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克勞福德（Gary W. Crawford），國際考古學界在東亞農業起源、古人類生態、植物考古學等領域的領軍人物。現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館研究員。

克勞福德教授于1974年畢業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理學學士。1976年和1979年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先后獲得人類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79-1987年，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人類學系助教。1987年晉升副教授，1992年晉升教授，曾任該校人類學系副主任、主任、副校長等職。2007年當選為加拿大皇家科學院院士。

克勞福德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史前植物考古、東亞考古和北美考古的對比研究。此外，他也關注環境考古、計算機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和公眾考古學。他長期致力于深入研究北美的生業經濟，特別是在安大略和肯塔基（Kentucky）的遺址做了大量工作。同時，他在東亞地區植物考古的開拓者日本阿依努人（Ainu）的生業經濟和日本東北部農業系統的研究中提出了“中間模式”（In-between mode）理論，對該領域理論建設有杰出貢獻。1986年，克勞福德教授開始涉及中國的史前考古，對早期稻作栽培和傳播提出了獨到認識。他強調要用人類學的方法觀察遺址出土的植物遺存，倡導浮選法，對植物考古學研究有深遠的影響。

克勞福德教授著述甚豐，已發表學術專著及論文百余篇，主要學術著作有：《人類進化和史前史》（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與Haviland William合著，Nelson, a Division of Thomson Canada, 2005）、《論農業初期的繩文文化——兼與松井、金原和皮爾森先生商榷》（The Jomon in Early Agriculture Discourse：Issues Arising from Matsui，Kanehara，and Pearson, 2008）、《肯塔基中西部遺址的原始晚期植物遺存研究》（Late Archaic Plant Remains from West-Central Kentucky：A Summary, 1982）、《東亞植物馴化研究》（East Asian Plant Domestication, 2006）等。

加里·克勞福德

克勞福德先生，能否談一下您為何選擇考古學作為自己的事業嗎？

加里·克勞福德：我很小就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上小學時，我有4年時間是在法國度過的，我父母對歐洲古代歷史很感興趣，他們常帶我們游覽一些老教堂和古堡。幾乎每個暑假我們都會去參觀一些歷史遺跡。有一年夏天我們去羅馬，途中正好路過一處正在發掘的考古遺址，看到古羅馬的街道和立柱就在我腳下三四米的地方，我感到非常震撼。這次經歷讓我明白，我們可以親眼目睹過去的歷史，而不用通過別人轉述。考古可以發現歷史的觀念也在我腦中油然而生。上中學后，我很喜歡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學。不過輔導員說我的興趣測驗結果顯示，我對考古學感興趣。進了高中，我覺得考古學只存在于埃及、羅馬等地，加拿大沒有考古學。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的考古學家屈指可數。到了70年代我上大學時，加拿大考古學已日益壯大，多倫多大學就有幾位出色的考古學家，所以我選擇去多倫多大學攻讀考古學，并將考古學和生物學結合起來。在多倫多大學，我開始了系統的考古學專業學習。

您是如何成為一名史前植物考古學家的？

加里·克勞福德：這個要從我們辦公室的考古學家說起，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研究興趣點，陶器、石器、青銅器或地理信息系統，而我主要偏向于植物。當然，我有自己的研究項目，我也參加發掘，但更側重生態學問題的研究，比如：農業、狩獵采集活動等。我選擇植物考古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來自我對生物學的興趣，此外，受家庭因素影響，我酷愛大自然和戶外運動。從法國回到加拿大后，我父親依然經常帶我們出去露營或徒步旅行，一去就是一兩周，旅途中我們需要自備食物，我意識到，如果不具備一些動植物方面的常識，在彈盡糧絕時將難以生存。所以我學習了一些植物學基礎知識，比如：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不可以，它們又各有何種用途，我還閱讀了原住民如何使用植物的一些書籍。除此之外，在高中時我和幾個朋友成立了一個叫作“out world band”的戶外社團，旨在培養個人的野外生存能力，社團里會有一個教員教我們如何辨別植物。

