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歐洲文獻里的中國邸報》，【比】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著，陳妍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496頁，118元

當今社會，各種信息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但在古代中國，人們獲取信息往往頗為不易，甚至在二十世紀初仍然如此。例如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二日，湖北鄂城（今鄂州市）人朱峙三（1886-1967）在日記中感慨道：“吾邑關心世界大局，訂有《申報》者，僅南門張季馥家。省內外消息，得聞于眾人者，均由張宅來。”那么，在《申報》等近代報刊出現前，人們如何獲取時政消息呢？

邸報（又稱題奏事件、京報等）作為中國最早的本土“報紙”，主要刊登皇帝諭旨、臣僚奏議、官員任免等信息。明清時期，邸報幾乎每日發行，是人們了解朝廷動向的主要渠道。但學界對十九世紀前中國邸報的討論，多限于中國或東亞。實際上，早在明末清初，邸報即已成為全球信息網中的一環。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先生的新著《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歐洲文獻里的中國邸報》（英文版2022年出版，陳妍蓉翻譯的中文版202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文所引頁碼，均據中文版），系統考察了清康雍乾時期來華傳教士如何閱讀邸報，以及他們如何向歐洲介紹和翻譯邸報，又在歐洲有何反響。鐘書不僅成功將邸報學從中國帶入全球公共視域，而且還通過歐洲文獻復原了邸報中某些鮮為人知的內容。

圖1 雍正九年八月十八日邸報的首頁

鐘書以時間為線索，其內容主要分為中國與歐洲兩大部分。在中國部分，十八世紀，來華傳教士與邸報的關系大致可歸入三類：首先，作為邸報的內容。傳教士的言行、中國政府的天主教政策等，均成為邸報報道的內容之一。例如利瑪竇之死、康熙歷獄等信息，均曾刊載于邸報。作為被報道者，傳教士和中國教徒還積極尋求在邸報上刊登對自己有利的內容。例如1706年，康熙帝派耶穌會士沙國安（Sabino Mariani, 1665-1721）、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赴歐，兩人通過運作，成功將該大清代表團的消息刊登于邸報（47頁）。又如1737年，傳教士和中國慕道友尋求將一份對天主教有利的奏折登載于邸報，卻被“邸報的管事人拒絕”，最后在直隸總督李衛（1688-1738）的幫助下，成功于邸報刊布（49頁）。總體而言，涉及西人的內容，在邸報中占比甚小（64頁）。因此，傳教士仍以使用邸報為主，而其使用又可分為讀者和譯者兩類。

其次，作為邸報的讀者。雖然傳教士自明末即開始閱讀邸報，但具體到個人，則表現不同。例如駐于廣州的傳教士潘如（Domenico Perroni, 1674-1729），最初“從來不讀”邸報，但1726年他開始意識到邸報的重要性，因為通過邸報可以“確切地了解在各省的府衙里，都有哪些官員，傳教士是否認識他們，他們對傳教士是否抱有仁慈，或者說他們是否對傳教士持敵對和反對的態度”，以及“皇帝對我們的態度”和“天主教社群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等（60頁）。而且駐于各省傳教士即使相隔甚遠，也可通過邸報同步獲取朝政信息，例如聶仲遷（Adrien Greslon, 1614-1696）稱自己獲得康熙歷獄的信息，“不是通過我們神父的通信，而是通過邸報”（31頁）。相較直接的信息，閱讀邸報的間接益處更是不少，例如龔當信（Cyr Contancin, 1670-1732）強調“可以通過邸報知曉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各派學說、法律法規、風俗習慣和道德規范，從而了解如何與他們對話以及對待他們的方法。還能學到最合適的表達方式，討論各種主題的時候都必須使用這些表達方式，才能說得好，寫得好”。（97頁）換言之，邸報對傳教士而言既是獲取新聞的渠道，更是認識中國的媒介。

圖2 龔當信第二封信（1727年12月15日，廣州）中關于雍正帝親耕儀式的譯介，內有伏爾泰書簽

傳教士在閱讀邸報時，還從局外人轉化為參與者，積極參與至中國國家事務的討論中，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來自他者的獨特認知。雖然大部分傳教士積極頌揚邸報的真實性，但也有一些懷疑的聲音，例如晁俊秀（Fran?ois Bourgeois, 1723–1792）稱：“我曾經相信邸報中的內容非常真實，但它們可能沒有那么真實”，“人們很知道怎么從一件小事炮制出一個大事件”。他還以林爽文（1756-1788）事件為例，剖析了邸報版本與他所聞版本的差異（270-271頁）。而對邸報中同一報道，傳教士間的評價也不乏差異，例如邸報對雍正帝親耕進行了連篇累牘地贊譽，龔當信將其視為雍正帝關心公共事業的證據，而潘如則認為是官員“蒙蔽”皇帝，“令他越來越盲目”（83、92-93頁）。正如鐘先生所言：“閱讀邸報使傳教士個人能夠超越日常生活經驗的正常范疇。在他們自己生活的中國境內，邸報令他們能夠在彼此之間、與中國合作者之間分享新的信息（即使相隔兩地也依然可行），從而促使他們共同參與到一個更豐富的公眾社會當中。他們討論國家事務，甚至獨立地表達他們與官方說法不同的意見。”（326頁）

