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秩序與環流：甲午戰爭早期史敘的知識史考》，孫青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356頁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孫青副教授新近出版的《知識的秩序與環流：甲午戰爭早期史敘的知識史考察》（以下簡稱《知識的秩序與環流》），從知識史的角度重新審視甲午戰爭史敘問題，不僅為甲午戰爭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國內學界在戰爭史與知識史交叉領域的空白，堪稱一次富有洞見且卓有成效的嘗試。

一

若要粗略提煉《知識的秩序與環流》一書的兩個核心關鍵詞，“甲午戰爭史敘”和“知識史”應無異議。正如作者在《引論》中稱言，目前學界有關甲午戰爭具體歷史過程（即“歷史經歷”層面）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堅實，但涉及戰爭史敘（或“歷史敘述”層面）的討論仍不多見，故“本書立足知識史脈絡，將研究的焦點從戰爭轉向戰史”（第1頁）。換言之，作者想探討的重點并非作為歷史事件的甲午戰爭本身，而是有關這場戰爭的知識史：它們何以“生成、改編、流轉、承傳”？其運作機制、基本形態為何？近代意義上的“戰史”在東亞興起的背景是什么？它與中國傳統的戰爭敘述又有何區別和聯系？為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本書將視野回溯至一個更原初的階段——“甲午戰爭期間及戰后近30年”，重新聚焦于那一時期全球范圍以中、日、西文書寫、出版的“即時”戰爭史敘。

為更好地把握《知識的秩序與環流》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路徑，或有必要對過去數十年間戰爭史和知識史的學術脈絡——尤其是二者在近期的“聯姻”關系——略作梳理回顧。

先看戰爭史。誠如英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所言，“戰爭幾乎和人類一樣古老”，“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基本上是一部戰爭史”（約翰·基根：《戰爭史》，林華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475頁）。戰爭史作為史學研究的一個經典領域，可謂源遠流長，盡管在二戰后一度陷入乏人問津的低谷，但很快便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后歷史學的“社會史轉向”潮流中迎來轉機，興起了一種被稱之為“新軍事史”（New Military History）的研究取向。戰爭史研究者開始將目光從戰爭本身（主要關注戰役、戰斗、軍事將領及其戰爭藝術等）轉向“戰爭與社會”的互動關系（重點討論軍事革命、戰爭的社會影響、士兵的戰爭經驗等），極大拓寬了戰爭史的研究范圍。此后，軍事史與主流歷史學的互動和對話更趨頻繁密切，尤其在文化史、全球史等史學思潮的驅動下，軍事史家對軍事/戰爭與文化之關系、非西方國家/地區的軍事傳統等議題給予了更多關注（Stephen Morillo, Michael F. Pavkovic,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3rd edition, Polity Press, 2017, pp.39-47）。近年來國內翻譯出版的幾部海外中國軍事史研究論著，即頗能體現上述研究趨勢。如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基爾曼（Frank A. Kierman, Jr.）等人編著的《古代中國的戰爭之道》（陳少卿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原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出版）、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1661，決戰熱蘭遮：中國對西方的第一次勝利》（陳信宏譯，九州出版社，2014，原書由普林斯頓大學2011年出版）及《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張孝鐸譯，中信出版社，2019，原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人的《古代中國的軍事文化》（袁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原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其研究對象雖為中國歷史上的戰爭與軍事，但在具體研究中引入了政治哲學、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法與視角，討論議題涵蓋了軍事與文化之關系、歷史書寫中的戰爭表述、中西軍事革命比較、戰爭親歷者的心態等多個方面。

在海外學界戰爭史研究的各種新動向中，戰爭史與知識史的“聯姻”尤其引入矚目。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研究在歷史學領域異軍突起，蔚然成風。從學術源流來說，知識史的興起有賴于書籍史、科學史等史學分支的發展。一方面，“書籍史研究的重心從對書籍買賣的經濟史轉變為閱讀的社會史研究和對信息傳播的文化史研究”；另一方面，科學史使人們意識到，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是一個十九世紀的概念，無法涵蓋人類更早時期的知識活動以及手工藝、醫療術等實踐性知識，尤其是“全球史”的興起，提醒人們“需要去認識和討論那些非西方文化的智識成就”（[英]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識史》，章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7-8頁）。陳恒在此基礎上對知識史進行定義，認為“知識史是將知識產生（從認知的角度看知識的起源與發展）、知識生產（從社會與知識相互作用的角度看知識的更新）置于廣闊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軍事等時空框架體系中，進而將這一框架體系置于更廣闊的民族、國家、區域、洲際乃至國際的網絡中考察其產生、發展的歷史”（陳恒：《知識史研究的興起及意義》，《光明日報》2020年12月21日）。在當今國內學界，知識史研究已成熱門，檢索以“知識史”為主題或關鍵詞的研究項目、學術專著、專題論文及譯作，幾近難以勝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對傳統的戰爭史研究領域，知識史的這股熱潮似乎并未激起顯著反響，這一現象與海外學界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對比。

