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馬克·基諾耶（Jonathan Mark Kenoyer），1974年畢業(yè)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系，獲學士學位。之后在該校南亞與東南亞研究系學習印度河文明考古，兼修人類學、民族學、實驗考古、計算機分析、印地-烏爾都語言文學課程，1977年獲碩士學位；1983年在喬治·戴爾（George Dales）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印度河文明的貝器制造業(yè)：以考古學與民族學為視角》（Shell Working Industries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A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獲得博士學位。其間曾獲美國富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Grant）、史密斯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機構的資助赴印度和巴基斯坦學習。

基諾耶教授曾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人類學系與南亞研究系助理教授（1985-1993）、人類學系副教授（1993-1998）。現(xiàn)為人類學系戴爾講席（George  F. Dales and Barbara A. Dales）教授。他曾于2000-2004、2007-2009年任人類學系主任；2004-2013年任南亞中心主任。2011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Elected Member，American Academy of Artsand Sciences）。2004-2017年曾任美國印度研究會、孟加拉研究會、阿富汗研究會監(jiān)事，2005-2011年曾任巴基斯坦研究會監(jiān)事、主席，2017-2019年任串珠研究會主席。此外，他還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外聘委員；2013、2015年曾以中國科學院“外國專家特聘研究員”（Visiting Professor ship of Senior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身份來華，進行為期數(shù)月的學術訪問。

基諾耶教授長期從事南亞考古研究，其研究領域包括印度河文明考古、技術起源、手工業(yè)專門化、古代貿易、早期城市化、權力與社會關系、民族考古、實驗考古等。他與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亞各國的學者有廣泛合作，并于1986-2001年參與并主持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遺址發(fā)掘。近年又在阿曼等地開展技術與貿易的研究。基諾耶教授的研究特別關注手工藝、民族學與實驗考古方法，并因此獲得美國考古學會2019年杰出考古學分析獎（Award for Excellence in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基諾耶教授研究著述頗豐。他的有關印度河文明的專著《走近印度古城》（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2000年被譯成中文。目前，他正在撰寫該書第二版及《印度河谷考古》（Indus Valley Archaeology:  Recent Research and New Directions）等有關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考古與文化遺產(chǎn)的多部著作。他還在《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世界史前史期刊》（Journal ofWorld Prehistory）、《古代東方》（Paleórient）、《東方人類學家》（The Eastern Anthropologist）、《亞洲文明期刊》（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科技考古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顯微鏡觀察與顯微分析》（Microscopy and Microanalysis）、《人類與環(huán)境》（Manand Environment）、《考古測量學》（Archaeometry）、《南亞考古》（South Asian Archaeology）、《印度考古研究》（Indian Archaeological Studies）、《巴基斯坦考古》（Pakistan archaeology）、《南方文物》等期刊發(fā)表學術論文數(shù)十篇。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教授

據(jù)我所知，您童年在印度東北部鄉(xiāng)間度過，后來在美國完成學業(y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您是如何走上南亞考古之路的？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我父母是印度東北阿薩姆地區(qū)的美國傳教士。我出生在印度，說著孟加拉語和印地語長大。在印度的童年使我有機會了解到一些傳統(tǒng)技術：從如何用竹子生火到捕魚、打獵、利用陶泥和其他原料，這十分難得。我觀察到不同人群用不同方式做飯、制造工具、紡織、打首飾、建房。早年的經(jīng)歷使我對技術細節(jié)十分敏感，對我后來進行考古和實驗研究十分有用。

我童年開始對世界考古感興趣，小時候在印度曾打算通過印度考古調查局（Archaeology Survey of India，簡稱ASI）學習印度考古。高中時我參觀了考古局長的辦公室，問能不能參加培訓項目。他們說我應該去美國拿到本科文憑，再回印度工作。后來我在美國一直讀完研究生，不僅回到印度，也去巴基斯坦積累了田野經(jīng)驗，并學習了烏爾都語，同美國、印度、巴基斯坦學者一道工作。在印度我隨沙曼（G.R.Sharma）博士工作，他曾受訓于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R.E. Mortimer Wheeler）和巴羅達MS大學考古系主任梅赫塔（Mehta）博士。我在巴基斯坦拜訪了多位曾同惠勒共事的考古學者，包括艾哈邁德·納比·汗（Ahmed Nabi Khan）、艾哈邁德·哈桑·達尼（Ahmed Hasan Dani）等，同他們討論考古問題。我自己的經(jīng)歷，加上和這些南亞、美國學者如喬治·戴爾和瓦爾特·費爾塞維斯（Dr. Walter Fairservis）博士的接觸，幫我在批判性思考、系統(tǒng)記錄、按層位發(fā)掘、科學分析等方面打下了牢固基礎。