上大學時，我修了一門植物學課程。學習植物的種屬和結構，還要采集植物標本做進一步研究，非常有意思。但是作為一名考古專業的學生，我也很喜歡考古學，這讓我很矛盾。我想我應該能找到將考古學和植物學結合起來的方法。我的一位考古教授告訴我，兩者可以兼得。這位教授介紹我認識了一名在博物館工作的植物考古學家，他曾與歐洲著名植物學家漢斯·海科拜克（Hans Hacbek）共事。我開始向他學習植物考古，并樂在其中。另一位考古老師告訴我，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考古學家就必須做到術業有專攻。他說這番話時是20世紀70年代初，那時還不太有人做植物考古。他說，如果我能致力于這方面研究，將來必定能有所建樹。他的鼓勵再次堅定了我學植物考古的決心，我的課程計劃兼顧了考古學、生物學和人類學，并最終進入研究所深造。

在您的學習和成長過程中，曾經有哪些人對您產生過影響？

加里·克勞福德：我的博士導師理查德·雅爾耐（Richard Yarnell）教授對我影響最大。他即將獲得美國考古學終身成就獎，此獎項非他莫屬。他培養了很多北美的考古學家和其他地區的留學生，他的理念對日本、中國和韓國考古都有直接影響。他不光教授我們很多專業知識，還教會我們如何辯證地看問題，怎樣注意措辭，如何把握主題等。他對學生們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引導我們體會做研究的樂趣。

考古學家派蒂·喬·瓦岑（Patty Jo Watson）也教了我很多東西。她主要研究北美考古，也做一些中國的研究。她對考古鉆研得很深，并將所學慷慨地傾囊相授。在她主持美國肯塔基遺址的研究項目中，我們共同研究美國東部和北部的農業。這個過程中，我從她那里學到很多。

另一位是我的日本同事吉崎昌一。許多日本考古學家并不認為他是一位考古學家，因為他不做發掘，也不做技術性工作。但是他游歷過許多國家，深諳世界考古學，并與世界許多考古機構有聯系。他總是能辯證地看問題，認識到新技術的不足。我們倆談得很投機，他采納了我的很多建議，并應用于日本的考古實踐。可以說，要是沒有他，我沒法圓滿地完成在日本的工作。

還有文化人類學家斯蒂芬·珀尕爾（Stephen Polgar），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人口學，我所有的人口學知識都是從他那兒學到的。他是一個善于思考的人。遺憾的是，我博士畢業前他便過世了。

我高中的英語老師對我影響也很大，他是一個后現代主義者。他教我們讀詩歌、文學巨著，并讓我們讀作者的生平事跡。從那時起，我開始讀一些大文豪的自傳。以至于后來我讀考古學著作時，總想了解作者的信息和他寫作的動機。我上課時也盡力讓我的學生了解考古背后的人與事。

總之，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幫助我的人很多，不能一一列出。

您對北美的生業經濟做了很多研究，尤其是在安大略和肯塔基遺址，在北美和東亞的對比研究中，您有何收獲？

加里·克勞福德：首先就考古材料而言，日本的考古材料與北美同期的考古材料有點相似。當我在日本做論文時，我發現這里的植物遺存與我在北美的研究材料很類似，比如都有小型禾本科植物，沒有雜草等。當然兩者還是有細微的差別的，如北美的樣品里有堅果，但在日本沒有發現。在漫長的遠古時期，即使北美和日本的考古學文化截然不同，但兩者在林地植被的使用上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其次，兩者經歷的變化也有可比之處。公元前1000年左右，日本處在繩文（Jomon）文化末期，盛行土木工事，修筑了一些石圈。這在北美某些地方同時期原住民文化中也有，但是流行的時間非常短暫。我們發現，阿依努（Ainu）人經營一種混合經濟，有狩獵、采集、漁獵和農業，這與北美同時期原住民的生業模式很像。最后，我研究的日本和加拿大遺址在緯度上也基本一致。所以我能夠輕而易舉地鑒定北海道的植物遺存，因為這些植物在加拿大也有。

但是中國和北美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考古研究超出了我能力所及的范圍，因為我對中國的考古材料不熟悉，它與加拿大的考古材料差異太大。加拿大的遺址文化堆積很淺，有些文化層僅10厘米厚，文化變遷程度較小。但中國遺址的文化堆積往往很厚。在對中國和加拿大的考古材料進行對比時也很難發現共同點，不同點反倒很明顯。陶器、村莊在中國出現得很早，但在北美安大略遺址出現得較晚。我們也沒有在加拿大發現像早期中國那樣的大型聚落。冶鑄技術也不一樣，易洛魁人中世紀以后才在加拿大居住，他們不懂冶煉技術。所以對北美和東亞的考古材料進行對比分析非常有意思，需要我以不同的思維來研究。