從表面上看，知識史和戰爭史似乎分屬不同陣營，但頗出人意料的是，二者的碰撞迸發出了異常燦爛的火花。一方面，知識史（包括其源頭之一的書籍史）的引入，使軍事/戰爭史的一些“舊”議題得到了重新檢視。以軍事思想史為例，傳統研究主要關注軍事經典文本、軍事精英的思想，這一范式以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主編的《現代戰略的締造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該書于1943年初版，1986年修訂再版，中譯本由時殷弘等人據1986年英語修訂版譯出，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出版）為代表，該書詳細介紹十五至二十世紀西方著名軍事人物（如馬基雅維利、腓特烈大帝、拿破侖）、軍事學派（如普魯士—德國學派、法國學派）的思想學說。近年來，研究者開始將目光轉向了更廣泛意義上的軍事書籍與軍事知識，致力于探討軍事書籍的出版、傳播、閱讀、接受，軍事知識的生產、轉移、學習、應用等問題，這從以下幾個書名即可見一斑：《作為武器的圖書：二戰時期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宣傳、出版與較量》（[美]約翰·B.亨奇著，藍胤淇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戰爭與印刷時代：荷蘭軍事收藏品中1801年之前的早期印刷書目》（Louis Ph Sloos, ed. Warfare and the Age of Printing: Catalogue of Early Printed Books from Before 1801 in Dutch Military Collections, Brill, 2008）、《完整的士兵：早期斯圖爾特王朝的軍事書籍與軍事文化（1603—1645）》（David Lawrence, The Complete Soldier: Military Books and Military Culture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1603-1645, Brill, 2009）、《維蓋提烏斯的〈論軍事〉：一個羅馬文本在中世紀的接受、傳播與傳承》（Christopher Allmand, The De Re Militari of Vegetius: The Reception, Transmission and Legacy of a Roman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戰爭中的工具：知識與世界之間的科學、研究和器械》（Steven Walton, ed. Instrumental in War: Science, Research, and Instruments between Knowledge and the World, Brill, 2005）。

另一方面，在知識史的啟發下，軍事/戰爭史研究領域涌現出一些富有創新性的議題。2015年，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瑞士醫學科學史雜志》（Gesnerus: Swiss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Science，該刊于2021年起并入Europ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Health）第七十二卷第二期發表了一組專題論文，充分展現了知識史和軍事/戰爭史“聯姻”之豐碩成果。該期文章包括《軍事的知識史視角導論》（Wissens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 auf das Milit?r: Eine Einleitung）、《長19世紀中的醫學、法律與“文明”戰爭之知識》（Medizin, Recht und das Wissen vom ?zivilisierten? Krieg im langen 19. Jahrhundert）、《知識在軍隊中的作用：19世紀法國的戰爭科學與軍事圖書館（1800—1900）》（Le r?le du savoir au sein de l’armée: sciences de la guerre et bibliothèques militair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c. 1800–c. 1900)）、《從地方到全球：法國軍醫、阿爾及利亞與“熱帶疾病”（1830—1880）》（Du local au global: Les médecins militaires fran?ais, l’Algérie et les ?maladies des pays chauds? (1830–1880)）、《從阿爾高的地貌學到歐洲的軍事病理學：軍隊作為人類學危機話語的交匯點（1860—1900）》（Von der Geomorphologie des Aargau zu den milit?rischen Pathologien Europas. Das Milit?r als Schnittpunkt anthropologischer Krisendiskurse, 1860–1900）。其中，由帕斯卡爾·格爾曼（Pascal Germann）和海因里希·哈特曼（Heinrich Hartmann）合撰的綱領性文章《軍事的知識史視角導論》明確提出將軍事史與知識史結合的主張。在他們看來，“軍事”與“知識”（Wissenschaft，該詞一般譯作“科學”，但其含義較英文的“science”更寬泛，泛指“可靠的知識”乃至“一切形式的學問”，參見[英]H.P.里克曼：《狄爾泰》，殷曉蓉、吳曉明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4—115頁，茲根據該文語境譯作“知識”）之間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一方面，軍隊作為一個恒久存在的社會機構，無論在戰時或平時都仰仗于各類知識，與此同時，戰爭也常參與或促進各學科的知識生產與傳播；另一方面，過往研究往往將軍事置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中討論，但忽視了軍事與知識一樣，存在一個“跨國網絡”，其作為“知識生產、傳播與應用的場域”的意義尚未被充分發掘。在此前提下，將知識史——這個致力于在廣泛的政治、社會背景中探索知識如何生成、傳播、穩固與消亡的學科——引入軍事史研究顯得十分必要。格爾曼和哈特曼將這一研究路徑稱為“軍事知識史”（Wissensgeschichte des Milit?rs，該文英譯標題為History of Knowledge Perspectives on the Military）。該期的其他文章，即為踐行此研究方法之具體個案，從不同角度、多個方面揭示了軍事/戰爭與知識之關系。