您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系攻讀本科階段開始參與南亞的田野工作。能否簡要介紹一下您求學期間的實習經(jīng)歷？這些對您后來的事業(yè)發(fā)展有何影響？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我在巴基斯坦的田野工作始于1975年，當時我正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導師喬治·戴爾博士讀研究生一年級。當時他正在卡拉奇以西挖掘一個哈拉帕（Harappa）時期的小型海濱遺址巴拉科特（Balakot），我有幸參加了兩季的發(fā)掘，后來又對出土陶器等遺物做了幾年研究。正是從這里，我開始研究印度河文明的陶器和手工藝，并燃起對實驗考古復原研究的興趣。我寫的第一篇論文是關于巴拉科特的貝殼制品，戴爾將這篇文章投給了重要的研究期刊。在巴拉科特工作的同時，我還協(xié)助整理了戴爾博士1964年在摩亨佐達羅發(fā)掘的石器、珠子、貝鐲和陶器。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訓練。我們的工作成果后來匯集為該遺址第一部陶器綜合研究專著，至今它仍是研究印度河陶器的主要參考文獻。

我還參加了一項意大利與德國學者在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聯(lián)合開展的地表調查，結識了來自歐洲的重要同事，與他們建立了延續(xù)至今的長期合作關系，包括我在收集博士論文——關于印度河文明貝殼制造業(yè)材料——期間也一直和他們合作。

1980-1981年，我在印度進行館藏貝類制品研究時，參加了一項由印度頂尖考古學者——安拉阿巴德大學（Allahabad University）的沙曼博士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克拉克（J. Desmond Clark）博士主持的國際合作項目。因為我的印地語流利，又曾跟隨克拉克博士學習舊石器考古，故應邀參加。我與當時還是安拉阿巴德大學的年輕教師帕爾（J. N. Pal）博士密切合作，發(fā)掘了巴赫爾II期（Baghor II）舊石器早期遺址和巴赫爾I期舊石器末期偏晚的遺址。

以上簡要介紹是想說明，早年我在印巴兩國的經(jīng)歷奠定了后來的考古事業(yè)基礎。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后，1985年我受聘于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人類學系與南亞研究所。

哈拉帕是印度河史前時期最重要的遺址之一，您在那里開展了近三十年的田野工作，能否介紹一下哈拉帕的考古項目（HARP）？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能與巴基斯坦考古與博物館部合作，并在哈拉帕遺址進行發(fā)掘是十分幸運的。哈拉帕考古項目由我和我的導師戴爾于1986年創(chuàng)立。戴爾1992年不幸去世后，我和哈佛大學的理查德·梅多（Richard Meadow）博士、紐約大學的麗塔·賴特（Rita Wright）博士將該項目延續(xù)至2001年以后。直到現(xiàn)在，我基本每年都去遺址參與遺物記錄和遺址保護工作。該項目的主要目標是探討城市化歷史、手工業(yè)技術發(fā)展，以及連接這座城市及背后腹地和資源的貿易網(wǎng)絡。還要研究以動植物資料為基礎的生業(yè)，并基于哈拉帕墓地的考古發(fā)掘了解人口情況。哈拉帕墓地僅有零星的個體，其他印度河遺址也未發(fā)現(xiàn)能出土幾十具人骨的墓地。也就是說，我們的討論只能針對埋葬的極少數(shù)人，其他人可能被火葬或以無法在考古記錄中留下痕跡的方式被處理了。

通過對全部發(fā)掘出土遺物過篩，對地層、微地層做精細的記錄，我們已經(jīng)獲取了許多對城市起源和文化的歷時性變化的新認識。我們一直在研究遺址出土的巨量人工遺物，這是我們數(shù)以百計論文和學位論文的基礎。目前尚未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印度河文字的解讀；他們用以彰顯權力、地位的獨特技術，如粗陶臂釧（stoneware bangles）、費昂斯飾品和彩石珠子的制作技術。另外，還需要對小型區(qū)域遺址進行發(fā)掘，探討它們與大型中心城市之間的關系。哈拉帕與摩亨佐達羅還需要進一步發(fā)掘，以增進對這些大型中心城市的了解。

聽說近年您在巴基斯坦恢復了田野工作，這距哈拉帕遺址因局勢不穩(wěn)而停工已有10多年了。能否介紹一下您目前所關注的問題？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盡管我已不再發(fā)掘哈拉帕遺址，但每年仍然要去遺址整理早年出土和每年新采集的地表遺物。目前，巴基斯坦考古與博物館部主要負責哈拉帕遺址的保護工作，包括在遺址周邊筑墻、修建新的通往發(fā)掘區(qū)的步道、重建古代建筑、發(fā)掘侵蝕堆積覆蓋區(qū)域以便能到達遺址等。這些工作會發(fā)現(xiàn)許多對目前研究很有價值的遺物。每年我都要去記錄這些新發(fā)現(xiàn)，包括一些新的有刻符的器物。

