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黃文俊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表示，被執行人只有在存在有錢不還、以虛假訴訟、虛假仲裁或隱匿、轉移財產等方法規避執行等六種情形之一時，才能被納入失信名單。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在2024年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對經核實確無能力履行義務的被執行人，不應納入失信名單。這一舉措受到社會廣泛贊譽。信用懲戒制度實施十年來，對保護債務人合法權益和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各地執行中也存在“擴大化”、“一刀切”和過度執行問題，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一、突出問題

（一）“老賴”數量畸高。截至2025年3月22日，全國失信被執行人存量高達852萬人，相當于歐洲瑞士、塞爾維亞等中等人口國家。另據媒體報道，到2025年2月，全國累計有1627.05萬被執行人（次）迫于信用懲戒壓力，自覺主動還債或與債務人和解。由此推算，全國累計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在2400萬人左右，約占全國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13%；平均每7個市場主體有1人曾經上榜。社會普遍質疑“老賴”數量過多有悖常理，因為大多數民企經營者是講誠信的，希望把企業做好。

（二）未嚴格區分“有錢不還”與“無錢可還”的情形，存在“錯殺”問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確無能力履行義務的被執行人，不應納入失信名單。但部分地方法院未能嚴格區分“無錢可還”與“有錢不還”的情形，對被執行人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納入失信名單。

例如，某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在“失信”前約十年從未發生貸款逾期，一直是近十家銀行競相爭取的優質客戶。有的銀行甚至通過當地政府等渠道主動爭取對其發放貸款。由此可見，該企業負責人是講信用的，其人品得到了近十家銀行的一致認可。

然而，由于為其他企業提供擔保等原因，該企業在短短半年內連續代償了約5300萬元，占同期銷售收入的42%，導致其支付能力急劇下降。在此情況下，其擔保的又一筆2500萬元貸款到期，企業銀行賬戶流動性幾近枯竭，確實無力繼續代償，屬于典型的“無錢可還”情形，但仍被列入失信名單。這種做法顯然違反最高法“經核實確無能力履行義務的被執行人，不應納入失信名單”的規定。而且，這一處理與各家銀行長達十年對該企業的貸前調查結果及其對企業負責人信用狀況的認可相矛盾。

又如，某著名大型民營企業因銀行抽貸近150億元，導致約50%的流動資金被抽走，企業陷入嚴重的經營困境，同樣屬于典型的“無錢可還”情形，但仍被列入失信名單。

再如，某科技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約500萬元。疫情前連續四年每年貸款到期后銀行均予以續貸。然而，因疫情導致廠區被封、企業停產，200萬元貸款出現逾期，企業高管仍被列入限高。這一處理同樣值得商榷：企業因不可抗力導致經營困難，并非主觀惡意拖欠，且與銀行連年續貸的決策相矛盾。

（三）存在“一棍子打死”的傾向，部分規定未能與時俱進，個別做法明顯矯枉過正。“一處失信、處處受限”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但應當把握適度原則，切實保障失信被執行人的合法權益。

據中工網報道，在2019年，針對失信被執行人的懲戒措施就達160項，涵蓋政府采購、招投標、政府扶持、融資信貸、市場準入、限制高消費、公開曝光等多個領域。這些懲戒措施疊加實施，加之在列入失信名單前，企業往往已被財產查封、凍結銀行賬戶，導致失信企業或個人基本喪失經營能力，陷入“僵尸”狀態。有觀點認為，這種“飽和式”懲戒的嚴厲程度，甚至超過了對刑事犯罪嫌疑人的限制措施。信用懲戒應當為失信者保留必要的糾錯空間和重振機會。

同時，部分懲戒措施已明顯滯后于當前經濟發展水平。以限制乘坐高鐵、動車一等座和飛機為例，這一規定出臺已近二十年時間。而近2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目前高鐵、飛機已成為大眾化的日常出行方式，不應再簡單歸入高消費范疇。

數據顯示，目前北京至上海每天開行45列高鐵動車組，其中高鐵列車42列，占比高達94%，動車僅3列（有時僅1列）。這充分說明鐵路部門已將高鐵定位為大眾化交通工具。此外，北京至上海飛機特價機票約330元，促銷時甚至低于300元；而動車二等座票價約320元，兩者基本持平。既然動車二等座未被列入高消費范圍，飛機經濟艙也不應繼續作為高消費限制對象。