您早在1974年便在日本開展合作研究，能談談您所取得的成果么？

加里·克勞福德：我想先談談遺址。做日本繩文時代的研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不知道繩文文化在日本北部何時結束。但在日本南部卻相對清晰，該區繩文文化被后來的彌生（Yayoi）文化所取代。彌生文化的農業是傳統的亞洲農業，種植大米、小麥和大麥，并在日本由南向北傳播。而這一時期在日本北部依舊是繩文文化。這便提出了一個問題，繩文人與其后的阿伊努人之間到底有何關系？阿依努人到底是怎樣的人？考古材料中關于這群人的記錄怎樣？現在已經普遍認為擦紋（Satsumon）文化是阿伊努人的直系祖先。恰巧日本北海道大學的校園建設需要進行搶救性發掘，所發掘的遺址大多屬于擦紋文化。發掘領隊正好是我在日本的導師，這讓我能對擦紋文化做深入的研究。

我的日本導師在其中一處遺址進行浮選，發現很多植物遺存。他的同事在一份浮選樣品中看到了疑似大麥的種子，馬上給我打電話告訴這個消息。我聽了以后非常興奮，于是便開展了這個研究項目。我觀察了所有浮選樣品，在近1000份樣品里不光有大麥，還有雜草、小麥等。這一結果出乎我的意料，因為在此之前的所有教科書都說，這一時期的北海道還處在狩獵—采集階段，沒有農業，古籍也記載北海道最初是狩獵—采集經濟。所以我開始做擦紋文化的研究，尋找相關的考古材料。

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界提出了富余采集者理論，有關這個理論的一本書正好用了繩文文化的材料，繩文文化進一步佐證并推動了這個理論。但是我們的研究結果卻與這一理論相左。我們發現，這一時期的人有漁獵—采集行為，但他們也種植一些傳統的重要作物，如紅豆、大麥和水稻等，這便可以反駁富余采集者理論。但日本北部的農業復雜化過程依舊困擾著我們，這一過程到底對阿伊努人產生了什么影響？為了撥開這些迷霧，我們開始在記載阿伊努的文獻中尋找線索，最終發現，將阿伊努人表述為狩獵—采集者的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在許多關于阿伊努文化早期的文獻中已有農業記載。但為何會將他們看作狩獵—采集者呢？我想可能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對阿伊努人的研究是在日本殖民時期之后才展開的。日本人迫使阿伊努人背井離鄉去當漁民或礦工，后者原本的生活方式已經被完全破壞了，他們研究的是被破壞了的阿伊努人的生活；二是日本在19世紀初通過的一項法律讓阿伊努人變成了農業人口，故而許多學者認為，在這項法律通過之前，阿伊努人必定沒有農業。20世紀70年代，兩位人類學家已經駁斥了這一觀點。他們認為，這種情況可能與日本當時開展的一次人口普查有關。在人口普查中有一欄要求填寫居民職業，但是所列職業選項并無狩獵—采集這一項。對阿伊努人的職業檢測表明，阿伊努男性是典型的狩獵—采集者，女性則種植一些農作物，但女性職業不在普查范圍之列。為了應付普查，阿伊努男性不得不在職業上選擇農民。現在，考古學告訴我們一個真實的阿伊努人的生活，他們不光有狩獵—采集活動，也有自己鮮明的農業。

關于日本考古，您在2008年的《世界考古》雜志上發表了《論農業初期的繩文文化——兼與松井、金原和皮爾森先生商榷》一文，您能談談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么？

加里·克勞福德：從最近的研究看，繩文文化的人是狩獵—采集者還是農民，這個問題仍然存在爭議。我們在做了大量有關農業的系統研究之后，仍未能發現兩者間的區別，這令我倍感失望。許多學者在做日本考古研究時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即這個群體是不是狩獵—采集者？考古學家已經發現，某些狩獵—采集群體會兼有管理和馴化植物的行為，但他們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我們把這些人群叫作中間模式。繩文文化的人群就是典型的中間模式。所以，我撰文回應了這一持續了三四十年之久的爭論。

