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換：歷史語境與“元類別”

自1985年《賽博格宣言》文章發表，到二十世紀90年代之后，哈拉維十年間接受過6次訪談[1]，與談者均會針對《賽博格宣言》提出問題，而在文章發表20年之后，學界還為紀念此文進行了一次書評特刊征集，為其寫評論的學者包括凱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Hayles）、羅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等人[2]，也不乏來自人類學和其他領域的學者。在書評中，學者們都注意到了在跨越千禧年之后，哈拉維從“賽博格研究”轉向了別的地方[3]。經常跟哈拉維有學術觀點互動的凱瑟琳·海勒斯，則將哈拉維“賽博格研究”轉向的原因，定位到對“人類”的質詢，和對技術關系網絡的質詢。海勒斯將“人類”“后人類”視為歷史偶然性和特殊性的產物，而不是某種穩定的本體，同理，“賽博格”也是一種歷史偶然性的產物。[4]

唐娜·哈拉維

海勒斯直言，正是因為賽博格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物，無法描述新的技術關系，因此哈拉維開始了對“關系”構成本身的研究。換言之，二人在有關技術的歷史語境，以及“事物存在的能動關系更為重要而非事物的本質”觀點上是一致的。既然從二十世紀90年代到二十一世紀00年代，是技術更迭迅速的時代，那么關于“賽博格”的探討也需要注入新的歷史話語。

從哈拉維的學術方法和傳統來講，雖然其文章常常充滿了晦澀的、自創的、跳躍的文本和隱喻，但生物科學的實驗訓練，以及天主教的“圣禮主義”傳統影響，使得哈拉維的研究對象和話題總是具體的，包括對科學史料的挖掘，以及對科學史中具體物的關注，比如“類人猿”“轉基因癌癥鼠”。同樣，其“伴侶物種”理論依然是圍繞具體物進行的研究，因此，她進入不同種類的 “狗”的“故事”講述。從“狗”進入“伴侶物種”的討論的一個重要基調是“狗并不以我們為中心”，“它們不是投射，也不是意圖的實現，更不是任何事情的目的。它們就是狗，是與人類有著義務性的、構成性的、歷史性的、無常的關系的物種。”[5]

也就是說，相比于“靈長類動物”（《靈長類視覺》）而言，狗不是人類歷史和社會的投射，相比于基因技術的“轉基因癌癥鼠”（《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來說，它不是人類技術目的的產物。并且，無論是歷史、進化、文化、生活角度來說，狗與人類呈現出很多的關系，充滿了很多的交互情感。狗是“伴侶物種”中的一種。

在此意義上，“伴侶物種”是一個“元類別”（meta-category）[6]的概念，在這個元類別下可探討的形象可以更多，而不僅僅是人類與狗作為伴侶物種。在哈拉維出版于2016年的《與憂患共存》一書中，她將動物、植物、人類，包括海洋生物等地球萬物之關聯納入到伴侶物種之中。換句話說，哈拉有時將賽博格概念作為一個元類別來使用。雖然“賽博格和伴侶物種都將人類與非人類、有機與技術、碳與硅、自由與結構、歷史與神話、富裕與貧窮、國家與主體、多樣性與耗竭、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以及自然與文化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7]，但同時哈拉維認為，伴侶物種的元類別比賽博格的元類別則要大得多。

正是因為歷史語境的轉變，“賽博格的各種重塑并沒有窮盡技術科學中‘本體論編舞’所需的修辭工作”[8]。賽博格書寫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里根時代”的冷戰、軍事主義、控制論和信息論技術下的人-機混合體，以及20世紀90年代逐漸全球化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技術內爆”（《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下的社會邊界崩潰。那么2000年以后的“伴侶物種”，面臨的歷史語境是氣候問題、生態危機，“在地球上所有水基生命的碳預算政治中，小布什們威脅著要取締過去那些更宜居的自然文化的生長”[9]，以及“戰勢一觸即發的全球勢態”[10]。

在此歷史語境下，哈拉維在“伴侶物種”理論中重拾劃破自然-文化二分法的手術刀，將傳統認識論中的關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文化的觀念，一一消解在錯綜復雜的關于“狗”的世界關系網絡中。

二、區分：“宣言政治”的激進主義與溫和姿態

2003年《伴侶物種宣言》出版之后，有學者詢問哈拉維，“為什么在《伴侶物種宣言》中放棄了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批評？”[11]哈拉維對此表示否認，并聲稱新的宣言對待問題的批判是同樣敏銳的，只是方式不同，即相比于《賽博格宣言》的“口誅筆伐”與“義憤填膺”的文風，《伴侶物種宣言》姿態更加溫和，“語氣更加個人化和脆弱”[12]，甚至以“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聲音，似乎不像正統的學術研究論述。

