎·雅可比（Melissa B. Jacoby）、格倫·科恩(I. Glenn Cohen)等學者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官網上撰文，討論該公司破產時涉及的基因數據出售問題。幾位學者指出，這個無解問題的根源在于，現行法律體系過度依賴于通過隱私政策來保護消費者數據，而且這些數據總是被視為有價值的資產。三位學者建議，國會應該通過立法改變這一點，比如通過類似于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的綜合性規范。但這個建議即便能夠落地，也遠水解不了近渴。

這幾天，筆者也一直在關注媒體和業界對這個問題的分析。目前看來，可行的選項不外乎如下幾個：

其一，公共權力部門以公共利益為理由，禁止債務人企業的基因數據出售。將基因數據與安全掛鉤已有先例，比如有媒體報道美國軍方就以安全隱患為由，禁止軍隊人員使用市面上的基因檢測工具。這個選項的好處是干脆利落解決公眾的后顧之憂，但缺點是涉嫌對自由市場的不當干預，利益相關方甚至可能因此而尋求國家賠償。

其二，在相關數據庫穩定運行的前提下，客戶積極登錄賬戶，刪除基因檢測公司數據庫里個體基因數據，撤回同意個體基因用于科學研究的許可。連日來，23andMe公司網站訪問者絡繹不絕，這個方案確實有一定可行性。但此舉仍然不能保證每個客戶都能順利找到賬戶和密碼，順利刪除其數據、順利撤回其許可，肯定會有為數不少的客戶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刪除數據。對于潛在買家來說，這類遺留客戶的基因數據都是求之不得的寶貝；而遺留客戶基因數據越多，該基因數據資產包的潛在價值就越大。

其三，強制要求基因數據出售必須要以客戶明示加入，同意出售其個人基因數據，也同意其基因數據用于科學研究。此舉避免因客戶不知情或者怠于在數據庫內刪除其個人數據而造成基因數據被出售，優點是客戶知情權得到充分保障，但對于千萬級客戶群體的企業，要一個個取得客戶許可，不僅可能帶來更大的成本，也不見得有可行性。

其四，在破產程序中任命個人隱私保護官（Consumer Privacy Ombudsman，CPO）。此舉已有先例可循。理論上而言，個人隱私保護官可以通過專業知識，強化對破產程序中基因隱私的保護。但個人隱私保護官不會無償勞動，也不會是無所作為的榆木疙瘩。對于債務人企業來說，任何外部監察員的介入不僅會提高成本，也會引入對破產程序的制衡。在23andMe破產程序啟動后，隨著基因數據安全問題的發酵，已有人提出這個建議，但目前被債務人企業嚴詞拒絕，法官亦未置可否，未來究竟會如何還需要觀察。

其五，讓基因檢測客戶成為破產程序真正的“利益相關方”。重整程序的核心價值在于找到運營價值，為債權人帶來更高的清償率。但在23andMe公司重整中，真正的債權人并不是所有1400多萬基因檢測客戶，而是因為基因數據泄露而通過集體訴訟索賠的受害者。也就是說，大部分基因檢測客戶在這個過程中只是“看客”，即便債務人企業的基因數據資產包順利賣出，也不會返還基因檢測客戶一分錢。

顯而易見，上述五種選項各有千秋，都不完美。

基因科技作為新質生產力的代表之一，在我國發展迅速。23andMe重整與我們遠隔萬里，但該案暴露出的問題值得我們關注。隨著我國企業破產實踐的深入，近年來，我國在數據資產入表等問題上已經取得明顯進展。

但在破產程序中的個人敏感信息保護制度和實踐層面，目前只能依賴于《企業破產法》和《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和規范，相對零散，也并沒有統一的頂層設計。方興未艾的破產法修改中，對于包括基因在內的敏感個人信息數據保護，應該有所籌劃。或許這會是我國為人類破產文明所作的重要貢獻之一。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