有篇文章對我的觀點進行了反駁。此文認為多年來我在北海道的工作都在試圖證明繩文文化已經有農業，我并未說過這樣的話或發表過相關文章。事實上，我在90年代初發表過一篇文章，認為繩文文化有一個穩定的生態系統，沒有農業。如今我自己已經推翻了這個觀點，所以說我是可以改變自己的想法的。科學家不會試圖去證明什么，他們只是檢驗自己的觀點，提出假設，然后驗證假設。文中我提出了至少三個假設：一個是繩文文化有農業，一個是沒有農業，另一個是他們是生態系統的管理者，圍繞這三個假設我展開了論述。

我覺得撰寫此文的目的就是糾正人們認為阿伊努人是狩獵—采集者的觀點，不能將阿依努人和狩獵—采集者作比較。因為他們有農業生產活動，所以他們并不是賓福德所定義的采集者，而更像加拿大的易洛魁人，實行混合經濟，包括農業生產、狩獵、采集、漁獵等。易洛魁人有意識地照料許多作物，比如漆樹、樹膠、小米等，就像日本種植稗草一樣。我在這篇文章中建議，在分析農業問題時使用繩文文化的材料，并能對繩文文化做理性的討論。

您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強調要關注考古學中的民族主義，這個概念能給我們描述一下嗎？

加里·克勞福德：我舉個例子來說明吧。20世紀80年代我初次訪問中國，去參觀了半坡遺址。那里有一尊女性雕像，她不僅被認為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之母，也象征了原始的中國社會。所以中國人關于新石器社會的認識，就是那是最早的共產主義社會，人人平等，社會風氣純樸，女性主宰所有事情。半坡博物館對我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它不光是一個新石器的博物館，還是一個傳達中國社會主義理念的博物館，并且與中國70年代的政治有關。幾年以前，我去參觀河姆渡博物館，那里有一幅場景復原畫，是史前先民圍著火堆跳舞，那也是70年代的意識形態。那些博物館對我很有吸引力，在科學的層面之上，還有一個社會政治的層面。博物館的信息往往不是單一的。在西方的博物館里，比如在加拿大的博物館里參觀時，我就很難看到社會政治方面的信息，因為我自己就是這個社會中的成員。而當我旅行到其他地方時，比如中國和日本，就會清楚地看到更多信息，因為我不是身在其中。

所以說，所有博物館的建立都會具有政治或社會性的目的，無論是地區范圍的，還是國家范圍的，來幫助人們建立身份認同。

我最近看到您與哈維蘭等學者一起編撰的加拿大版的《文化人類學》課本，從一個中國讀者的眼光來看，可能感受不到它與已經譯成中文的美國版的差異。你們特地弄一個加拿大版，也是出于民族心態嗎？

加里·克勞福德：加拿大市場是很小的，所以我們編寫一本加拿大版的人類學課本并不完全是出于經濟的考慮。加拿大人口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在很多方面受到美國文化的控制，比如電視節目、廣播、音樂等等。這兩個國家就像兄弟一樣，非常接近，但美國是完全不在意加拿大的，美國的課本根本不談加拿大的事。當我做學生時，所有的參考文獻都是美國視角的。但是加拿大人對身份是很敏感的。我們每個人都會多少有點民族主義的因素。所以，對考古學和人類學而言，我們需要向學生呈現（的一面是），實際上加拿大人做了一些很棒的工作。首先，美式英語和加式英語有著很微妙的差異，我們做了一些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加拿大人的表達習慣。其次，美國課本里有許多關于美國軍事的參考文獻，許多重要的事件發生在美國，我們把這些都去掉了，用加拿大的案例來取代。另外，美國課本里介紹的學者都是美國人，可能會讓人覺得加拿大沒有學者一樣，我們換上加拿大學者的簡介，我們需要本地的榜樣。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國人用日本人寫的課本，你會覺得受到了冒犯，是吧？這是一樣的。當我們修訂第二版時，我重新撰寫了人類進化、新石器等章節，最后它就像一本新書一樣。有一個加拿大西部的學生寫信給我說，這本課本真是太讓人驚喜了，我原來完全不知道加拿大有這么多有趣的事，你們探討的對加拿大歷史極其重要的一個遺址是我小時候經常去玩耍的地方，我完全不知道它是如此重要。