《伴侶物種宣言》

盡管學界對于兩個“宣言”之間的“斷裂”發出了疑惑之聲，但似乎很少有學者對跨越了20年的兩篇宣言之間的關聯進行過研究，而這個問題無論對于解讀賽博格理論，還是理解哈拉維的學術思想脈絡，都極為重要。在為數不多的分析兩個宣言之聯系和轉折的文章中，有學者從倫理學角度，指出兩篇宣言的重點是“探討人類和非人類的他者如何建立關系”[13]，文章還認為這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 “流動” 關系。如果回溯二十世紀90年代哈拉維的學術研究主題，就可以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相反，哈拉維的“伴侶物種”理論意在戳破“新自由主義絕對自治”的幻想[14]。

西蒙·溫洛（Simon Winlow）和斯蒂文·霍爾（Steve Hall）在其新近的學術論著《左派之死》（The Death of the Left）中，詳細分析了后現代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左派的復雜關聯，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學術界的思想碰撞。作者認為，左派學術和知識分子所謂的“文化轉向”，與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粉墨登場不無關聯，隨著新自由主義登上政府的高位，并將自己轉變為一種新的經濟和政治正統觀念。由眾多左派知識分子組成的后現代主義陣營，在執著于對自由主義“權力”的討伐中，漸漸失去了傳統左派人士關注的貧困、平等、安全等問題，“左派的新知識分子——在他們對制度、集體和官僚機構的不斷批判中，在他們對一種模糊的、無實質的自由（一種消極的自由）的倡導中——正在迅速地走向新自由主義右翼所倡導的唯我主義”。[15]換句話說，左派學術的危機在于其批評越來越偏向抽象化，且與現實聯系的強力紐帶逐漸在消失。

作為“左派”女性主義學者出身的哈拉維，其學術生涯的發展和學術論題的轉變自然離不開“左派”學術的生態背景。《賽博格宣言》的發表和賽博格理論的提出，為幾近衰落的美國傳統左派學術激起了新的浪潮，賽博格與技術文化批評形成了充滿誘惑力的組合。鑒于賽博格這一概念和形象的流行，哈拉維則呈現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她不滿于賽博格被納入主流文化體系，在主流敘事中被固化，而失去了這一概念原有的批判性。出于其“左派”學術的傳統，哈拉維對“賽博格”這一形象成為主流文化形象表示警惕。因此，在被問及如何應對這一情況時，哈拉維堅持將賽博格從主流形象中抽離出來，她強調“賽博格并非主流意義上的形象，相反，賽博格夭折了，因為在大多數技術和流行文化中，賽博格形象都不具備反面的、解放的、批判的意義”[16]。

在1980年至2000年間，美國社會在對待技術、政治和文化的方式上經歷了新的轉變。這個時期以新媒體和數字技術的迅速普及、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鞏固，以及充滿爭議的政治格局為特征，此外，生物基因技術在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形成了更為復雜的跨國技術公司。與此同時，左派知識分子和政治面臨著轉變。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視為和“里根”政府共謀的保守勢力，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范式進行了相當尖銳和激進的剖析，指認這些政策導致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以及在極端消費主義導致的個體游離、道德感缺失和人的異化和物化[17]。以往處于資本主義對立核心地帶的左派政治勢力，要么放棄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主張，要么接受選舉敗北而不得不投入新自由主義的洪流[18]。

哈拉維則徘徊于其間，一方面對新自由主義保持警惕，并未丟棄新左派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分析傳統，另一方面也沒有陷入極端左派學術的抽象化文本分析或“教條化批評模式”。

跨越新千年，“環境和生態危機也是近年來美國左翼學者們熱議的話題。當然，他們在關注環境和生態問題本身的同時，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制度”。[19]隨著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成為全球核心議題，哈拉維將賽博格的框架擴大，而考慮所有生命形式和物質形式——不僅是人類、動物還是技術系統——之間的相互關聯，由此她強調多物種關系和生態相互依賴的概念。這一轉變意味著：以人為中心的批評實踐不足以應對環境惡化、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復雜問題。哈拉維主張一種超越“人類例外論”的倫理政治，探討如何與非人類生物和技術系統建立合作共生的關系。     

三、延續：“親緣關系”倫理與肯定性的生命政治

早在發表《賽博格宣言》時，哈拉維就強調了“賽博格世界”的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情況是基于軍國主義的狂歡，一個地區控制網絡的加強版；第二種可能是通過 “與動物和機器的聯合親緣關系（kinship）”[20]出現。[21]也就是說，跨越2000年，哈拉維的“伴侶物種”研究轉向，作為“親緣關系”的具體化呈現，也是對賽博格研究的延續和發展。