我還與巴基斯坦其他機構的同事合作開展一些新的研究項目。對塔克希拉巴馬拉（Bhamala）佛塔的發(fā)掘和保護是其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這對建立遺址貴霜占領時期的年代序列很有幫助。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了一個大型臥佛——“涅槃像”，這尊佛像被古代盜賊嚴重損毀，我們正開展一項保護工作，試圖重建殘存部分。

您十分關注技術與貿易方面的研究，除冶金、制陶等古代技術外，裝飾品的研究，包括貝鐲、串珠等也是您著力的重要領域，尤其是南亞史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串珠十分豐富。可否介紹一下您在這方面的研究和關注的問題？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我從小就喜歡珠子，這與我對技術和象征符號的興趣很有關系。所有文化都青睞珠子，它也是人類最早的身份、權力的象征物之一。我發(fā)展出一套觀察串珠材質及制作技術的方法，將串珠的研究不斷推向深入。目前我主要關注的是石珠，包括軟石和硬石。軟石珠為我們了解鉆孔、成形等基礎方法提供了視角，但更重要的是利用高溫技術加熱滑石、為其上釉。對軟石加熱、上釉是上釉技術的最早階段，后來才發(fā)展出了費昂斯上釉、玻璃等更復雜的技術。

在中國，早期與釉有關的另一技術是陶瓷。南亞沒有早期瓷器的物證，但有粗陶（stoneware）制作的臂釧，是我正在研究的一種工藝技術。硬石的分析角度更多，如鉆孔、打磨、上色等都值得研究。珠子原料的來源為探討古代貿易和經(jīng)濟提供了重要窗口。最后，串珠使用時的表面磨耗對判斷珠子如何使用、丟棄或埋葬前的流通時間都十分重要。

您特別注重民族調查和實驗考古。20世紀90年代，您對印度西北地區(qū)珠子加工地的民族考古研究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另外，利用掃描電鏡觀察串珠表面微痕，并通過實驗考古進行比對，是您研究串珠加工的一個重要途徑。目前這一方法在串珠研究中的前景如何？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我在研究南亞串珠過程中發(fā)展的一套研究方法已被我的學生應用到世界各地。其宗旨是通過珠飾研究，擴大我們對地方性和全球性交流的認知。我的學生杰弗里·盧德維克（Geoffrey Ludvik）隨我對安納托利亞和西亞其他地區(qū)的串珠進行了研究。他最近剛完成以色列串珠研究，通過改進分析技術，在方法論的發(fā)展上作出了貢獻。他通過橢圓變換分析（Elliptical Transform Analysis）方法來識別特征顯著的作坊出土的珠子，并提出從考古上識別、描述作坊傳統(tǒng)的新理論。

另一位學生許真雅（Jina Heo）最近完成了對韓國史前及早期國家遺址出土串珠的分析，并將串珠研究結合其他方法，討論貿易模式和與附近政體間的交流。還有一項串珠研究即將由勞倫·格羅弗（Lauren Glover）完成，她已經(jīng)發(fā)表了一篇對韓國串珠的研究。同類方法在你（艾婉喬）的研究中已應用到中國的早期串珠上，你的博士論文研究將有助于了解中國西北地區(qū)的技術發(fā)展和貿易情況。我的其他學生在研究非洲、北美串珠時也用到了同樣的方法，可見這項研究適用于各個地區(qū)和各個時代的裝飾串珠。

近年早期裝飾品在中國國內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您看來，哪些方面值得注意？中國早期珠子（瑪瑙）的出現(xiàn)是否受到南亞或西亞的影響？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1991年張光直教授就跟我提到新疆出土的蝕花紅玉髓珠和云南的長紅玉髓珠，以及非常重要的、安陽婦好墓出土的紅玉髓珠。我聽了以后十分激動，想去中國對它們進行深入研究。2001年我來到中國，發(fā)現(xiàn)它們雖然看起來與印度河文明的某些珠子相像，但更有可能使用的是產(chǎn)自中國某地的原料，在當?shù)刂谱鞯摹Ｓ诌^了好些年，我有機會研究安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珠子。目前比較清楚，它們應該是技術平行發(fā)展的結果，而非傳播。但是，中國漢代及以后一些遺址出土的珠子應來自南亞，這可以從技術和風格上辨認出來。

目前，中國珠飾研究最重要的應該是建立各地區(qū)紅玉髓產(chǎn)源的地球化學數(shù)據(jù)庫，再選擇考古遺址所出標本，與之做成分比對。像三門峽墓葬出土的一些利用自然晶洞做孔的紅玉髓珠，與蒙古出土的一些完全一樣，無疑應來自蒙古戈壁地區(qū)。婦好墓啄鉆而成的紅玉髓珠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紅玉髓珠原料一致。與之相對的是，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珠子似乎用的是四川、云南產(chǎn)的原料。通過追溯礦源和貿易網(wǎng)絡，可以建立中國境內及其與其他地區(qū)間的遠程貿易網(wǎng)。

