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無人機》，[法]夏馬尤著，焦靜姝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12月出版，328頁，59.00元

在今天的俄烏沖突中，無人機是使用頻率最高的常規武器之一，其低成本、高效率、高精確度以及帶來的多樣化戰術，重塑了戰場形態，已經成為這場戰爭標識性的武器之一。無人機在戰場上的廣泛使用是從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開始的。美國之所以在這場非對稱戰爭中廣泛使用無人機，不僅僅出于無人機性能和戰術的優越性，更因為無人機是一種有道德的戰爭武器。它可以讓駕駛員不必身臨險地，實現戰斗人員的零傷亡，最大程度地保護了士兵的身心安全；它可以精準打擊目標對象，而不必擔心誤傷無辜，因此是一種人道主義武器；它經濟成本低，在戰場上實現正義目標的同時，不會過度加重國家的經濟負擔……可以說，無人機在戰場上的參與，讓戰爭、戰斗變得更有道德。然而，法國新銳哲學家夏馬尤卻不這么認為。在其2013年出版的《反思無人機》中，他在哲學上系統地反駁了這些理由，認為無人機非但不是有道德的武器，而且還導致多方面、多層次、更負面的道德和倫理后果，甚至直接催生了一種新型的軍國主義——民主軍國主義。

在哲學上反思無人機面臨的第一個疑問是，無人機只是戰場上一個新型武器而已。正如人們所熟知的，武器本身沒有道德屬性，其是否有道德取決于使用武器的人和使用意圖。討論無人機的哲學、道德和政治后果會不會是在故弄玄虛，嘩眾取寵？對此，夏馬尤提供了一個元哲學的辯護。他引用康吉蘭的觀點，“哲學是一種思考，對它來說，所有的新異材料都是好的，我們還可以說，所有好的材料必須是新異的”（18頁）。無人機正是二十一世紀的新異材料。當然，純粹新材料本身自然不會是哲學的思考對象，而是因為新材料挑戰了原有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等等哲學觀念，我們需要根據這些新材料重建相關觀念。無人機作為二十一世紀才開始廣泛應用于戰場上的新型武器，它改變了我們關于戰爭的本體論、倫理學、戰略和法律政治范疇，讓我們原有的戰爭觀念不再適用。因此，在哲學上審視二十一世紀戰爭，無人機是個恰當的切入口。

一、獵捕人類

無人機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它使遠程戰爭得以可能。在反恐戰爭中，遠程戰爭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參與戰爭的士兵不必直接上戰場，只要待在絕對安全的后方就可以操縱戰場上的無人機。在美國本土的士兵可以駕駛萬里之外阿富汗戰場上的無人機，擊殺隱藏在深山老林中的恐怖分子。這固然可以保障駕駛員的人身安全，但這產生了新的戰爭形態，即戰斗人員與戰場的剝離。夏馬尤認為，我們很多關于戰爭的觀念不再適用于這種遠程戰爭。例如，戰場上的戰斗是一種合法的暴力，即造成敵人的傷害時，自己不需要負倫理責任。這種合法的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對等原則之上的，即敵對雙方都有能力造成對方的傷害，雙方是對等的。在這種對等原則之下，才會有戰士的美德——憐憫、勇敢、堅毅、犧牲……然而，無人機實現的遠程戰斗不需要讓駕駛員身臨戰場，因此這種對等原則也就不存在了，也就無所謂戰士的美德。不過，很多人會反駁說，相比于對駕駛員生命的保護來說，戰士美德是不足慮的；戰士的生命才是最寶貴的。

夏馬尤認為，無人機不但使對等原則不成立，更讓戰斗變成了單邊獵捕行動。與戰斗中雙方是對等的不同，獵捕中獵捕的一方與逃跑的一方采取的行動策略不同。獵捕的一方要追擊、捕獲、獵殺，而逃跑的一方只需要躲避就可以獲勝。因此，在獵捕活動中，首要任務是識別并確認獵捕對象的位置。這就需要一整套偵查工作。以M Q-1“捕食者”和M Q-9“死神”為代表的查殺一體無人機就成了執行獵捕行動最優的武器。它們一方面可以利用空中巡邏來實現情報搜集、監控和定位的功能，另一方面可以攜帶精確制導武器對獵捕目標進行獵殺。對于支持無人機的人來說，正是偵察和精確打擊功能的完美結合，使無人機成為一種人道主義武器。因為無人機可以精確偵察、打擊目標人物，而不會傷及無辜平民。