再次，作為邸報的譯者。歐洲人利用邸報與朝鮮人等有明顯不同，朝鮮人可以直接摘抄漢文邸報（203頁），而歐洲人若欲將邸報的內容介紹至歐洲，則必須進行文化間的翻譯。傳教士“對中國邸報的翻譯是中國和歐洲兩邊參與者不斷進行文本管理的微妙互動的結果”（230頁）。鐘書用了大量篇幅，將傳教士翻譯的邸報與漢文文獻中幸存的內容進行了詳細對比，雖然不同傳教士在翻譯時各有特色，但基本較準確地傳達了邸報的主體內容，從而為歐洲讀者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的窗口。

在歐洲部分，鐘書詳細討論了邸報被介紹、翻譯至歐洲后，在歐洲的各類受眾以及信息的層層流轉過程。邸報在歐洲的閱讀與闡釋史，可謂全球思想史的絕佳案例。例如不僅法國國王、大臣通過譯本成為中國邸報的間接讀者，乃至希望獲取一套《四庫全書》（283-284頁），而且邸報還推動了世界第一部關于信息自由的法案——瑞典《寫作與出版自由條例》（1766）的形成，因為部分瑞典學者認為“寫作和出版的自由可以為一個自由的民族提供最有效的手段來確保政府的理性和正義，并且防止腐敗”，而中國即是出版和信息自由的一個顯例，“中國的寫作自由是國家富裕和人民幸福的源泉”（151-153頁）。

又如鐘書還追蹤了法國啟蒙思想家與中國邸報的聯系。雖然關于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魁奈（Fran?ois Quesnay, 1694-1774）等啟蒙思想家的中國觀已有不少研究，但鐘書立體地呈現了“這些啟蒙思想家如何獲得關于中國邸報的信息、從邸報中摘錄出來的內容，以及他們又是如何在自己的寫作中使用和解釋這些信息的”（138頁）。例如1726年中國兩名辦報的官吏，因為對皇帝宴會的“不實”報道而被處死（后改為流放），鐘書指出啟蒙思想家對該案件的了解，主要源自龔當信的譯介和杜赫德的轉載。但由于政治主張之別，不同人對該案件產生了相反的評價，例如伏爾泰和魁奈將其視為中國邸報比歐洲邸報真實可靠的證據，孟德斯鳩則批評道“中國的法律規定，任何對皇帝不敬的人都將被處以死刑。由于他們沒有說明這種不敬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剝奪一個人生命和消滅一個家庭的借口”（145頁）。因此，歐洲人對邸報譯本存在二次乃至多次篩選過程，“在整個篩選的鏈條中，一份文檔中的邊緣細節可能在另一篇文稿中變成主要內容，而在源文本中作為主要文本的內容可能會在下一份資料中被視為背景信息一筆帶過，甚至消失不見”（158頁）。這種差異性正是思想史研究最具魅力之處。

圖3 伏爾泰在法文《百科全書》“Gazette”詞條的開頭提及中國邸報

鐘書并未止步于文化交流層面，還嘗試通過歐洲文獻重新認識中國邸報。由于存世的十九世紀前邸報數量極少，鐘書通過傳教士寄回歐洲的邸報原本、抄本和譯本，分析了清代前中期邸報的實貌、規格、版式與內容等（198-202頁等），補足了漢文文獻的缺失環節。同時，鐘書通過傳教士的翻譯，復原了一些已佚失的邸報內容，重建了部分鮮為人知的、頗具現場感的歷史細節。例如1668年山東郯城爆發了一場八點五級的大地震，當時的邸報詳細報道了地震前后各種超自然事件，這些報道通過傳教士的翻譯而得以幸存，展現了當時人們面對災害時的心理實態（32-45頁，或可對比1626年《天變邸抄》）。又如1779年智天豹案，智天豹因為編纂了一部萬年歷《大清天定運數》，預言清朝的國運比周朝更長，并定乾隆一朝為五十七年，最后被判處死刑，邸報是唯一完整記錄了當時負責調查的官員于敏中（1714-1780）等人奏折的資料（214-215頁）。更令人欽佩的是，為便于后來者使用，鐘先生還精心編制了一百余頁的“史料指南”，它是目前關于清前中期邸報最詳盡的中外文資料目錄。我們根據鐘先生的指引，進一步結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等逐步公開的新檔案，或許還能有更多發現。

圖4 關于智天豹案的《題奏事件》（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圖5 潘廷章繪于敏中肖像（約1780年）

陳寅恪（1890-1969）先生講，歷史研究應“不嫌瑣細”。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既要有良好的問題意識，更應有大量具體而生動的細節，鐘書可謂兩者兼備。鐘書主要聚焦于十八世紀，關于邸報在十九世紀以來的翻譯與流傳，可參見與鐘書中譯本同步面世的另一部新作——趙瑩《信息之爭：〈京報〉的英譯、傳播與影響（1802-19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兩書可共同拼接出清代邸報在全球公共視域中的完整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