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與“叛國”的法理困境

只要沒有宣布獨立，各殖民地的居民就仍然是英王臣民。盡管大陸會議申明，向英王軍隊動武只是出于自衛，絕非叛國，但十三個殖民地與英國的關系究竟是走向和解還是完全獨立仍然不甚明朗。對殖民地前景缺乏共識，同時又要繼續支持前線，穩定后方，這就是各地面臨的窘境。顯然，利用社會情緒來懲戒“公敵”，以遏制托利派的敵對行為是輝格派為數不多的選擇，因為援引《叛國法》進行懲處的權柄尚且在英國當局與殖民地親英派手中。

對于獨立前夕的殖民地人而言，法律層面上的叛國罪絕不是一個陌生概念。1351年，英王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議會通過了《叛逆法》，第一次以制定法的形式規定了構成叛逆罪的具體內容。《叛逆法》區分了重叛逆罪和輕叛逆罪。重叛逆罪包括：想象或設想國王、王后及其長子和嗣子之死；冒犯國王的伴侶、未婚長公主與國王長子和嗣子之妻；在境內向國王發動戰爭，依附于國王的敵人，為他們提供幫助；偽造國璽、王璽和國王的貨幣；明知是假幣還將其帶入境內，并在境內使用；殺害御前大臣、首席財政大臣、大法官、巡回法院法官以及所有在履行公職中的法官。另一類罪行屬于輕叛逆罪，包括：奴隸殺主，妻子殺夫，以及信徒或低級教士殺害主教。顯然，在法理上被界定為“叛逆”的舉動，是本應效忠和服從王權、父權和神權的人直接嚴重冒犯了這些權威。隨著國家主權逐漸從王權中分離，叛逆罪中的重叛逆罪也逐漸等同于“叛國”。本章所要討論的“叛國”，主要是叛逆罪中屬于重叛逆罪的這一部分內容。

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

亨利八世第三十五年制定的《叛逆法》宣布，所有誹謗國王的公開言論和文字都屬于叛國行為。愛德華六世第一年新的《叛逆法》出臺。新的《叛逆法》除了保留直接非議國王至尊地位以及直接否認王位合法性的文辭之外，不再將1534年《叛逆法》中規定的其他攻擊性言辭定為叛國。到了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王家律師對原有法律條文的內涵予以擴充，新的叛國罪從中構建而來。文辭重新成為可被指控叛國的罪行。斯圖亞特王朝時期，以文字定（叛逆）罪的做法在由國王掌控的法官手中被推向了極致。著名的阿爾杰農·西德尼（Algernon Sydney）叛國案，大法官喬治·杰弗里（George Jeffreys）在只有一位目擊證人的情況下，便將西德尼反駁菲爾默的未發表手稿列為關鍵證據，最終使得西德尼叛國罪名成立，被處以絞刑。

光榮革命之后，叛國罪的程序規則獲得了專門立法。1696年議會通過的《叛國審判法》為受審方提供了一系列保障公平審判的權利。其中，始于1547年愛德華六世第一年《叛逆法》的雙人證規則，被更嚴格和明晰地確定下來。雙人證規則是指：叛國罪名的確定必須要有兩名“合法目擊者”，“在誓詞之下指證同一公開行為”，或者是“分別指證構成同一叛國罪名的兩次公開行為”。 此外，叛國案的被告還有權在開審五日之前獲得一份隱去證人名單的公訴書，在開審兩日前得到陪審團成員名單。被告有獲得律師為其辯護的權利。所有對叛國罪的公訴必須在叛國行為發生后的三年之內由大陪審團決定提起控訴。

1773年紐波特的葛斯比號事件

帝國危機爆發之后，英國政府曾三度考慮以司法手段嚴懲殖民地反抗活動的領導人，分別是1768年殖民地人對“湯森稅法”的抵制，1773年紐波特的葛斯比號事件（Gaspee Affair）以及1774年波士頓的傾茶事件。可是，如果在殖民地開庭審理這類案件，由當地人組成的陪審團極有可能做出無罪裁定，因此將嫌疑人帶往英格蘭開庭成為關鍵。英國政府的考慮依據的是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叛國法》。前者規定，在海外發生的叛國行徑，將送交王座法庭審理；后者則規定，所有否認普通法效力、拒不執行制定法的行為，均為叛國。英國政府的動議引起了殖民地人的警覺。激進派高呼英國人的自由權利，痛斥異地審判乃是英國內閣的新一輪陰謀。“葛斯比號”被焚事件后，英國政府懸賞重金搜羅人證物證，然而殖民地人拒不配合，導致取證困難，最終迫使當局放棄了司法手段，轉向立法制裁。同時，將犯事者“拖去三千英里之外”的異地受審，反被殖民地人列為英國政府“失義”的又一項暴政罪狀。

