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檢監察報2月27日消息，“村里的垃圾都清運走了，空氣變清新了，環境也更好了，看來這次是動真格了。”談起村里的環境變化，湖北省襄陽市襄州區黃集鎮薛集村的王大爺面露喜色。

村民們的喜悅源自襄州區紀委監委的一次問責。

2018年年底，襄州區紀委監委接到群眾實名舉報，反映薛集村生活垃圾違規傾倒、污染環境，“垃圾圍村”數年無人治理。接到舉報后，區紀委監委高度重視，將該問題線索交由第二紀檢監察室進行核查。

圍繞舉報線索，核查組兵分三路先行進行外圍調查。一路到薛集村實地查看生活垃圾堆放情況。一路到鎮政府、鎮經管站查閱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政策文件及與薛集村生活垃圾治理有關的財務賬目，另一路深入村組向當地村民了解生活垃圾治理情況。

核查組來到薛集村一組的一個廢棄堰塘，只見死豬、牛糞、塑料袋、農藥包裝袋、金屬罐、餐廚剩余物等生活垃圾堆積成山，綿延數百米，時不時散發出陣陣惡臭，引得蚊蠅亂舞。

“我都快70了，垃圾場離我家還不到10米，出門待久了，就會頭暈惡心，害得我和老伴沒事都不敢出門了。”“進入冬季，垃圾的惡臭味還好一點，但其他時候，尤其是夏天，只要靠近這個地方，成群的蒼蠅就會一窩蜂地追著人跑。”“垃圾堆放好幾年了，一直沒人管。向村里、鎮上都反映過，每次都只是簡單填埋了事，有時也會就地焚燒，燒垃圾煙霧很大，氣味難聞得很……”提起這片垃圾，村民們叫苦不迭。

與此同時，在鎮政府查閱資料的袁瑞卿和閻軍也有所收獲。2016年，襄陽市政府出臺了《農村生活垃圾治理三年（2016-2018）行動方案》，明確規定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必須遵循“戶分類、村收集、鎮轉運、縣（區）處理”的模式和無敞口露天垃圾池的工作標準。而黃集鎮薛集村作為全區公共服務運行維護機制試點村，每年享受政府撥付的專項資金。2016年8月起，鎮上的垃圾中轉壓縮站也正式投入運營，承擔起全鎮生活垃圾轉運工作。然而，2016年以來，薛集村從未將垃圾轉運到鎮上的垃圾中轉站壓縮，而是任由其堆放在一組的一個廢棄堰塘里。久而久之，這里便成了讓村民們苦不堪言的露天垃圾場和污染源。

既然有文件、有資金、有場地，為何薛集村“垃圾圍村”問題數年得不到解決？帶著這個問題，核查組又多次對鎮政府等有關部門展開調查，找相關人員談話核實。

“以前你是否接到過薛集村群眾有關‘垃圾圍村’問題的反映？”面對黃集鎮黨委書記康向陽，核查組開門見山地問道。

“有，群眾之前反映過幾次。”康向陽對此倒也沒有回避。

“既然有群眾反映，為何鎮上始終沒有解決？”核查組追問道。

“確實是鎮政府財力拮據、缺乏資金，就一直沒有解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康向陽說。

“據我們所知，早在2016年8月鎮上就建立了垃圾轉運站。薛集村每年也有一定的垃圾治理專項資金，為什么鎮上從未安排、督促村里將垃圾轉運到中轉壓縮站，對此你怎么解釋？”見康向陽“避重就輕”，核查組將外圍核查收集到的相關證據一一向其出示。

“我……我……”面對核查組有針對性的提問和眼前一摞摞證據資料，康向陽支吾起來。

“農村環境一直是中央和各級政府掛在心頭的大事。2018年2月，中央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其中排在第一位的重點任務就是要推進農村生活垃圾治理。作為黃集鎮的‘父母官’，面對群眾反映如此強烈的‘垃圾圍村’問題，你是否真正為群眾排憂解難，是否真正履職到位？”核查組繼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唉，我錯了！確實是我重視不夠，沒有把環保責任當回事，對群眾訴求沒有真正放在心上，遇到問題只想等一等、看一看。”在強大的政策攻勢和扎實的證據面前，康向陽道出了“垃圾圍村”數年之久的深層次原因。

“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干部不擔當、不作為，何談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必須嚴肅追責問責。”區紀委監委主要領導表示。

經查，除該鎮黨委書記康向陽、分管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副鎮長張杰不作為、慢作為外，薛集村存在不認真落實上級文件精神、違規傾倒、露天堆放垃圾問題，區城管局存在對薛集村垃圾露天堆放“擾民”行為監管不力問題。區紀委監委依紀依規分別對康向陽等7人進行立案審查、組織處理。

“莫讓‘垃圾圍村’成為鄉村振興的短板。”目前，黃集鎮政府已將薛集村一組的露天垃圾全部清運，并通過種植樹木實現生態修復。鎮政府組織工作專班，對全鎮42個村的露天垃圾場和填埋點進行拉網式排查，對道路沿線、田間地頭、堰塘河道的生活垃圾實現限期治理。包括薛集村在內的全鎮3個社區、39個村、285個組的垃圾清運設備已完成配備。

（原題為《“垃圾圍村”為何無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