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價值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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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建筑檔案講述人

孫一民

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

長江學者、國家教學名師

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

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學術院長

無論是在專業教育還是在工程實踐中，建筑師都擔負著重大的社會責任。對此，建筑師自身必須有清晰的認知。在當前的城市建設語境中，推進優化方案、開展技術協調并不僅是傳統概念上簡單的規劃信息傳遞以及各專業間的輔助和咨詢。所以，孤立探討規劃或建筑并不貼切，營建才更為契合。

此外，不同身份下的觀察視野也不盡相同。建筑師關注單體建筑，地區城市總師團隊則著眼整個片區。地區城市總設計師制度正試圖構建一種體系化的城市思維模式；它像一座橋梁，讓管理者、開發者、實施者和不同專業人員能進行相互溝通和對話，在城市建設中發揮更大效能。

以體育建筑為契機

探索城市建筑的公共價值

建筑師應敢于在重大決策中提出超越單體利益的干預，這既是建筑師的責任，也是其社會價值的體現。

邵兵（建筑檔案主編/創始人，以下簡稱邵）：當前建筑師的身份轉型面臨難題，總師的出現使公共邊界、紅線管控上有專業人員，使得城市發展得到平衡。彈性的導則，最大程度發揮了設計的價值，同時總師也能夠反向助推出更優秀的設計。

孫一民（以下簡稱孫）：總設計師制度能夠提前介入，并助力建筑師打造更好的作品。以gmp設計的唯品會總部大廈為例，當時業主認可其方案優點，卻擔心實施層面難以落地。總師團隊介入后，便順利實現了體量騰挪，以及向城市江景敞開的空間效果。

▲ 唯品會總部大廈

另外，也有些建筑師受困于甲方需求的限制，難以體現自身價值，我們參與后則起到了潤滑作用，促使設計方更主動地提出特色方案。例如Gensler在復星地塊的方案設計中，和業主有一段艱難的磨合期。我們介入后，便與設計方在公共空間博弈上達成共識。這種博弈類似他們熟悉的北美城市設計的管理模式，讓他們在大框架下能夠大膽發揮，最終形成了退讓城市廣場的特色方案。

▲ 復星地塊方案

關于社會價值，我個人持認同態度，但并非所有建筑師都認可。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相對統一的教學模式下，也存在不同觀點。在當時的教學中介紹四大建筑師（密斯、柯布、格羅皮烏斯、賴特）時，盡管他們的建筑理念差異很大，但老師們還是更強調其共性，即他們都關注到了社會問題。

▲ 總師工作照片

邵：建筑是社會驅動產生的結果，當代的東西和百年之前肯定不同。

孫：談論建筑師的價值取向，不能脫離服務性原則，因為業主的訴求是建筑師發揮的前提和框架。盡管很多人在業主的訴求框架下進行了超前的探索，但在當時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常常難以實施。

以近年來高鐵路網飛速發展、樞紐集約建設的趨勢為例，廣州建設的白云站是亞洲最大火車站綜合樞紐，其四角都建有高層建筑，體現了站城融合的設計理念。然而早在約100年前，柯布西耶就提出了類似的設想：通過快速交通可直達城市，快速的城鐵和慢速的火車在同一樞紐站實現立體疊加，周圍環繞高層建筑。在這種模式下，城市生活也緊密疊加。當時的設想甚至比現在更加超前，還規劃了航空線路與樞紐站點交叉，可供飛機起落。20世紀60年代，紐約的大都會人壽保險大廈曾率先嘗試，從樓頂停機坪直達聯合車站。但后來由于直升機事故，導致航空共建的理念未能延續下來。由此可見，建筑師對社會發展的責任重大。

就我個人而言，在前期學習和建筑實踐中更多接觸的是體育建筑。與其他建筑類型不同，體育建筑有著鮮明的公共服務屬性，既不服務于個體利益，也不屬于商業范疇，這一點對我影響頗深。

從20世紀80年代跟隨導師做研究和完成畢業設計時參與的北京亞運會場館，到后續團隊設計的北京奧運會、廣州亞運會場館，我們始終將空間復合化作為首要考量。即在考慮各類綜合因素后，保持建筑的高效運營，并最大程度產出公共利益。在設計和建造過程中應用的結構形式、技術手段，我們也力求合理適宜，在減少公共投入的同時，保證建筑經久耐用。