從技術理想上來說，確實有這個優點。不過，夏馬尤認為，無人機在查殺一體的行動中已經轉變了戰斗原則。在傳統戰爭中，戰斗是雙方在相互通過傷害對方，來阻止對方對自己的傷害。敵人是在實時執行傷害自己的行為。而在反恐獵捕行動中，無人機的獵殺并不是通過制止正在發生著的恐怖主義行為，而是通過預測性預防行為來實施獵捕。無人機通過攝像頭以及先進的傳感技術進行全方位監控，來偵察、定位獵捕目標。無人機確認恐怖分子的方式不再是指定實名的目標，而是通過“基于活動的情報”的方式來定位。通過觀察、收集數據，然后再通過大數據的比對，確認監控對象是否符合恐怖分子的行為模式。只要行為模式異常數據突破了一定的閾值，遠在美國的駕駛員就會收到獵殺的指令。

在這種預測性預防的獵捕模式中，人作為一種生命形態，被分解成種種數據特征。這些數據特征的統計模式反過來確定人的身份。然而，統計模式顯然不能等同于實質對象。同樣的模式可以對應不同的現象。這就使得通過高精確性來避免平民傷亡的理想目標只停留在理論上。在實際行動中，“結果常常是無人機根據對‘行為模式’的判斷，在目標是否如我們所想的一樣都沒有直接確認的情況下，以無辜者的生命為代價，盲目發動襲擊”（61頁）。

反恐戰爭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得到人們的支持，是因為它要消滅恐怖主義。由于恐怖分子往往采取游擊戰的方式，這使傳統武器和戰術很難偵察并消滅恐怖分子。因為游擊戰主要在地面上采取行動，在空中展開行動的無人機具有了戰術上的優越性。這使其非常適合于反恐戰爭。夏馬尤并不贊同無人機實施的獵捕行動真正能夠實現反恐戰爭的最終目的——消除恐怖主義。他認為，我們思考反恐戰爭的本質時，不應該只是考慮在肉身上消滅恐怖分子，而是要將之看作反叛亂行動。恐怖主義之所以為現代社會所不容，是因為其實質是反現代文明的，不接受基本的人權價值。消滅恐怖分子的肉身固然是反叛亂的重要一環，但更重要的是爭取人心。用無人機作戰實際上是在用一種恐怖手段在作戰。恐怖只會造成更多的恐怖。無人機的轟炸只會逼迫普通老百姓倒向極端組織。人們只會用恐怖來對抗帝國的恐怖。無心、不在場的武器永遠無法征服人心。

當地時間2025年3月15日，頓涅茨克地區，一名烏克蘭士兵在軍事演習中舉起一架FPV無人機。

二、戰斗精神的顛倒

從戰斗精神的角度來看，夏馬尤認為無人機駕駛員和自殺式襲擊者是兩個極端，前者遵循生命的自我保全倫理，而后者則崇尚自我犧牲的英雄倫理。然而，在無人機支持者的敘事中，自我犧牲是對生命的褻瀆，違背了基本的熱愛生命的倫理學。因此，自我犧牲并不是英雄行為，只是不珍惜生命而已。夏馬尤認為這一論證并不成立，自我犧牲之所以被認為是英雄的行為，正是出于對生命的珍視和對死亡的蔑視。對生命越珍惜，就越能體現出對死亡蔑視的可貴。相反，無人機的獵捕行動讓駕駛員躲在安全的本國國土，他們不必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就無法正視死亡的恐怖。當像打電子游戲一樣按下發射按鈕時，他們實際上漠視了目標對象的生命。夏馬尤認為，無人機的支持者實際上顛倒了傳統的戰斗道德原則。為了理想追求而自我犧牲的英雄精神，被重新敘事為道德恐怖的化身。

這種顛倒導致了戰斗精神的危機。夏馬尤引用毛澤東的辯證法：“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110頁）而無人機在獵殺敵人時不需要自我犧牲精神，那么關于犧牲的辯證法就會消解為單純的自我保存，戰斗精神也就消失了。反恐戰爭成了“無美德的戰爭”。

