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行坤 看理想

《編號17》

新近上映的電影《編號17》，想象了在科技高度發達的未來中，打工人的終極形態——從事實際上沒有技術含量的高危工作，成為不斷去世又重生的“消耗體”。

這讓人想起近年來對“白領”一詞的袪魅。“白領”工作固然需要相對較高的學歷，但并不一定意味著較高的專業技能和知識水平。

互聯網上流行著這樣一句話：“現在在公司的格子間里面哼哧哼哧做PPT的那些人，和當年踩著縫紉機的女工們，其實沒有本質區別。”

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呢？

講述 | 王行坤

來源 | 看理想節目《反思現代工作》

01.

科學管理：去技能化的基本原理

我們的工作早已被“去技能化”了。

所謂技能，指的是勞動者掌握的專業知識和能力。擁有技能意味著勞動者了解生產過程、生產工具和原材料，在實際操作時熟練靈巧，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這就讓勞動者擁有了跟老板討價還價的本錢。

去技能化就是要剝奪勞動者所擁有的與生產相關的技能和知識，讓他們失去跟老板討價還價的本錢。

當下典型的去技能化勞動者就是流水線上的打工人，他們實際操作時是熟練靈巧的，但是基本上沒有與生產相關的任何技能或知識。

從表象來看，現代科技越發展，打工人的去技能化現象越嚴重。但兩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因為去技能化是人為設計的后果，源自于所謂的科學管理。

“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學管理方法，也被稱為“泰勒制”。這種制度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因為當時出現了超大規模的公司企業，需要更加科學的管理方式。

泰勒認為，工人天生懶散，一有機會就要磨洋工。因此，科學管理的目的在于操控工人，讓他們遵守標準化的流程，按部就班地完成極端細化的任務。

在這種制度下，工人只需要執行幾個高度重復、單一的任務，工作就完成了。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也把人徹底變成了機器。

這種管理制度不可能讓員工產生工作積極性。不過，在泰勒看來，細化和標準化的工作任務能夠保證工人的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

這造成生產過程中構想（conception）和執行的完全分離。構想屬于管理者操心的內容，這就需要管理者在頭腦內想好工作的目的、確立工作的方法和具體流程；執行則屬于打工人的任務，他們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動作，不需要動腦子。

《大都會》

如此一來，打工人即便原本擁有技能，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因為工作過程不需要任何創造性和技能，只需要熟練地做出某些動作，就能夠滿足生產的需要。

對資本來說，除了防止打工人偷懶之外，這種去技能化還具有兩個方面的好處：一個是馴化打工人，讓他們成為便于管理的勞動力；另一個就是壓縮打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壓低工資，降低企業的人力成本。

在19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工人基本被馴服，成為了資本家滿意的“合格的”勞動力。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畢竟是一種壓迫性的制度，再馴服的工人階級被逼到一定程度也會起而反抗，尤其是那些有一定專業技能的勞動者，資本家很難找到合適的替代者，有時就不得不妥協。

所謂科學管理就是對勞動力進行徹底地控制，而去技能化就是進行控制的重要手段。它并沒有科學應該具備的客觀、中立精神，目的就是幫助資本家更好地馴服打工人，讓工人更賣力地工作，從而創造更多的利潤。

從社會整體來看，高技能工作的技術含量在降低，因為它對勞動者的技能沒有那么高要求了。這就導致全社會打工人的技能含金量普遍下降。

也就是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科技水平在高速發展，但是人的技能水平卻在退步。

在現代工業資本主義初期，工匠與科學、技術之間的聯系非常緊密。當時英國很多工匠可以稱得上是工程師或設計師。他們掌握整個生產流程，甚至具有一定的發明和創新能力。

這些擁有技能的勞工自然是不好管理的，他們因為自己的技能而感到驕傲，在工作時更愿意遵循自己習慣的工作節奏，不愿意輕易服從管理者所強加的工作節奏。

當工人與專業技能和知識分離之后，也就是去技能化之后，他們驕傲的本錢也就沒有了。

這個時候，工人就不再是手藝人，而是管理部門的工具。他們只能從事簡單的勞動，勞動力價值自然也就降了下來，也就是說，他們的工資自然要被壓縮，因為工人的可替代性大大增強了。這就是去技能化帶給資本的第二個好處。

《大都會》

美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哈里·布雷弗曼在1970年代指出，泰勒制之所以在今天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派而存在，是因為它已經不再是某一個派別的財產；它的基本學說已經成為了一切工作設計的基石。

也就是說，泰勒制是企業管理的不二法門，今天幾乎所有企業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納了泰勒的科學原理原則。因此，我們也可以根據泰勒制的原則來考察當下中國的工作。

02.