▲ 奧運科技（2008）行動計劃領導小組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科技奧運先進集體稱號體育建筑代表作品

體育建筑的尺度與維度遠超常規建筑類型。這一特征為我提供了基本訓練的契機如何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基礎上，將先進技術與之融合，同時還能經受時間的考驗。例如在奧運會場館工程中，如何實現功能的復合化與多樣化，兼顧賽前、賽時和賽后的使用需求，都是我們設計中至關重要的決策要點。

在體育建筑的改造拆除上，我們也積極發聲獻策，希望把大型公共建筑的社會價值提出來。一個實例則是在2017、2018年左右突然提出要拆除的深圳體育館，可無論從建設時間、設計品質和運行狀況來看，其遠未達到需要拆除的程度。同一時期建成的廣州天河體育館和武漢洪山體育館都在正常使用。天河體育館經歷了亞運會，并將在接下來的全運會中繼續投入使用；洪山體育館則承擔了第一批的方艙改建，并出色完成任務。經過了長達一年的抗爭，我在相關專家會上率先提議，最終將專家會結論從原本的拆除新建扭轉為原館保留。

江門市濱江體育中心

淮安體育中心

重慶市合川區體育中心

孝感市奧體中心（在建中）

南上海體育中心（設計中）

華中科技大學游泳館

中南大學體育館

華南理工大學國際校區體育館

邵：你考慮的更多是建筑的可更新、可變、可復合。

孫：建筑師應敢于在重大決策中提出超越單體利益的干預，這既是建筑師的責任，也是其社會價值的體現。這些實例啟示我們，建筑師不能僅服務于業主，既要有服務性，更要體現社會價值，同時應合理控制個人表達欲。就個人而言，我一直認為任何工程項目都不應成為個人肆意表達的舞臺。在大部分體育場館設計中，我們首先考慮的應是社會責任。而從城市設計的角度來說，這份責任更加重要。所以，從社會價值的角度深入探討，無論是建筑師還是規劃師，都應當切換視角進行反思。

2008 年奧運會摔跤比賽館（中國農業大學體育館）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羽毛球比賽館（北京工業大學體育館）

2010 年廣州亞運會武術館（南沙體育館）

2010 年廣州亞運會柔道摔跤館（廣州大學城華工體育館）

2010 年廣州亞運會省屬游泳跳水館

2011 年深圳大運會場館 ( 寶安體育場 )

2019 年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羽毛球比賽場館

建筑師的社會責任感

就是要對城市和社會負責

當代建筑師要站穩腳跟、堅定信心，秉持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尤為重要。隨著社會發展逐步進入存量時代，未來建筑師的項目并不會越來越少，而是需要更加細致。

孫：很早以前，就有關于年輕人是否還要選擇建筑專業的討論，擔心以后項目越來越少。但我并不認同這種看法。我們這一代在城市高快速建設背景下，生產了大量粗放且不盡如人意的建筑，要改造和改善這些城市現狀，還需要未來好幾代人的持續努力。

邵：當下大家都在唱衰行業，設計師或建筑師的作用其實還沒有真正發揮出來。我們的城市是在資本體系下生產出來的，現在需要建筑師進行身份轉移，跳出建筑師的身份來重新觀察我們所面對的現狀，還需要擁有直面過往經歷的勇氣。

孫：前不久，我們舉辦了一場華南地區（海南、廣東、廣西和福建）的建筑教育研討會，聚集了近30所不同的院校。其中，既有早已通過學科評估的高校，也有許多持續投入的民辦學校。會上大家萌生了建立建筑教育聯盟的想法，并深入探討了當前的現象，究竟是行業發展的問題還是建筑教育的問題。我們認為不應將行業出現的問題簡單歸結于教育上，招生人數減少、錄取分數線不高等問題其實并不可怕。從悲觀的角度或許能指出教育存在的諸多問題。但從積極方面看，在既有的建筑教育體系下，涌現了一批杰出的建筑師。由此可見，堅定信心、站穩腳跟尤為重要，教育絕不能為了迎合世俗而丟棄基本價值觀。

