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直播帶貨頻繁翻車。

當公眾的目光聚焦在辛巴的“糖水燕窩”、瘋狂小楊哥的“香港美誠月餅”，以及羅永浩是否涉虛假宣傳時，其背后的打假人王海也引發關注與爭議。

今年52歲的王海，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因打假而名聲大噪。

1995年春天，22歲的他懷揣著一百多塊錢，在北京某商場買下兩副粗糙的索尼耳機，去消協、工商、質檢、廠家……四處奔走，步入打假維權索賠之路。此前的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新增懲罰性賠償，即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退一賠一”。

一個多月后，王海打假索賠“成功”，引起了公眾的關注。他接受媒體采訪，參加節目，學習并宣傳《消法》，被稱為“國內打假第一人”。那一年此后也被稱為“消費者維權元年”。

與此同時，王海的打假也爭議不斷。1995年冬天，王海受邀參加中消協組織的座談會，參會的政府官員、法學專家、商場老總們就“王海是打假英雄還是‘刁民’，是新型消費者還是鉆法律空子”爭得面紅耳赤。

2024年12月中旬，王海穿一身黑色衣褲，背著雙肩包，戴著他那副標志性的黑色墨鏡。他穿過幾棟樓，步伐有力，快速走進一家茶館，坐在凳子上，喝了一口茶后感嘆道，三十年過去了，對職業打假人的爭議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王海。 澎湃新聞記者 柳婧文 攝

三十年來，圍繞職業打假人是不是消費者，以及以營利為目的的打假是否應該獲得懲罰性賠償等，始終沒有定論，而相關法律規范和執法尺度也是幾經變遷，有時甚至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情況。

據澎湃新聞2022年報道的《爭議職業打假︱賣150碗熟肉被判賠十倍背后：“假貨”之爭》，北京盈科（長沙）律師事務所史文林律師及其團隊成員賀梓娟、曹曉華檢索了2021年以來全國1003份涉及“知假買假”的食藥糾紛案件，包括原告起訴的食藥品有“無標簽或標簽與實際不一致、信息未標注或不正確”等問題，他們發現全國法院支持懲罰性賠償的比例為63.56%。

2024年8月，最高法發布《關于審理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指出，購買者明知所購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請求生產者或者經營者支付價款10倍的懲罰性賠償金的，人民法院應當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依法支持購買者訴訟請求。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主播涌入打假賽道，其背后是隨著直播帶貨電商興起，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問題的投訴倍增。

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的統計數據，2023年，全國12315平臺接收網購投訴舉報1261.1萬件，占投訴舉報總量的56.1%。此外，直播帶貨投訴舉報量逐年上升，5年間增幅高達47.1倍，主要問題集中在購買到“三無”產品、貨不對板、售后維權困難等。

據中國經濟周刊刊發的《直播帶貨為何頻“翻車”》，一位商家對記者表示，和頭部主播的合作基本不賺錢，品牌更看重對方能帶來的曝光率。但也會遇上被壓價得特別狠的情況。有時商家被逼無奈，只能專做一批“直播專供”平衡成本。不排除個別商家考量成本，出現產品以次充好的情況。

甚至還有帶貨博主割商家的韭菜。2024年8月，“太原網警”發布的一則視頻透露，網紅“太原老葛”被指帶貨四次收取傭金900萬元，但銷售額中1911萬元是刷單，其因涉嫌詐騙被立案。

與此同時，一些打假人走入直播間，通過視頻打假的沖突性畫面，刻意激化矛盾，吸引粉絲關注，賺取流量；甚至有打假人捏造事實，栽贓陷害商家，涉嫌敲詐勒索。

這些不規范甚至違法行為，讓公眾對打假人的質疑聲漸起。

2024年8月，國家市監總局印發《市場監管部門優化營商環境重點舉措（2024年版）》指出，要依法規制職業索賠行為，對利用投訴舉報牟取不正當利益、侵害經營者合法權益、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要從嚴審查，準確把握投訴受理范圍、舉報立案條件等。

據財新刊發的《打假盯上直播間 產業化運作游走灰色地帶》，某位接近地方市監局的人士指出，當前市監體系正在經歷變革，打假人在市場監督中起到“吹哨人”的作用，但這不應該異變成牟利手段。