藍領的去技能化

近幾年來，中考普職分流比例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在中國，大學教育是進入精英階層的必要前提。

在這個意義上，教育是一個篩選的過程，一步一步地選拔所謂優秀的學生，最后選出頂層的精英；與此同時，篩掉所謂的“差生”，讓他們落入社會的中下層。

有人認為，中國大學生太多了，白領打工人也太多，現在需要的是有一技之長的藍領，因此，職業教育也非常重要。然而在中國，恐怕很少有人對職業教育感到滿意。

職業學校與其說在傳授專業技能，不如說是在灌輸“做人”的道理。這里所謂的“做人”就是做老板眼中的合格打工人。

有學者基于2017年的職業教育調研指出，從身體動作到精神氣質，從時間管理到衣著配飾，職業學校對學生校園生活的控制和規訓幾乎無處不在。

為了培養學生的打工人意識，學校甚至讓他們在校園就佩戴標有姓名、班級和專業的胸卡，提前適應企業的要求。

這種形式主義的規訓滲透了教室、廁所、宿舍、操場等各個場所，對學生的日常生活時間和學習時間進行嚴格的管控，目的就在于馴化學生，讓他們成為馴服的勞動力。

職業學校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對學生的規訓和管控之中，自然也就忽視了學生的知識和技能的培養。

一位職校校長說：“說實話，像我們這樣的學校，是多辦一所學校，少辦一所監獄。”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職業學校的自我定位，那就是對學生進行規訓和管控，不讓他們偏離正軌，在學校就提前適應工廠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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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對職業學校的自我定位也基本能理解，他們的基本訴求就是孩子不惹事、不犯罪，至于學習一技之長，那基本就是預期之外的奢望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學到的只是一些粗淺的理論知識和簡單的操作技能。很多職校生在畢業時是不滿意的，尤其是那些初中畢業花了五年時間，連續讀完中職和高職的學生。

然而企業并不在乎，身無長技但受過嚴格規訓、聽話懂事的打工人，就是合格的打工人。

在職業學校學習期間，學生要進廠實習。很多學生其實對實習是有所期待的，以為能夠通過實習學到真正的技能。

不過正如布雷弗曼所指出的，資本不需要有知識、有技能的人，只需要一個“人手”而已。因此，即便是操控數字機床這樣看似高技能的工作，其工作流程也是固定的、簡單的。

例如，在一家塑膠公司實習的學生說：“這個廠學不到什么技術，生產的塑料管都是標準化的，機床的程序也都是別人編好的，到時候只需要按個啟動按鈕就行了，也不用人一直看著。雖然勞動強度不大，但學不到什么東西。”

當下中國工廠普遍實行泰勒制，貫徹構想和執行相分離的原則，如此一來，工廠需要的就是低技能、低成本、“高覺悟”的打工人，而看似失敗的職業教育，恰恰是滿足了企業的要求。

這是企業和職業學校的雙贏，卻是家長和學生的雙輸。

03.

白領的去技能化

在中國，成為白領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本科學歷，高學歷似乎意味著高技能。有學者認為，白領“通過家庭環境、學校教育或社會培訓獲得了超出社會平均水平的知識、教養和技能”。

然而實際情況是，公司格子間里的白領也不需要多少技能。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經典著作《白領》中討論了這個問題。

在米爾斯看來，辦公室和工廠并沒有根本區別，因為辦公室實行的也是構想和執行相分離的原則：少數管理者掌握著工作流程，把工作切割成固定的、標準化的零碎任務；多數基層白領負責執行。

因此，雖然辦公室的白領從事的是腦力勞動，但這是一種不太需要思考和規劃的腦力勞動，因為思考和規劃的職能基本上被管理者所壟斷。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會感到無聊和厭倦，因為人們的智力沒有受到任何挑戰，不需要任何主動的思考。

這種形式的腦力勞動和工廠里的體力勞動沒什么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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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隨著大學的擴招，白領人數在不斷增多，白領的“含金量”卻在不斷下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白領”這個詞不再流行，也不再顯得高端。因為從社會現實來看，白領也好，“小資”也好，工資水平都在向藍領打工人看齊，技能水平也不再顯得高超。

也許，這也是“打工人”近年來流行開來的原因。白領或多或少地感覺到，他們和藍領之間沒有多少區別，都只是打工人而已。

現在很多用人單位會因為資歷過剩（overqualified）拒絕求職者。這些求職者要么是學歷過剩，要么是能力過剩，因為很多時候，用人單位只需要一個執行簡單任務的打工人而已。

和藍領一樣，白領無法掌控他們的工作過程，基本上只能按部就班，聽從管理者的安排，執行管理者分配的任務，他們很難在工作過程中發揮自己的潛能，也沒有辦法和自己的勞動成果建立關聯，因此，無法感受到自我實現感和使命感。

正如米爾斯所說，白領只能感覺到工作的無意義，工作時心懷怨氣，只能在其他領域尋找意義。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解釋消費主義的崛起，因為很多人沒有辦法從工作中獲取意義，所以他們通過消費來充實自己，為生活賦予意義。

04.