▲ 2024年1月9日，面對挑戰的建筑教育專題研討會，籌建南方建筑教育聯盟

換個角度思考，適度縮減招生規模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在教學評估中我們發現，30人的班級配置3位設計課老師較為理想。因此，在生源變少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優化師資，增加師生交流機會，進而提升教學質量。建筑教育應該體現社會價值，助力城市發展。就像歷史城鎮中的經典場所空間，設計者往往都已被忘卻，但人們在意的是空間品質本身。所以，建筑師的社會責任至關重要，無論是在教育還是實踐過程中，都應獨立認識到這一點。

邵：建筑師的職業范疇其實非常廣。建筑師要在認知層面有所意識，否則就會成為工匠。

孫：有時看到一些優秀的設計，我并不贊同刻意去模仿其表面形式。因為這些設計往往源于特定的情境與需求，是設計師個人想法的獨特、詩意表達，具有很強的偶然性。而建筑師的根本職責，是切實為業主、社會解決實際問題。

邵：建筑的營建過程本身是一種社會行為。

孫：在美國訪學期間，一位教授的觀點讓我深表贊同。無論古典還是現代建筑，立面不僅是包裹建筑功能，巧妙容納建筑的各類用途，更是圍合城市公共空間的關鍵要素，參與塑造城市的開放空間及環境。因此，無論是從建筑教育，還是建筑師職業操守的角度，建筑師可以選擇個性化表達，但不能只專注于此。應首先考慮對社會、城市空間負責，再適度表達個人特色。即便像蓋里這樣有個性的建筑師，在波士頓某個建筑設計中也首先考慮遵循街區的肌理和形態，僅在挑檐處進行了適度的個人風格表達。

▲ 孫一民大師于MIT進行城市設計訪學（1995.8-1997.10）

邵：當我真正和建筑師、藝術家和很多不同專業的人一起走在街道、城市時，我隱約感覺有很雄壯的力量。之所以聽說騎樓很興奮，是因為這個總部不僅是你們的，也是我的。

孫：在琶洲CBD片區，會有越來越多類似的空間出現。早在2020年4月時唯品會大樓率先落成；而珠啤包裝車間改造項目在2017年就已啟動，底層的各種酒吧也正在陸續開放。這里有很多多樣化的空間節點，在整體效果上拉近了市民與城市空間的距離。

▲ 珠啤改造項目日景

▲ 珠啤改造項目夜景

邵：所以社會價值其實還是設計的共享、共用，你對公共的理解、參與，和價值認同感都在里邊。

孫：作為建筑師，我一直在推進體育建筑的設計與研究工作。2023年，我們參與了南上海體育中心和沈陽冰雪運動中心的競賽投標。南上海體育中心的競標我們排名第一，也于近期進入了施工階段；而沈陽冰雪運動中心的競標則略有遺憾，我們險些未能進入前三。這兩個項目都體現了我們一直堅守的社會價值觀：體育建筑不應僅成為舉辦單次大型賽會的載體。

另外，用城市設計的手法去做體育建筑是我一直堅持的。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就在國內率先提出這一理念，并一直將其延續至今。我堅信這一觀點能影響諸多基本范式，促進體育建筑領域對于新形式的探討。而其中的許多內容與我們剛才談及的都市營建概念殊途同歸。除了地區城市總設計師服務外，我們也在參與各類城市設計競賽。競賽結果固然重要，但過程中對于自己的基本理念的堅守更為關鍵。當然最理想的情況，莫過于設計方案既能體現我們的價值觀，又能被實際采用。在2023年，我們參與的五個項目中，就有四個項目取得了優勝。

▲ 南上海體育中心

▲ 沈陽王家灣冰上運動中心

▲ 2023年參與城市競賽項目

放寬建筑視野

推進科學營建

社會飛速變化，建筑涉及多維度、多尺度問題，建筑師需要將自身知識和能力充分展現出來。

孫：此外，我認為建筑師也需要考慮如何應對社會總體的變化。從學者的角度來說，既要有科研成果，也需要產出適應未來發展的內容。我曾在《當代建筑》雜志主持了一期走向新能源的導引下的新營建的專刊，新能源對于建筑行業的未來發展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潛在影響因素。

