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案情介紹

李老與張老夫婦育有三子，大兒子李某貞（李老與前妻所生）、二兒子李某念和小兒子張某進。2013年5月，夫妻二人立下公證遺囑，指定二兒子李某念繼承其名下房產份額。然而，幾年后，二老被送入養老院。

2017年5月，在養老院內，二老與大兒媳顧某平簽訂《遺贈扶養協議》，約定顧某平負責二老的生活照料及身后事，作為回報，二老將其房產份額贈與顧某平。二老去世后，顧某平依據協議主張繼承房產，但二兒子李某念提出異議，認為公證遺囑應優先適用，且顧某平作為姻親無權簽訂遺贈扶養協議。此外，他指控協議簽訂過程存疑，父親簽名受欺騙，母親僅按手印，真實性存疑。

顧某平反駁，二兒子李某念在父母立遺囑后便將他們的錢轉至自己賬戶并未盡心照料，甚至將二老送入養老院。因不滿二兒子的態度，二老才選擇顧某平作為扶養人，并親手擬定遺贈協議，簽訂時還有證人在場，協議真實有效。

面對遺囑與遺贈扶養協議的沖突，這起繼承糾紛最終訴至法院，雙方各執一詞，爭奪房產份額。

二、案件核心爭議與裁判規則

李老夫婦遺產糾紛案完整呈現《民法典》第1158條遺贈扶養協議制度的司法適用邏輯。

二老在公證遺囑指定二子繼承后，又與喪偶長媳簽訂遺贈扶養協議，引發雙重文件效力沖突。法院經兩審終審確立三項規則：遺贈扶養協議效力優先于公證遺囑；姻親關系不構成協議主體資格障礙；形式瑕疵可通過實質履行補正。本案判決為老齡化社會新型養老模式提供司法范例。

三、協議效力認定的三重維度

（一）主體資格適格性審查；

針對二子主張"兒媳屬姻親應負法定贍養義務"的抗辯，法院指出《民法典》第1074條明確子女為唯一法定贍養主體，姻親不產生強制性贍養義務。大兒媳顧某平作為"繼承人以外的個人"，符合遺贈扶養協議主體要件。此認定突破傳統家事倫理認知，彰顯契約自由原則。

（二）意思表示真實性驗證；

通過司法鑒定確認李老簽名真實性，結合證人證言還原簽約場景：養老院環境下二老在意識清醒時主動締約，張老因生理限制按手印確認。法院運用"實質重于形式"裁判理念，認定手印與簽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確立老年人特殊締約規則。

（三）義務履行的實質審查；

顧某平提交的銀行流水顯示持續支付養老院費用，殯儀館票據證實其操辦喪葬事宜。法院創新采用"費用支出+事務處理"雙維度審查標準，認定已完全履行生養死葬義務。區別于子女法定贍養，協議義務履行需達到"顯著超出一般生活照料"標準。

四、效力沖突解決的規范體系

（一）優先效力層級規則；

依《民法典》第1123條，遺贈扶養協議效力位階高于遺囑繼承。本案二老雖立有公證遺囑，但嗣后協議實質變更遺產處分意愿，形成"新約替代舊約"的法律效果。此裁判體現尊重被繼承人最終真實意思的司法導向。

（二）協議與遺囑銜接機制；

對于協議未處分的剩余遺產（如存款、證券等），仍可參照遺囑執行。本案因房產為協議標的物，故全案適用協議規則。此處理方式實現"部分替代"與"整體協調"的平衡。

五、老齡化社會的制度啟示

（一）養老模式多元化路徑

據民政部統計，2022年全國遺贈扶養協議登記量同比激增43%，協議內容從財產贈與擴展至醫療決策、意定監護等復合型安排。本案確立姻親締約合法性，為"類家庭成員"參與養老提供制度接口。

（二）風險防范體系構建

公證雙錄制度：簽約過程同步錄音錄像，留存意思表示證據；

履約評估機制：引入第三方機構每季度評估扶養質量；

財產監管賬戶：受贈財產由共管賬戶托管，按履約進度分期釋放；

替代性保障條款：約定協議解除時的補償計算方式。

（三）司法裁判價值引導

本案通過"協議優先+實質審查"的裁判思路，向社會傳遞"養老責任與財產權益對等"的核心價值。對于怠于履行贍養義務的法定繼承人，判決形成"道德否定+法律制裁"的雙重懲戒效應。

在少子化與高齡化疊加的時代背景下，司法通過激活遺贈扶養協議制度，為"契約式養老"開辟法治化通道。本案啟示在于：老年人財產處分自由受法律充分保障，但須輔以規范化的協議架構；子女繼承期待權的實現，必須以實質贍養行為為前提。建議銀發群體在專業法律人士協助下，構建"意定監護+遺贈扶養+醫療預囑"三位一體的權益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