王海覺得，強調打假是為了掙錢，這樣才能有更多的人站出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這也是《消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最初目的：倒逼商家和MCN公司在質控、質檢、口播、售后等方面提升標準，制約不良商家制假賣假的違法行為。

對于有人評價他“蹭流量”，王海稱，他蹭流量，是為了揭穿騙局。

這些年，王海一直處在爭議的“風口浪尖”。3月14日，王海微博賬號因違反法律法規或《微博社區公約》被禁止關注，引發熱議。他本人發朋友圈稱，系因轉發江某蓮涉嫌詐騙捐款信息，被禁言6個月。實際上，山東即墨今年2月發布調查結果稱，反映江某蓮求助捐款涉嫌詐騙與事實不符。

【以下根據澎湃新聞記者和王海的對話整理：】

“線上打假更難，特別是‘代發分離’”

澎湃新聞：這幾年，你關注電商行業，特別是直播帶貨比較多？

王海：實際上并沒有，主要是直播帶貨比較火，大家對直播帶貨比較關注。我本身不看直播帶貨。網友發現直播間買的東西有質量問題，找我們爆料，我們才會去關注。

澎湃新聞：有人說，你近些年打假很多大主播，辛巴、小楊哥、董宇輝等，是為了蹭他們的流量。

王海：他們要說我蹭他們的流量，我肯定就是蹭他們的流量，因為只有通過蹭他們的流量，才能揭穿他們的欺詐行為，揭穿他們的騙局。

澎湃新聞：相比傳統的線下打假，線上打假的區別是什么？

王海：主要是跨地域打假更難，特別是“代發分離”（即主播在直播公司所在地帶貨，消費者拍下的貨物實際上是廠家或者倉庫發出的），比如在北京帶貨，發貨方可能是廣州、義烏、天津，任何地方的工廠都有可能。不少線上發貨地址都是隱蔽的，或者是虛假的，生產工廠可能根本找不著。除此之外，我們舉報后，執法人員去查處假貨工廠也有難度，因為跨地區行政執法比較難，這也會讓責任方更容易逃之夭夭。

澎湃新聞：近幾年，直播帶貨接連爆出產品質量問題，你覺得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杜絕直播間的假貨和瑕疵產品？

王海：直播間宣傳給“家人們”謀福利，把價格砍下來，但他們自己又要高額的傭金，高達20%、30%，導致帶貨的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加上代發分離，他們沒辦法把控產品質量，甚至哪個廠家發貨都不確定，問題層出不窮也就不奇怪了。

大品牌的利潤空間有限，很多產品也都是明碼標價，比如說礦泉水、可樂等，大家都知道它們的價格，而且價格本來就低，砍價空間也有限。而一些小品牌，或者貼自己牌的產品，利潤空間大，才有砍價的空間，直播間不少是這樣的產品。比如小楊哥賣美誠月餅，宣傳是香港品牌，直播間喊價200多元一盒，小楊哥一步步把價格砍下來，最后賣100多元一盒。有消費者向我們爆料，我們去香港實地探訪，標注的地址沒有生產美誠月餅的這家公司。

杜絕直播間的瑕疵品和假貨，首先要直播間自己把控產品質量，掌控貨源。

小楊哥美誠月餅直播截圖。 圖源網絡

澎湃新聞：此前，辛巴燕窩糖水事件出來后，辛巴率先賠付給了消費者。在你看來，直播帶貨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商家跟主播的權責大概是怎樣的？

王海：在我看來，直播帶貨就是電視購物的網絡版，但現在相關管理部門往往將他們納入廣告代言人的范疇，直播帶貨的大主播、網紅主播只負連帶責任，幾乎所有的責任都歸品牌方，不管是質量問題導致退貨，還是欺詐行為導致的賠償。因為商家跟直播間的合同就是這樣簽訂的。

商家為什么愿意簽訂這樣的合同？消費者在直播間買東西，大主播的推薦是他們做出購買決定的關鍵，辛巴、小楊哥在直播間砍價，消費者都很興奮。這直接導致了直播間掌握定價權、話語權，商家和品牌方處于弱勢。當然，一些小主播跟商家談判時就沒有定價權。但現在大主播越做越大，像滾雪球一樣，線下商店則一步步萎縮。