英國當局幾度試圖以叛國罪為名懲治殖民地反英運動的領頭人物，從而分化少數激進人士與殖民地廣大居民，壓制殖民地的獨立勢頭。接替托馬斯·哈欽森的馬薩諸塞新總督托馬斯·蓋奇到任之后就兩次以總督名義發布公告，先后譴責波士頓通訊委員會和殖民地大會是在圖謀“叛國”。新官上任的蓋奇到達馬薩諸塞之后，發現總督權威在當地已蕩然無存。馬薩諸塞激進的民情經由蓋奇匯報給了達特茅斯伯爵。達特茅斯伯爵再向皇家法律顧問總檢察長愛德華·瑟洛（Edward Thurlow）和副總檢察長亞歷山大·韋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征詢殖民地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叛國。這些報告和文件成為英國議員與政府高層判斷馬薩諸塞人以及殖民地人正在謀反叛亂的主要證據，也為喬治三世先后宣布馬薩諸塞局部作亂與美利堅人公開叛國的皇家宣言提供了依據。

殖民地的親英派作者在小冊子與報紙專欄中傳遞并呼應了皇家官員與英國官方的態度。他們在公共媒介上“宣判”激進派的“叛國”行徑，意在告誡與警示。丹尼爾·萊奧納德就在他的“馬薩諸塞人”系列中專辟一篇大談叛國罪。萊奧納德刻意完整地引述了叛國者被游街示眾、公開處決和裂尸焚燒的酷刑過程：“罪犯，既不能乘囚車也不能步行，而是被拖去絞刑架；他的脖子被吊起，然后直接被斬首；在他還有呼吸時取出他的腑臟，將之焚燒；他被斬首，他的身體被大卸四塊，其首級和四塊軀體交由國王處置。”除酷刑之外，罪犯也將被褫奪一切財產，包括妻子的嫁妝，同時導致血統敗壞（corruption of blood）。

殖民地人的一系列反英舉動，在英國政府高層與殖民地保守派看來，早已等同于“向國王發動戰爭”，是叛國無疑。萊奧納德專門列舉了“向國王發動戰爭”的內涵：“武裝反抗制定法”，“摧毀任何貿易”，或者“任何成群結隊，意圖解決公共冤屈（redress any public grievance）”，都屬于構成叛國的公開行為；“向國王發動戰爭，不是只有廢除國王才算，假借改革宗教或法律，或者要求罷免昏庸的顧問，以及其他無論真偽的伸冤”都屬于開戰，因為這是“據國王之權威來反對國王”；“占領國王的城堡或要塞，抵御國王的部隊”也是向國王開戰；“所有為了實行公共革新的武裝起義”，雖然沒有針對國王本人，但因為目標是王權的政治權威，也都屬于開戰，視同叛國。萊奧納德從判例法中挑出這些叛國內容顯然指向明確。他還特別強調，叛國罪中沒有從犯一說，一旦參與謀劃，只要戰爭最終發動，那么所有的共謀者（無論是否親自參與戰爭）都犯了叛國罪。萊奧納德的思路與英國當局的策略一致，都是借叛逆罪之名，告誡廣大的殖民地人警惕某些煽風點火的少數激進人士，避免與之為伍，免得毫不知情就犯下了重叛逆罪。

萊奧納德用叛國罪警告、威脅與恫嚇殖民地人立即停止反抗行為，而約翰·亞當斯針鋒相對地指出，主權問題才是界定叛國罪的關鍵。叛國是針對主權的攻擊。如果承認英國議會對殖民地的最高主權，那抵制英國議會的立法才能構成叛國，但在殖民地人的心中，英國議會對他們并無權威。相反，“如果英國議會并無合法權威”，那么“接受了委任，并將這些立法付諸實施”之人，才是“犯了公開的叛國罪”。約翰·亞當斯顯然也不愿在政論中觸及尚不明朗的獨立問題，所以仍然將殖民地的主權權威寄托于英王之上，這才能夠在法理上指責迫使殖民地人服從未經同意的議會立法行徑都是針對王權的叛國。