再技能化的可能

在泰勒制之后，20世紀初的美國還出現了“福特制”。這是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在泰勒制的基礎上所發展出的工廠管理制度，可以說是對泰勒制的完善。

福特制與泰勒制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福特制引入了系統性的流水線，工人固定在流水線上，完全不需要移動，也沒有辦法偷懶；在沒有流水線的泰勒制下，工人雖然也要做出固定的、標準化的動作，但是他們受工頭目光的監督，理論上還有偷懶的可能。

在福特制下，人成了名副其實的螺絲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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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催命式”的生產方式很難留住員工。在當下中國的藍領圈子里，有一個流行語叫“提桶跑路”，打工人離廠跑路的時候，會用桶裝走自己的日常用品。之所以提桶跑路，是因為很多流水線的運轉速度太快，人的手速根本跟不上。

這種流水線被打工人稱為“飛機拉”、“火箭拉”，所謂“拉”就是英文的line，也就是流水線的“線”。當年的福特工廠也是如此，汽車工人進廠沒多久就要跑路。

亨利·福特的解決方案是漲工資，把工資從每天2.5美元漲到5美元。這樣既能確保工廠內有足夠的勞動力進行生產，同時也能夠確保打工人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去購買福特汽車以及其他消費品。

另外，為了讓打工人有時間去消費，同時也能夠更好地為工作養精蓄銳，福特工廠決定削減工作時間，在1926年率先實施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時的工作制。因為福特公司在美國舉足輕重，其他企業也紛紛效仿。美國正式實施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時工作制的時間是1938年。

在福特漲工資、降工時的措施下，美國打工人的消費能力增強了，休閑時間變多了，這無疑是很大的進步。但是打工人去技能化的境況并沒有得到改善，因為在去技能化方面，福特制和泰勒制是一脈相承的。

在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因為勞資沖突、創新和靈活性不足以及全球市場競爭的壓力等等，福特制生產方式陷入了危機，出現了“后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

這種生產方式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試圖增強打工人的技能，讓他們對生產流程有著較為全面的理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只是負責執行，也負責構想。打工人也不只是關注自己眼前的任務，而是要和其他人相互協作，甚至要參與研發。

后福特主義試圖激發打工人的潛能，讓他們基于技能群策群力，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信息技術開始崛起的背景下，這無疑是一個符合時代潮流的選擇。

這種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雖然符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但在很大程度上與資本家的利益相悖，因為打工人掌握技能之后，不僅要求在生產空間內享有一定的權力和自主性，而且還會要求更高的工資。

《編號17》

當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而且經濟形勢相對較好時，資本家可以讓渡一定的利潤和權力，讓打工人有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工作環境。一旦經濟形勢下滑，那么企業的本能反應就是回歸泰勒制的管理方式。這也是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沒有成為主流的原因所在。

當下，有些企業會鼓勵員工成為多面手，掌握多種技能，起碼做到一專多能，最大程度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大部分企業的管理原則依然是泰勒制，也就是通過去技能化去馴服勞動力，壓低勞動力成本。

即便在人工智能時代，大部分打工人從事的勞動都是去技能化的，只有少部分人掌握高精尖的技能，是真正的行業精英。

尾聲.

現代社會一味強調效率，強調發展生產力，卻忽視了對生產關系的改造和調整。我們知道，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問題，也就是哪些人掌握生產資料，但是生產關系還包括勞動成果分配，也就是工資問題以及生產過程中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

泰勒制實際上針對的是生產過程中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泰勒制的目的是服務資本家，方法是在生產過程中，把構想和執行進行分離，讓少數人負責思考和規劃，多數人負責執行標準化、程序化的任務。

結果就是，負責執行的打工人被去技能化，只能聽命于負責構想的管理者。與此同時，打工人失去了跟老板討價還價的本錢，很難得到體面的工資，同時也很難從工作中獲得使命感和自我實現感。

“我就是工具”勢必成為大多數打工人的日常感受。當這些人成為社會的大多數，無論社會的科技和生產力怎樣發達，我們很難說社會在進步。

*本文編輯整理自看理想音頻節目《反思現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尋獲自由》第6期，主講人王行坤。完整內容請至看理想App收聽。

原標題：《不想再做“狗屁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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