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網絡尋親開始，到她尋親成功，再到讓余華英伏法，澎湃新聞跟蹤報道了楊妞花三年。

三年來，在鏡頭不斷地聚焦下，楊妞花從原來怯生生的“李素燕”，變成了勇敢、獨立，善于表達的楊妞花，成為了一名網絡主播。伴隨著流量，圍繞著她的除了媒體記者，還有大量尋親路上的父母們，他們希望通過楊妞花的光環，找到自己失散的孩子。

這篇文章是記者跟蹤采訪報道楊妞花這三年后寫下的一個“旁白”。我們還想給更多的新聞報道配上“旁白”，以另一種視角呈現新聞背后的故事。

海報設計：白浪

上墳前約定好不哭，但跪在父母墳前，楊妞花和姐姐楊桑英還是沒忍住流下眼淚。

3月3日，楊妞花姐妹倆從貴陽回到織金縣老家祭拜父母，將余華英已被執行死刑的消息帶到父母墳前。楊妞花說，她等這一天等得太久，今天終于等到了。

2025年3月3日，楊妞花姐妹在父母墳前告知余華英被執行死刑。除署名外，本文圖片均由澎湃新聞記者 王鑫 圖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注意到，今年全國兩會的“兩高”工作報告中均提及了余華英案。

最高法辦公廳主任、最高法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林文學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余華英多年多地流竄作案，拐賣17名兒童，導致多個家庭破碎，部分被拐兒童因虐待或疾病早逝，危害極大，且余華英本人始終沒有任何悔罪表現，主觀惡性極大，人民法院依法對其判處并執行死刑。這個案件的審判，傳遞出人民法院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嚴懲絕不姑息的鮮明態度。

楊妞花是被余華英拐走的17名兒童之一。1995年冬，楊妞花在貴陽被余華英和龔顯良拐走。近30個年頭之后，2025年春，余華英被執行死刑。隨著楊妞花和姐姐回到父母墳前，將這一消息告訴給父母，余華英案也就告一段落，楊妞花也完成了命運賦予她的“使命”，開始新的生活。但是，打拐不停，沒有找到孩子的尋親者仍在路上奔波。

按照當地習俗，楊妞花和姐姐購買了禮炮在家門口燃放。

有人說，楊妞花就是一部“復仇爽文”的女主角：幼時被拐、中年找到家人、再將人販子送上法庭接受審判、伏誅。但看似“爽文”背后，是許多個家庭的破碎與撕裂。澎湃新聞記者跟蹤余華英案三年，多次前往現場采訪，擬以第三方視角，去回溯這三年來，在楊妞花尋親、余華英拐賣兒童案中的所見所聞。

見證楊妞花的成長：寄書給她看到看她出書

初見楊妞花，是在2022年7月6日。前一天，記者加上了楊妞花的微信，跟她約了采訪。那時的楊妞花，已通過網絡找到了自己的家人，貴陽警方也在她報案后將拐走她的人販子余華英抓獲歸案。

記者跟著楊妞花去了她和丈夫、三個孩子住的地方，她養父和大伯家。楊妞花穿著廉價的T恤、沒有化妝，人很熱情，也比較健談，但有些怯生。那時的楊妞花還不知道該如何稱呼來采訪她的記者，每當她想找記者說話時，會以“哎”稱呼記者。記者也能感覺到，楊妞花雖文化水平有限，她分不清公檢法各自的職責，也不關心國家大事，但她對知識特別渴望，學習能力也比較強。

回到石家莊后，記者給楊妞花寄了一些人文社科類的書籍，鼓勵她閑暇之余多看看書，也多看看新聞。短短兩年之后，楊妞花根據自己經歷所寫的《一路生花》出版，讓記者感嘆楊妞花成長得太快了。

2023年春節，記者跟著楊妞花來到貴州織金縣老家過春節，一起吃年夜飯、一起放煙花爆竹。幾天的相處，也讓楊妞花的形象更加豐滿起來——她不止是被拐賣者，還是一個母親、一個妻子、一個外孫女。

最開始，余華英拐賣兒童案由貴陽市南明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當楊妞花得知檢方提出的量刑建議只有十余年時，她還是多少有些失落與擔憂。當她委托的律師王文廣告訴她可以向法院提交申請書，要求將案件提級審理時，楊妞花又燃起了希望。再到后來，司法機關查出了余華英越來越多的犯罪事實，還幫助諶江海等人找到自己的家人，楊妞花越來越覺得自己的堅持是值得的。

隨后，余華英歷經貴陽市中院和貴州省高院兩級法院四次審理及判決。每一次開庭，記者都跟著楊妞花來到貴陽。每一次開庭前后幾天的時間，楊妞花都要數次接受媒體輪番采訪，直至深夜。但無論自己的故事說了多少遍、無論現場的記者問她什么問題，她都會以最飽滿的情緒接受采訪，盡量滿足記者的采訪需求。楊妞花也會認真記住每一位記者的供職單位和姓名。

