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李昀鋆著，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5年2月版）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李昀鋆基于對44位在青少年期和成年初期（10-30歲）經歷過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的訪談而形成的研究成果。結合自己的喪母經歷，她的調查發現在華人社會提倡“節哀順變”傳統的背景下，年輕子女表面上看似被時間沖淡的哀傷其實是“隱藏而永不止息”的。同時，他們所處的社會情境也在以“回避”或“污名”的方式進一步增強他們的哀傷體驗。研究還發現，中國處境下的哀傷經驗與西方理論有較大間隙，關于喪親和哀傷的知識積累是缺乏的。本文摘自該書的“實踐意義與建議”部分，澎湃新聞經萬有引力授權刊發。

《與哀傷共處》書封

哀傷就是愛，你愛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

——陳智豪教授，2016年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選修課“與哀傷共存”

根據本次研究發現，年輕子女與哀傷共處的經驗是一個“拆毀”一面哀傷體驗持續被加深（而非緩解）的動態過程。哀傷中的年輕子女幾乎完全是獨自一人經歷著哀傷、追尋著意義、承受著翻轉。他們的家庭、朋輩等社會情境并不能被樂觀地期待成為“天然”的療愈系統；由于種種原因，年輕子女對于會見心理咨詢師的抗拒，哀傷輔導者和社會工作者（以下統稱為工作者）難以在會談室里見到他們，再加上文化禁忌的影響，盡管每個人都會經歷喪親之痛，目前卻極少有專門的機構跟進喪親者，為其提供全面有效的哀傷輔導。

同時，本次研究亦顯示，不同社會情境的主體（家庭、朋輩等）不僅沒有為年輕子女提供保護性的支持資源，反倒成了加深其“拆毀”經驗的主要力量。倘若最后的實務建議僅以年輕子女為對象， 而忽略了社會情境的參與，那么就是再一次將最后“與哀傷共處”的結果和責任完全推卸給了喪親者個人，實質上是對現有哀傷理論中“責怪喪親者”論述的延續。

基于此，上述研究發現提示我們，“與年輕子女同哀”在未來的實踐中需要倡導從年輕子女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專業人士、政策法規等層面的多重介入方式，最大限度地培養喪親者個人和社會環境的療愈能力/資源，盡可能地減少年輕子女哀傷中的“拆毀”經驗。

一、年輕子女層面

本次研究顯示，對于年輕子女來說，由于生死教育和哀傷教育的缺失，使得“避談死亡”的文化禁忌強烈地滲透在他們處理父母瀕死和隨后與哀傷共處這些經驗的方方面面，并給他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壓力和痛苦；再加上喪親與哀傷的污名化，以至于年輕子女很難接納本為正常的哀傷。于是，兩者合力加深著他們“拆毀”一面的哀傷體驗。因此，“哀傷的正常化”便成了當下介入年輕子女的當務之急。

若論到哀傷教育的提供方，按照常理推斷，學校老師、專業人士等多方應義不容辭地成為實踐者。然而國內目前少有實務機構專門針對年輕人提供哀傷教育，亦少有學校有計劃地針對在校學生開展生死教育。針對這一現實困境并結合本次研究發現，我撰寫了《針對年輕子女自助的實踐建議》（詳見附錄三），來作為年輕子女進行自我哀傷教育的材料，以試圖培育他們的自我療愈能力。期待著沒有機會（或不愿意）接觸輔導資源的年輕子女能夠通過閱讀這一自助手冊，來增加他們對喪親和哀傷的認識，以減少他們面對喪親時所受到的沖擊和傷害。