由此，我們再來檢視《知識的秩序與環流》一書，不難發現它在研究旨趣與方法論取向方面均與前述戰爭史與知識史的融合趨勢——即“軍事知識史”研究取向——十分契合。指出這一點，并非意在凸顯該書之“預流”或與海外學界同仁“所見略同”，而是試圖基于學術史的脈絡對其進行較為精確的定位，而這本身即是知識史的應有之義。更重要的是，知識史和戰爭史的“聯姻”，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堪稱“珠聯璧合”，尤其對于先行研究已堪稱宏富的甲午戰爭史研究領域而言，這不啻為一種突破性的嘗試。當然，需要更確切地指出，《知識的秩序與環流》的學術關懷并非“戰爭”，而是“戰史”——“甲午戰爭早期史敘”。

二

如何“從知識史的角度去觀察甲午戰史”？在《知識的秩序與環流》一書中，作者是緊緊圍繞“史敘”這一對象來展開的。所謂“史敘”，在書中與“歷史敘述”交替使用，用來指涉各種對甲午戰爭的記述。作者特別指出，“這種記述基于經驗見聞（而非邏輯推斷或虛構想象）所作，強調歷時性視角并追求某種‘內在一致性’。其具體形式可以包括文本、圖像及其他衍生文類。它們中的大部分在不同語言文化語境中，常會以‘史’‘紀’‘本末’‘顛末’‘history’等確定的文類標識作自我界定，有些則不以固定的物理文本形式呈現，而是停留在流動中的片段敘述狀態”（第2頁，注1）。在她看來，學界以往對甲午戰爭的研究，重心大多在戰事過程而非史敘模式，基于“史實重建”或“復盤戰爭”的目的，論者在史料取舍時，常以辨析“真偽”作為唯一評價準繩，但如此一來卻容易忽視了歷史當時/當事人“眾說紛紜”的狀況以及“戰事入史”的復雜過程。與之不同的是，《知識的秩序與環流》將視角轉投于敘史本身，試圖回到一個更原初的脈絡，追問這些甲午戰爭早期寫作者“如何說”、“為何說”以及“在怎樣的機制中說”，相關文本又如何影響了日后的戰史編纂。