再到后來，有影視機構想購買楊妞花故事的改編權。

當楊妞花把余華英被執行死刑的消息帶到父母墳前時，楊妞花完成了原本不屬于她的“使命”，她也在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世界。

看穿罪犯余華英：從未真誠認罪悔罪

記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余華英，是在貴陽市中級法院的法庭上。那是余華英此次落網后第一次接受審判，也是楊妞花被拐后，首次再見余華英。

2023年7月14日，余華英拐賣兒童案一審在貴陽中院開庭審理。這也是楊妞花被拐賣后，再一次見到余華英。貴陽中院供圖

開庭正值盛夏，貴陽的氣溫并不算高，余華英出庭時穿著長袖長褲，時年60歲的余華英身材消瘦、顴骨突出、頭發花白，庭審的大部分時間，余華英坐在被告席低頭沉默，只有在回答提問時才蹦出幾句方言。當天，她說得最多的話就是“記不清了”。

貴陽市中院組成了7人合議庭，楊妞花作為唯一一個被余華英拐賣并參加庭審的受害人坐在了公訴人一側；另一側，是余華英的辯護人。

余華英在庭審中曾兩次表達對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歉意：一次是為自己辯解時，余華英雙手合十，說出了“對不起”；另一次是在最后陳述時，余華英表示其已認罪、悔罪，希望法庭能從輕處罰。不過，從后面的審理進程來看，余華英并未主動交代其他拐賣兒童的犯罪事實，其認罪悔罪顯然沒有誠意，更像是為了獲得從輕處罰的表演。

作為受害人的楊妞花也絲毫沒有感受到余華英悔罪的誠意。在法庭上看著給自己帶來巨大痛苦、間接害死父母的余華英，楊妞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到與余華英的對視瞬間，楊妞花稱：“我們倆是對視了10秒以上，在15秒鐘左右，她是用下巴往上揚，用雙眼微瞇的眼睛看著我，她一定是想著當年怎么沒弄死我。”

她把余華英當仇人，每一次開庭面對余華英，她都感覺到很煎熬。

當楊妞花哭訴著自己的遭遇時，她的姐姐楊桑英也跟著哭了起來。庭審中最讓記者印象深刻的，是楊妞花說著說著，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繞到一旁跪下來，請求法庭重判余華英。

此后的二審，以及發回重審后的一審和二審，記者均未能再進入法院旁聽。

罪犯王加文落網背后：記者曾間接“助力”

開庭前，記者前往重慶市大足區某村——多年前，余華英嫁給一個叫王加文的男人，王加文的祖籍就在重慶大足。在大足，余華英結識了龔顯良，爾后走上了長達11年甚至更久的拐賣兒童犯罪道路。巧合的是，2022年6月底，余華英也是在大足被抓獲。

相比高樓林立的城市而言，農村算是對記者比較“友好”的地方——在農村，只要一個人有生活的痕跡，你多半能找到他住過的地方，運氣好的話，還能碰到他的親朋好友。

靠著村民一點點指路，記者在村里找到了余華英和王加文曾居住過的兩處房屋，這兩處房屋都是一層磚瓦房，比人還高的雜草足以說明這里已經很久沒人居住了。

余華英和王加文在村里修建的第二處房屋，因多年無人居住，已荒廢。

當時，余華英雖已落網，但王加文還處于失蹤狀態。因王加文同樣涉嫌拐賣兒童案件，云南警方也在找他。王加文是盜竊慣犯，上世紀九十年代服刑時脫逃，此后下落不明，王加文的戶籍也被注銷，至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但王加文的親戚和同村村民向記者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王加文還活著，此前他們偶爾在村里能碰到王加文。此外，余華英被抓前回來看過一次房子，但沒有人跟她打招呼。

后來，記者將這一信息告訴了楊妞花，楊妞花又將信息告訴了云南警方。在辦案民警的辛苦蹲守下，終于在重慶將王加文抓獲歸案。原來，王加文近些年下落不明，是因為他盜用了他人身份屢次實施盜竊，服刑完畢后又重操舊業。

2024年10月25日，貴陽市中級法院對余華英以拐賣兒童罪判處死刑；云南省麗江市古城區人民法院以王加文犯拐賣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千元，犯脫逃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與原判決的盜竊罪未執行刑期四年一個月零一天進行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千元。判決后，王加文未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拿到“人販子”女兒的電話，記者決定不去打擾