民族心態大概是很普遍的，在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方向上會有什么具體的影響嗎？

加里·克勞福德：美國人類學家往往會選擇一種方法或理論，然后一條道走到黑，而加拿大人類學家則更加兼容并蓄。我們不會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而是更有彈性。加拿大人對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的中間立場引以為傲，而不是去做世界警察。在加拿大，有四五個學校的考古學系是獨立的，這跟英國或歐洲的情形很類似。但是在美國，考古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體質（生物）人類學是人類學的四大分支，我們把這稱為人類學的方法論。但在30年前，加拿大考古學家布魯斯·崔格爾（Bruce Trigger）就講過一個觀點，打破了這種理論。他認為植物學、動物學、歷史、政治等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去開創這些領域，而不是直接依附于人類學。今天的文化人類學跟三四十年前也完全不一樣了，他們關注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問題，很難跟考古學聯系到一起。加拿大的考古學家仍然像從前那樣思考文化人類學問題，這也是一個美國學者跟加拿大學者之間的區別。

您與中日韓學者都有過考古合作，他們在考古活動中也體現出不同的民族差異嗎？

加里·克勞福德：東亞的考古學家大多沒有接受過真正的人類學訓練，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在北美，我們大多研究原住民。當我們來到東亞，探討關于北美原住民的問題時，東亞考古學家會感興趣，但是相關知識知道得很少。在東亞和歐洲，從史前到歷史時期是延續的。而在美國和加拿大，考古學家大都是歐洲人，我們跟研究對象之間沒有個人的聯系，所以會以一種比較非個人的視角來看待材料。在18、19世紀，早期考古學關注的問題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原住民是誰，如何正確地認識他們？在19世紀晚期，歐洲人向日本、中國、印度等地殖民，這迫使學者提出了很多大問題：他們是誰，為什么跟我們不同，為什么中國發展出了青銅器和中央集權？當然，那時的學者持有非常歐洲中心的觀點，認為所有東西都是從一個地方起源的。歐洲學者的足跡遍及全球，他們傾向于考慮進化的大問題。

東亞的考古學跟北美的古典學很像，比如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學等，他們研究很多文本內容。中國對夏商周時期的研究就跟古典學很像，同類型的在韓國是對無文時代和三國時代的研究，在日本是對古墳和平安時代的研究。比如，甚至在日本彌生時代的遺址中都發現了中國銅鏡，被作為斷代的依據，這跟古典學的路子是很像的。以前日本的考古學研究強烈地依賴于中日韓三國文獻之間的相互印證和交叉斷代，所以日本考古學家對測年不感興趣，而現在他們用放射性碳斷代技術對材料做了測年，結果年代被提前了。日本的青銅時代始于公元前900年，盛于公元前500年左右，這是最近的研究結果。

我們知道，日本考古學家對中國的考古一直有濃厚的興趣，而且熱衷參與中國的田野工作，反過來卻不是。這是為什么？

加里·克勞福德：這里面有民族主義的成分，但實際上很少有日本考古學家到日本以外的國家去做考古，相對全日本的考古學家人數而言，的確有一些，但總數確實很少。日本考古學中的一個大問題是日本人的起源，為了了解日本人的起源，當然應該去了解中國和韓國。日本考古學家即使在國外做考古，比如在中國，仍然是為了解決他們自己起源的問題。然而，年長日久以后，他們來中國的原因開始有所變化，所以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有些日本考古學家后來就研究中國了？因為他們發現了有趣的問題，他們跟中國考古學家建立了友誼、學習了語言，所有這些都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最初來中國是因為研究日本人的起源等問題，但是留下來研究中國卻有著別的原因。中國真是極其有趣，用英語里的一個詞來講，就是你“上了中國的鉤”（get hooked）。

我在日本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從日本轉向中國是很自然的。舉個例子，我們在日本北部發現了農業的證據，在這個考古遺址的材料中，我們發現了一般能在東亞找到的所有作物，有粟、黍、大豆、赤豆、小麥、大麥。我的問題是，這些東西是怎么來的？要去研究這些物種的歷史，就必須來中國。1986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發現中國實在太有趣了，在中國有好多考古工作可做，慢慢地，我就不去日本了。我開始頻繁地來中國，中國變成了我學術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最初來中國的原因跟日本考古學家是很像的，但是后來我在中國有了越來越多的朋友。

中國的皇陵被發掘和盜掘很多，但日本的古代皇陵卻受到嚴密保護，且不允許本國和外國的任何考古活動。這種極端的反差除了文物保護的因素外，有沒有別的理念和思想、身份認同上的因素？

