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肩疊背的列車

日本白領的日常行程都非常固定。我每天早上7點5分準時出發，到車站后，在7點23分抵達的通勤列車第9節車廂第2個門排隊。日復一日，都是如此。除了每日準時出發到達外，還有一件東西始終相伴——腋下的《日經新聞》。從我乘車的車站到澀谷，人總是非常多，我只好拿著報紙，舉著手。在澀谷站，很多乘客會下車，這樣我便有15分鐘來快速瀏覽報紙中的重要內容。每天與我同行的人不少，但我們從來沒有過任何交流，哪怕是打招呼或點頭問候。公司職員在清晨總是打不起精神，因為總會想到“唉，又要上班了，又要擠地鐵了”。一想到這里，沒人愿意多浪費一絲一毫的精力。

——明（Akira，音譯），某銀行職員

明先生的講述正反映了工作中間隙難以彌合的一個典型矛盾。當通勤者們無休止地抱怨讓人忍無可忍、精疲力竭的擁擠列車時，他們卻始終一絲不茍地重復著每日的通勤。如果這不是出于虔誠的熱情、嚴苛的自律或難以泯滅的榮譽感，那會是因為什么呢？事實上，如此日復一日，甚至整個職業生涯都不得不忍受列車上的擁擠，會被視為一個成年人積極為社會做貢獻的表現。雖然通勤人群的集合體中可能有人持有這樣的觀點，不過這種所謂的榮譽感卻僅限于個人。在擁擠不堪的列車上，通勤者們四面相對、恭默守靜，雖沒有任何交流，但心中所想卻大同小異。與許多公司職員一樣，明先生對他有機會找到15分鐘的空隙瀏覽完報紙上的重要新聞非常滿意。

圖2.2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明先生所描述的在擁擠的車廂中乘隙讀報并非偶然。它已成為日本鐵路行業協會（Japan Association of Railroad Industries）用以衡量列車超員載荷運營情況下乘客立席密度的一個重要參數。如圖2.2所示，在滿載率100%的情況下，我們能抓住車廂內的吊環；在滿載率150%的情況下，我們與其他乘客并肩而立，但還有空間可以瀏覽報紙；在滿載率180％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把報紙折了又折才能勉強瀏覽；在滿載率200%的情況下，我們已經比肩繼踵，但還有可能乘隙閱讀一本雜志；在滿載率超過200%的情況下，我們就成了圖上描繪的挨肩疊背的樣子，讀報就是毫無可能的事情了。正如那張圖所描繪的，當火車行進時，動彈不得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隨波逐流”——與他人一起隨著列車搖晃傾斜。這時別說是移動，就是抬手也只是徒勞的掙扎。明先生講述中的另一處矛盾就是他始終如一的精準行程。明先生向我們詳細說明了他每日清晨的出行安排和實施，這說明他的行為與一個可預測的、精確的系統運作完全一致。通過他講述的方方面面，我們仿佛能親見東京通勤者們的傳統形象，他們嚴于律己、規行矩步，總是嚴格遵守技術系統的指令要求。但真相遠非如此。明先生每日清晨7點5分準時離家出行，在7點23分到達的通勤列車的第9節車廂的第2個門排隊。但可以確信無疑的是，7點23分到達的通勤列車不可能總在7點23分出站。最有可能的是，列車到站晚點或出站晚點。換句話說，明先生在日常通勤中引以為榮的遵紀守時其實不是死板嚴格的系統精確性，而是系統的不確定性邊際。正是系統的這種不確定性，而不是確定性，造就了明先生這樣的通勤者的熱情、自律和榮耀。

恭默守靜

我認識所有與我一道通勤出行之人的面孔。當他們中有人連續幾天沒有現身時，我會開始擔心。當我再次見到他們時，我很想上前詢問他們是否安好，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但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這樣做。一旦我主動走上前去問候他們，也許我每天早上都要不得不與他們打招呼。可能最終我只是偷偷繞過他們，到另一節列車門口排隊以化解尷尬。這實在是有些過分。