在城市營建過程中，受氣候變暖、雙碳戰略等影響，涌現出許多新技術。這種情況甚至不亞于柯布西耶時代面對鋼筋混凝土出現的影響，但當前建筑師群體或許還未做好準備。

我們也在逐步朝此方向進行探索：比如廣州新美術館，這是我們與赫爾佐格團隊合作近十年的項目，其中就運用了光伏一體化等新能源技術。作為建筑師，社會責任既體現在具體的工程設計價值上，也體現在推進城市片區的科學營建中，更在于推動思想觀念的進步。

▲ 廣州新美術館

這兩年，我也在積極推動規劃建設理念的轉變。包括加入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當選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的副理事長，以及推動城市規劃院校聯合畢業設計等。聯合畢設在原來延續十幾年的六校聯合基礎上，推動其向多學科聯合發展，既有工科院校，也有理科院校，涵蓋建筑、規劃、地理、林業等多個學科。這是因為近些年國土空間規劃改革，打破了原先偏向工程管理的部分內容，聯合畢設也是希望能更好地適應這些社會發展變化和制度變更。所以新的院校聯合包括了北大、南大、華南理工、哈工大、華中科技、北建大和北林七所院校。首個畢設題目就是廣州火車站周邊片區城市設計，涉及三元里村等諸多復雜內容。所以這個選題不僅是一項建設工程，更涵蓋了復雜的社會變遷問題。

▲ 2024年3月2日，2024城鄉規劃專業本科七校聯合畢業設計開幕式

▲ 2024年5月29日，2024城鄉規劃專業本科七校聯合畢業設計終期匯報

此外，我一直參加規劃學會組織的西部之光活動，活動在東西部交替舉辦，促進了不同觀點的交流。

▲ 2024年6月5日，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第十屆西部之光大學生暑期規劃設計交流活動及規劃西部行活動

▲ 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孫一民教授聘任儀式

邵：你不限定自己的身份。不同身份的視野不同，單體建筑師看到的是獨立的建筑，總師看到的是整個片區。你剛才提到廣州火車站是一個時代、社會的變遷，處于當代關系里，建筑師應該怎么去改變、調整它，使之適應時代？

孫：更多是在多維度、多尺度下，基于自身的社會價值觀引導，把我們的知識和能力體現出來。例如我在梅州擔任百千萬工程典型區規劃建設總師時，就需要為規劃戰略提供參謀協助。從規劃實踐的角度來說，這類片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又亟須快速推進建設，所以我們也提出了引入外部力量的策略。當前有許多公司因為行業原因業務受到影響，但同時又有大量實際工作需要人手，其中蘊含很多機會。最終，我們將深圳、廣州的兩家公司投送進去。其創始人都是在國內接受本科教育，海外深造后又回國創業。很多新興的獨立建筑師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且具有一些積極的思考，地方政府也十分歡迎他們的參與。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合作與磨合推動社會的發展。

▲ 2023年12月20日，梅縣區百千萬工程典型區規劃建設總師聘任儀式

邵：專業橋梁是必須的。

孫：2003年左右，我初次到訪梅州梅縣，并開展了一系列工程項目，其中包含葉劍英紀念館和周邊片區的規劃設計。項目結束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再沒有去過。梅縣的松口鎮是個重要僑鄉，那里有著延續了一百多年的騎樓街等特色街區。近些年我再次到訪時，松口鎮已成為百千萬工程的典型示范鎮，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節點。這讓我深感建筑師確實應該把視野放寬廣一些。

▲ 葉劍英紀念館和周邊片區的規劃設計

總師先行

與社會的立場同在

全過程導引，全周期管控，以營建為核心，解決城市設計實施管理難題。注重制度創新與方法創新，創立地區城市總設計師制度，以社會公共利益優先為原則，平衡設計師理念與工程實施的需求。