澎湃新聞：一些打假博主盯著直播間的標簽問題，甚至一些口誤，被指是吹毛求疵，你們打假的標準是什么？

王海：一些打假博主為了吸引流量瞎打。欺詐行為指，實施欺詐行為這一方主觀上有惡意，故意隱瞞捏造對消費者購買決定能產生實質性影響的信息的行為。這也是我們打假的標準。比如說，賣家隱瞞了手機是偷來的，以正常的二手手機賣給買家；或者手機內存是256G，賣家告訴買家是兩個T，這些都是欺詐行為。

“承認利益驅動，但對違法的職業索賠要打擊”

澎湃新聞：當時大眾對“知假買假”有爭議，且并不一定能拿到懲罰性賠償金，你為什么會想到把它當成自己的職業？

王海：在北京打假索尼耳機后，我整天琢磨這個事。后來，我找了一些老師、朋友聊，包括向律師朋友咨詢，發現大家對這一塊都很陌生。不久，北京又出臺了《消法》的一個實施細則，把具體的幾種行為列為客觀的欺詐行為，消費者據此可以要求退一賠一。我看可操作性增強了，趕緊從青島又回到北京，去商場買了一堆假貨，假皮爾卡丹皮鞋、假賓利皮具等，第一周就拿到了賠償金，執行效率非常高。

澎湃新聞：你當時怎么看待打假？還是說純粹把它當成賺錢的一種方式？

王海：我當時預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假貨欺詐行為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會增多，打假有社會需求。懲罰性賠償制度就是鼓勵消費者站出來和假冒偽劣產品做斗爭，這也是《消法》最初的目的。所以從一開始，我就強調打假是為了掙錢，這樣才能有更多的人站出來。

澎湃新聞：假如打假都是為了賺錢，會不會有不好的影響？包括現在出現的打假主播、職業賠償人等，有些利用違法手段索要賠償金。

王海：敢于承認利益驅動是正常的，不承認利益驅動，有可能是騙子。但對于違法犯罪的職業索賠人，該打擊就要打擊，弄虛作假、栽贓陷害、無中生有等違法犯罪行為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

澎湃新聞：職業打假爭議不斷，你覺得主要是哪些方面的爭議？

王海：以前爭論最多的是，我到底有沒有受到欺騙。實際上，我肯定是要買了產品后，再去鑒定，才能確定是真是假。而且有這種情況，一開始是假貨，后來廠家授權了，產品就變成真的了。

爭議比較多的還有，認為我打假以營利為目的，是把賣假貨的騙了，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不認為制假、售假不道德，反而認為打假不道德。

“有一段時間，我在商場買不到東西”

澎湃新聞：你無論是參加節目，還是接受媒體采訪，包括自己拍視頻，都戴著一副墨鏡，有時還化很夸張的妝，為什么？

王海：以前，我們是去商場打假，去買貨如果人家認出了你，就沒有辦法買了。現在，我們做的工作也需要保護好自己。

澎湃新聞：你有被認出來、被拒絕購買商品的情況嗎？

王海：很普遍。早期，我總去隆福大廈打假，我一到那兒，值班經理就會跟在我身后。我到柜臺買東西，交完錢，開好小票回來拿貨，售貨員就對我說，“不好意思，東西已經賣完了，這是別人買的，付完了錢還沒來拿貨。”那一段時間，我在北京的商場都買不到東西。

澎湃新聞：職業打假是專門挑商家的刺，你會因此緊張并擔心對方報復嗎？

王海：沒有什么可擔心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的，我研究了相關法律，也跟很多律師有過溝通，包括法學專家河山，了解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來龍去脈：改革開放后，經濟迅速發展，市場上出現了琳瑯滿目的產品，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假冒偽劣產品。國家為了打擊欺詐行為，遏制假冒偽劣產品橫行，把歷史上“假一賠十”的民間規則上升為法律。

澎湃新聞：從1995年開始，你頻繁接受媒體采訪，包括參加央視的節目等，曝光很多，但之后有10來年，你沒有出現在輿論場，一直到最近幾年才又重新出來，能具體介紹下你的經歷嗎？

王海參加央視1996年《實話實話》欄目。 圖源網絡

王海：實際上，我的工作沒有什么變化。1996年，公司成立后，我就一直在做相關的事情。但我們公司真正賺錢的業務是幫企業維權，打擊商標侵權、專利侵權，以及其他不正當競爭。