——美智子（Michiko，音譯），某醫藥公司前職員

與明先生相似，美智子能認出同行者的面孔，但她也從來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向他們致意或示好。更重要的是，雖然美智子直言會對通勤同行者的情況變化表示關心，但她卻對與通勤同行者的社交互動比較抵觸。長久以來，人們認為這種矛盾心理是通勤空間特征常見的外化表現，也是都市陌生人間不期而遇的一面之交的典型特點。這種矛盾心理在東京通勤鐵路網中愈發表現出其特殊性：它不但來自通勤者磕頭碰腦的列車車廂——除了情侶沒人能忍受的那種擁擠讓人連氣都喘不上來，更不要說講話交流；它更來自明先生與美智子的直言不諱，在那種情況下，沒人會想與陌生人認識交流的。奉命唯謹的通勤者們日復一日重復著自己的行程——每天同一時間、同一班列車、同一節車廂、同一個車門，這意味著通勤同行者們其實并非真的形同陌路，不過他們也并非親密無間的摯友。他們之間的關系充滿了不確定性，介于熟悉與不熟悉之間，將彼此視為同行的“他者們”。

如美智子所言，通勤者對與“他者們”進行社交互動的抵觸是因為不想讓自己暴露于彼此均感到往復循環、枯燥乏味的日常關注中。同時，這種抵觸也源于對對方的體貼——不希望將枯燥乏味的日常關注強加于對方，讓其感到不適，迫使他/她偷偷變更乘車位置。日復一日共享著列車車廂內的擁擠閉塞空間，但彼此從未有過任何交談，這種與其他通勤同行者若即若離的極其矛盾的心理，在擁擠列車恭默守靜的氛圍中尤顯突出。通勤者們的沉默并非強制規定，是人與機器的互動為它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因此，它也算是通勤鐵路網獨有的技術性特征之一。

我要把通勤列車上的恭默守靜部分歸因于安靜的行車設備裝置。從站臺進入車廂，意味著乘客們從鈴聲、鐘聲、提示音、警告音、廣播通知等密集的“音景”（soundscape）中過渡到車廂內的靜謐空間。當車門關閉后，雖然站臺的嘈雜聲并未完全消除，但也清靜許多，儼然像是進入另一個境界。隨后，能聽到的就只有電動機的聲音，轉眼間列車就駛離了站臺，空氣懸掛系統將列車車體從構架上托起，在單軌上平滑運行，整個過程幾乎悄無聲息。曾幾何時，機器設備的晃動與沖擊為理論干預技術現代性習慣環境提供了充足依據，現今它們卻悄無聲息地消逝，只留下電動機產生的輕緩共振和空調風扇柔和的呼呼聲。列車內的安靜與沉默可以讓一切變得親近而敏感，你能聽到你周圍人的呼吸聲、腸胃響聲甚至心跳聲。這種超近距離帶來的感受為一種物質力量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它能產生一種接觸感，對通勤者們費盡心力維持的（非）糾纏程度帶來了不小的“威脅”，而這種充滿威脅的尷尬只有報站廣播的柔和女聲和車站工作人員帶著鼻音的呼叫提醒才能化解。

正如明先生和美智子女士所言，東京通勤列車上的沉默是一個被刻意保持的狀態。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在沒有空間的情形下，通勤者們為自身創造空間的一種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就相當于憑空創造出一種狀態，這種空間和我們在第一章討論的間隙彌合創造出的“余裕”是一個道理。如果說超員載荷情況下的間隙彌合創造出的是一種非規定的動態的時間延誤和恢復系統，那么在極度擁擠的車廂內間隙彌合創造出的沉默則是個體與集合體某種程度上的糾纏與關聯。雖然這并非一個真實的空間，但人人都極易察覺它的客觀存在。通勤列車越是擁擠難忍，就越得付出努力創造這種間隙。因此，這雖然聽上去有些反直覺，但事實卻是我們越是被周圍的乘客擠壓到無法動彈，我們的身體就越是處于一種被托馬斯·拉馬爾稱為“分子運動”的狀態。通勤者的精疲力竭正是分子運動造成的后果。