哈拉維對《伴侶物種宣言》的定位是“一份親緣關系的聲明，它由許多實際際遇的攝受合生促成”。[22]“攝受合生”是哈拉維取自阿爾弗雷德·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過程哲學”中的概念，“懷特海認為，實體不是孤立的，而是通過攝受相互影響，所以實體是過程性和關系性的。”[23]因此，哈拉維將“關系”視為倫理的“最小分析單位”。

事實上，“親緣關系”的概念，哈拉維在其《謙虛的見證者》一書中分析技術文化下的復雜跨界關系時，已然有過論述，在此哈拉維提及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分析中“詢喚”（hailing）與主體生成的論述。[24]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社會控制機制，并且主體是由個體在世界中的位置所構成的，通過“詢喚”個體使其成為權力體系中的主體。[25]哈拉維將這一理論體系，視為傳統哲學和文化中我們人類和動物及其他非人類的“意識形態”表現，換言之，這是一種“主體-臣體”倫理，是一種“人類例外論”的意識形態。因此，傳統的“動物問題”常常將人類作為一種主導意識形態，成為與動物分離并優于動物的存在。這種意識形態框架或使得動物被剝削和馴化，或成為“動物權益”運動中需要被保護的弱勢方，或在寵物文化中將動物擬人化而最終物化它們。

因此，哈拉維將“親緣關系”視為恰當的倫理范式，將倫理的重心從人類中心主義范式轉向了關懷、互助、共同擔責、共同進化的倫理，它要求人類和動物之間的積極回應。那么在眾多人類與“狗”之間的馴化、學習、運動、工作、生活的故事中，人類與動物共同塑造彼此的行為、基因、文化，甚至情感生活。“狗成為了創造和研究意義的場所：倫理研究、本體論研究、社會性質研究、教育學、訓練和控制研究、虐待狂研究、威權主義研究、戰爭研究（步兵和戰犬作為軍事歷史工具的關系）等等。在各種情況下，狗都是很好的思考對象。”[26]如果說《賽博格宣言》更多關注技術實體，那么《伴侶物種宣言》在此基礎上關注到“活的”實體。[27]在哈拉維的“伴侶物種”理論中，關于動物問題的探討，顯示出對人類和動物肉體的實體描述，訴諸經驗觀察而力圖避免回到形而上學層面來對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聯進行闡釋。不僅如此，哈拉維甚至嘗試抹去人類的特權實體，抹去人類的特權身體，將人類與動物視為一種“關系”聯結物，在這個層面上，哈拉維進一步走入以懷特海為代表的過程哲學思想中。

對于唐娜·哈拉維來說，“狗”只是其“關系倫理學”的開始，自發表《伴侶物種宣言》以來，哈拉維就越來越關注“如何在受損的地球上生存？”的問題。在《與憂患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哈拉維中提出的“克蘇魯紀”（Chthulucene）概念，作為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替代，強調多物種的關系、及可持續的未來。[28]哈拉維為布魯諾·拉圖爾的“地球危機下的政治宣言”中我們“著陸何處？”這一問題給出了具體的答復，但不是唯一的答復，“狗”的帶領下可以去往新的方向。[29]

針對生態危機、人類有限性未來，哈拉維給出了“伴侶物種”的共生關系的倫理方案，這同樣也是對福柯“生命政治”意義中的權力結構的顛覆，在這個意義上與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肯定性生命政治”（Affirmative Biopolitics）相契合。哈拉維直言“肯定性的生命政治是關于有限性的，關于更好地生活和死亡，關于生得其用死得其所，以一種對殘酷失敗的開發態度，盡我們所能去培育和殺生”。[30] 一方面，面對生命時，不僅僅關注人類中心主義下的對生命主體的治理、監視與控制，而是更需要關注跨物種的混合體（hybridity）、共生（symbiosis）、責任與關系倫理；另一方面，肯定和承認有限性和死亡，才能更好地進入這個關系倫理體系中，動搖關于主體的自主性的幻想，生命并非獨立自主，而是通過依賴、情感和責任共同塑造的。“愛意味著與世界相連，意味著與意義重大的他性和具有指示意義的他者聯系在一起。”[31]

注釋：

[1] See: Interviews with Constance Penley, and Andrew Ross. “Cyborg at Large: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Social Text. 25/26 (1990): 8-23. and P.K. Jamison. “No Eden under Glass: A Discussion with Donna Haraway.“ Feminist Teacher.  6 2 (1992): 10-15.  Kum-Kum Bhavnani, and Ann Phoenix. “Shifting the Subject: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um-Kum Bhavnani and Donna Haraway.“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4 1 (1994): 19-39. Bhandar, Davina. “Haraway, Donna.“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d. Michael Groden, Martin Kreiswirth, and Imre Sze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5. Gary A. Olson. “Writing,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Toward a Cyborg Writing.“ A Journal of Composition Theory .16 1 (1996): 1-26. Hari Kunzru. “The Unlikely Cyborg,” Wired .February 1997: 82-87. Nicole Heller. “Donna Haraway: Blurring the Line between Science and Fiction.“ Speak. Summer 1999: 30-34. Print.