做這些工作時，很多客戶要求我們保密，因此我有一段時間出來得比較少。

其實，在促進消費者權利方面，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公安機關打擊知識產權犯罪的“山鷹”行動中，打擊假冒“旗艦”復印紙案件，就是我們的人去臥底調查，發現造假工廠，再協助警方端掉造假工廠的。

最近兩三年，我們主要打假食品中的非法添加物，跟消費者關系密切，因此媒體關注得也多一些。截至目前，我們已發現并舉報了1700多個非法添加物，比如消毒產品里添加激素、抗生素；化妝品里添加防腐劑；減肥功能食品里添加利尿劑、瀉藥；壯陽類產品添加偉哥類物質等。2023年，公安機關調查的一個咖啡案件，也是我們舉報的。

澎湃新聞：你們是怎么發現這些食品的非法添加物的？

王海：主要是根據消費者爆料，再去摸排、檢測、鑒定……比如說某壯陽咖啡，商家宣傳喝了一晚上能有多少次，夫妻關系很快和好了。我們買來檢驗，發現它含有那非類物質，在法律上屬于有毒有害物質，如果使用不當，可能造成嚴重后果。

“我們的工作需要保守秘密”

澎湃新聞：介紹下你們公司。

王海：公司一共有四個團隊，調查團隊、律師團隊、實驗室和我自己的視頻團隊，全職人員大概四五十人，還有一些兼職人員。工作需要個人保守秘密，否則就沒法干了，因此團隊之間有信息隔離，但也互相培訓，比如實驗室的人給律師團隊培訓，律師給調查團隊培訓等。四個團隊中，實驗室于兩年多前成立，算是比較晚的。它主要做食品、藥品和化妝品非法添加物的檢測，一年運營成本估計要千把萬，實驗室現在還沒有盈利。

澎湃新聞：你們公司具體如何盈利？

王海：我們主要基于客戶的需求來展開工作。比如，幫企業查造假窩點，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的收費就是30萬元起步。我們有資源優勢，全國各地都有人。但近兩年實驗室成立后，我們調查食品藥品的非法添加物比較多，檢測出問題的，我們向相關部門舉報。有舉報獎金，少的幾千元，多達幾十萬元，最高100萬元封頂。比如，此前我們舉報的生產假日本鍋的案件，執法機關對其罰款500萬，他們通知我們過去領獎金。除此之外，我們通過幫消費者維權，可以拿到賠償金的分成。

王海收到的舉報獎勵告知書。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幫消費者維權是不是比較復雜？

王海：主要是周期比較長，比如說假日本鍋的案子，很多消費者找我們爆料，前期登記、排查，后期跟進執法機關進度，最后才是幫消費者維權索賠。這個案子我們跟了三四年，時間成本很高，如果沒有人跟著，到后面很有可能就忘記了。

澎湃新聞：你們怎么幫企業查造假窩點？有沒有遇到一些危險？

王海：調查需要花費幾周、幾個月，如果是去做臥底，可能要半年、一年。這也是我們工作需要個人保守秘密的原因。有一次，我們的一個調查員去生產假中藥的工廠臥底，結果被對方發現在拿手機拍攝。他們規定禁止拍攝，但我們必須要取證才能舉報。當時，廠家報了警，警察來了后，我們的調查員謊稱自己是來學技術的，準備回家也開一家這樣的工廠，于是被轟走了。

調查是比較難，但也沒什么危險，主要是擔心取證、舉報等整個流程的某一環節出現意外。有一次，我們幫味千拉面調查假味千拉面工廠。該造假工廠有一定規模，建在一個村子里，村里民風彪悍。我們取證完立即報警。因擔心對方逃走，執法大隊去查抄造假工廠時，我們有三十多人跟著。

澎湃新聞：為什么想要成立實驗室？

王海：早期，我們去找第三方實驗室檢測，經常會遇到對方不愿給我們檢測的情況。一些第三方檢測機構不對個人開放；還有一些檢測機構為了維護大客戶，甚至給消費者個人出假數據。

有一次，我去北京某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最初檢測出茶葉里含農藥殘留物，數據出來后，工程師送報表前給我看了一眼，但領導簽字后，數據變成了合格。我一查，才知道我送檢的產品方是他們的戰略合作伙伴。這樣的情況發生過幾次后，我覺得必須成立自己的實驗室。兩年多前，我們通過收購其他實驗室，組建了自己的實驗室。