萊奧納德將是否承認英國議會的統治權力作為“鑒別對國家是敵是友，是愛國還是叛亂，是效忠還是造反的真正考驗”。一位自稱“來自漢普夏縣”的匿名作者反駁道：如果按照這種標準，那么“‘馬薩諸塞人’（原文斜體，萊奧納德的筆名）就是叛國的別名；政府之友，秩序和法律的推崇者，從它們在當代已被濫用的意義來說，就成了失義、壓迫、暴政和反叛的同義詞”。這位匿名作者所說的不僅僅是義憤之言。他與約翰·亞當斯一樣，都看到了主權所在才是鑒別叛國和愛國的關鍵。他在下一篇文章中繼續闡明了這種觀點：“叛國和造反存在于對合法權威的反抗中”，而大不列顛的立法主權“無權為我們制定法律，也無權強迫我們服從”，反抗這樣的法律“既不是叛國也不是造反……而是義不容辭的義務”。

正當各殖民地之間謀求聯合的政治情緒最為高漲之時，蓋奇發布了第一份“叛國”公告，直指波士頓激進派呼吁廣泛聯合、號召共商貿易禁運是在誘使民眾叛國。蓋奇的公告非但沒有起到“當頭棒喝”的效果，反而進一步觸怒了殖民地的輝格派。南卡羅來納的一位匿名作者就將叛國公告嵌入了一連串的事件中加以詮釋：一方面是英國派來了“常備軍”以保障法律的實施，而馬薩諸塞的總督任命由“戰士”取代了“律師”；另一方面，殖民地人“平和”的聯合貿易禁令卻被一紙“土耳其式的敕令”宣布為叛國，這恰恰說明“壓迫”與“暴政”進入了新階段，暗示“備受壓迫”的殖民地人可能不得不采用更激烈的手段捍衛自由權利。除了陰謀論式的反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原始契約也是輝格派慣用的觀點。這種觀點堅持原始契約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暗示如果國王沒有保護臣民的自由權利，就隨時存在“解約”的可能性。某位匿名作者就強調，如果國王違反了原始契約，他也免除了臣民對他的效忠，同時使得政治體得以“退出帝國”，進入“自然狀態”；“如果他不再是他們的國王，那他的總督……也就不再有任何合法權威來統治殖民地人”。

輝格派以殖民地人的自由權利為基點構建的本地主權觀，消解了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合法性，從而論證了所有反對英國議會立法的行為并非叛國，而是真正的愛國。不僅如此，隨著殖民地人開始以“共同事業”為口號，謀求捍衛自由，并在各殖民地之間達成聯合，在手段與立場上形成一致，叛國也開始從捍衛英國主權的概念轉變成維護美利堅事業的概念，從被殖民地人駁斥的罪名成為被主動使用的政治話語。在第一屆大陸會議召開之后，對“共同事業”的想象成為有綱領、可實施的具體舉措。無論是攻擊美利堅的自由事業、大陸會議還是聯合協議，都被視為“國家的敵人”。大陸會議結束后，費城就有激進人士高呼“但凡偏離大陸會議決議，都是叛國”，這不僅背叛了殖民地當前以及未來的居民，還背叛了“人類僅存的自由與幸福”。

與匿名作者報紙和小冊子文章中的政治攻訐不一樣，總督公告是具有政治權威的官方文件。雖然身為總督的蓋奇已經沒有任何實際的政治威信可言，但只要殖民地人還自認英王臣民，對皇家總督的叛國公告書就必須從法理上予以回應。弗吉尼亞大會上通過了一封致本地大陸會議代表的指導意見書，就直接挑戰了蓋奇以公告形式宣布叛國的合法性。這封被廣泛轉載的意見書援引了1351年《叛國法》，并且特別指出，1351年《叛國法》以明文確定了構成叛國罪的各種行為，就是為了防止“暴君”濫用專權，隨意捏造叛國罪名。其言下之意顯然是譴責蓋奇的公告假借王權之威，隨意捏造叛國罪。