不過，無人機的支持者會認為，保存士兵的生命是第一原則，是絕對的國家義務。在這點上，戰斗道德是自洽的，應該高于所謂的英雄倫理：“為國捐軀當然是好的，但為國殺敵，并且無需搭上付出生命的沉重代價，就更好了。”（114頁）英勇不需要依賴于犧牲。英勇就是根據正確的理由做正確的事。無人機駕駛員在獵捕恐怖分子，有著正當理由，當然是英勇的。此外，無論是否身臨險境，殺人需要一樣的勇氣。夏馬尤質疑這種論證的有效性。殺人需要勇氣，是因為殺戮時要克制住目睹殺戮的惡心感。無人機的獵殺行動讓駕駛員免于直面他人的死亡，因此也很難稱得上英勇了。

支持無人機獵捕行動的另一個理由是，由于駕駛員可以不需要身臨險境，因此可以避免以往士兵戰后可能遭受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然而，這些支持者對于無人機駕駛員是否會面臨PTSD，卻是曖昧的。一方面，很多調查表明，無人機駕駛員在執行獵捕行動時，就像玩游戲一樣；另一方面，又認為駕駛員們跟親身上戰場的士兵一樣，要承受殺戮的壓力，同樣需要戰場士兵所具有的戰斗精神。夏馬尤認為，無人機駕駛員或許真的會面臨不符合傳統PTSD界定的戰斗壓力，但這種曖昧不明的態度，也支持無人機獵捕行動是一種“不明暴力”。

此外，無人機的獵殺實現了行動與現象學同一性的割裂。由于獵殺是發生在遠離駕駛員的戰場上的，駕駛員在本國安全區域內，因為沒有身臨戰場，也就不會有對戰場的親身感知。這就不需要直面死亡的慘烈與恐懼，這使駕駛員出現了認知失調：在和平環境中執行最暴力的殺戮行動。這使得一方面駕駛員和普通平民對遠程戰場的感知薄弱，另一方面又讓身在戰場的平民感受更恐怖、更殘酷的暴力行為。夏馬尤認為，這導致了一種新型的人民與國家關系——民主軍國主義。

三、民主軍國主義

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說法，人們建立國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權利，其中首要的是自己的生命權。也就是說，人們需要國家的庇護，從而讓渡自己一部分權利給國家，使自己臣服于國家，“我保護你，因此你必須臣服于我”。然而，戰爭卻讓社會契約論陷入悖謬。戰爭是人民挺身而出，保護國家。國家與人民保護-受保護的關系，在戰爭中顛倒了，“你必須臣服于我，使我得到保護”。這種顛倒使得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在戰爭時變得特別脆弱。民主政體的共和國在開戰時，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而人民會非常認真地考慮自己人身安全與國家行動之間的關系，對開戰會變得非常謹慎小心。因此，民主制度會最大限度地約束戰爭行為，進而帶來和平。然而，夏馬尤認為，無人機的出現使這種民主和平主義面臨危機。

無人機使不對稱的戰爭成為遠程狩獵游戲，“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開戰，就好像決定一項消遣”。也就是說，當國家的決策者在決定開戰時，組成國家的人民不再需要犧牲自己的生命權來保衛國家。戰爭時人民與國家的悖謬關系消失了。戰爭的代價單方面地轉移到了敵對國，國家也擺脫了動員戰斗人員的束縛：“打仗就像是去狩獵一樣，就像失去參加一次娛樂聚會一樣。”（209頁）無人機開啟的遠程戰爭就形成了一種新型政治形態——民主軍國主義。在這種新型態中，戰爭對于國內人們來說變得像遠方的故事一樣，遙不可及。人們的生命權也不再受到威脅，因此也就失去了對戰爭的發言權。

即便民主軍國主義看起來是由遠程戰爭帶來的新形態，但夏馬尤卻看到了它與傳統殖民主義的繼承關系。遙遠的殖民地只會給宗主國帶來榮耀和資源，而對殖民地土著帶來的暴力卻只是遙遠的故事。

夏馬尤是在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的背景下撰寫的《反思無人機》。伴隨著美軍2021年8月20日從阿富汗倉促撤軍，塔利班再次執掌政權，這場歷時二十年的反恐戰爭留下了荒謬的現實。從背景上來說，這本書是過時的。然而，其探討的戰爭哲學主題，卻持久存在。尤其是，過去十幾年無人裝備更快速、多樣化的發展，已經更廣泛地應用于戰場，夏馬尤的這本書更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