您與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國科學院大學有過多年合作，內容涉及陶器、銅器、費昂斯、玻璃、瑪瑙珠的研究。上述合作有哪些成果和不足？前景如何？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2013-2015年，我應楊益民教授及同事邀請，有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訪問學者。我還同荊志淳博士與唐際根先生合作，研究安陽遺址的一些特殊器物。在這些合作中，我得以同一批學者和學生接觸并開展研究，學到了物質研究的新方法，并分享了我的經(jīng)驗，從而建立了持久的學術與合作關系。不過，中國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實驗研究與我在美國和南亞進行的十分不同，但我能接受新方法，也盡量使我的方式契合所面對的環(huán)境。在安陽，我們嘗試復原了一座商代陶窯并燒造了陶器，也嘗試燒制了白陶和原始瓷。模范生產(chǎn)和鑄銅則有些復雜，但對我從另一角度理解銅器技術幫助很大，也對我目前關于印度河文明紅銅和青銅器的研究很有啟發(fā)。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我做了比較重要的陶器分析、費昂斯復制實驗，這項研究還在繼續(xù)，希望復制品分析早日完成并發(fā)表。我想在開展新項目之前把早前的工作先完成，但想做的還是有很多，其中也包括對絲綢技術的研究及溯源研究。

我在貴校交流學習期間，對您開設的《古代技術與發(fā)明》暑期課程印象深刻。通過閱讀文獻、觀看錄像、動手操作-實驗考古、完成研究，讓學生了解打制石器、制陶、鑄銅、費昂斯制作等多門古代工藝。據(jù)說該課程曾榮獲類似“全美精品課程”的榮譽，您也不遺余力地向南亞的高校推廣這門課。近年來，中國多所高校考古系也開設了實驗考古課。能講講這門課設置的初衷、設計和心得嗎？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古代技術與發(fā)明》無疑是我每年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開設的最重要課程之一。從1988年開始，我?guī)缀趺磕晗奶於忌希ㄟ@門課），有時也在學期中開課。在巴基斯坦我也教過這門課，在印度、中國、阿曼上過其中的一部分。該課程的目的是幫助打算進行考古或遺物分析研究的學生，了解如何詮釋考古記錄中的各類遺物。要做到這點，必須先了解這些器物是如何制作的，包括石器、木器、纖維與紡織、陶器、費昂斯、釉陶、玻璃、皮革制品、紅銅、青銅、鐵和鋼等。他們不需要成為其中任何一項技術的專家，但需要看到怎樣操作、制作過程中會有怎樣的碎片留在考古遺跡中。通過這一過程，逐步理解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對遺棄碎片、石器和完成品，比如珠子一類，所進行的多種闡釋分析。我有意盡量將所有這些技術囊括進去，因為他們常在古文化中同時出現(xiàn)。學生需要理解多種手工業(yè)是怎樣通過相似的操作程序制作器物的。許多手工業(yè)都需要匠人掌握、處理不同原料的技術，再綜合完成一類器物。該課程所關注的主題包括：材料是怎樣處理的，消耗時間的性質，技術當中的性別角色，精英階層如何通過使用專門器物以鞏固其權力、地位。我一直在不斷完善這門課程，做些小的修改，探討新的技術。我也讓學生自己做研究，同時也促使我用新方法拓展認知。總之，這門課對我來說是不斷學習的重要途徑，并被鞭策建立、完善詮釋模型，以解讀考古記錄。

近年來中國考古開始走出國門，著手開展國外考古項目。隨著某些機構在印度、孟加拉等地開展考古，南亞考古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學界的視野。我們知道，南亞考古發(fā)端于殖民時代，最初，英國人設立并領導的印度考古調查局（ASI）扮演了重要角色。您能否介紹一下南亞考古的發(fā)展歷程？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殖民時代歐洲對文明的發(fā)展存在各種誤讀，對征服地人民抱有殖民者的偏見。當西方最初嘗試研究古代印度時，深受上述兩方面影響。歷史學家將其研究方法劃分為“東方學的”、“功利主義批評的”、“馬克思主義的”等等。后來我們認識到，這些方法的出現(xiàn)與歷史地理、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研究相關，而這些學科又深受歐洲及后來美國學術研究范式的影響。17、18世紀，大量外國旅行者、東印度公司及后來的英屬印度公職人員開始記錄他們在各地訪問的遺跡。大量手工制品、雕塑和碑刻被收藏，許多被帶出次大陸，有些進了博物館。這一時期，“考古”不過是高級一點的尋寶。與此同時，西方社會開始質疑猶太-基督教體系的世界觀。地質、古生物、考古等學科開始建立起來，逐步正規(guī)化的南亞語言研究為比較語言學的產(chǎn)生作出了貢獻，南亞錢幣和碑刻的研究隨之成為錢幣學和碑銘學的重要領域。