邵：現在城市建設中的不少問題是源于規劃的問題，而廣州琶洲西區城市設計及地區城市總設計師是總師的先行軍，實現了機制的創新，請問您認為比較重要的實施經驗有哪些。

孫：一方面，地區城市總設計師制度的核心在于解決城市建設中的問題，尤其是城市設計成果的實施與管理。廣州市原來實施責任規劃師制度，但由于中國現代城市設計存在很多區域特性，還未達到非常理想的狀態；并且多年來我們發現，已編制形成的城市設計成果在實施層面也存在很大掣肘，這些都是當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從2014年開始，我們在琶洲西區開展城市設計優化及總設計師服務工作。結合廣州的現狀與實踐經驗，我們于2014年提出了一種與地區規劃師制度有區別的總師制度，即地區城市總設計師制度，而琶洲西區屬于在國內最早探索實施總師制度的實踐。該制度經過10年的實踐，在琶洲西區、南沙明珠灣靈山島尖、橫瀝島尖等項目中成功實施，成為典型范例。

▲ 琶洲西區城市設計

▲ 明珠灣起步區（靈山島尖）城市設計優化及地區城市總設計師

▲ 明珠灣起步區 (橫瀝島尖科技產業組團) 城市設計優化及地區城市總設計師

另一方面，總師工作需要平衡城市設計方案原則與地塊方案自由度的實施效果，避免總師個人審美導向的影響。深圳市政府的做法比較強有力，從2018年開始以發文形式立起了總師的名稱，但當時對總師的職責權限及定義還有待明確。目前深圳總師對于單體建筑的管控，多數是以擔任評審組長的方式實施。相較而言，琶洲西區總師實踐開展得更早，對城市重點片區從設計到建設的管控力度更大。在廣州，我們設有城市設計總師，各片區還有規劃總師，深圳則稱雙總師。我們按照城市設計的定義，重新調整城市設計方案，編制城市設計導則。并通過將導則納入土地出讓合同的方式，讓導則具備法律管理效力。總師工作基于這份法律化的導則進行導引和管控，我們則不太參與招標環節評審。這樣既對城市設計成果的落地實施提供了足夠保障，又給予地塊建筑設計方一定的自由度，避免了僅僅由總師個人審美導向的影響。

還有一點不同的是，琶洲西區大部分的業主是民營企業，可以自主根據意愿選擇投標或委托的方式。一旦確定了地塊建筑設計單位開展設計，我們就需要結合導則來協商優化修改。導則屬于前置式先投放的規則，深化時有些業主追求利益最大化，常與導則規定有一定距離。這時先由地塊設計方提出優化措施，我們再基于公共利益優先原則參與設計導控和建設管理，如果地塊建筑方案是有利于增加公共利益的正向調整，就予以許可。這種集群商討的模式由來已久，我們在琶洲西區的項目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并形成了全過程服務與導引的協同營建模式。在這一制度規則下，總師的立場始終站在公共利益和社會效益的一方。

邵：其實在總師制度里，你擔任的是制定規則的角色。作為地區城市總設計師，請問工作中需重點協調協商的核心問題有哪些？

孫：我們在設計和導控過程中，通過功能混合、立體公共空間體系，來提升城市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簡雅各布斯曾在城市設計中提到多樣性的重要性，城市公共空間作為市民活動的主要場所，功能混合能更好地滿足市民的多元需求，這在東西方傳統城市中都有所體現。當前對建筑用地性質強調得過于僵化，使得多樣性面臨洗刷。同時，結構技術上的限制導致城市建筑形式容易趨同。所以，我們通過活化設計管控機制，希望在造型上各具特色，建設形成多樣化的片區。在琶洲西區城市設計優化中，由于這里匯聚了多家互聯網總部公司，人員流動性較高，功能單一的街區無法滿足需求。于是，我們提高了每棟建筑租賃式居住用房的比例，增加酒店公寓等短租用房，還通過增設底商來提升公共空間活力，從而營造混合功能的多元街區，以滿足互聯網創新區用戶的使用需求。

▲ 琶洲西區地區城市總設計師相關工作影像

邵：可以從城市模型看到片區首層裙樓布置商業空間，精心布置了特別配套的設施。

孫：琶洲西區吸引了41家互聯網總部進駐，設計伊始我們也考慮到了實體商業量較少。于是在幾棟關鍵裙樓設置地下空間并規劃商業區域，采用地下空間整合式設計方式，將互聯網片區串聯起來。在多數互聯網總部塔樓則不再設商業裙房。這樣既可契合互聯網企業的利益與需求，對我們設計及建設方來說也能節省用地。以騰訊總部大樓為例，在我們優化前就已經售出且方案已獲批在建，后續我們僅做了局部調整，在裙樓及首層設置咖啡、簡餐等簡易配套，滿足和服務互聯網企業的工作需求與節奏。而琶醍建立于珠江啤酒工業遺存區，也已成為片區重要的公共活力場所。

