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而弗里德曼則是凱恩斯主義者最頭疼的挑戰者。因此，如果說在弗里德曼和凱恩斯之間在對于宏觀經濟的理解上存在著重大共識，熟悉宏觀經濟學的人恐怕或多或少都會心懷疑竇。

但這是事實。“信心比黃金重要”就是他們的共識之一。對這一共識的討論，一直型塑著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對宏觀經濟運作機理和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解。

一、宏觀經濟學中的雙峰并峙：弗里德曼與凱恩斯

誰是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者最重要的學術對手？倘若只選一位，那必定是米爾頓·弗里德曼。

如果說凱恩斯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牢牢占據著20世紀上半葉宏觀經濟思想舞臺的中心，那么弗里德曼，這位1976年經濟學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則無疑是20世紀下半葉這個舞臺上最耀眼的明星。弗里德曼和他的學生盧卡斯領導的針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在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期間，甚至可以說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都一直讓凱恩斯主義者退避三舍。時至今日，宏觀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動力，仍然可以認為是凱恩斯和弗里德曼兩位思想家的后繼者們的相愛相殺。

弗里德曼反對凱恩斯經濟學的幾乎每一個重要觀點。總體而言，凱恩斯認為，市場經濟內在地具有大起大落的本性，并且這種波動可能危及整個現代文明的存亡，而政府應當也能夠通過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熨平經濟的過大波動。弗里德曼則認為，凱恩斯嚴重低估了市場經濟內在的穩定性，同時過高地估計了政府的判斷力和穩定宏觀經濟的能力。在弗里德曼看來，凱恩斯主義式的政府干預不僅無助于穩定經濟，而且會成為經濟波動的放大器。

金庸的《笑傲江湖》里，令狐沖從風清揚那里學到了一門武功：“獨孤九式”。這門功夫的一個特點是只攻不守。弗里德曼可不是這樣。他對凱恩斯學說的激烈批判，是建立在一系列體大思精的學術創新基礎上的。弗里德曼的重大創新包括探討貨幣在宏觀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新貨幣數量論、關于居民消費行為的持久收入理論、關于失業和國民收入的自然率理論，以及關于貨幣政策在1929—1933年“大蕭條”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這些富有想象力而又邏輯嚴謹的成果，直接影響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宏觀經濟學的走向。

二、跨期決策和預期的重要性

但弗里德曼和凱恩斯并非在所有宏觀經濟學的議題上都水火不容。他們之間也是存在共識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共識就是：公眾對于未來的預期是影響宏觀經濟形勢的關鍵變量。用更加通俗的話說，也就是“信心比黃金重要”。

從學理層面看，這一命題涉及理解宏觀經濟形勢的兩個關鍵詞：跨期決策和預期。

跨期決策意味著現在和未來之間是相互聯系的。是的，您沒有看錯，是現在和未來之間的相互聯系，而不只是單向聯系。換言之，不僅現在影響未來，未來反過來也會影響現在。未來會影響現在，關鍵就在于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不要忘記，人們決策的時候，真正權衡的，其實不是現實的收益和成本，而是預期的決策之后才發生的未來收益和未來成本。

因此，不難理解，如果宏觀經濟處于衰退期，那么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如果趨于樂觀，就能夠有效地增加企業部門的投資需求和家庭部門的消費需求，從而擴大當下的社會總需求，并通過乘數效應帶動經濟復蘇。當然，這是一把雙刃劍：公眾對于未來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也會引起總需求的緊縮和宏觀經濟的衰退。

三、預期與投資：凱恩斯的“動物精神”和經濟波動

關于信心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影響投資需求。凱恩斯也是這么看的。

關于預期的宏觀經濟影響，凱恩斯敘事的內核并不復雜：如果企業家群體對于未來的預期很樂觀，他們就愿意增加投資，于是經濟就會繁榮；而如果企業家群體預期消退，經濟則會衰退。那么企業家群體什么時候會預期樂觀，什么時候又會悲觀呢？這就不好說了。凱恩斯說，企業家群體有個特點，就是有創業干事的沖動，加上預期的非理性，那段時間“上頭”了，預期變得樂觀，他們就會增加投資。這種有點沒由來的投資沖動，凱恩斯專門取了個名字叫做“動物精神”。

至此，經濟衰退的一個重要成因被凱恩斯揭示了出來：出于某些不可知的神秘原因，企業家群體對于未來的預期消退了。因為這一原因，后來一位凱恩斯主義者寫了一本解釋經濟衰退的暢銷書，書名就叫《預期消退的年代》。這本書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大賣。書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