在南亞史前研究領域，除了活躍著西方學者，南亞本土學者實際上也收集了大量不為人知的信息。他們中的一些是在西方學術體系下培養(yǎng)出來的，另一些是非西方思維的。在殖民時代早期，歐洲學者雇傭有學識的婆羅門學者，向他們學習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許多次大陸語言。本土學者或專家一直在協(xié)助大量文獻的轉寫和翻譯工作，但在西方學者的回憶錄中卻鮮有提及，種種重要發(fā)現(xiàn)的功勞并未記到他們頭上。除了與西方學者合作的教師、專家，我們還應該知道，部分印度知識分子曾致力于建立本土研究機構以研究、解讀古代印度。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曾試圖發(fā)表自己對碑刻和考古發(fā)現(xiàn)的解讀，但這些在殖民時代初期被強硬地排斥在獨立研究的圈外。

英屬印度最早的一些發(fā)掘并非由受過訓練的考古學家承擔。考古學當時還是一門新學科，方法論和準則尚在形成中。實際上，英國殖民者中致力于記錄古代遺址、解讀早期文字的都是其他專業(yè)背景的人。英國殖民地部（The British Colonial Office）意識到，他們需要更系統(tǒng)的記錄和發(fā)掘方法，于是在1862年成立了印度考古調查局。

印度考古調查局的成立意味著研究和記錄進入到新階段。盡管最初的調查由西方殖民政府主持，實際上也有歐亞人（混血）和本土官員參與。殖民學者逐步意識到本土學者的貢獻后，慢慢地將其納入主要機構的行政和翻譯核心崗位。年代研究、對歷史城市的識別仍是南亞考古研究的重點。隨著時間推移，考古學逐步吸收了多種科學分支，包括地質學、化學、冶金學、植物學、動物學等。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的發(fā)掘與記錄方法引發(fā)了田野考古方法的革命以及新型數(shù)據(jù)的研究和解讀。1947年以后，隨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獨立，前往南亞工作的考古學家來自世界各地，南亞考古成為業(yè)內全球化發(fā)展的一個重要領域。

提到印度河文明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麥凱（Mackay）、惠勒（Wheeler）等人在哈拉帕、摩亨佐達羅、昌胡-達羅（Chanhu-daro）等遺址的發(fā)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您如何評價這些學者的早年工作？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馬歇爾（Marshall）、麥凱、惠勒是最著名的，還有其他一些學者為南亞田野考古和解釋方法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是：坎寧安爵士（Sir Alexander Cunningham）最初是印度東部的軍事工程師，曾訪問次大陸許多地方，觀摩重要遺跡和考古遺址。1871年，印度考古調查局成立，他被任命為局長。中國僧人法顯和玄奘曾詳細描述他們游歷的佛寺和圣地，坎寧安任職期間，曾試圖追尋他們的足跡。他曾主持發(fā)掘了一些重要遺址，包括1875-1876年在哈拉帕中部主要高地上開設兩條小探溝。

馬歇爾爵士（Sir John Marshall）1902年被寇仁勛爵（Lord Curzon）任命為考古局長。此人具有希臘和地中海考古背景，曾在阿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領導下發(fā)掘克諾索斯遺址。1924年，經(jīng)過比對出土于哈拉帕和摩亨佐達羅的材料，他宣布發(fā)現(xiàn)了印度河文明，并就印度河與當時剛發(fā)掘的美索不達米亞進行了一系列比較。馬歇爾也發(fā)掘了不少遺址，并承擔了斯坦因主持的次大陸以外地區(qū)的調查。

哈羅德·哈格里夫斯（Harold Hargreaves）是坎寧安的助手之一，并在不同時期擔任考古局外派北方和邊境兩區(qū)的最高負責人。1928-1931年，他擔任了考古調查局局長。其間，他對古跡和文物保護的行政管理進行了改革，這對當?shù)氐奶镆肮ぷ饔猩钸h影響。

拉伊·巴哈杜爾·達亞·拉姆·薩尼（Rai Bahadur Daya Ram Sahni）印度考古調查局北方區(qū)負責人。1920-1921年，開始主持對哈拉帕遺址的大規(guī)模發(fā)掘。1931-1935年，任考古調查局局長，也是任局長的首位印度人。不幸的是，這個階段恰逢世界經(jīng)濟蕭條，印度考古調查局幾乎失去了所有支持，財政削減，勘探部門被撤銷。但摩亨佐達羅、哈拉帕等遺址的發(fā)掘仍在繼續(xù)，這期間的發(fā)現(xiàn)主要歸功于遺址管理者和當?shù)夭块T。