▲ 琶洲西區騰訊微信總部大廈

我們基于導則進行協商探討，并設立靈活彈性的調控機制。以唯品會地塊為典型代表，由于唯品會業主同時拿下三塊地，GMP的建筑投標方案將第三棟塔樓的體量由豎向改為橫向。我們認為這一改變使后側塔樓能擁有江景，具有探討價值，便根據協商結果優化了城市設計導則。從城市東北角望向唯品會，這里從實體角變成了陰角，成為城市設計的關鍵空間節點。騰訊和阿里地塊的城市設計導則相似，都有兩個鄰水小地塊。最后騰訊總部大樓委托讓努維爾進行設計，他想顛覆高層總部辦公樓的傳統模式，所以騰訊項目設立了四道跨度20m的大懸挑，每一層懸挑出來都是一個小房子，有點像隨時城市的概念。在現行規則中懸挑超過50cm則不被允許，但我們根據實際情況和騰訊公司做了談判，最終騰訊承諾在底部建設美術館并對公眾開放，以此換來導則上的同意出挑，在維護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方案最終得以落地實施，成為沿江的亮點。這種方式只有在總師的持續跟進和導控下才能得以實現，否則會因強制性規則的一刀切而被否定。總師實際上是咨詢性質的，我們能在前期介入，從機制角度掃清城市建設實施中的難點，提供前置式城市設計導則，并對地塊方案設計與實施進行全過程導引和嚴格把控。

▲ 唯品會總部大廈騎樓連廊空間

邵：請問可以詳細介紹總師制度全過程導引的情況嗎？

孫：首先最早期有初步的控制性規劃方案，所謂的全過程導引，實際上從前期城市設計對控規方案的優化調整就已經開始，整個過程可以一直跟進到審查蓋章，并確保在有效期內完成，所以整個片區審批速度極快，且技術含量高。我們常在周末開會討論相關事宜，好幾次協商會上，規劃局的不少年輕工作人員都主動參與。他們作為政府專業審批單位的人員，自愿參與到我們總師協商討論的過程中來，協同研討，共同學習。

邵：這點很好。管理者和專業人士中間需要橋梁進行這種對話，能夠在城市建設中發揮更大的效能。

孫：現在中國規劃設計里存在著一些先天學科認識造成的問題，比如城市重點片區建設密度不夠，未能真正實現高密度開發，導致了在建設行為上對土地和資源的浪費。原有規劃因為只考慮規劃設計單專業，所以規劃成果常與工程技術脫節，很多問題在實施過程中才被發現，屆時已經難以調整。就像原控規對各地塊地上地下用地面積、建設高度、計容等指標的規定，不少都缺乏明確依據。在建設過程中，業主需要按控規指標執行，然而實際上，并非所有地塊都能按照理想狀態去實現。

我們率先建議政府對琶洲西區現行控規進行城市設計優化，梳理核心問題并對控規方案進行調整。例如，原有的停車指標體系下，地塊業主需建設4-5層地下室；而通過對琶西片區的施工數據抽樣調查發現，琶洲島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島，如建設四層地下室，就到達了地下15米的巖石層，需要對基巖進行爆破，這會帶來高昂的經濟和生態代價。因此，我們基于工程理性、精明開發的理念，合理精簡地下空間，審慎開發建設。

關注營建的社會價值，建立健康審美下

體系化的城市思維模式

先精明謀劃，再營造建設。城市設計先行，增益公共空間利益與環境效益，為城市創造更多可能性與多樣性。

邵：首先在技術實現上要打基礎，總師以技術顧問的身份服務大家，和大家一同探討。多方共同介入城市前期規劃、策劃，節省了各地塊單體建筑師和政府反復的溝通。感覺溝通機制、信息共享機制的建立是尤為重要的，總師對重點片區整體和各地塊的具體情況都實現了深入把控