[2] See: Mike Featherstone and Nicholas Gane ，“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ume 23, Issue 7-8，2006: Special Issue: Annual Review.pp3.書評系列為“紀念唐娜·哈拉維《賽博格宣言》發表21周年”，文章包括: N. Katherine Hayles, “Unfinished Work: From Cyborg to Cognisphere,” pp. 159-166; Sarah Franklin, “The Cyborg Embryo: Our Path to Transbiology”，pp. 167-187; Nigel Thrift, “Donna Haraway’s Dreams, pp.189-195; Rosi Braidotti, “Posthuman, All Too Human: Towards a New Process Ontology Theory,” pp. 197-208; Rob Shields, “Flanerie for Cyborgs Theory,” pp. 209-220.

[3] Thrift, Nigel. 2006. “Donna Haraway’s Dream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7–8):195.

[4] N. Katherine Hayles, “Unfinished Work: From Cyborg to Cognisphere”.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ume 23, Issue 7-8，2006: Special Issue: Annual Review. pp.161-162. 在文章中，海勒斯借鑒了托馬斯·沃倫（Thomas Whalen）的“認知域”（cognisphere）概念，即全球化的網絡化社會和人類意識的數據共享的認知方式，而這些數據大多存在于計算機之間。

[5] 唐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陳榮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6頁。

[6] 注：哈拉維對賽博格概念的使用，有時將其視為一種“元類別”（meta-category），可以指跨界的、混合的事物，一般是物質實體。See: Donna Haraway. (2004), “Cyborgs, Coyotes, and Dogs: A Kinship of Feminist Figur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in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321–332.

[7] 唐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陳榮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6頁。

[8] 唐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陳榮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5頁。

[9] 唐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陳榮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6-7頁。

[10] 唐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陳榮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頁。

[11] Haraway, Donna J., and Cary Wolfe. 2016. Manifestly Harawa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219.

[12] Haraway, Donna J., and Cary Wolfe. 2016. Manifestly Harawa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218-219.值得注意的是，哈拉維還提及，《賽博格宣言》是出于“憤怒”的書寫，而《伴侶物種宣言》則是出于“愛”的表達。

[13] Kompatsiaris, Panos. 2022. “Companion Species and Comrades: A Critique of ‘Plural Relating’ in Donna Haraway’s Theory Manifestos.” 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 63(2–3):154–68.

[14] Weinstein, Jami. 2004. Review of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Donna Haraway.” Anthrozo?s 17(2):190.

[15] Winlow Simon, and Steve Hall. 2023. The Death of the Left: Why We Must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Again. Bristol: Policy Press.p240.

[16] Donna Haraway. (2004), “Cyborgs, Coyotes, and Dogs: A Kinship of Feminist Figur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in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326.

[17] 諾姆·喬姆斯基著，《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徐海銘，季海宏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 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黛博拉·約翰斯頓編著，《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陳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部分第4頁。

[19] 林 暉：危機時代的激進想象力——美國左翼學術的新趨向，《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2 期。

[20] 注：“kinship”可以翻譯為親屬關系、親密關系、親緣關系，這里取親緣關系的翻譯，原因在于，首先強調區分于血緣關系，其次這個概念包含了植物學、化學等其他非人類類別中的相關性。此外，哈拉維在《賽博格宣言》中曾以另一詞“affinity”來表示這個含義，哈拉維的闡釋是“親緣：不是血緣關系，而是選擇關系，一個化學核群對另一個的吸引力，親和力（avidity）”。See: Donna Haraway. 1991.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P155.

[21] Donna Haraway. 1991.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P154.

[22] 唐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陳榮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3頁。

[23] 唐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陳榮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9頁。

[24] Donna Haraway, Modest_ Witness@ Second_ Millennium. FemaleMan?_ Meets_ Oncomous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P49-50.

[25] 【法】阿爾都塞著：《哲學與政治（上）——阿爾都塞讀本》，陳越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9-315頁。

[26]Donna Haraway. (2004), “Cyborgs, Coyotes, and Dogs: A Kinship of Feminist Figur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in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331.

[27] Franklin, Sarah. “Staying with the Manifesto: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4.4 (2017): 49–63.

[28] Haraway, Donna.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9] 【法】布魯諾·拉圖爾著：《著陸何處？——地球危機下的政治宣言》，胡恩海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3年，第233-234頁。

[30]Haraway, Donna J., and Cary Wolfe. 2016. Manifestly Harawa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27.

[31] 唐娜·哈拉維：《伴侶物種宣言》，陳榮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