要從法理角度反駁殖民地人的抗爭行為構成叛國，就必然不能承認英國《叛國法》長期積累形成的規則，尤其是亨利八世第三十五年修改的《叛國法》。這項法律是英國當局能夠通過異地審判裁定殖民地人犯了叛國罪的主要法律依據，也是弗吉尼亞大會給出的指導意見中絕口不提愛德華三世之后《叛國法》如何發展的原因。殖民地不少地區更是將反對亨利八世第三十五年的《叛國法》和抗議英國剝奪殖民地人的陪審團權利放在一起，共同列為殖民地人的冤屈與苦情，提請陳訴。雖然殖民地人在政治和道德層面都可以反駁叛國指控，但要實現法理上的反轉，還需要等到徹底拋棄對英王效忠才能達成。

反對英國議會是愛國而非叛國，殖民地人的邏輯自洽得益于輝格派們拆解了王在議會的英國主權觀，使得對英國議會的反抗與抵制可以與名義上效忠英王共存。在大多數殖民地人的認知中，美利堅人的“愛國”并不與對英王的效忠直接沖突，反而一直都能自洽。

殖民地人采用的“愛國”話語是以自由權利為核心的一套高度理想化的政治話語。這套政治理想認為在自由的統治之下，彌漫于全社會且無所不在的公共美德是支撐統治的主要因素。英國的政壇反對派與激進邊緣人物利用這套話語攻擊當權的政治人物，制造了英國美德被腐蝕，自由危在旦夕的危機語境。當殖民地人套用這一政治話語，構建出暴政與自由的二元對立時，他們往往將跨大西洋的自由事業視為整體，將美利堅人的抗爭視同帝國的愛國事業，他們正與母國的愛國者們攜手挽救不斷滑向腐朽的帝國。美利堅的愛國者們一直堅信，英國議會中有眾多愛國議員同情殖民地的遭遇，支持殖民地的事業。而且，維持與英國的商貿關系，繼續享有英國的保護，也符合殖民地的利益。因而，無論是在殖民地還是英國，都有一大批呼吁和解的政治勢力存在。

1774年波士頓的傾茶事件

對于殖民地人來說， “愛國”話語和效忠英王之間最終的沖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戰爭帶來的影響。隨著戰爭的爆發與持續，前線的傷亡，后方的敵我分立，包容英美共同自由事業的“愛國”話語再難以完全支撐起戰爭的目的與意義。另一方面是英王的舉動。邦克山戰役的消息傳回英國之后，喬治三世在1775年8月23日發布了《鎮壓叛亂與騷亂宣言》，宣布美利堅人已經處于公開叛亂狀態。在不少美利堅人眼中，宣布美利堅為叛亂是英王主動切斷了殖民地與帝國的聯系，同時也意味著君主單方面停止了對臣民的保護，與之相對的，臣民也就可以終止對國王的效忠。 1775年10月底，喬治三世宣布美利堅叛亂的消息傳回了殖民地。德雷頓如此詮釋這份宣言與獨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與母國的爭端早已“迫使美利堅”處在了“獨立狀態”，但殖民地人還是寄希望于國王“會治愈我們的傷口，阻止分裂”，直到國王宣布“美利堅人不再受王權保護”，這才“終于將美利堅從大不列顛中解放了出來”。在德雷頓看來，保護的停止意味著國王“實際上解除了國王與人民之間的原始契約”，從此之后，任何一個美利堅人都不再能被訴以重叛逆罪，因為“在法律中，如果不再受這位國王的保護，也就無需對其效忠”，沒有了效忠關系，叛國也就無從談起。

除了喬治三世宣布美利堅公開叛亂，1775年11月20日，諾斯向英國議會提出了一項《禁止法案》（Prohibitory Act）,要求嚴懲所有反叛的美利堅殖民地。《禁止法案》規定，英國海軍將封鎖殖民地的海外貿易，所有俘獲的美利堅船只與貨物都被視為戰利品，無論貨主的政治傾向。1775年12月20日，《禁止法案》在英國議會通過。隨著喬治三世的鎮壓叛亂宣言與《禁止法案》的消息先后傳回殖民地，1776年1月23日，馬薩諸塞大議會在諸殖民地中率先發布宣言，正式宣告不再效忠英王。1776年3月23日，大陸會議針對《禁止法案》通過決議，宣布凡在公海與近岸水域上截獲的英國人船只，一律視為合法戰利品。內憂外患之下，殖民地宣告獨立已是迫在眉睫之舉，“叛國”與“愛國”之間的反轉也呼之欲出。