加里·克勞福德：是的。不過，我最近聽說日本有計劃要發掘一兩個這種大型墓葬。他們保護墓葬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問題，因為只能發掘一次，不能出錯。中國的秦始皇陵是一個類似的例子，現在它被很好地保護著，打開它就會毀壞陵墓，我們沒有權利這樣做。在未來一百年內，保護與發掘技術會好得多，所以可能一百年后會是更好的時機。但問題是，為什么我們要想著去打開它呢？我不認為世界歷史或人類生存依賴于這些皇陵，所以保護是相當重要的。多年前，日本強調保護皇陵，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保守秘密。日本皇室被假定是神的后裔，所以日本皇室起源的神話需要受到保護，但真相恰恰就在這些陵墓當中。比較危險的事情之一是第一位皇帝有可能來自朝鮮半島，但我們必須知道這個嗎？在日本，另一個比較復雜的情況是，今天皇室依然存在，所以皇陵仍然屬于皇室，這樣的話，發掘就變得很棘手了，你必須得到皇室和政府的許可才能發掘。情況現在有所變化，技術也準備就緒，日本有發掘皇陵的計劃，他們意識到這些遺址的科學價值比政治價值更加重要。

您很早就與張光直先生合作研究中國的考古材料。張先生晚年特別想找到夏文化，他在山東、河南找了很多地方，但很多人不認可他的工作，認為這是徒勞的。他是不是出于一種民族情結和心態？

加里·克勞福德：我曾經跟他一起旅行，后來到他的寓所拜訪過他。但那時他已經病得比較重，說話、行動都很困難。所以我并不知道他做這些研究的動機。但是，顯而易見，他是受到要理解中國文明起源的強烈的自我驅使。他對此很有熱情，而且激勵他的學生。我曾經跟他的幾個學生一起工作過，比如戴維·科恩（David Cohen）、冷健，我們都由衷地欽佩他。可惜的是，張先生的項目由于他的過世而中斷了，臺灣方面收回了研究經費。

對于考古學中的民族主義，一方面要積極地評價它、贊賞它。考古學家都是自身文化的產物，在考古學中要做到完全客觀是不可能的，這跟計算機、化學這類學科很不一樣。另一方面，這種心態也可能是非常危險的。比如，當政府推動考古學家去創造支持他們的信息時，這就非常危險了。納粹德國是一個例子，他們用考古學來支持納粹主義的思想。在這些情況下，考古學家就要非常小心如何去應對了。

這說明，我們對考古工作應該更多地從科學的角度去評判。除了納粹德國，在最近幾十年中，其他國家有沒有類似的例子？

加里·克勞福德：我想到了日本舊石器考古中的藤村新一造假的事件。中國的舊石器考古記錄可以追溯到很早，而日本的考古記錄不會早于距今45000到35000年前。藤村新一是一個業余的考古愛好者，他加入了一個專業的考古隊，跟他們交朋友、請吃晚餐、買飲料，而且他還表現出有能力在遺址當中發現有趣的東西，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材料。日本考古學家在尋找比距今40000年更加古老的材料，跟中國比誰更早。每當他們到一個遺址工作，藤村都會發現一個幾十萬年的古老地層，他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石器，漸漸有了“神手”的美譽，不斷發現讓日本考古記錄提得更早的材料，多年來很少有人懷疑他。我的朋友皮特·布里德（Peter Bleed）曾與藤村一起到日本北部的一個遺址工作。藤村的發掘單位就在皮特的旁邊，皮特沒有發現任何東西，而藤村卻發現了漂亮的石器工具，然后大家都說藤村是一個偉大的考古學家，而皮特不是。有些日本考古學家私下非常懷疑，日本《每日新聞》調查了這件事，他們跟蹤了藤村，躲在灌木叢里架好了攝像機，發現藤村從口袋里拿出一個小包，挖了一個坑，把人工制品扔進去，然后又埋起來。丑聞于是曝光。

問題在于，為什么日本考古學家群體相信這些東西，他們為什么沒有質疑他？只是因為他們希望他這么做。我有些日本考古學家朋友曾經跟藤村一起工作，他們沒有參與造假，但卻為此承擔責任，失去工作。我覺得他們應該是知道藤村造假的，只是睜一眼閉一眼，縱容他這樣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訓，科學就是要保持懷疑的精神。