電車禮儀

通勤者在挨肩疊背的列車上的沉默是“余裕”的表達。憑借此種方式，他們得以協調與他人的“糾纏”。正如人類學家馬克·歐杰（Marc Augé，舊譯馬克·奧熱）在其關于巴黎地鐵的民族志著作中將其稱為一種孤獨（solitudes）的集合。同時，沉默不但反映出通勤者認識到了這種孤獨的集體本質，而且也認識到這一間隙彌合過程的不穩定性。作為一種既能發揮作用又看似充滿悖論的協調活動，沉默在擁擠不堪的列車中其實是一種隱形的交流方式，而這種方式為超員載荷運營創造了條件。因此，沉默是日本電車禮儀（電車のマナー）的最高表現形式。

簡單說，所謂電車禮儀是指每位通勤者都將列車視為一個具體的公共空間和技術環境，主動遵守其中的行為規范。例如，在出行乘車時，通勤者們都選擇用文字短信交流而非接打電話，或者盡量為孕婦或老年乘客讓座。這些文明行為反映了普遍的社會價值觀，其實也與維持不確定性邊際的完整性密不可分。所以，我們可以將電車禮儀視為構成通勤列車網絡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不可分割性的體現。在法律方面，通勤鐵路網則嚴格規定了三種違法行為：性騷擾（癡漢）、蓄意破壞（破壊行為）、暴力行為（暴力）。在此類犯罪事件中，通勤管理機構往往會迅速、準確地執法，動用大批工作人員迅速攔截并將違法者從列車中移出處理。與上述違法行為相對，違反電車禮儀的行為不足以產生法律后果及懲罰，通勤者們也極少與之發生對抗，更多的時候他們都采用轉移注意力或閃身離開等被動策略應對不文明行為。

電車禮儀是一種操演過程（performative process），其中，通勤者不論作為個體還是集體，都將為彌合超員載荷運營的間隙而構建的通勤鐵路網具體化了。東京的電車禮儀不僅與世界其他國家交通系統的乘車禮儀相比獨具特色，甚至與日本其他城市相比也稱得上特立獨行。這種特殊性源于東京通勤鐵路網的高度不穩定性，而正是這種不穩定性傾向使得電車禮儀成為東京人非正式辯論的話題之一——無論是在喝茶閑聊還是在網站或社交媒體社區中的長篇闊論，它始終會引發人們的關注和激烈交鋒。通常，這種討論最終都會將問題上升至“究竟何為電車禮儀”這樣的高度。對一些人而言，電車禮儀是公民的基本常識問題；對其他人而言，電車禮儀卻可能是一個人同情心或原始的共情心理的顯現，展示了他/她的社交能力和反應能力。不過，每位通勤者都有與電車禮儀相關的故事。這些故事有時是對列車上奇人奇事的幽默敘述，但更常見的，是對無禮行為的憤怒描述，比如，有人插隊、年輕女性在列車上化妝、有人無視優先座位等等均是如此。人們口耳相傳的與電車禮儀相關的故事中不僅常充滿了戾氣、質疑與憤怒，有時甚至可能演變成對社會風氣惡化的抱怨與推測。如果僅聽這些故事，恐怕大家都會認為電車禮儀永遠都時乖運蹇、難以為繼。

上述關于電車禮儀的種種故事都讓我們愈發關注通勤者這個集體，將其視為不確定性場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并未提供探究電車禮儀運作方式的路徑，也不曾給出發現其正在發揮的其他作用的線索。為了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密切關注在超員載荷運營情況下構成不確定性邊際的各種集體行為方式間的關系。