“叛國”和“愛國”的反轉

從宣示獨立的文件來看，在1775年5月20日，北卡羅來納的梅克倫堡縣（Mecklenburgh County）就率先成為北美殖民地中最早宣布獨立的地區。波林·梅爾（Pauline Maier）的研究揭示了1776年4月到6月之間各地通過指導意見、決議書等方式，先于大陸會議宣告了本地的獨立。從政策的取向上看，激進地區率先采取了更體現獨立主權性質的措施，再由大陸會議統籌與協調，以指導意見和命令的形式向各地普及推廣。其實，獨立態度最為堅決的是來自大陸軍的意見。大陸會議代表、各殖民地法外大會與各層級的地方委員會都可以在模糊立場中左右權衡，但對于沖殺在最前線與英軍作戰的大陸軍將領和士兵來說，早已沒有其他選擇。無論大陸會議如何以自衛來辯解，成立大陸軍并且派遣軍隊與國王士兵作戰，已經毫無疑問構成了重叛逆罪。這一點蓋奇在邦克山戰役前夕的公告中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

只有贏得一場以獨立為目標的戰爭，才是大陸軍將士們免受英國《叛逆法》懲罰的唯一可能。前線形勢的瞬息萬變要求軍中舉措必須比猶豫不決的大陸會議要更堅定和激進。軍情的需要成為引導大陸會議邁向獨立的重要因素。大陸軍中的一樁“叛國案”暴露了不獨立產生的合法性缺失與持續戰爭之間的矛盾。

本杰明·丘奇（Benjamin Church）

1775年9月底，大陸軍的首席軍醫本杰明·丘奇（Benjamin Church）向敵人輸送軍事情報的消息被曝光，一時輿論嘩然。丘奇一直屬于核心的輝格派精英圈，在此之前一直被視為馬薩諸塞最為堅定的激進人士。他從1775年5月就開始為蓋奇將軍輸送情報，但從未引人懷疑。丘奇此前營造的激進派形象有多成功，其真實身份曝光之后就有多遭人仇視。然而，丘奇的“叛國”卻無法被定罪。首先，殖民地現有的《叛國法》都是以英王作為最高主權象征來規定的，殖民地人即便已經掌握了實際的統治權力，卻并沒有名義上的政權合法性。其次，無論是馬薩諸塞大會，還是大陸會議，為了避免觸發實質性的獨立，都在回避合法性的問題。丘奇的處置被來回推諉。丘奇先后接受了軍事法庭以及馬薩諸塞大會的審判與訊問。前者依據的是大陸軍成立之時大陸會議通過的戰爭條例，但條例規定的懲罰（沒有死刑）對于丘奇的“叛國”行徑來說顯得過輕。馬薩諸塞大會的訊問則是因為丘奇在大會中擁有席位，訊問的結果也只是將丘奇從大會中除名。“叛國”的丘奇無法被定罪為叛國，只能被長期拘禁。1778年《馬薩諸塞放逐法》通過之后，丘奇被放逐，最后死于海難。

為了共同事業而浴血奮戰的將士時刻擔心因叛逆罪被懲以絞刑，而向英軍輸送情報的叛徒卻無法被處以叛國應有的懲罰。這就是丘奇事發之后美利堅事業的窘境。華盛頓要求大陸會議修改戰爭條例，使軍中嘩變、煽動謀反以及與敵人通信等行為能夠受到死刑的懲處。大陸會議批準了華盛頓的要求。1775年底，查爾斯·李（Charles Lee）將軍在紐波特首度要求托利派人士發誓不為英軍提供情報與物資，并要求當地委員會配合執行，拒絕宣誓者隨即被當場監禁。這份誓詞首次將平民援助英軍的行為定義為“叛國”。誓詞不僅要求宣誓者本人不得直接幫助英軍，還要求宣誓人及時向當地的安全委員會舉報這類“叛國”行為。隨著查爾斯·李將軍一路行軍，要求托利派人士發誓的做法也一路普及到了紐約。查爾斯·李將軍用強制性誓詞排除民眾中立立場的做法，在1776年1月由大陸會議通過決議成為對各地委員會的指導建議。大陸會議建議各地將“騎墻派”視為“被蒙蔽的對美利堅事業缺乏足夠了解的人”，在假設這些人的錯誤觀念只是由于“缺乏了解，而非缺乏美德與公共精神”的情況下，要求各地加強宣傳。同時，如果仍有不能接受“共同事業”的人士，大陸會議建議各地立即解除其槍械，情節嚴重者收監關押，同時授權各地相機向大陸軍求援，完成對托利派的控制。

