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質是解放還是規訓？愛的邊界是守護還是枷鎖？

在《不確定的愛》中，父母們像西西弗斯般將孩子的日程推向補習班的山頂，卻眼睜睜看著巨石滾落——小珍因壓力過大住院服藥，艾比在英語課與書法班的夾縫中崩潰。父母們困在“分數即未來”的幻影中，將孩子推向光明，卻不知那光明本身已是另一種枷鎖。

這不禁讓人想起盧梭在《愛彌兒》中的詰問：“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了這個次序，就會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實，既不豐滿也不甜美。”然而，當“早熟”成為生存的必需品，這種育兒困境又該如何應對。對此，學者關宜馨的《不確定的愛》就像一柄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這場“教育競賽”的血肉之軀。

在書中，作者并未將目光局限于西南小城，而是放眼全球思考育兒教育這個普遍性的問題。艾利森·皮尤提出的“鋪路消費”，揭示了全球中產階級家庭如何通過教育投資試圖掌控不確定的未來。在昆明，擇校費與補習班構成“新科舉制度”；在加州，精英高中的家長同樣為AP課程和常春藤錄取率焦慮。關宜馨敏銳指出，這種焦慮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催生的“人力資本”崇拜——個體被簡化為可量化的投資回報率，而家庭成為風險的最后承擔者。

然而，《不確定的愛》并未止步于批判。關宜馨通過小珍住院后的轉變，暗示了一條可能的出路：當陳佳玲一家搬回老社區，鄰里的溫情與孩子的嬉戲竟成為比藥物更有效的療愈。真正的愛不是塑造，而是回應；不是規劃，而是接納。

《不確定的愛》如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父母的集體困境，也是一聲警鐘，叩問著教育的終極價值。關宜馨沒有提供廉價的答案，而是將問題拋還給每個讀者：在生活的無數變數中，我們該如何分辨愛的邊界？當“雞娃”成為常態，當“內卷”吞噬童年，或許我們需要學會有意識地生活，只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畢竟，教育的真諦不在于將孩子推向某個確定的彼岸，而在于教會他們如何在不確定的洪流中，保有感知幸福的能力。這本書，正是寫給所有在愛與壓力之間迷失的現代人的一封家書。

此前，我們發起了「在“必須優秀”與“活著就好”之間：我們如何接住這一代崩潰的青少年？｜翻翻書·送書」的征集活動，最后選出四位讀者寄送了這本書。

真正的確定性，或許藏在對不確定性的坦然擁抱之中。

以下是他們的書評：

我們這代媽媽：繼續一場打補丁的戰役

文｜安瑛

合上《不確定的愛》這本書，我盯著書桌上那個畫滿星星的“進步本”，突然覺得這本子簡直就是我們這代媽媽的寫實標本。

當我在2月17日的這一頁寫下“今天我沒有發火，只是拍了桌子，有進步”這句話時，筆尖突然停在關宜馨描述昆明母親“道德能動性”的段落上方。這個樸素的筆記本，與二十年前西南小城那些母親們“布置的技藝”形成了共鳴。每日記錄兒子閃光點的儀式，在算法推送的“正向教育法”的包裝下顯得如此現代，但本質仍是二十年前的媽媽們“創造條件”的變體——當社會篩選機制日益隱形，我們開始將競爭力拆解成無數微小的“進步”，如同古代農人用陶罐收集晨露。

書里說中國家長最會“創造條件”。昨天，兒子的班主任第五次私信提醒我“他課堂走神”。除此之外，他口算沒做交了白卷，得了2個大問號，課堂作業本還拿了一個大大的C。我憋著火氣在本子上寫：“今日進步：晚上自己主動看數學視頻，學習了計算異形圖形的周長，還做了筆記。媽媽看到了你的學習積極性！真棒！”這個“進步本”，與其說是兒子成長的見證，不如說是媽媽自我救贖的符咒。在添加“媽媽進步”欄目的那個晚上，我忽然看清了這個本子的真相：它既是當代母職的績效考評表，也是抵御異化的精神盾牌。當整個教育體系都在將童年切分成可量化的KPI時，我卻試圖用文字將這些碎片重新粘合成完整的人。

有一天，家委會的王媽媽突然私聊問我有沒有看見小林的打卡視頻。我突然就想起《不確定的愛》里昆明的媽媽們交換補習班情報的場景——二十年過去，我們不過是從街角電線桿的小廣告，轉戰到了釘釘群的打卡視頻里。