電車禮儀宣傳畫

電車禮儀宣傳畫其實可以視為不確定性邊際與通勤集體間關系的體現。這些畫在東京各個車站中無所不在，車站大廳、站臺、列車，只要是人們能想到的地方，都有它們的身影。一些畫只是對通勤系統中日常行為的規范，如：有序排隊乘車、禮讓座位、禁止躺在座位或地板上等。而另有一些則特別強調通勤體驗，如：乘車時不得打電話；盡量降低耳機音量，防止音量“外泄”影響他人；女性不在乘車時化妝；等等。這些宣傳畫的內容其實具有準制度性的迭代，因為這些禮儀規范宣傳畫雖然由鐵路公司制作和宣傳，但其中的內容與規范卻來自通勤者的建議或年輕人的想法，有時甚至還會從相應競賽中選出。

我們必須要注意，電車禮儀宣傳畫事實上并不產生電車禮儀，它們并非影響通勤者遵守行為的約束性技術。按照JEKI規劃與制作高級項目總監吉原美穗子（Yoshihara Mihoko）的觀點，沒有任何證據可證明禮儀宣傳畫與遵守禮儀間存在直接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通勤出行者并不會因為張貼的宣傳畫增加了，就更加自覺地去排隊。相反，電車禮儀宣傳畫喚起的其實是一種集體感，凡是違反電車禮儀的行為都會招致所有通勤者的注意和抵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宣傳畫將集體援引（invoke）為一種系統間隙中的矛盾調解所塑造的人與機器間的不穩定聚合。

這種誘導式宣傳策略雖然已誕生了幾十年，但其基本前提始終未變。例如，1925年前后，日本鐵路的官方機構制作的“先下后上、有序乘車”的電車禮儀宣傳畫，曾遍布東京各個地鐵站。

這幅宣傳畫還配有下述解釋：

從中野到東京，一站延誤30秒，14站延誤7分鐘；從蒲田到東京，7站延誤3分30秒，導致從中野到東京2小時內發車次數從44趟降到35趟，蒲田到東京發車次數從20趟降到17趟；短短幾分鐘，受阻人數多達2000—3000人。

我們或許會好奇有多少乘客會在宣傳畫前駐足，甚至會從公文包或口袋里拿出紙筆，來算一算上述延遲現象背后的真實數字。但事實上，這張宣傳畫并非獨裁體制下“馴化服從”的表達——“服從指令！違者嚴懲！”；相反，它更像是一種通過理性展示引發通勤各要素間合作的懇求，是標準運行圖與實際操作運行圖間差異的重要性的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宣傳畫的文字從開頭起，就沒有明確的讀者指向，它只是一個操作邏輯的陳述，承載著時空間隔產生的物質力量，展示30秒的延誤在各個車站的時空間隔中如何影響到2000—3000人。整個宣傳內容直奔主題、平鋪直敘，用赤裸裸的數字展示系統延誤的惡果以及因擁堵停滯而躁動不安的人群。文字內容一氣呵成，讓讀者讀完不免胸悶氣短、長吁短嘆。

相比之下，雖然主導策略未變，但當代的電車禮儀宣傳畫完全采用另一種方法誘發通勤者的集體意識。前述1925年的宣傳畫強調了列車與車站間的間隙，而當代的電車禮儀宣傳畫則將間隙轉換為通勤體驗中的約束表達（prescriptive registers）與情感表達（affective registers）間的張力。JR東日本中央線上的電車禮儀宣傳畫以這樣的標題開頭——“乘車時要整齊排隊啊”（乗車の際は、きちんと並んでね）。下一句則更直接具體——“為快速上下車，請自覺配合有序排隊”（スムーズにに乗 れる「整列乗車」にご協力ください）。