另一個例子是奧地利與意大利爭奪冰人的歸屬權。冰人屬于新石器時代，阿爾卑斯山的高海拔環境對它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但它被發現的地點在奧地利和意大利的邊境。我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我們研究的最古老的遺址是印第安原住民的遺址。我們要很小心地對待處理材料的問題，因為印第安人把自己看作是國中之國。特別是他們的墓葬，我們考古發現的印第安原住民的骨骸必須歸還給現代的印第安社群。每當我們發現印第安人的墓葬，就需要與最近的印第安社群就如何處置的問題進行協商。一般來講，如果要對骨骸做科學分析的話，那必須要很快完成，然后重新埋葬。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沒法對骨骸進行分析。在這個意義上，讓我們覺得有點像是在另一個國家做研究，因為我們需要獲得原住民社區的許可。

您曾參與電視系列片《零基礎學考古》（Archaeology From The Ground Up）的相關工作，您是如何看待公共考古學的？

加里·克勞福德：公共考古學首先強調的是教育問題。我們太缺乏對公眾的考古知識普及，我們需要教導大眾如何辯證地分析他們所閱讀到的考古信息。考古題材的文學作品非常暢銷，內容包羅萬象，然而我們需要做一些教育工作，還原真實的考古。我曾參與1988-1989年一個電視系列片的相關工作。這個系列片分為5個部分，主要內容是簡單地向公眾展示一項考古工作是怎樣完成的，每集約5-10分鐘，講述一些最典型的考古問題，比如什么是碳十四測年等。如果你把這個系列片從頭到尾全看下來，就能大致了解考古工作的全過程。這是一個向公眾解釋考古材料背后情況的好例子，能較客觀地詮釋考古材料。

當我們在公共區域發掘時，會有很多公眾來參觀。與其將他們趕走，不如用一種積極的方法引導他們，比如在發掘區開辟一些專供參觀的區域。參觀者中有時會有盜墓分子，我們需要多加留心。當我們以一種教育的目的來對待每個人的時候，我相信很多人會成為我們的朋友。在北美有很多這種例子，比如為高中生舉辦考古夏令營，讓他們和考古學家交流。在加拿大，考古課是學校的通選課，我們很注意考古通識教育，告訴青少年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加拿大原住民的歷史就很悠久。在日本，考古教學是教育體制的一部分，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十分顯著，與中小學教學都有聯系。其次，公共考古強調遺址保護和文化資源管理。考古學家有責任保護遺址，但是我們不可能一直待在遺址上。所以只能向公眾宣傳遺址的重要性，呼吁他們加入到保護遺址的行列中來。最后，公共考古認為考古能夠對經濟和政治產生影響。在經濟上考古能刺激旅游業的發展，當地政府可以利用考古資源吸引游客以提高財政收入。有時考古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在北美洲，加拿大和美國政府有爭議的領土，其考古材料就會變得很敏感。又比如，歐洲人移民到北美洲的時候侵占了原住民的土地，與印第安人簽署了一些長達幾世紀之久的土地租用契約。當我們的考古發現說明許多契約具有欺騙性質時，考古的政治色彩便凸顯出來。考古學能解決很多諸如此類的問題。

您是何時轉入中國考古研究的？在中國的考古項目又是如何展開的？

加里·克勞福德：我覺得我在中國的研究過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1986年，我正在日本做研究，我的日本導師所在的研究機構跟哈爾濱考古機構有聯系。哈爾濱正好有一些舊石器時代的研究項目，我們曾邀請他們到加拿大做過這些遺址的相關報告，后來他們邀請我和我的日本導師來中國，也希望我考慮一些中國的研究項目。那時中國正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實行一套全新的制度，我感覺它充滿朝氣和活力。哈爾濱的考古機構也極力希望同日本和加拿大的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系。他們的考古工作者帶我們去了很多地方，比如上海、西安、北京和哈爾濱，他們很慷慨地向我們介紹了很多中國文化和考古工作。1986年我的首次中國之行，讓我思考了很多東西。

（2）我在研究日本北部農業復雜化進程時，就很想知道這個復雜化的歷史，為此我讀了一些中國古文獻，才知道我對日本早期農業了解得太少。我讀過一些非常好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密歇根大學中國歷史學家何炳棣寫的。他的文章提到記載中國農作物的典籍，這是一個堅實的植物考古證據，能幫助我了解日本農業的歷史。哈爾濱的同事帶我參觀了一些遺址，其中一處是黑龍江的白金寶遺址。我在一處房址采集了浮選樣品，并用水桶傾倒法處理了這份小小的樣品，發現了小米。據我所知，這可能是在中國進行的首次浮選。