另一方面，比較現實的做法是，我強烈建議學校、社區和更多非營利組織等不同社會力量在未來逐漸關注這些年輕子女，關注這群被漠視的喪親者，意識到死亡離年輕人并不遙遠；繼而通過開設生死教育/哀傷教育，以課程或工作坊等多樣化的活動形式（主題可以包括介紹死亡現象、哀傷的反應和過程、宗教和哲學的死亡觀、葬禮習俗與哀傷、死后的生命意義、生活與影視作品中的死亡和哀傷等等。生死教育的目標并非消除個體對于死亡的恐懼，而在于增能，即增加年輕人面對死亡與哀傷的勇氣，也就是獲得說出“那些不能說出來的字眼”的勇氣），來盡可能增加年輕子女對于死亡、喪親與哀傷的了解，以協助他們承認和接納自己在情緒上、認知上和認同上的不同哀傷反應。在接受系統的哀傷教育之前，年輕子女可能會在文化和社會規訓下，認為死亡是不可以被討論的話題，而這樣的想法反過來會繼續加深他們對于死亡的恐懼，也減少他們和家人溝通的機會。所以，借著生死教育/哀傷教育的普及，對于喪親的禁忌感可能會被消除，使得年輕子女更可能在父母重病和瀕死的過程中主動打開與家人溝通的渠道，減少遺憾；并且當父母離世后，他們也更有可能告知工作者和老師，主動尋求支持，而不是“被動地”選擇隔離自己的哀傷，孤立地應對喪親之痛。

二、喪親家庭層面

本次研究顯示，當下喪親家庭之于年輕子女的治愈功能幾乎不可見，但我們依然不可否認，家庭是能夠有力改寫年輕子女喪親之痛的潛在保護因素。也只有幫助家庭培養、發揮其天然的療愈能力，年輕子女才可能獲得最有效和最持續的支持資源。上述發現也提示著我們，中國喪親家庭亟須專業力量的介入（不可否認，根據本次研究的實際經驗，進入喪親家庭在中國處境下仍然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以下的實務建議都是在假設的理想情境下提出的，而不對如何進入喪親家庭進行更深一層的討論）。從理論上來說，家庭系統理論也視家庭為能夠學習、改變和成長的有機體，而家庭成員的死亡實質上是一場家庭危機，再加上“過日子”的人生意義實質上是以家庭為根基性脈絡。因此，我認為喪親家庭層面的支持力量，無論是對于年輕子女個人還是其他家庭成員來說，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現實情況下，目前這一力量的發動和維持無法單一地依靠喪親家庭內部的覺醒，而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包括專業力量的輔助、社會文化潛移默化的轉變等。

就專業力量對喪親家庭的支持而言，我建議在哀傷輔導中添加“家庭取向”的介入視角，工作者尤其需要意識到一個家庭成員的死亡對于整個家庭系統的平衡所造成的沖擊，并更多以家庭系統的視角，通過家庭社會工作手法等方式進行干預，來支持哀傷中的年輕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員，以適應家庭的喪親危機，并最大限度地保護和培養家庭的抗逆力。更具體地說，年輕子女在葬禮過后，面對家人時出于各種各樣的考慮，會做出避談哀傷的抉擇；然而他們依然強烈依賴著自己的家庭，家庭也是他們建立安全感、生活基礎和人生意義的安全堡壘；再加上年輕子女之所以不與家人傾訴哀傷，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家庭默認的“刻意避開哀傷”的規則。因此，發動喪親家庭來支持哀傷中的年輕子女，建立以家庭為依托的哀傷共處模式，可以被納入工作者為家庭提供支持/咨詢的重點。而從研究結果中亦可發現，死亡與哀傷的禁忌化是存在于家庭層面的關鍵性影響因素；針對這一點，工作者則需要重點關注如何能夠在家庭層面營造良好的溝通氛圍，允許在家庭內部的哀傷表達/分享，以培育保護性的家庭資源。