在這個帶有請求語氣的標題背后是一幅圖畫，向讀者呈現站臺上兩位通勤者的腿部，二人均站立于白色排隊指示線內、黃色安全線后。男性通勤者穿著休閑褲和略顯笨重的棕色鞋子，而女性通勤者穿著裙子、長襪和粉紅色波點鞋。他們相鄰的鞋子上都有一個具有明顯性別特征的、傳統的笑臉圖案——男性鞋子上的笑臉相對較大，顯示出“男性化”的開口大笑；而女性鞋子上的笑臉則看上去更加嫻靜，顯示出“女性化”嘴角上揚的微笑和表示友好的眨眼。在他們二位身后，我們還能看到一列車門關閉的地鐵。這幅宣傳畫對車站設施的描繪絕對準確，但由于采用綠色和藍綠色軟化了色調，使得圖片遠離了照片級的真實。

之前我們在1925年的宣傳畫中看到的對系統邏輯的理性描述早已一去不復返了。相反，這幅當代宣傳畫的宣傳策略旨在強調約束表達與情感表達的結合，穿梭于命令表達、姿態模仿、語氣變化和“可愛”的美學間，嘗試以合作的方式管理系統間隙。宣傳畫的目標受眾既包括作為特定個體的“你”，也包括作為非特定群體的“我們”。在標題句結尾處，宣傳畫作者還加入了非常難以翻譯的語氣詞“ね”。這一語氣詞通常表示社會交往中嘗試尋求協調合作與確認的語氣。第二句話則采用了日語中女性常用的要求、命令語氣“ください”，表達了一種“積極的禮貌策略”。“ください”的使用將要求、命令轉化為希望得到對方同意的請求。加之，這種類女性語氣的表達與圖畫中女性鞋子上示好的眨眼笑臉的組合一下讓整個表達變得柔和起來。這一句還用了一個片假名書寫的“スムーズ”（即英語單詞smooth），與官方嚴肅的漢字單詞“順調”（意為“順利”）相比，前者更像是注入了輕松有趣的語氣，同樣起到“軟化”指令約束的作用。另外，通過化被動為主動的方式，標題句中的“整列乗車”（意為“有序排隊上車”）采用了引號標記，意在暗示此為受規范約束的既定慣例，是大眾常識的一部分，并最終希望大眾能夠遵循。同時，宣傳畫中眨眼微笑的鞋子實現了親切俏皮的擬人，進一步完善了宣傳畫制作單位的全面誘導和勸說策略。另外，宣傳畫所體現的“權威”在頁面的底部也得以進一步消解：上面寫著制作單位是“鐵路少年團”（鉄道少年団），其成員們出于對和諧社會的關注，合作制作了宣傳畫。雖然我的猜測不一定準確，但這類地鐵禮儀宣傳畫通常都是相關競賽或向通勤者征求意見后的作品。

圖2.5

像這種約束表達與情感表達組合的地鐵禮儀宣傳基本上算是一種標準程序。甚至如“不許裝睡不給老人讓座”等一些略帶強制性質的宣傳標語也常在規范、示范與展示間來回搖擺，時而強硬，時而親密，有時既像是針對個人，又像是針對全體通勤者。這一點在使用有趣稱謂的電車禮儀宣傳畫中尤其顯而易見。在這方面，JR東日本的“蔬菜—雙關”系列地鐵禮儀宣傳畫是一個絕佳的案例。如圖2.5所示，宣傳畫的標題句是“要知道只有排隊才能更快”（並んだほうが早イモん）。下面是一群可愛的、面帶微笑的土豆在站臺有序地排隊候車。雙關的梗來自“芋「いも」”（意為“土豆”）與單詞“早い”及終助詞“もん”組合中的發音相同。

