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出版的書評集《學壞》中，詩人、學者戴濰娜將女性主義理論鍛造成認知棱鏡，遴選出九位文字的刺客，從波伏瓦到伊藤詩織，從泰戈爾到林奕含，他們以反叛之刃劃破蒙昧。她如獵手般敏銳，編織喬伊斯、赫胥黎與迪倫的思想脈絡，剖析文本，讓普希金的詩意與瑪麗蓮·弗倫奇的鋒芒交匯共振。

戴濰娜，這位履歷堪稱“別人家的小孩”模板的優等生，那個硬要把人生軌跡拗成完美拋物線的學霸，竟揚言要“學壞”，像一場遲到了二十年的叛逆期。從規則里走出來的人，學壞的第一步不是放縱，而是自我賦權——從容地拆解秩序，重構屬于自己的世界觀。

鮑勃·迪倫是她的第一張精神切片。這位永不停息的藝術粒子，將存在本身熔鑄為詩——在密西西比河畔的藍調中栽種反叛基因，用棱鏡取代民謠圣殿的彩窗，重塑藝術與道德的坐標系。他與父輩決裂，用音樂發出抗議，對一切不滿的現實發聲，但他也總在調戲我們，調戲世界。玩世不恭，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清醒？拒絕被定義，既是迪倫的姿態，也是他留給世界最重要的遺產。濰娜感嘆：“至今，我仍覺得，這是我從迪倫身上學到的最棒的東西。創造，是這個世界上最酷的事情。人有權利隨時創造自己！”真正的“學壞”不是叛逆本身，而是掙脫所有既定范式，讓創造成為一場永不停歇的自我革命。

學壞的精神光譜上還有普希金、喬伊斯、波伏瓦、瑪麗蓮? 弗倫奇、伊藤詩織、林奕含、赫胥黎、泰戈爾，她以詩人的嗅覺捕捉這些“反派”角色骨血里的迷人氣息。

覺醒，萌生于剎那間的懷疑。曾幾何時，滿心皆是無條件的信任、依賴與全身心的委身，直至那一刻，目光微微側轉，裹挾著質問毅然邁向叛逆之途。當學會 “學壞”，掙脫往昔的束縛，方得以真正以自我為燈，將世界的輪廓照亮。

戴濰娜：《學壞》，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戴濰娜的學術佩劍刻著女性主義的徽紋，這位科班出身的理論者卻鮮少策馬沖入互聯網的論戰泥潭，更多地潛心于理論探究與文本鉆研，似乎更愿意隱匿于理論與文本之后。或許是帶有對網絡激辯的懷疑與觀念潮汐的警惕。正如波伏瓦曾高呼“我們的子宮屬于我們自己”，卻未料到51年后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女性子宮權益再度受限，如同被封印的惡靈重奪陣地。中年后的波伏瓦沮喪地發現，大半個世紀的女權斗爭多以失敗告終，早年的勝利只是一時假象，成果很快被遺忘。在《第二性》中她曾意氣風發稱“我們贏了這一局”，但在自傳體回憶錄終局篇改變了結論。對政權和人性的糟糕預判均已應驗，面對并肩友人的變化也毫無傷感。這一切只能在文字中挽救奪回。她的書曾遭保守女性嗤笑，如今又因“缺乏斗志”被激進女權主義者不滿。但她內心堅定，認為描寫失敗等并非背叛。

當伊藤詩織將山口敬之的暴行命名為“黑箱”，這個隱喻便成為刺穿日本司法沉疴的手術刀——在犯罪動機論主導的法庭上，受害者被迫承受著“二次強奸”的質詢風暴。這位打破沉默禁忌的記者，用四年光陰在舉證煉獄中淬煉出日本首例職場性侵勝訴案，卻不得不在網絡暴民的圍獵中流徙他鄉。她的《黑箱》不僅是個人抗爭史，更是一份制度解剖報告：當瑞典的性侵救助體系已進化出創傷知情機制，日本司法仍困在昭和年代的認知泥沼，低強奸率假象背后是報案系統的結構性暴力。

與之形成文學共振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則以詩性文字解構性暴力的權力密碼。林奕含筆下少女的幽微心緒，恰似照向施暴者的棱鏡——當兩本書不約而同地以文學反諷消解性侵者的身體神話，實則是用敘事手術刀為強奸文化實施祛魅術。然而詩織流亡海外的身影與奕含隕落的星芒，仍映照著東亞社會殘酷的沉默螺旋：2010年日本三分之一的性侵案件仍在庭外和解中化為齏粉，那些未及書寫的黑箱仍在吞噬著無數未名的晨星。

當輿論法庭將林奕含案鍛造成“弱女文學”的十字架時，戴濰娜評論到：“林奕含同樣花費眾多文墨，描述了受害者在極度痛苦中，靈與肉強行割離的條件反射。這種‘心理休克狀態’有時甚至會延續幾天，以致延誤報案的最佳時間。社會對完美受害者的期望，顯然是嚴重缺乏常識和同理心的。她們在侵害發生之后，選擇繼續漂亮地生活，就是最大的英雄主義。”受害者有選擇，可放下也可銘記，因沒人該被如此對待。受害者不都有打破沉默的義務，也并非要有如詩織和林奕含般成就才算英雄，被侵犯時更不必以死相拼。

面對進步的觀念，戴濰娜所擔憂的并非女性權益的增長，而是女性主義在近年來對外在權利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女性自身生命經驗和價值體系的構建。結果，在政治與文學等領域，女性未能創造出獨立于男性普世價值之外的新范式，而是不斷適應甚至延續既有的男權體系。在政治領域，女性領導者往往表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姿態，依附于傳統權力邏輯，而未能真正開創具有女性氣質的政治模式。同樣的問題在文學領域亦然，“女性文學”仍被定義為“女性創作的作品”或“以女性為主題的作品”，而缺乏對其獨特美學、語言體系和思想內核的更深層辨析與探索。

此外，女性主義的斗爭方式也陷入了性別對抗的二元結構，過度專注于話語權的爭奪，使其成為另一種倒置的權力系統，最終缺乏想象力，陷入簡單的性別戰爭，而未能提出真正超越性別對立的思考與可能性。

戴濰娜在剖析女性寫作時揭示，女性文學傳統的建立不僅是對女性創作的整理與歸納，更是一場深刻的顛覆性實踐。它要求我們回溯女性在歷史中的整體處境，并理解性別不僅關乎身份認同，更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方法論和行動體系。真正的女性文學傳統不應只是對既有文學史的補充，而是對世界建構基礎的反思與動搖——它質疑根深蒂固的價值觀，解構主流敘事，甚至推動歷史的重寫。正因如此，這種顛覆性往往不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接受，甚至遭遇排斥與抵制。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挑戰與抵抗中，女性文學才真正擁有了塑造自身傳統的可能。

那么，我們贏得這一局了嗎？女性文學是否真正擺脫了男權價值的規訓，成為一種獨立的精神體系？我們是否已經擁有足夠的語言來承載女性的歷史、經驗與思考？或許，這場戰役遠未結束，但每一次書寫、每一種新敘事，都是在推進這場漫長而必要的博弈。答案尚未揭曉，但至少，我們仍在棋局之中。

（祝羽捷，作家、策展人、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