相比之下，德國的做法更具人性化：僅限制債務人在破產期間乘坐飛機頭等艙或火車頭等座，既達到了懲戒目的，又保障了債務人的基本出行需求。

更值得關注的是，個別地區出現了因父母失信導致子女報考公務員、事業單位時政審不合格，甚至差點影響大學錄取的案例。這種“連坐式”懲戒方式明顯超出了合理范圍，嚴重違背了責任自負的法治原則，還會耽誤影響青少年的發展。

二、危害及后果

信用懲戒對保護債務人合法權益和推動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具有重大作用。然而，若在執行過程中出現“錯殺”或過度懲戒，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危害極大。

（一）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安定。一旦企業或個人被列入失信名單或受到高消費限制，其財產被查封、銀行賬戶被凍結，往往意味著這些企業或個人離停產甚至破產不遠。超過千萬數量級別的企業和個人，包括許多地方乃至全國的重點企業，因信用懲戒過度而淪為“僵尸企業”；而且過度限制這些具有豐富經營管理和創新創業經驗的高管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限制其基本出行自由，對經濟增長、稅收、創新、就業和社會安定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限制高消費規定實施16年后，國務院督查組對18個省市、3000多名企業家的調研顯示，銀行抽貸是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導致民間投資下滑的四大原因之一，而銀行抽貸又是“失信”和被限高群體龐大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

（二）影響民企信心。“一處失信、處處受限”是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措施，但必須精準無誤。若因疫情等不可抗力、決策失誤或銀行貸款期限錯配等原因導致債務逾期，將長期誠信經營、為地方經濟發展、稅收、創業和就業做出貢獻的企業或個人納入失信名單并限制高消費，打擊企業家和經營者的信心。

另一方面，在某些情況下，將“違約”責任完全歸咎于債務人也有失公允。以貸款違約為例，許多情況下，銀行因期限錯配、承諾續貸卻未兌現、貸前調查失誤等問題，同樣負有責任。前些年，山東省銀監局主要負責人曾指出，多家銀行一哄而上，對一家企業抽貸幾十億上百億，要么當初貸款決策有誤，要么現在收回貸款不當。

（三）最終損害債權人利益。多數情況下，債務人會因資金緊張而無法還款。要使其還款，前提是生產經營活動正常進行，能夠產生現金流。然而，無差別、過度的信用懲戒將債務人手腳束縛，甚至導致企業停擺，勢必減少收入，增加其還款難度，最終損害債權人利益。

特別是對于負債數百萬、數千萬甚至上億的債務人，限制其乘坐飛機高鐵、參與政府采購、招投標、融資信貸和市場準入，凍結其銀行賬戶，無異于逼迫債務人選擇“躺平”。在這種情況下，償還巨額債務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最終債權人也將遭受重大損失。

三、建議

最高法嚴格界定“老賴”范圍、提高信用懲戒精準度、助力“誠實而不幸”的被執行人重獲新生，無疑有利于穩經濟促民生、提振民企信心，優化營商環境，也體現善意文明執行理念和法治建設進步。建議在此基礎上，下一步盡快出臺下列措施：

（一）修改和完善《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允許失信人乘坐高鐵二等座和飛機經濟艙，只限制其乘坐飛機頭等艙和高鐵一等座商務座。

（二）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出臺“舉證入單”制度。申請執行人申請將被執行人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要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提供“被執行人有履行能力卻故意不履行的有效證據”。沒有有效證據，暫不將此列入失信名單。

（三）對存量失信被執行人進行復查甄別。建議高法對各地法院存量失信被執行人按照“六種情形”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重新審查，沒有有效證據的，退出失信名單。此舉可大幅減少信用懲戒“錯殺”問題，天量“老賴”問題也迎刃而解。

（四）信用懲戒對各類經營主體公平對待，一視同仁。

（五）建立信用懲戒負面清單制度。明確不得將債務人子女參加高考、限制駕駛等列入信用懲戒范圍。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立場。）

（作者趙小廣為山東省德州市原中小企業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