孫：對城市的導引控制有好多階段。在城市建設早期，為了實現快速建設，吳良鏞院士推動控制性詳細規劃的實施，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建設起到了很好的導引發展作用。

▲ 2022年6月7日，深圳市光明區科學城大科學裝置集群總設計師聘書頒發儀式

邵：這算不算是第一代城市設計的控制方式或介入方式？

孫：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中國的規劃都是詳細規劃和城市設計，但我們實際所學不止于此。我們從建設角度進行的技術探討是多方面因素的，既有從國外學習實踐中感受到的，也有在國內特殊情況下通過建筑師實踐經驗來印證的。所以我們無論是推進優化方案，還是技術協調，都不像原來規劃的模式那么簡單。比起規劃和建筑，我更希望談營建。在1948年左右，梁思成先生倡導清華建院稱為營建系。后來院系調整，學科名稱回到了建筑系，營建一詞便鮮少提及。但我認為營建所包含的不僅是建房子的概念，還代表中國建筑的藝術傳承，建強調發揮結構和材料特性的智慧，營注重富有匠心的精心謀劃。

邵：從文字角度來看，營建和建筑最大的不一樣是營，這個字代表得先有動作、行為，通過謀劃經營構建空間系統。

孫：我認為仍然需要從整體性的視角看待城市與建筑，這種整體性可能在某些新建城市中受到破壞，但在傳統聚落中卻仍然得以保留。例如五臺山順應山勢、結合地形的群體聚落關系。并非完全是根據市民老百姓多年的經驗積累而成，而是有很強的謀劃，并付諸精心的建設實施。因此，營建一詞恰如其分地詮釋了在當今知識體系下，從理論知識到實踐建設，深化城市設計的過程。

▲ 2019年3月29日，琶洲中東區概念城市設計國際工作坊

邵：我感覺這一理論論述具有顛覆性，營建不僅僅是為了建造房子，營的是未來空間的體系、生活，包含了柔軟的、硬質的、軟硬交錯的部分。從城市空間結構邏輯上看，這一理念為城市增加了冗余、彈性、活力空間，甚至未來建筑的主人更替時，它也可以承載新的職能。

孫：我們國家以前沒有建筑這個名詞，建筑這一概念是日本人提出的，并有特定的范疇。提到建筑師時，他們會統稱為藝匠。多年來業界過于強調建設，甚至到項目建成后，建筑師會被遺忘，只是在談施工單位了。

邵：建筑帶來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同樣需要納入其對城市的干預狀況。人們考慮問題的方式在發生變化，例如榫卯結構可以蓋故宮，但當代的生活需要透明一點的城市結構和錯落的城市關系。

總師的社會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種體系化的城市思維模式。涉及到日常運營方式、建筑空間使用與感知，考慮的是怎么去營建的問題。

孫：如果只探討設計價值，往往更關注建筑師個體本身，但我們從總師的角度更傾向于討論營建的價值，設計在其中只是一個手段。我們既需要考慮設計風貌管控，還需要考慮比設計更加超前的部分，即前置式導則管控；更需要考慮設計成果的落地建設實踐。例如在琶洲西區采用聯合基坑開挖策略，從超越單體地塊、跨越單一紅線限制的視角，對土地高效集約利用，在滿足工程理性的前提下創造更多經濟效益。

▲ 琶洲西區聯合基坑開挖

邵：我們各城市CBD大量存在紅線分割街區地塊的問題，采用聯合基坑開挖策略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感覺營建是我們介入和探討城市問題的方式和價值體系。

孫：營建一詞，越總結越重要。如同單體建筑設計有特定的科學理論和模式，城市設計也存在既定的思考方式與價值觀。在過往的認知中，一談及城市設計，會更多想到形象上的概念；而營建則將建設這一要素結合進來。大家都感覺騎樓街很漂亮，但在當前建設和開發需求的語境中并不容易實現，二層連廊也是如此。但我們在琶洲西區成功布置實施了長度1.6km的二層連廊和超過2km的騎樓街。這里所謂的騎樓街不只是建筑下方的柱廊，而必須將柱廊與街道空間進行一體化設計，才能營造出人本主義、適宜步行的街道。