余華英生過兩個孩子，一個是她與王加文結婚后所生的女兒；另一個是她與龔顯良私生的兒子。對于這一雙兒女，余華英都未盡養育之責。

1987年1月，余華英生下女兒王梅花（化名）。王梅花5歲時，因為王加文盜竊被抓，余華英將王梅花交給王加文的哥嫂撫養，她自己去縣城打工。打工期間，余華英結識龔顯良，與其同居并生下一個兒子。據余華英供述，當時兩人的經濟能力，不足以撫養這個孩子，加上是私生子，兩人商量著把男嬰賣掉。在龔顯良的運作下，男嬰被帶到河北省邯鄲市某村一個叫王某付的人那里，王某付又將男嬰轉賣。龔顯良和余華英由此獲得數千元報酬。

常人已無法想象會有母親親手賣掉自己的孩子，也不會有人想到，一個母親會帶著自己的女兒、借著女兒的掩護拐賣孩子。

余華英和龔顯良生下的孩子目前下落不明，但記者拿到了王梅花的聯系方式。王梅花后來嫁到東部沿海某省份，也組建了自己的家庭。記者很想跟王梅花聊聊，一番糾結之后，記者撥通了王梅花的電話。當時，余華英即將受審，記者問出了第一個問題：她會不會去貴陽參加余華英的庭審。電話那頭，王梅花給出了明確的答復：不去！當記者想繼續提問時，王梅花掛斷了電話。考慮了一下，記者決定不再打擾王梅花。

貴陽市中級法院第一次審理余華英案時，審判長曾提到過，“余華英你自己也有女兒，是怎么忍心對其他孩子下手的。”記者注意到，審判長提到王梅花的時候，余華英哽咽了，不知道彼時彼刻的余華英是否意識到自己的違法犯罪也害了王梅花的一生。

根據貴陽市中級法院通報，該院在對余華英執行死刑前，安排余華英會見了近親屬，充分保障了被執行罪犯的合法權利。不知余華英臨死前是否跟王梅花見了一面，如果見面，兩人又說了什么。

楊妞花的愿望：“蹭流量”的尋親家長們都能如愿

這幾年，無論是余華英案開庭、宣判，還是楊妞花將余華英被判死刑或者被執行死刑的消息帶到父母墳前，總有還未找到孩子的尋親家長來增加曝光。他們中有的人已經尋親三四十載，足跡幾乎踏遍了全國各地。

他們外穿著印有走失孩子基本信息的白色T恤、舉著統一制作的尋親牌，當楊妞花接受采訪或站在直播鏡頭前，他們就會湊到楊妞花身旁。他們從不干擾采訪，也不會因為要搶占好位置而發生爭執，他們只是默默地站著，舉著牌子。當楊妞花前往法院開庭，他們又會在法院附近站成兩排，留出中間過道。在等待庭審結束的時間，一些媒體同行會采訪這些尋親家長，他們堅信，說不定哪次，鏡頭前的某個網友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孩子看見信息后，就會前往公安機關采血。

對于尋親家長來說，楊妞花的經歷不僅給了他們莫大的鼓勵和繼續走下去的信心，楊妞花的高流量也一定程度為他們增加找到孩子的幾率，他們親切地稱楊妞花為“妞妞”，甚至視其為自己的親生女兒。

附：那些仍在尋親路上的家長們

以下是部分尋親家長和他們失散的親人信息，他們中有的人已經尋親三四十載，足跡幾乎踏遍了全國各地。

任攀，2003年8月13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失蹤。

李金羽，2012年7月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五華區失蹤。

羅勇，2013年5月16日在貴州省清鎮市失蹤。

孫磊，1993年7月29日在貴州省畢節市失蹤。

蒙志強，1999年10月8日在貴州省貴陽市失蹤。

黃雪，1996年10月6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失蹤。

劉波，2002年1月29日在貴州省遵義市失蹤。

宋軍，1993年4月3日在貴州省清鎮市走丟。

郭小軍，1994年4月6日在貴州省織金縣走丟。

陳治秀、馮鑫鑫母子倆，1999年2月11日在貴州省遵義市失蹤。

陳楊梅，2003年5月25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失蹤。

葉坤，2003年7月31日在貴州省貴陽市失蹤。

吳金貴，1999年1月8日在貴州省貴陽市失蹤。

童遠琴，1990年10月7日在貴州省清鎮市失蹤。

吳育勝，1988年被送養至福建省莆田市，尋父母。這也是當天現場為數不多被拐失聯者尋找父母的案例。

袁輝，2019年在福建省泉州市失聯。

陽幸福，1991年農歷二月初二在貴州省貴陽市失蹤。

朱偉，1993年2月27日失蹤。

徐海龍，1989年8月16日在貴州省貴陽市失蹤。

徐中義，1997年2月17日在貴州省貴陽市失蹤。

張江，1996年在貴州省貴陽市失蹤。

謝咪兒，1994年10月15日在貴州省織金縣失蹤。

孫錢坤，2009年1月15日在貴州省貴陽市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