在此，作者將“甲午戰爭早期史敘”區分為官方史敘、戰地報道、史志三類，并指出其相互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所謂“官方史敘”，主要指清朝在戰事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公文書，它具有某種“事務化”的風格，“深嵌于王朝國家的文官體系與行政流程，以不同部門、級別之間的文書流轉為其基本編排線索”，并成為日后王朝官修史機制的重要史源；所謂“戰地報道”，是指日、清兩國和其他非參戰國媒體的隨軍觀戰報道，這種報道往往是片段式的，以集中描述單個事件為主；所謂“史志”，常表現為專著、文獻輯錄、評論匯編等形式，在寫作上追求連貫性與整體性，試圖為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找到一致性的表述線索。而在這些關于甲午戰爭知識的諸面相中，《知識的秩序與環流》側重關注的是“秩序”與“流轉”。作者在此借用了?？乱越滴幕芳页Ｊ褂玫膬蓚€概念，來強調本書意在探討甲午戰爭“相關知識的生成語境、外在形式及這些知識在社會與空間兩個方向的流轉”。具體來說，該書所討論的甲午戰史的知識“秩序”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知識的形式或結構，即知識存在的基本形態，如文類、敘述風格與結構等；二是知識的建制，即知識生成、流轉與使用與使用的制度脈絡，包括官僚制度（特別是文書行政制度）、清國史館、軍事院校等；三是知識空間，即圍繞某種知識的生產、流轉與使用形成的社會文化空間，這種空間經常體現為開放度不等的社會圈子或群體，如高層官員、軍校師生、大眾讀者等。而知識的“流轉”，則同時包含了跨越社會和地理邊界的旅行，即在社會層面橫向或縱向地從某一群體滲透、傳播至另一個群體，從地理層面從某一區域、國家流轉至另一區域、國家，并且，這種流轉未必是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單向流動，而往往是在兩地或多地之間多向、多次發生的流動，是一種知識的“環流”。（第2—10頁）

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知識的秩序與環流》依次展開了具體的論述。全書共分七章，大致又可分為三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二章（《日常行政與清季甲午戰爭官方史敘》《清季民初私修甲午戰事史敘》），主要討論晚清中國在甲午戰爭持續及結束后短期內形成的官方、民間史敘；第二部分由第三至第五章構成（《中國以外的漢文即時甲午戰史》《和文即時甲午戰史》《西文即時甲午戰史》），將視野從清朝放寬至外部世界，探討同一時期海外以漢文、和文、西文三類文字書寫的甲午戰史；第三部分由第六至第七章組成（《東亞戰爭史敘的近代轉變》《甲午戰史譯寫與東亞近代知識空間》），從“戰史文類”與“知識空間”兩個角度對甲午戰爭史敘展開討論，觀察戰史知識與形式如何在歐亞大陸兩端及東亞各國之間“旅行”，新文類的流轉又如何帶來知識空間的形成?！督Y語：成為“知識”的近代戰爭》部分，則是對全書內容的概括與升華。

總的來看，第一章《日常行政與清季甲午戰爭官方史敘》是全書篇幅最長（共64頁）、也是筆者認為最能體現全書主旨的一章，茲先就該章進行說明。作者指出，關于甲午戰爭的官方史敘“深嵌于王朝國家的文書行政運作，幾乎與戰事的發展相伴隨”，這是一個頗為獨特的現象，與此同時，它“繞織于中國修史形式萌發重大轉折之際，逐漸匯入近代知識發生機制轉型的歷史脈絡”（14頁）。由此可見，本章試圖處理的是知識生成與轉型的問題。