拉奧·巴哈杜爾·卡希納特·納拉亞納·迪克西特（Rao Bahadur Kashinath Narayan Dikshit）摩亨佐達羅遺址的主要發(fā)掘者之一，其發(fā)掘區(qū)域主要位于“下城”（Lower Town）和“要塞”土堆。1937年，他成為擔任考古調查局長的第二位印度人。除了主持早期歷史時期阿黑克舍特拉（Ahichchhatra）等遺址的大規(guī)模發(fā)掘外，還恢復了與多個地方邦博物館和考古管理部門的行政聯(lián)系。他對考古研究影響最持久的貢獻可能是允許高校積極參與發(fā)掘項目，其結果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許多大學考古系有發(fā)掘的自由，但不必全面負責后續(xù)的保護工作。后者至今仍由印度考古調查局管控。

歐內斯特·約翰·亨利·麥凱（Ernest John Henry Mackay）1926-1927年發(fā)掘了摩亨佐達羅遺址，并在該遺址工作到1931年。他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考古背景使他獨具慧眼，并在更為宏大的背景之下理解印度河文明的出現(xiàn)。1935-1936年，他在信德省的昌胡-達羅遺址發(fā)掘。他所撰寫的有關印度河文明的發(fā)掘報告成為日后比較研究的基石，并為理解該文化提供了重要視角。他是最嚴謹?shù)陌l(fā)掘者之一，保留了各種遺物，如制作過程中的碎片、廢料，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古代技術的發(fā)展。這些遺物可能其他的考古學家都不屑一顧，被丟掉了。

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R. E. Mortimer Wheeler）擁有卓越的英格蘭考古背景，后被派到印度任考古調查局局長。1944-1946年，他重組印度考古調查局，建立博物館的分支機構，開創(chuàng)一系列的出版物，復興保護項目，恢復發(fā)掘部門，并開創(chuàng)了多個田野學校，對學者進行科學發(fā)掘和記錄手段方面的訓練。他在發(fā)掘期間培養(yǎng)的不少學生后來成為印度考古調查局局長、國家級考古學者（State Archaeologists）、高校考古系主任。印、巴獨立后，1948年，惠勒將其在印度的工作轉交給查克拉巴蒂博士（Dr. N. P. Chakrabarti），并繼續(xù)擔任巴基斯坦政府的考古顧問。1950年，他發(fā)掘了摩亨佐達羅遺址。1958年最后發(fā)掘了賈爾瑟達（Charsada）遺址。通過這些發(fā)掘，他培養(yǎng)出不少巴基斯坦的考古學家，這些人繼承了惠勒的發(fā)掘、調查、保護和博物館的建設。

惠勒將多項重要的新方法引入考古學研究：1）按層位記錄、發(fā)掘而非武斷的水平發(fā)掘；2）布設直邊、豎直的探方發(fā)掘法（這是能夠較好觀察地層的唯一辦法）；3）精細繪制建筑和遺跡平面圖；4）全方位記錄、繪圖、照相；5）出版發(fā)掘報告。然而，他在詮釋印度河考古及其他遺址方面也犯過一些錯誤，需要后來的考古學家花大力氣來糾正。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提出哈拉帕文化毀于來自印度之外的外族入侵，即所謂“印度-雅利安人”。這一解釋對印度和巴基斯坦考古產(chǎn)生了持久的負面影響。

以上的早期學者奠定了我們后來的認識基礎，他們的視角和誤解也對后來的田野工作產(chǎn)生了持續(xù)影響。面對一部地區(qū)史，讀者必須關注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是如何研究過去的，他們的文化偏見以及時代偏見會影響他們對過去的解釋。考古學家、地質學家、金石學家及其他當代學者仍在不斷發(fā)現(xiàn)新遺址、年代信息和法令，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同時也在當代全球化社會的偏見下解讀這些材料。我們要意識到前輩的短處和疏忽，避免在當前的南亞考古研究中犯相似的錯誤。

20世紀70年代以來，印巴地區(qū)考古除了本土學者參與外，也有不少西方國家參與。如何評價這一階段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成果？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外國學者對南亞考古的貢獻是通過與高校、東道國政府機構合作研究實現(xiàn)的。歐洲、美洲、東亞、東南亞都有學者參與發(fā)掘和開展各種合作。斯里蘭卡、孟加拉、韓國、日本、美國、加拿大和非洲、歐洲的許多學生曾在印度頂尖高校，如巴羅達MS大學，浦那的德干學院（Deccan College，Pune）、安拉阿巴德大學、加爾各答大學（Calcutta University），德里的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Delhi）學習考古。他們中有些人繼續(xù)在印度或南亞的其他地區(qū)工作。作為合作項目的一部分，國外考古隊在東道國也常為當?shù)貙W生提供培訓，并經(jīng)常邀請學生去他們國家深造，參與可以拿到學位或證明的學習，從而使不少南亞考古學者學到了一些在南亞接觸不到的方法論和闡釋手段。這種南亞與外界交融的結果是：發(fā)掘技術、記錄方式、詮釋模型方面的指導思想高度多樣化，從某些方面來說有好處。然而，要透過不同形式的線圖、不同語言體系描述的陶器對考古報告內容進行比較，事情就變得富有挑戰(zhàn)性了。