四、預期與消費：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

和凱恩斯不同，弗里德曼強調預期對于消費的影響。

凱恩斯的理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機制，那就是在經濟衰退的時候，無論企業部門的投資還是政府部門的財政支出的擴張，都有乘數效應。打個比方，如果企業增加1塊錢的投資支出，或者政府增加1塊錢的政府購買支出，那么出售相應產品的企業就會獲得1塊錢的收入。企業是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締結的一組契約，因此企業的收入會轉化為各個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即成為家庭部門的收入。家庭部門的收入增加了，消費也會隨之增加。

假如家庭部門會將新增收入的80%用于消費，那么上面的例子中，家庭部門就會新增0.8元的消費支出。依據相同的邏輯，這個0.8元的新增消費支出又有80%，即0.64元，轉化成新一輪的消費和收入……不難計算，初始增加的1塊錢投資或者政府購買支出，最終會帶來5塊錢的新增收入。這就是政策決策者喜聞樂見的乘數效應。

但弗里德曼說不對啊。這個乘數效應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微乎其微到可以忽略不計。為什么呢？

弗里德曼認為，上面的推理實際上偷偷地給居民消費施加了一個很強的假設：任何時候老百姓新增了一筆收入，都一定會在當期就將其中的80%用作消費。可是誰的消費行為是這樣的呢？如果每個月都在5號發工資，難道工人會只在5號消費，而其余29天或者30天都不吃不喝？

這顯然沒道理。雖然收入是有波動的，但正常人會讓不同時期的消費盡可能保持穩定。當期收入低而預期未來收入高的人，比如年輕白領或者公務員，會選擇用按揭貸款買房，而當期收入高而預期收入低的人，比如所謂“吃青春飯”的從業者，則會選擇在當期更多地儲蓄，以確保未來仍然能夠維持較高的消費水平。

順著這個思路，弗里德曼給出了他的消費需求理論：持久收入假說。這個假說的核心是，決定人們當期消費的，不是當期收入，而是持久收入。打個比方，假設你是一個成熟的消費者，你這個月的收入比平時多了1萬塊錢，那么這是你刮彩票得來的，還是公司給你的薪水每個月都漲了1萬，兩種情況對你這個月的消費支出的影響會一樣嗎？顯然是不一樣的。

用弗里德曼的話說，刮彩票中了獎，叫增加了你的臨時收入，而每個月工資的固定上漲，叫做增加了你的持久收入。弗里德曼說，影響家庭部門的消費支出的，不是臨時收入，而是持久收入。

五、持久收入假說的現實意義

那么持久收入假說有什么過人之處呢？好像看起來也平平無奇呀。這不就是常識嗎？你要這么說也對。

但如果和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我們就會看到它的威力。不夸張地說，離開持久收入假說，可能連當下宏觀經濟形勢的熱點問題和相關政策都理解不了。

提振消費日益成為中國宏觀調控的重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幾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都強調了消費在宏觀經濟穩定中的重要意義。在2025年2月1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指出：“提振消費是擴大內需、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的重中之重。要切實轉變觀念，把提振消費擺到更加突出位置。”

如果不從持久收入的角度出發，對上述政策的認知就可能產生重大偏差。

現在強調提振消費，是因為經濟增速過緩，因此需要刺激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經濟增長用什么衡量呢？收入。換言之，是因為收入增長慢了，所以要提振消費來刺激。也就是說，刺激消費增長的初衷，是要增加收入。可怎么增加消費呢？各路專家分析來分析去，又都指向同一個結論：人們不愿意增加消費主要是因為沒錢，所以歸根結底還得增加收入。可是收入都增加了，經濟已經恢復增速了，提振消費還有必要嗎？

但如果從持久收入的角度看，就好理解了。能夠讓消費需求增加的，不是現在的收入，而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什么呢？持久收入不是當下看得見摸得著的收入，而是對于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一個家庭對于自己的持久收入變得更加樂觀，從而這個家庭當期的消費支出會增加。如果只有一個家庭這樣，那就只是一個家庭的事。但如果大部分家庭都對各自的持久收入的期望變得更加樂觀，從而都提高了當下的消費支出，那就等于說，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的更加樂觀的預期，提振了現在的消費。

六、結語

無論是預期在宏觀經濟中的角色，還是弗里德曼激發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凱恩斯肇始的各種各樣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間的相愛相殺，都是既有趣又極其復雜的話題。

本文想強調的是，無論如何，現代宏觀經濟學盡管山頭林立，但大家至少達成了一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共識：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的預期正在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現實經濟，而且影響程度之廣泛深刻，可能是常規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無法比擬的。也正因為如此，決策者如何理解和影響公眾預期，也就變得至關重要。一個很好的正面例子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決策層一直堅持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類似這樣的舉措，如果能夠堅決徹底地貫徹，就能夠有效地改善信心、激勵投資和提振消費，確保宏觀經濟行穩致遠。

[作者李輝文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經濟學教授、區域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研究興趣為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制度經濟學、世界經濟和經濟思想史，出版有《現代比較優勢理論研究》、《大國經濟學》（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