清廷有關甲午戰爭的知識是如何生成的？作者認為，“關于戰爭的官方敘述原先分散于與傳統政治過程及修史程序相伴生的各種文書形式之中：有些出于溝通內外的日常文書流轉之制，有些從屬于國家勸忠之典，有些則成于王朝專修書史之常務”（15頁）。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似乎可以稱之為甲午戰爭史敘的“內在理路”。有清一代，官方修史活動始終與政府實際行政過程緊密纏繞，并十分重視“方略”、“武功”專史，強調“酬績勸忠”的“飾終之典”，這一框架規范了甲午戰爭官方史敘的基本形態。就文本形式而言，清代有關甲午戰爭的官方史敘有檔冊（由樞廷、京內各衙署日常積累編纂）、起居注、實錄、國史館傳稿等，其敘事經緯則主要有記事與敘人兩類?！坝浭抡呋蚍稚⒃谝罆r序編排的起居注、實錄、《夷務始末記》（稿本）中，直接采擷公文，幾近于文獻匯編；或以片段散入國史館所修傳、志底稿”，“敘人者則以國史館所編各種將士臣僚單傳、合傳傳世”（15—16頁）。從史源學的角度來說，這些文本主要通過清廷的“戰時日常文書流轉”而形成，集中體現在“以北洋大臣為樞紐的軍情奏報”、“朝廷正式發布的公告或獎懲諭旨”、“以翰詹科道官員為主的糾劾彈章”三類公文上。在該章的“戰時文書流轉與戰事入史”一節中，作者巨細靡遺地為我們展示了一幅甲午戰史知識生成的復雜圖景，讓讀者仿似置身于1894—1895年的歷史現場，得以窺見北洋大臣如何在收到來自各方的信息后向北京奏報軍情，朝廷如何公開詔告或以“廷寄”方式下發諭旨，在京翰詹科道等文官如何激揚文字、評論戰局……這一公文遞轉網絡，以天津為樞紐，以北京為終端，“文本信息搜集、編撰、交換、溝通于稅務司各口岸、外交使節各停駐點、前線各戰場之間，并波及南北諸重要軍、政轄區”（22頁）。有關戰事的細節，也隨著公文流轉過程中的層層裁汰、增補、匯總，逐漸明晰豐富起來，最后通過館閣歸檔及清廷既定的制度性修史過程進入修史之典，沉淀為官方戰爭史敘諸多規范表達的依據。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戰爭的面貌”的逐漸清晰是體現在文字層面的，它與具體的行政目的有關。隨著戰事的進行，北洋大臣及參戰將領在詳細匯報戰況的專折中，往往會有針對性地回復朝廷有關“接戰情形”、“失守情形”、前敵將官臨敵表現等方面的特別問詢，“以便朝廷據此迅速做出獎懲判斷，隨時監督軍事與激勵士氣”。出于這種目的，這類專責奏報盡管較為詳細，但在形式上“偏重于員弁接仗表現或解釋致敗的主客觀原因，而非交戰雙方的戰后技術分析”。另一方面，由于清朝的恤忠之典在行政上有一些不成文的具體指標，如“擊斃敵數”、“繳獲器械”、“勝負戰績”、“捐軀情結（言行）”等，因應于這一“評價體系”，出奏人在撰寫恤忠奏報時也以此為范（26—35頁）?？梢姡@些有關戰爭的細節（記事）往往與將領的戰時功績（敘人）互為纏繞。

在這一點上，清朝的官方戰爭史敘和它的交戰國日本形成了鮮明對比。作者在第四章《和文即時甲午戰史》對日本官方甲午戰爭史敘有較詳細的論述，我們不妨將先將視野轉移至此，以略作比較。明治初期，日本全盤引入法國近代軍事制度，著手編纂兵史和戰記，這被視為近代軍事機構的功能之一；明治中期，日本又仿照德國，以“戰史”為名編寫軍事專史，開始“強調軍事技術方面的實際教育價值”。甲午戰爭結束后，日本參謀部即著手編纂戰史，其最終編成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1904—1908），特別強調“提供實戰戰例，供研究軍事技術參考”的目標，意在“把甲午戰爭視為‘現代戰爭’的首個重要戰例，按照現代軍事技術的知識分類來拆解、審視戰爭的過程”（140—143頁）。實際上，這種編纂范式所反映的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軍事史學的“職業化”趨勢，尤其是以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為典型的官方戰爭史研究傳統，這一范式最主要的宗旨之一即“總結戰爭經驗以指導未來戰爭”（Stephen Morillo, Michael F. Pavkovic,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3rd edition, pp.35-36）。作者在第五章《西文即時甲午戰史》列舉了大量以西方語文（包括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等）書寫的甲午戰史著述，試圖藉此展現“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全球范圍近代類型知識流動與秩序締結的一些實相”（200頁）。但令人遺憾的是，書中并未對這些西文即時甲午戰史展開詳細的文本分析論述。

三

讓我們再把目光回到該書第一章所關注的清朝官方史敘的“知識轉型”問題上。作者指出，在清末民初之際，“從清國史館傳稿到《清史稿》列傳，甲午戰爭諸傳稿出現了值得注意的變動，具體體現在編纂宗旨、傳稿類目和傳稿內容等幾個方面”。舉例而言，《清史稿·忠義傳》“突破了恤忠的行政框架，試圖根據傳主主要參與的戰事、身份來定位”，這“實際上使得以人為中心的戰史書寫開始向以事件為經緯轉變”。而從史料來源看，清史館也不再完全依據出于行政流程的公文文書，而是同時采信并選擇《中東戰紀本末》《中日兵事本末》《清稗類鈔》《黑水先民傳》等同時代民間出版物的史敘，“實際上也體現了傳統王朝史敘從壟斷逐漸向民間開放的內在知識生發機制之轉型”（70—77頁）。