目前對南亞印度河流域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認識如何？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南亞的考古年代序列十分復雜，我喜歡用“考古傳統(tǒng)”的概念來理解文化時代和地區(qū)類型間的關系：

印度河傳統(tǒng)是指大印度河谷及周邊各類人群融合形成的人類適應總面貌。其中，城市時代曾被稱作哈拉帕或印度河文明，也有人稱印度河-薩拉斯瓦蒂河文明。整個傳統(tǒng)年代上起早期采集時代，即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后是早期食物生產(chǎn)時代，即馴化動植物逐漸引入。區(qū)域化時代從公元前5500-前2600年。此間，整個印度河地區(qū)浮現(xiàn)出多種區(qū)域性文化，均早于哈拉帕城市期，有些可能與哈拉帕早期形成有關，有些被歸入前哈拉帕或其他早期文化。總體上說，區(qū)域化時代可謂小型酋邦（chief doms）崛起的時代，之后（形成）大型酋邦乃至原始城市聚落。融合時代指城市、國家級社會出現(xiàn)并成為主要政治組織的階段。該時代只有一期，即哈拉帕期，約為公元前2600-前1900年，可再分為三段。在哈拉帕期，主要區(qū)域實體融合為更大規(guī)模的經(jīng)濟、政治、思想體系。當?shù)鼗瘯r代則是一個去中心過程，主要城市集合不復存在。這一階段大約延續(xù)了900年，約當公元前1900-前1000年。印度河流域的當?shù)鼗瘯r代與之后的印度-恒河傳統(tǒng)區(qū)域化時代有一定時段的重合，后者也常與南亞早期歷史時期相聯(lián)系。

恒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怎么樣？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印度-恒河傳統(tǒng)的地理范圍跨越阿富汗部分地區(qū)、巴基斯坦全境、印度和尼泊爾大部、孟加拉和斯里蘭卡全部。年代序列十分復雜，主要依據(jù)考古發(fā)掘、碑刻和文獻記錄的歷史年代。

各國都有這一時段的遺址在發(fā)掘，但如前所述，各國考古學者運用的方法和解釋模型難以相互比對。一個亟需改進的地方是，應對早期歷史時期的遺址進行更細致的地層分析，更好地制定區(qū)域年表，評估技術發(fā)展、普及以及連接各個城鎮(zhèn)的貿易網(wǎng)絡。這個時代與西亞、地中海、東南亞和東亞的海洋和陸路貿易也十分重要。

目前，南亞考古關注的區(qū)域和主要問題有哪些？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南亞考古還有許多有意思的領域值得充分探討。開展詳細調查以尋找早期人類化石，可能是需要國際學術界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對50萬年至今有連續(xù)居住遺跡的洞穴、巖廈的發(fā)掘也需要關注。像在印度中部的畢姆貝特卡（Bhimbetka）遺址，已進行了一些小規(guī)模發(fā)掘，但測年更準確、記錄更充分的新發(fā)掘將有助于回答更多以往因信息提取不足而未能探討的問題。各個地區(qū)都需要早期動植物馴化的研究，但更為重要的是阿富汗、俾路支斯坦高地、喜馬拉雅山麓和恒河平原中部幾個地區(qū)。對區(qū)域性和全球性氣候波動的研究也需大量（資源）投入，可以通過對高山湖泊及俾路支和喜馬拉雅山麓一線的湖底打鉆實施。次大陸的樹輪校正也需要建立起來——說這項工作可行，是因為像在烏賈因（Ujjain）和帕塔里普特拉（Pataliputra）等古城墻內仍保存有較好的木材。再就是對中國西藏、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寺院木梁進行系統(tǒng)的樹芯采集，以連接古樹樹輪與超過2000歲以上的活樹（樹輪）。這將對當?shù)剡z址進行碳十四測年大有幫助。

另一個需要新發(fā)掘的領域是印度河文明衰落至歷史時期早期城市興起這一階段——公元前2000-前300年這一階段——尚未能夠進行詳細研究。目前已發(fā)現(xiàn)不少遺址，但還需要長期的發(fā)掘研究。