在跟進喪親家庭的過程中，由于討論死亡或哀傷都容易引起不適感，工作者可先嘗試與不同家庭成員（尤其是尚存的另一位父母）單獨溝通，為“去禁忌化”做好澄清與預備，隨后再通過帶領家庭討論，來引導年輕子女與其家庭去討論一些較敏感的話題，包括鼓勵溝通和情感表達，協助父母直接回答死亡原因、彼此真實哀傷狀況等問題，以達到支持和預防傷害的功能。此外，工作者亦十分有必要為父母提供關于認識哀傷的支持性咨詢；尤其是，根據哀傷的時間脈絡（哀傷初顯期、強烈哀傷期，以及后哀傷時期），工作者可以教導父母如何在不同時期為年輕子女提供支持、關心和愛，尤其是示范如何表達對年輕子女哀傷的關注和接納態度，并協助喪親家庭適應因父母離世而衍生出來的問題，包括家庭角色的再分工、另一位父母可能的再婚等議題，加強家庭內部有意義的溝通和正面互動。

三、學校/社區層面

據2018年10月20 日網易新聞的報道，四川大學音樂系的一位大三學生因為外公過世而向老師請假，卻被拒絕；老師表示：“你可以回去，但我要扣分。”隨后老師還在該學生并未將外公過世的事情告知任何朋友的情況下，向全系學生直接公開了學生的喪親隱私，并稱“如果這學期你家里有四個人去世，我這門課，你只能重修”。在現實中，大部分學校的關注點仍然在學業上，學生被期待認真完成課程要求，將學業進步作為主要人生目標，而對于如何促進年輕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對其心理、社會和靈性等各方面發展的關注，往往只是一帶而過。即使各式各樣的學生服務信息在校園里已愈發普及，然而與喪親、哀傷相關的父母信息仍然不多見。因此，無論基于現實情況還是本次研究，我們都可以發現，學校/社區之于年輕子女的保護作用都是近乎不可見的，甚至還可能反過來成為加重傷害的角色。

基于此，我強烈建議，學校在未來應當密切關注哀傷中的年輕子女，并增加在學生事務中的喪親敏感度，更多普及喪親與哀傷的知識，以減少同輩/社群冷漠、不在意，甚至是污名化哀傷等不當反應對年輕子女所造成的傷害，以預防校園傷害，而社區亦是如此。更具體來說，學校/社區應該對年輕人保持真正的關心：當父母離世等喪親事件發生時，學校/社區需要意識到這一危機的嚴重性，并及時跟進年輕人，或將信息提供給相應的工作者。學校的老師和社區的工作人員需要隨時保持敏感度，注意到他們能夠提供的實務性協助或緊急的陪伴；倘若幫不上忙，也應起碼做到不在無心的狀況下增加對喪親者的傷害。而這種喪親敏感度的培育，主要源自工作者事先在學校/社區層面進行的生死教育，即工作者需要通過適當的課程，協助學校的老師和社區工作人員較為系統地了解喪親與哀傷，并逐漸發展出系統的、及時的工作機制，以應對年輕人的喪親危機。此外，我也建議學校/社區主動承擔開展生死教育的責任，向所有學生（包括其同輩群體）和社區居民普及哀傷知識。鑒于喪親具有極強的隱蔽性特征，即工作者和老師很難知道社區/學校中有哪些年輕人正在經歷喪親之痛的折磨，因此借著這些生死教育/哀傷教育，工作者亦更有可能在學校、社區中識別出哀傷中的年輕人，繼而提供持續跟進的哀傷支持。

四、專業人士層面

處理父母離世所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是一個極其復雜、 艱難、動態的過程。無論是研究，還是中西方所有關于哀傷的理論，它們都支持了一個論點：父母離世所帶來的哀傷，對于年輕子女來說是一個長期的旅程，甚至有著終身性的影響；此外哀傷有著延遲開始的特征，需要經過一些時間才會浮現。因此，很顯然， 當家庭、學校/社區等主體暫時無法成為保護力量時，專業力量對于年輕子女個人的持續追蹤，是盡可能減少“拆毀”經驗的重要策略。

個別支持/咨詢指的是當父母離世后，工作者通過一對一的個別化方式，為年輕子女提供支持和輔導。尤其是根據本研究結果，年輕子女在不同的哀傷時期、面對哀傷反應的不同面向時（失序的情緒體驗、費解的人生不公平、翻轉的人生軌跡），幾乎是完全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迫切需要獲得支持資源，尤其是澄清其對于喪親與哀傷的非正常詮釋。針對這一點，我建議針對年輕子女提供個別支持/咨詢，并保持持續性地跟進，以此作為工作者進行事后預防時的工作重點。