順著這一思路，作者在第二章系統考察了清季民初私修的甲午戰事史敘——顯然，這是更能體現“知識轉型”的文本類別。僅舉一例來說明，作者將甲午戰后幾年間出現的私修戰輯與戰紀分為兩源，一是廣學會的《萬國公報》譜系，一是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譜系，前者材料來源廣泛，既有官方文件，也轉載其他西文報刊相關報道，同時登載各種評論性文章，表現出鮮明的西方“文明”秩序觀，寄希望于清朝的文化與政治制度變革；后者的資料來源則以戰爭親歷者的軍中見聞為主，這些人大多集中于張之洞創辦的新式軍事教育機構，有其現實政治立場，試圖“以本末體裁彰明中日構釁的是非曲直，通過陳述戰役經過，明確戰敗的責任者和具體敗因”，故十分強調“明恥教戰”，表現出強烈的國族主義勝敗觀，認為清朝的“轉變之機在于明恥辱、強武備、興教育等技術層面的實際舉措”（78—99頁）。不難發現，無論是帶有基督教普遍主義色彩的文明觀，抑或傳統士人流露于筆端的國族立場，均為晚清西力（西學）東漸背景下的新生事物。

就此而言，我們應如何從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戰史”這一古今中西皆有的體裁在十九世紀的轉變？該書第六章《東亞戰爭史的近代轉變》試圖對此進行回答。先看中國的情形。作者指出，盡管“軍事活動是傳統國家最重要的職能之一”，但“與國家軍事活動相關的記載與議論分散見于四部圖書”，而“在‘紙上譚兵’的具體形態上，‘戰史’卻并沒有獨立成為史部的一個分支專題或自成史體”。一直要到乾隆、道光年間，在內部“動亂”與“海警夷氛”的共同作用下，官修、私撰軍事專史大量涌現。隨著近代軍事教育在晚清的興起，西方“近代作戰模式、戰法、戰術、國際法則等規則性內容”和“戰史”課程的引入，改變了中國“兵事”史敘的現實制度機制。這些由實際政務中產生的知識門類，逐漸突破四部圖書分類結構主導下的舊知識模式。戰爭史的書寫，也出現了和高度“事務化”的行政文書不同的“事件化”取向，側重敘述戰事的來龍去脈或“兵法史略”。在此過程中，一個新的“知識共同體”也逐漸形成，他們依托戰史展開了各種政治性議題的討論（203—251頁）。相較于晚清中國，明治日本的戰史轉型表現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一方面，“明治日本的戰史修纂與法國、德國等歐洲軍事強國有更密切的聯系，并基本上是在諸如陸軍省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校、參謀本部編纂課、陸軍文庫等日本近代國防體系新建文教建制的架構下展開的”；另一方面，日清、日俄兩次大戰促使日本軍事史敘發生了巨大轉變，“從此前翻譯戰史的‘歐洲戰爭’中心視角，轉變為立足‘東亞’觀察‘世界戰爭’的東洋史取向”（251—266、295頁）。而在朝鮮，由于其在甲午戰爭后“所經歷的特殊國家命運和近代歷史軌跡，其關于戰爭的官、私史敘都受到殖民統治和民族獨立訴求的深刻影響，直到20世紀中后葉才被重新搜集、整理與賦予文化定位”（266頁）。

中、日、朝三國在“戰史”的知識轉型這一問題上，似乎折射出各自在近代國家建構歷程中的若干面相。而毫無疑問的是，推動（或造成）這種知識轉型的共同背景之一，正是“西方”。盡管作者在《引論》中提及，“近代意義上的‘戰史’先后興起于18世紀末的法國、德國，又迅速傳至荷蘭等當時在全球貿易中擁有特殊位置的國家，與近代軍事教育體系的建立密切相關。19世紀中后期，這一近代知識形式隨相關建制傳入東亞，催生了東亞的新建制與新形式，同時開始聚合與此關聯的專業人群與開辟新的知識空間。這是一個知識內容、形式及建制‘旅行’的典型事例”（12頁）。然而縱觀全書，作者對于這種知識“旅行”——或“環流”——的細致描繪仍顯得較為單薄。