澎湃新聞：你們實驗室為什么主要做新型非法添加物的檢測？是不是有些產品檢測簡單，有些檢測復雜？

王海：一般來說，服裝檢測比較簡單，也便宜些，去第三方檢測機構大概花費幾百塊錢，先取一塊樣品，放到顯微鏡上，看里邊的纖維含量，這里的工作比較細致，但也不算復雜。最復雜的是新型非法添加物的檢測，因為是未知的，需要檢測人員自己去發現。

因為沒有國家規定的檢測方法和標準品，一般實驗室都不檢測或檢測不出來新型非法添加物，這樣容易造成長期侵害消費者權益，所以我們才把重點放到新型非法添加物上面，這個工作更有挑戰，也更有成就感。一些人認為新型非法添加物不危險，實際上因為是未知有害物質，所以危害會更大些。比如之前牛奶里添加的三聚氰胺，出事前，沒有人檢測牛奶是否添加了三聚氰胺。

澎湃新聞：怎么確保檢測結果的準確性？

王海：主要靠樣品的前處理、高精度的檢測儀器、適宜的檢測方法和專業的檢測人員。

位于北京的檢測實驗室。 受訪者供圖

“不少博主以‘打假’的名義進行‘假打’”

澎湃新聞：近幾年，很多主播涌入打假這一賽道，像鐵頭、狂飆兄弟、辛吉飛等，他們通過發布打假視頻，或者體驗式的直播方式打假。你對此怎么看？

王海：我覺得這些視頻打假的出現是好事，讓更多人知道市場行為還是要遵循一些原則的。為什么“打假鬼稱”受到大家的歡迎，因為鬼稱無處不在，菜市場、水果店……消費者對此深惡痛絕，才會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鳴。但這種打假主播本質上屬于網紅，通過流量變現來維持運轉，比如說B太，打假是為了吸引流量，再做廣告、賣貨……他們跟我們這種打假的商業邏輯本質上是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2024年8月，打假網紅主播鐵頭因涉嫌敲詐勒索罪被立案偵查，引起熱議。你怎么看？

王海：我不太了解鐵頭的事。但有不少博主以“打假”的名義進行“假打”，還有的“瞎打”。像陳之強，不管是國產食品還是進口食品，他一律讓產品方提供入境貨物檢驗檢疫證明，假如對方沒有，他就起訴到法院。產品方一看，自己要跑到當地法院打官司，差旅費也得好幾千，就跟陳之強協商，給他500元或者1000元私了。他靠這種瞎打“賺錢”，因此涉嫌敲詐勒索罪。還有的人，去餐廳吃飯，從頭上揪一根頭發，扔進菜里面，或者扔蟲子進菜里，栽贓陷害商家，也屬于敲詐勒索。

網紅“鐵頭” 直播截圖。 圖源《每日經濟新聞》

澎湃新聞：你覺得職業打假有“敲詐勒索”的風險嗎？

王海：職業打假不存在涉嫌敲詐勒索，因為它是有“債權債務”的：我們確實購買了商家的產品，產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或者沒有達到商家所宣傳的效果，商家有欺詐行為。也沒有存在脅迫，敲詐勒索罪的兩個要素，第一是沒有合法索要財物的理由；第二是以放棄脅迫為交換條件。

澎湃新聞：如果打假人購買了商家的產品，發現是假貨后，要求對方賠償，并且賠償金高于法律規定的十倍。這種情況屬于敲詐勒索嗎？

王海：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黃靜案，2006年，黃靜花兩萬塊錢購買了一臺華碩筆記本電腦，經常壞，修了好幾次都沒有修好，黃靜要求對方必須修好。結果華碩的工程師給她換了一個測試版的主板，但測試版的主板是不能用于商用的，這是行業大丑聞。黃靜得知后非常生氣，向華碩索賠五百萬美元。華碩報警，黃靜好像被關了200多天，最后被釋放，她沒有被判刑，檢察機關給了她國家賠償金，認定她維權過度，不屬于敲詐勒索。