具體來說，專業力量的介入可包括“危機時期的立即支持”和“后期的持續跟進”兩部分。根據研究發現，從父母重疾、臨終到葬禮這一段時間，年輕子女經歷著多重危機，包括直面死亡和人生第一次重大喪失，同時兼顧照顧另一位父母和完成治喪任務等，亟須專業力量的陪伴和支持。因此工作者宜與學校、社區和醫院等建立合作機制，及時識別陷入危機中的年輕人，并立即提供處理危機的協助，包括接觸、評估、建立信任關系和事務性協助等等。當葬禮結束后，工作者并非要立即介入，而是通過持續關心年輕子女，讓他們意識到在與哀傷共處的過程中，當感到痛苦和有需要時，他們是能夠獲得專業力量的支持的。而此時工作者應當做的是為年輕子女提供一個安全、不批判的環境，借由討論、同理和澄清的支持，協助他們認識和表達哀傷、討論死亡和意義，并學習如何與哀傷共處。尤其注意的是，這樣的持續跟進中同樣有培育年輕子女“反脆弱”的可能，也就是借著單獨的深入交流，工作者有機會增加年輕子女危機轉換的可能，譬如在與哀傷共處的過程中，通過反思找到哀傷的意義，包括“我從經歷她/他的離世中學習到了什么”。

除此之外，工作者亦需要注意識別年輕子女中哀傷痛苦的高危個體，以進行真正有必要的轉介。根據本次研究發現，工作者尤其需要關注的指標有：逝者是誰（不可替代的程度等）、死亡是如何發生的（突然程度等）、喪親后的家庭適應（是否能夠提供成長所需的照料等）、與另一位父母的關系（是否再婚等），以及與年輕子女的哀傷反應（是否有危及生命的行為等），并借著持續關注，識別其中的高危險人群，以將其轉介給臨床心理學家等提供更進一步的專業介入。

五、政策法規層面

在中國，絕大多數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尚在冰山之下，無人關注。微觀層面（年輕子女個人）或中觀層面（家庭或學校）的介入，對于此刻正處于困境之中的喪親者來說是緊急且必要的；然而，倘若處在歷史和文化的脈絡里，我們又會看到宏觀層面的介入（即相關政策法規的出臺）對于喪親者的長遠和重要意義。自20世紀以來，依托于相關法規的頒布，醫務社會工作開始在主要一線城市（比如上海）逐步開展，臨終關懷已開始被納入政策制定的體系中。2019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主任醫師顧晉也建議全民開展生死教育，從中小學生開始。這些政策上的改變，亦讓哀傷輔導相關政策的提出在中國成為可能。

基于本次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年輕子女在父母離世后的短期或長期內，都會在情緒、認識、認同三個層面受到強烈且持續的負面影響，再加上國內尤其缺乏提供哀傷輔導的實務機構和專業人士，因此我強烈建議中國在未來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正視這一群被漠視的喪親者，可考慮將哀傷輔導納入醫院臨終關懷的服務架構中，為喪親者提供持續性的關懷和支持，使更多喪親者得到合適的緊急或長期服務。從研究結果中亦可發現，年輕子女不僅對于死亡和哀傷缺乏認知，甚至會抗拒接受哀傷輔導，這亦表明亟須相關政策法規針對社會大眾提供生死教育和哀傷輔導，尤其是引導社會媒體改善社會大眾對于喪親的理解，推廣哀傷的公眾科普，扭轉“節哀順變”等傳統民間論述等；同時，我亦強烈建議增加政府部門在哀傷輔導領域（包括生死教育中）的政府購買投入和比重，并出臺政策鼓勵和推動社會工作者和哀傷輔導人員的專業化和職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