1776年5月10日，大陸會議全體成員通過決議，建議各殖民地建立新政府，同時委派以約翰·亞當斯為首的三人小組為決議書起草一段引言。5月15日，大陸會議討論通過了亞當斯起草的引言，宣布“應當停止一切以王權為基礎的權威，政府的所有權力都以殖民地人民的權威而行使”。 1776年6月7日到10日，經過三天商議，大陸會議全體委員會終于決定“解除對不列顛王權的一切效忠，解散諸殖民地與不列顛之間的一切政治聯系”。6月10日，大會委派了專門委員會負責起草“獨立宣言”，并決定在三周之后對草稿進行討論。一旦最終決定獨立，許多問題都迎刃而解。6月下旬，大陸會議通過了三項決議，界定了美利堅的效忠與叛國概念。新的美利堅效忠以契約關系為基礎，以被統治者享有保護為前提，體現了雙向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大陸會議的決議規定，“所有生活在聯合殖民地邊界之內，受其法律保護的個人，都有義務效忠于這些法律，并且都是該殖民地的成員”。擁有立法主權的政治體成為民眾的效忠對象。以效忠概念為基礎，大陸會議進一步界定了什么是叛國：“所有效忠殖民地的個人，……如果向殖民地發動戰爭，或者追隨英王或其他的殖民地之敵，向他們提供幫助和支持，都是對該殖民地犯了叛逆之罪。”大陸會議同時建議各殖民地立法機構應盡快制定合適的法律，來懲處那些公開叛國之徒。

對于不少美利堅人而言，獨立最大的意義就是終于可以懲處背叛美利堅事業的叛徒。1776年7月10日，《獨立宣言》的簽署者凱撒·羅德尼（Caesar Rodney）在給他的兄弟托馬斯·羅德尼（Thomas Rodney）的信中就分享了這種喜悅。凱撒·羅德尼認為，“《宣言》奠定了基礎，后續將會制定法律來確定罪名的級別與相應的懲罰”，大陸會議以及各州政府都即將開始著手處理這個重要問題。凱撒·羅德尼顯然是對于本杰明·丘奇之輩的“叛而無罰”心懷怨念。他在信中說道，“現在到了嚴懲那些公然作亂的敵人的時候了”，“有些人的所作所為，如果還在將來發生，那只有付出生命才能贖罪”。馬薩諸塞的約瑟夫·霍利（Joseph Hawley）更是質問本州在大陸會議的代表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為什么在發布《獨立宣言》的同時沒有宣布重叛逆罪。 霍利強調制定一部叛逆法刻不容緩，因為“缺少它，我們的事業每分每秒都充滿威脅”，這是“人民的普遍想法”，“他們希望……讓所有那些試圖公開摧毀本州的人士，永遠消失在世間”。

第二次大陸會議簽署美國獨立宣言，油畫約繪于1783年。

大陸會議以獨立為前提，界定了效忠和叛國的一般概念；各殖民地大會則將叛國概念具體劃分為不同程度的犯罪行為，并予以量刑。比如賓夕法尼亞就沿襲英國《叛逆法》的舊例，將叛逆分為重叛逆罪與包庇叛國罪（misprision of treason），區分了直接加入、援助敵軍與包庇他人叛國的行為，前者將被處以極刑，后者則處以一年以內的監禁，兩種叛國罪行所判處的收沒財產也有輕重區別。賓夕法尼亞在制憲大會過程中制定了《叛國條例》。大部分地區在轉換最高主權的同時也都相應地界定了叛國罪。雖然各州在變更主權、宣告獨立、制定憲法（羅德島沒有制定新憲法）以及界定叛國等奠基舉動上各有不同的順序，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叛國的清晰界定是定義主權國家的根本問題，這是各州的共識。

通過宣告獨立與各州的立憲，殖民地人自帝國危機爆發以來，尤其是“不可容忍法令”之后建立起來的新政權終于有了名正言順的合法性。隨著殖民地人對英王效忠關系終止，新的效忠關系建立，舊有的效忠與叛國也相應地轉變了對象。

（本文選摘自《愛國觀念的轉化與北美獨立運動的興起》，何芊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