如何評價南亞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這兩個地區(qū)的交流始于何時？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目前我正在開展東南亞與南亞交流的研究。如何定義兩地的邊界是一個復雜問題。因為我出生、成長于南亞東部邊緣，我接觸的人群在語言和文化上都與東南亞聯(lián)系密切。從阿薩姆到緬甸、泰國、中國云南，景觀和環(huán)境并不存在邊界或劇烈變化。人們在大陸上的遷移是持續(xù)的、雙向的。我相信史前時期也是這樣。至于海路交流，聯(lián)系存在于孟加拉的布拉馬普特拉河-恒河三角洲與印度南部、馬來半島乃至印尼之間。同樣，位于今天孟加拉、柬埔寨、越南的早期城邦國家之間也應存在重要的沿海交流，像歐厄尤（OcEo）、吳哥（Angkor）等。過去對印度南部和東南亞之間的海上貿易關注較多。但我感覺，應在孟加拉和（印度）西孟加拉邦投入更多研究。這很有可能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交流。

最早的交流必然始于舊石器時代早期，因為早期人類在南亞與東亞之間的遷移和交流必然要經(jīng)過阿薩姆-緬甸-泰國-中國云南之間的山地。也就是說，我們應尋找200萬-50萬年前的堆積。另一重要時段是早期食物生產(chǎn)時代，大米和粟、黍在東亞、東南亞及南亞馴化的階段，大概在距今9000-5000年前。接下來較重要的是冶金術在東南亞和東北印度的出現(xiàn)。泰國、緬甸、米佐拉姆（Mizoram）、曼尼普爾（Manipur）、那伽蘭（Nagaland）之間的聯(lián)系需要研究，為何一些技術類型在這些地區(qū)共有？交流物證最豐富的時代始于歷史時期的早期——在南亞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公元前450年左右，孔雀王朝多個主要城市建立后達到頂峰。這些城市大多位于今天的孟加拉，可能曾經(jīng)是連接印度半島與東南亞乃至東亞地區(qū)更遠的主要貿易港口。

您與印巴等國學者合作數(shù)十年，對當?shù)氐目脊努F(xiàn)狀有相當?shù)牧?/span>解。在您看來，中國考古學者在南亞開展工作會有哪些比較好的切入點和合作方式？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許多遺址被壓在當代城市下面，發(fā)掘項目可以隨著現(xiàn)代城市的建設而展開，正如現(xiàn)在中國所做的。中國考古學家在安陽的發(fā)掘已成為城市開發(fā)的一部分，這是值得印度和巴基斯坦城市考古借鑒的例子。對南亞考古學家來說，到中國來學習如何在現(xiàn)代城市中開展發(fā)掘十分必要。這也可以是中國考古學者與印度、巴基斯坦高校開展合作的重要途徑之一。另一參與方式是送中國學生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大學學習當?shù)卣Z言，參與當?shù)氐目脊彭椖浚私猱數(shù)貙W者如何工作，學習更能融入南亞的考古方法。我當學生時，拿了富布萊特獎學金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學習，掛靠在兩國的頂尖高校。早年建立起的聯(lián)系延續(xù)了我的整個職業(yè)生涯，至今我仍與那里的師生們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

2001年，我的導師李水城教授曾邀請您訪問北京大學，并給考古系師生做學術報告。當時的反響如何？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當年李水城教授邀請我到北京大學為師生做關于印度河文明的講座，是我在中國首次進行的較重要的講座。當時我并不清楚聽眾對印度河文明有多少了解，所以只能力圖做一個宏觀的介紹，重點談一些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我感覺聽眾對印度河與中國之間的比較研究很有興趣，我也深受鼓舞。我的關于印度河文明的著作在2000年被譯成中文。之后，我每次來中國，都覺得有更多的教授和學生渴望更多地了解印度河文明，或許這本書也有一定的影響吧！

2015年您在北大的學術會議上做了“古印度河文字：起源、使用與消失”的報告，并期待中國學者能參與到這個研究之中。您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喬納森·馬克·基諾耶：2015年，倫敦大學中國文化遺產(chǎn)保護與考古學研究國際中心、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與國家地理協(xié)會共同舉辦了“早期文明的對話”會議，我應邀做了一個關于印度河文字的演講。我一直主張，印度河書寫系統(tǒng)的發(fā)展可通過印度河遺址出土陶器的刻劃和彩繪符號上溯到書寫系統(tǒng)形成前的數(shù)千年。雖然我不研究漢字書寫系統(tǒng)，但我感到這一模式可能通過中國的情況加以論證。2000年我曾在討論中提出這一觀點，但得到的直接反饋是，早期陶器刻劃與后來的書寫傳統(tǒng)無關。我一直希望中國研究文字早期發(fā)展的學者能對我們在印度河所發(fā)現(xiàn)的情況產(chǎn)生興趣。我不知道目前是否有中國學者正轉向這一研究方向，但中國和其他地區(qū)已有學者提出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聯(lián)系。我著實希望有人愿意挑戰(zhàn)這個題目，畢竟研究的人越多，對古代印度河書寫系統(tǒng)的了解獲得突破的機會也越多。

【本文初發(fā)表于《南方文物》2019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jīng)李水城教授授權刊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