王媽媽是典型的“顯微鏡媽媽”。有次她截了張班級朗讀視頻的截圖，圈出某個同學家窗簾縫隙里露出的書法作品：“看見沒？這家長給孩子加練毛筆字。”我盯著她發來的“偵查報告”，后背直冒冷汗。

這個世界上原來真的有人看打卡視頻開0.5倍速，看誰家桌上擺著番茄鐘，關注誰家書架藏著新加坡數學教材，留意誰家鋼琴上貼著考級倒計時。既想曬娃維持體面，又怕刺激別人遭記恨。這種擰巴勁兒，關宜馨在20年前的媽媽們身上早就發現了。當年那些媽媽既想讓孩子在重點班出頭，又怕被親戚說“急功近利”。現在我們不過是把矛盾升級了：在釘釘群假裝佛系，在閨蜜群瘋狂求資源，在小紅書記錄“松弛感育兒”時不忘帶上課外班話題標簽。智能計時器、沙漏套裝，甚至還有能統計專注時間的電子桌墊……我們用“時間管理”的美名，把孩子的每分每秒都變成了可計算的生產資料。

我媽總說我活得太累。“你小時候五天沒寫數學作業，我都沒罵過你。”我媽輕描淡寫的回憶，在我心中激起海嘯。那個在弄堂里跳皮筋到天黑的小女孩，與此刻在AI編程課和鋼琴考級間穿梭的男孩，是相隔三十年的對望。兩代媽媽的教育哲學在餐桌上相互碰撞：她的“無為而治”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集體安全感，我的“進步本”則是個體化社會中的風險防御機制。

書里說60后父母有“條件匱乏恐懼”。與父母那輩人的放養相比，我們這代人如同站在獨木橋上，身后是AI時代的萬丈深淵。當我問我媽她當年為什么不焦慮時，她回答道：“我知道你到了初三高三會努力。”我終于理解這種信任的本質——那是前全球化時代特有的時間觀，相信人生是勻速前進的綠皮火車，每個站點都有重新買票的機會。而今天的我們，早已被拋入高鐵時代的教育競賽，錯過一班車就可能永遠滯留在站臺。

為兒子籌辦校園畫展的那個春天，我動用了我媒體圈的所有資源。當他的水彩畫登上報紙版面以及新聞客戶端時，我忽然想起書中昆明母親們“發表作文博取老師好感”的往事。二十年間，從鉛字印刷到自媒體矩陣，中產家庭的文化資本轉化始終在進化。但始終不變的卻是對“象征性保護罩”的渴求，家長們希冀在叢林般的校園里為孩子構建尊嚴的結界。

當我繼續追問母親為什么認為我初三高三一定會努力時，我媽回答：“初三高三都不努力，什么時候努力呢。”我驚覺這是農耕文明的時間智慧在現代社會的回響。她在用季節輪回的耐心等待我的覺醒，而我卻在用分秒必爭的沙漏丈量兒子的童年。這種認知錯位，暴露出半個世紀來中國人時間觀念的變化——從循環時間到線性時間，從“時候到了自然會懂”到“錯過敏感期終身遺憾”。

如今，當我站在畫展現場看兒子向同學解說作品，突然明白自己既是教育軍備競賽的參與者，也是這場變遷的田野觀察者。那些精心布置的畫框何嘗不是時間膠囊？二十年后，當今天的孩子們在心理咨詢室里追憶童年，這些色彩斑斕的證物或將構成解讀我們這代母親的考古層。

書里說現在的家長都在“創造條件”，我倒覺得我們更像在打補丁。兒子注意力不集中被老師告狀，我就給他縫個畫展當勛章；當我自己脾氣急時，就往本子上打“今天沒有發火，只是拍了桌子”的補丁。只是不知道這些補丁能不能撐到高考那天，更不知道等兒子長大翻開這個本子，是會哭著說“媽媽好辛苦”，還是笑著吐槽“我媽戲真多”。

反正明天太陽照常升起，我又得繼續這場打補丁的戰役。至于能補成什么樣，管他呢，先活著走出小學再說吧。

人類學的“00后”:我們都曾是孩童

文｜葉智陽

感謝湃客的贈書，使我有幸在讀了英文版約一年后，拿到關宜馨老師這本書的中譯本。前后兩者的出版時間恰好隔了十年。對于我這個生長在普通工薪階層家庭，目前也正在嘗試做一點人類學的“00后”來說，這是兩個很有趣的時間間隔。