▲ 琶洲西區街道空間一體化

邵：其實營建是我們介入城市設計的方式。想請教一下，建筑與建筑之間有這樣的騎樓關系，是否意味著在整個系統整合形成一種公共的串聯方式？

孫：不止如此。我們的導則明確了每個地塊上必須設置騎樓街的具體位置，這是硬性要求。雖然在方案推進過程中會有一些局部調整，但原則是騎樓街的規模只能增加不能減少。在傳統的高密度城市商務開發區，騎樓街難以實現，這主要是因為各個地塊的建筑不僅要后退用地紅線，還受到消防環路等工程因素的限制。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在導則和制度設計上進行了創新優化，確保騎樓和連廊的空間模式能夠真正得以落地實現。目前琶洲西區的騎樓系統是可以串聯起來的，二層連廊與騎樓在空間上有一定分離，可以避免連廊與騎樓交疊區域的首層商業氣氛被削弱。

邵：我理解騎樓街和連廊體系的重要作用體現在公共界面上，它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提升了地塊之間的空間關聯性，避免各地塊孤立的狀態；另一方面，把寫字樓群、總部群的部分空間出讓給生活，并非所有空間都在工作狀態。

孫：其實騎樓街的出現對于南方地區來說是非常友好的都市形式，而這種形式只有在營建概念上才能出現。過去廣州在半殖民地狀況下，都能在各街巷建設傳統騎樓街，雖然標準參差不齊，但空間品質很高。如今，當代建設能力大幅提升，建造標準日益提高，管理體系也更加完善，卻很難營建騎樓街，其原因在于當前規劃和建筑設計缺乏相關機制。

同時，琶洲西區現有的騎樓街及二層連廊都注重步行友好設計，片區內的連廊要求能夠24小時對公眾開放。在地面層，我們通過超2km長、1.2萬m2的騎樓街，進一步提升了街道空間的步行可達性和用地效率。與天津的于家堡片區相比，琶洲西區在同樣的道路通行能力的前提下，兩側建筑之間的距離是于家堡片區的一半；經優化后的琶洲西區城市設計方案，道路面積顯著提升，用地面積與原控規相比節約了20%。即按照原有容積率及建設強度，如需達到現有建筑面積，需增加約20%的用地面積。

▲ 琶洲西區騎樓街與連廊體系

邵：因此琶洲西區在密度合理化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高了空間質量，節約土地成本，運用工程理性的技術、思想、導則，優化營建成本，增加經濟效益。

孫：一方面，關于密度的合理化問題，我們并非要大幅度提升整個片區的毛密度、毛容積率，所以當時整個片區的規劃總指標仍然以原控規作為基礎。但我們在用地面積恒定的情況下，提高了建筑的密度和建設量，綠地空間有所增加，道路面積顯著提升，真正實現了高密度建設與發展。

另一方面，當前土地存量已無條件增加，因此更需要保持開發建設品質。琶洲西區在保持藍綠空間品質、維護環境生態效益的前提下，增加道路系統比重、提升路網密度，主要是為了實現更高密度的合理化發展。在公共利益和社會經濟效益發掘方面，和其他總部基地相比，琶洲西區并不需要政府實施大量的公共投入。在管理成本上，琶西片區沒有設置指揮部，而是由我們總師團隊通過合理協調，在廣州建設部門逐項報批，緩解了政府審批壓力。另外，在經濟稅收方面，每一棟新的互聯網區總部的加入，都帶來顯著的經濟稅收增益，與土地增益共同構成精明營建中的經濟效益增加。琶洲西區互聯網創新集聚區在2023和2024年連續兩年入選福布斯評選的中國十大CBD，是廣州除珠江新城外的第二個入選區域。該項評選并非依據建筑造型，而是看重經濟數據。所以綜合來看，琶洲西區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實際上實現了協同兼顧。

▲ 琶洲CBD連續兩年獲評福布斯中國十大CBD

邵：您在琶洲西區的總師實踐，其實很注重平衡個體和集體的關系，您在用精明營建思想同時博弈經濟、社會、公共和生態效益。

▲ 琶洲西區城市設計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