東京電車禮儀宣傳畫通過弱化的指令、生動的示范以及友好的語氣實現了宣傳目的，可謂威廉·馬扎雷拉（William Mazzarella）的“情感管理”（affective management）的生動體現。作為描述“專業協調情感”行為的術語，它誕生的最初目的在于呼吁人們關注公共話語的必要性：集體生活的構建不只需要來自權威的規范約束，更來自公共話語。正如馬扎雷拉所寫的那樣：“要想任何非強制力約束的社會活動有效，先要給它注入情感。”馬扎雷拉的觀點并非只是想將情感壓縮到話語中，更確切地說，他認為，集體生活來自情感（affect）和象征性闡述（symbolic elaboration）或“情感與表達”差異中形成的不穩定的協調（modulation）。這對于思考電車禮儀與列車空間的關系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事實上，集體生活本身就是一個“不完整、不穩定、不全面”的過程，一種永無定論的辯證法，在公共話語的象征性調節和情感調節間來回往復。正如馬扎雷拉指出的，前者的特點是抽象，是涉及如公民身份和公民社會等嚴肅正式的法律范疇的集合，后者的特點是感性，它雖各不相同但又屢見不鮮，是吸引我們每個人遵守情感社會秩序的源泉。

在呼吁人們關注差異作為集體生活中的過程性不平等現象的同時，馬扎雷拉主張讓我們將權力視為具有拓撲結構的（topologically constituted）、在調節間隙中存在的、終結于往復的無法判斷的表達間的行為和內容。在馬扎雷拉看來，差異是“權力生效的條件”，而所謂生效，就是吸引我們注意、促使我們投入、勾起我們欲望的能力。換句話說，不只是機構話語、經濟或技術力量強制我們服從、參與和投入集體創造活動。人們參與社會集體生產與生活來自社會集體生產與生活的自身差異性的誘導，它作為一個過程空間與潛在場景，允許人們在其中尋求機遇、不斷嘗試，最終產生全新的人或物。

馬扎雷拉還指出，差異產生于公共話語在視聽方面的調節與改變，其中既包括一國的科技進步，也包括娛樂媒體及消費廣告的影響。具體到通勤鐵路網中，差異形成于該系統的不確定性邊際在生活體驗方面的表現，也同樣形成于不確定性邊際在具體矛盾與系統規范間產生的緊張關系之中。它體現在列車電動機的共振與車內恭默守靜間的協調、沉默擁擠的車廂內通勤者們若即若離的特殊關系中。具體到通勤中的緊張矛盾，挨肩疊背的車廂不僅讓人無法動彈，甚至讓人壓根兒喘不上氣來，車廂照明的燈光讓人頭暈目眩，風扇卷起吹散了帶有洗發水、香水、肥皂味道的體香，也揚起了咖啡的余味、香煙灰的臭氣、汗臭及各種由壓力和腐爛產生的不可描述的氣味。這些存于系統中的各種具體和抽象的矛盾始終與通勤者們日復一日潛移默化的通勤行為存在聯系與沖突，表明了系統中各要素間的互動與通勤鐵路網中反復廣播宣傳的通知、提醒與警告之間難以名狀卻約定俗成的規則。

通勤者集體作為一個操演過程而生成，在此過程中，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通勤者都要設法處理通勤體驗中約束表達與情感表達存在的間隙。重要的是，電車禮儀僅是這種活動的表達，而非活動的制造者。更進一步講，電車禮儀是前述“具有拓撲結構的”權力運作的一種表達，也就是說，間隙本身作為一個具有可能性與潛力的場景，從中引發了擁擠不堪的列車中的種種具體參與活動。因此，當我們在第一章隨機采訪的通勤者說“別無選擇”的時候，其實他的話只對了一半。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社會生活氛圍要求社會個體必須在每天早晨準時到達工作單位或學校。與此同時，日復一日的重復活動，也讓通勤者們在超員載荷運營的間隙彌合這一高度不穩定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產生了一種內在的承諾感（immanent sense of promise）。不確定性邊際的承諾，總是靠參與到集體中的、以克服客觀物質限制為目的的嘗試來實現。具體而言，擠上擁擠的列車就是參與到集體中，參與到世界上其他通勤人群難以仿效或忍受的過程中。而在其中產生的集體承諾感更讓通勤者一致將違反電車禮儀的行為上升為眾矢之的，使之成為大眾口誅筆伐的對象，進而將其視為日本社會世風日下的典型案例。

《通勤夢魘》；【美】邁克爾·菲什；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世紀文景；202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