過去的一年對我而言很特別，或許對很多人來說也是一樣。而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的高速發展狀態已經悄然改變。但更重要的是，這引起了社會生活方面的諸多擾動。許多家庭、父母和孩子，面對著形式各異卻同樣艱難的挑戰。有時，人們沉溺在這種生存狀態之中，比拼誰能在水面下憋氣更久。而有時，人們也被迫或主動地思考另一些問題。因為人類不僅需要喘氣，也需要另一種至關重要的品質：對生活的感受。這就使得本書所嘗試呈現的東西愈發重要。

當然，這本書也涉及很多理論議題，比如現代化議程與教育改革、國家工程與家庭生活、服務于人力資本積累的童年政治等等。但是，全書最核心的關注點仍然是當代生活中的道德能動性問題。乍聽之下，這很縹緲。但本書的最后一句話，正是對“道德能動性”的絕佳展開：“弄清什么在自己的影響范圍內、什么不在，培養敏感性，掌握時機，這些做法會帶來反應能力和勇氣——行可行之事和必行之事的勇氣。”思考這個問題，并不需要從俯瞰世界開始。相反，許多人類學家會認為，我們可以、也應當從人類生活中極其微小卻豐盈的經驗入手來發展理論。因為對于活生生的“人”來說，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就像“中產階級育兒”這個話題，盡管充滿了掙扎、困惑、搖擺、沖突、雞毛蒜皮和驚心動魄，但同時也遍布努力、嘗試、調整、布置、細致關懷和盡其所能。這并不矛盾，因為這些父母面臨著兩難境地：他們希望孩子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幸存下來，為此不惜采取最為“功利”和緊迫的手段；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認為，一個更充盈的人需要具備多種多樣的素質，需要情感、審美和感受生活的能力。在我看來，這關乎“成人之道”（human becomings），即我們可以且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

因此，我建議所有人都思索“育兒”這個問題，這不僅因為我們都曾是孩童，也因為我們今天仍在嘗試自我培育、療愈或撫慰。上述這種兩難可能永遠都不會結束。今天的生活有著長久以來的艱險和新近形成的混亂，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事可做。本書名為《不確定的愛》，英文原版標題直譯則是“愛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空間同樣是可能性的空間。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在最微小的日常實踐中發現和堅持一些東西，并在關鍵時刻決不退讓。

一位旁觀者的自白：我們要走父母的老路嗎？

文｜涂佳明

趁著閑暇，終于讀完了《不確定的愛》這本育兒書籍。雖然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類著作，但我相信這不會是最后一次。關老師的書很淺又很深，這是我讀來最大的感受。這本書用細膩的筆觸勾勒出育兒的千絲萬縷，通過平常稀疏的故事講述了深奧的道理。

以一位旁觀者的身份進入書中，去看一個又一個身邊人的育兒經歷，是我這個年紀很喜歡的事情。就如悄悄混入爸爸媽媽們的茶話會，一面傾聽取經，一面暗地評判，我也在腦海里摹畫將來自己成為一個媽媽的模樣。

這本書讓我印象最深的角色是文慧——因為我在她身上看見了我自己和我的媽媽的影子。記得從幼兒園開始，我的母親總是對“嚴格規劃我的時間”樂此不疲：早上七點準時喊我起床，晚上八點又一定是在扯著嗓門喊我洗澡。高考在即，我參加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考試，可每次數學成績都格外扎眼。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讓我失去了自信，晚上回家時，我常常盯著蒼白的卷子發呆。而我的媽媽，在沖刺的關鍵時刻，同許許多多“備戰”的媽媽一樣，變得小心翼翼起來。她放下了平日里直率的評價，總是在悄悄看我的臉色后，輕輕地擠出一句“還不錯，要穩住呀。”

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位母親把無限期冀、失落無奈、忐忑糾結揉碎在一起，傾心而出的一句“謊言”。難以想象平日里要求嚴厲的媽媽，在特殊的關鍵時刻會變得那么無力。