如果我們將“東亞戰爭史敘的近代轉變”歸置于“西學東漸”這一大背景，那么作為“西學”之一環的“近代戰史”顯然值得更多的關注。正如“西方”本身即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概念，“近代戰史”也存在不同的知識源流。如前所述，在十九世紀的普魯士—德國，曾發展出一種“官方戰爭史”的敘事模式，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學院式”（academic）的軍事/戰爭史研究范式，后者與蘭克學派及史學科學化、職業化潮流相關；而在英國，則出現了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戰爭史敘模式，史學與文學的聯系更為密切。這些不同的戰爭史范式，如何具體地傳播、影響到世界各地？各地對此的受容又是如何？翻譯史的角度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發。舉例而言，1851年，英國作家愛德華·克里西（Edward Shepherd Creasy, 1812—1878）出版了一部影響深遠的戰爭史著作《從馬拉松到滑鐵盧：世界上十五場決定性戰役》（The 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該書開創了一種新的軍事史書寫范式——“決定性戰役”（Decisive Battles），旨在關注那些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戰役，并分析戰爭如何影響歷史走向。這種“輝格派對鮮血譜寫的歷史的解析”（約翰·基根語），奠定了近代英美軍事史學的傳統，其影響還伴隨著西學東漸的浪潮遠播東亞。明治日本先后出現了《宇內十五大戰記》（1875）、《萬國有名戰記》（1884）和《泰西十五大決戰史》（1890—1891）等多個譯本，克里西的“決定性戰役”及“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后”等觀念受到了日譯者的高度認同，并由此啟發了一系列同類日文戰史的寫作。1898年，晚清維新派的大同譯書局將克里西著作的其中一個日譯本《泰西十五大決戰史》轉譯成《地球十五大戰紀》出版，但對原書內容作了大量刪削、改寫乃至歪曲，以符合己需。在某種程度上，這樣一部“泰西戰史”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不同境遇，恰能最直觀地展現知識“秩序”與“環流”的一些細節（相關論述，可參見拙文《泰西戰史的跨文化之旅——〈世界上十五場決定性戰役〉在近代中日兩國的譯介》，李雪濤、沈國威主編：《亞洲與世界》第4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回到《知識的秩序與環流》所關注的甲午戰爭史敘，我們可以發現，克里西式“決定性戰役”史觀實際上在當時的日本甲午戰爭史敘中也有諸多體現。1894年，正值甲午戰爭爆發之初，日本學者松井廣吉（1866—1937）出版《鴉片戰史》，他在序言中旗幟鮮明地指出，“如今我大日本帝國在與清國的戰爭上連戰連勝，蓋因彼為未開化的野蠻之兵，我為文明的王者之師”，他將日清戰爭視為“文明與野蠻”、“進步與保守”之爭，并熱切期望日本能像此前與清朝交戰的英、法等國一樣，贏得戰爭勝利，由此躍升文明國家之列，以開啟東洋的新局面（松井廣吉：《鴉片戰史》，博文館，1894年，第1—4頁）。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期間，日本戰爭文化研究所編撰《世界興廢大戰史》叢書，又將“日清戰爭”納入其中，視之為左右日本歷史乃至影響世界“興廢”的重要戰役之一（仲小路彰：《世界興廢大戰史》，戰爭文化研究所，1937—1943）。

克里西及其“決定性戰役”在近代日、中兩國的譯介，或可視為“歐羅巴兵法”傳入東亞的一個歷史剪影。事實上，與克氏著作相類的西方戰爭/軍事史譯著，在近代中、日兩國曾大量涌現。而從知識史的角度來說，這些翻譯文本僅代表了知識轉移的其中一個面相，在人員交往（如晚清留洋軍事學生、歐洲來華軍事教習）、器械傳入（如日本和北洋海軍購置西式船艦、軍械）、戰爭體驗（如戰爭親歷者的記憶、戰時及戰后的醫療活動）等其他層面，知識的形態和傳播方式也各有不同，需要進一步討論。由此可見，有關“戰爭”“軍事”與“知識”之互動，仍然還有非常多值得探討的議題和空間。

對筆者而言，《知識的秩序與環流》的另一個美中不足之處，在于圖像史料的缺失。誠如作者所言，甲午戰爭史敘的具體形式“包括文本、圖像及其他衍生文類”，但全書的討論幾乎完全圍繞文字史料展開，而未涉及有關甲午戰爭的大量繪畫、攝影、書影、地圖等圖像史料。盡管學界在甲午戰爭“圖像證史”研究方面已有相當積累，但作為一部以“知識史”為題的專著，忽視圖像這一重要的知識載體和傳播媒介，不得不說也是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