澎湃新聞：通過打假的方式，要求過高的賠償金，并長期以此為職業。很多人會覺得這種方式不道德，或者說這是一種以惡制惡的方式。

王海：這就像你去面試，老板問你工資要多少錢，你可以說要2萬一個月，也可以說要20萬一個月，但至于老板給你多少錢一個月，那是老板的事，它不涉及違法。比如一個老板，他告自媒體侵權，向對方索賠1000萬，最后法院判自媒體賠7.5萬。你索賠多少，是你的權利，最后要看法院支不支持。假如調解的話，你有漫天要價的權利，對方也有就地還價的權利。

澎湃新聞：在很多人心里，打假是一種公益行為，如果通過打假來營利，大家會覺得你是在消費正義感。

王海：我們一直在強調，維護個人的合法權益，本身就是在維護社會的正義。如果每個人都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自然而然就維護了社會的正義。打假本身帶有公益性，而打假的這種趨利性，對它的公益結果沒有影響。

澎湃新聞：最近看到一種說法，職業打假會影響民營經濟的發展。

王海：打假會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打假會讓經營者通過更好的商品、更好的服務來取悅消費者，而不是通過坑蒙拐騙來欺騙消費者，促進市場優勝劣汰。如果沒有人打假，市場上充斥著假冒偽劣產品，好商品反而沒人去買了，劣幣驅逐良幣，這樣才會影響民營經濟的發展。

“一年約五百起舉報、投訴和訴訟案件”

澎湃新聞：你在這一行業近三十年，打假的品牌不計其數，包括很多大品牌。你怎樣選擇打假的領域和對象？

王海：我們主要選常見的品牌和領域，衣食住行，大眾使用比較多的產品，因為如果這些產品質量有問題，會影響到一大批人，這樣的打假更具有社會公共價值。有老人買的理療床、磁療產品，以及各種常見的保健品、食品、紡織品等。

澎湃新聞：近幾年，因對職業打假人“消費者”身份的不同認定等原因，司法裁判呈現不同的標準和尺度。2022年，有律師團隊檢索了2021年以來全國1003份涉及“知假買假”的食藥品糾紛案件，發現全國法院支持懲罰性賠償的比例為63.56%。你覺得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王海：除去那些“瞎打”和“假打”，主要是法官認知和地方保護的問題。

澎湃新聞：我看到有一種說法，職業打假人經常投訴、舉報，造成了行政資源被擠占。

王海：抓住了小偷，把他送到派出所，這叫浪費警力嗎？有很多瞎打、假打，進行數不勝數無效的投訴、舉報，確實是浪費行政司法資源。

澎湃新聞：你們公司一年大概有多少起投訴、舉報和訴訟案件？

王海：我們一年大概有五百起，其中訴訟案件最多幾十起，絕大部分都有結果。

澎湃新聞：你印象中哪個階段是打假的黃金階段？

王海：（現在）一些地方對本地電商，特別是直播帶貨的保護很嚴重。上世紀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發展快，假貨也不少，加上《消法》剛出來，賠付也比較快，打假這一行比較容易做。

“我們也為社會做了一些事情”

澎湃新聞：你打假直播帶貨，會擔心自己被網暴嗎？

王海：我們經常被網暴。

澎湃新聞：主要是哪方面的網暴？

王海：各方面的都有。但這么多年來，詆毀最多的是造謠我們敲詐勒索。比如被我們打假的廠家，那些造假者雇傭水軍攻擊抹黑我們。我們已陸續提起訴訟，起訴了百八十人，拿到了200多萬元的侵權賠償。目前，我們正在尋找證據，希望能爭取刑事立案。

澎湃新聞：職業打假一直備受爭議，你能堅持這么多年的原因是什么？

王海：我20年前就已實現了相對的財務自由，之所以一直堅持做這個事，主要還是覺得有成就感、有樂趣，揭穿騙局，促進市場公平公正發展。

我們也為這個社會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我們發現新型非法添加物，有關部門開始聯合整頓，市場總局也會出來新的檢測方法；我們打假直播帶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家出臺網紅直播帶貨的相關司法解釋：國家相關法律規定，直播帶貨的視頻要保存三年；我們見證《消法》的完善，看著它從1995年的“退一賠一”，到2014年的“退一賠三”，以及《食品安全法》中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假一賠十”規定。

澎湃新聞：你一直站在風口浪尖，會覺得疲倦，想過離開嗎？

王海：肯定會有疲倦，但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從這樣的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和快樂，所以目前還沒有想過離開。

海報設計 郁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