這讓我想起中國式教育中常見的“嚴母慈父”模式。父母們總是希望用嚴格的要求和規劃，為孩子鋪設一條看似平坦的道路。然而，這種看似“為孩子好”的方式，卻常常在無形中給孩子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鎖。我們從小被教導要聽話、要努力、要爭第一，卻很少有人問過我們內心真正想要什么。這種教育模式下，孩子往往失去了自我探索的機會，甚至在面對挫折時，也會因為害怕辜負父母的期望而倍感壓力。

從前，我總是幻想自己將來如果有孩子，我要讓他開開心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絕不要像我的父母一樣把他關進無形的牢籠。可過了一陣子，我又覺得不對：怎么讓他遠離危險？怎么讓他學會自律？怎么讓他自動辨別是非？于是我又覺得，必要的時候要揍他一頓，讓他長長教訓。要把他的時間安排得滿滿當當，給他報好多興趣班，讓他多才多藝，教他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可這樣，不又回到了我的父母的老路上嗎？

慶幸的是，我在書中找到了答案。我明白了什么是“順勢”以及提升自己比提升孩子更重要。我非常贊同張欣的話，盡力去做，也許這就是最好的選擇。幾年前，我可能會更站在她兒子的立場上抱怨，可現在我讀懂了她。盡己所能，別留遺憾，這或許就是我們在育兒路上的最優解。我們需要為孩子布局，但這種布局不應是強制的規劃，而是在尊重孩子個性的基礎上，為他們提供成長的土壤。

我們都將是生來頭一回當父母，迷茫中懷揣著不確定的愛，惴惴不安。然而，人生本來就不是軌道，倘若能放下，在不確定中尋求幾分傾心與關懷，也能收獲有意義的人生。也許，中國式教育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規劃和約束，而是更多的理解和信任，讓孩子在愛與自由中成長，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向。

我們都在尋找另一種可能

文｜布魯艾斯外特朵拉貢

書中的核心案例圍繞昆明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展開，講述了母親陳佳玲和女兒小珍的故事。陳佳玲是一位典型的“雞娃”母親，她堅信通過密集的課外活動和嚴格的學習安排，可以為女兒鋪就一條通往“優秀”的道路。然而，小珍的身體和心理卻無法承受這種高壓，最終因“壓力太大”而接受住院治療。這一案例生動地展現了當代中國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所面臨的矛盾：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教育為孩子爭取更好的未來；另一方面，這種過度的控制卻可能對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傷害。

陳佳玲的那句反思 “所有這些，真的有點殘忍”道出了無數父母的無奈與掙扎。她的故事揭示了教育內卷如何異化親子關系，以及心理健康問題如何被“教育”而非“治療”所掩蓋。這種困境不僅是個人家庭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在快速現代化進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確定的愛》深入探討了中國教育體制下的“內卷”現象。在資源有限、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父母不得不將大量精力和金錢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以期子女在未來的社會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然而，這種“教育愿望”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不僅對孩子，也對父母自身造成了沉重的負擔。書中指出，中國社會對兒童心理健康的關注更多是教育性的，而非醫療性的。父母們在專家建議和社會現實之間掙扎，試圖在“好父母”的新定義與現實的競爭壓力之間找到平衡。然而，這種平衡往往難以達成，最終導致家庭內部的無聲戰爭。

關宜馨的研究不僅關注育兒行為本身，更將其置于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宏觀背景中。她指出，中國社會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育兒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傳統的“棍棒底下出孝子”逐漸被“尊重兒童自主性”的全球育兒話語所取代。然而，這種新觀念與中國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在陳佳玲的案例中，她試圖在“培養孩子競爭能力”與“尊重孩子自主性”之間找到平衡，但最終發現這種平衡難以實現。

書中還揭示了國家政策如何深刻影響個人家庭生活。獨生子女政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社會競爭加劇等宏觀因素，直接影響了父母們的育兒行為。書中指出，育兒不僅是私人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父母們在國家政策與社會現實的雙重壓力下，不得不做出艱難的道德選擇。關宜馨通過細致的民族志研究，展現了普通父母如何在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力之間尋找自己的行動空間。她提出，盡管國家政策對個人生活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普通父母并非完全被動的接受者。他們通過自己的策略和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現實的掌控。

在不確定的時代里，父母們需要在愛與控制之間找到平衡，在競爭與關懷之間尋找另一種可能。它提醒我們，教育的終極目標不是培養“優秀”的孩子，而是幫助每個孩子找到屬于自己的幸福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