（3）到1988年，為參加半坡博物館成立三十周年會議，我再次來到中國。1990年，張光直先生在河南開展了一個研究項目，此項目的所有浮選工作都是由冷健完成的，她也做了一些潁河的研究工作。冷健住的地方離我家很近，她在加拿大時曾拜訪過我。我在廚房向她展示了如何做浮選，她隨即將浮選方法應用到河南的幾處遺址中，這些遺址的浮選樣品都很豐富。我現在還在幫她做這些樣品的分析。劉莉在河南也有一個大項目，我開始與她合作，那時我在加拿大的學生李炅娥也轉入到這個研究項目中，她和劉莉做了大量工作。

（4）與此同時，山東大學的方輝教授來到加拿大，我向他展示了我們做的工作，他對浮選法很感興趣。那時，我正在加拿大主持一項發掘，方輝和我們共同工作了幾天，經他引薦，我加入到山東大學在日照的研究項目中，也幫助山東大學建立了植物考古實驗室。很榮幸，2003年我被山東大學聘為立青學術講座教授，使我經常有機會來山東大學講學并做實驗分析。近些年來，我曾多次訪問山東大學，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東亞考古”和“植物考古”等課程，并與方輝教授聯合指導了陳雪香博士的論文。我參加了山東大學主持的兩處重要遺址的發掘，承擔了其中植物遺存的分析與研究，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我們的合作關系將會持續下去。

您對中國這些年的考古工作印象如何？您對在中國做研究有何感受？

加里·克勞福德：我對中國的考古工作很樂觀。中國的考古材料異常豐富，我們需要對材料進行細化研究，這個過程我從中國同行身上學到很多。我看到了中國考古學80年代以來經歷的巨大變化，這讓我驚嘆不已。中國的考古同行思想開放，樂于合作，考古工作蒸蒸日上。然而，我也注意到一個問題，中國的考古同行有點過于注重合作研究。在加拿大，我們的研究也會面臨很多問題，也有很多好的項目需要共同研究。但是我們更喜歡獨立工作，不會將所有人的精力都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長久以來，中國考古都特別關注農業起源問題，我們也會探討類似問題。在加拿大，如果有人提出做農業起源的研究，他的同事會說：“這很好，那你來做吧。”這和中國的考古很不一樣。當我和中國考古學家討論某些事情或進行交流時，我發現我們之間還是存在一些文化差異。但是我和山東大學同行們合作得很愉快，因為山東大學的考古學家思想前衛、知識淵博，總能為項目提供很多好的意見，讓這些項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工作之余我們經常交流，在這個團隊中我們互相學到了很多，我們的合作應該是國際考古合作成功的一個典范。

有關世界農業起源和中國農業起源的問題，您的主要觀點是什么？您覺得我們下一步還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加里·克勞福德：農業起源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要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看待這個問題。不要陷入單一理論研究，不能簡單地用人口壓力說或環境改變論來解釋。作為科學家，我們需要知道相互關系并非因果關系，這幾個理論是一種相互關系。農業起源這個問題多年來也一直困擾著我，我是在做日本繩文文化研究時開始注意這個問題的。一開始我認為繩文時代的人都是狩獵—采集者，但后來我將其糾正為中間模式。這種關系確實很復雜，它讓我以不同方式思考農業起源的問題。

首先是如何定義“農業”這個詞。只有從不同角度理解農業，才能以一種開放的心態看待人類對動植物的使用問題。有些學者贊成用馴化植物的存在來定義農業。但我認為植物的馴化并不是農業的一個主要指標，它只和農業發展有關，因為在部分案例中，馴化作物比較容易發現，但在大多數案例中它并不容易辨別，所以我們不能用馴化植物來定義農業。這有點像個笑話，一個小偷在深夜里丟了車鑰匙，他一直在燈下找而不是在丟的地方，因為他說只有在這里他才看得見。作為考古學家，我們不能只在燈下找鑰匙，就像用能辨認的馴化作物材料來定義農業。我們應當去探索證據并不很明了的領域，需要做淀粉粒、植硅體等一系列分析，尋找更好的方法來看作物是否被馴化。這很難，但我們必須做。我們應該注意作物馴化特征明顯之前的那個階段。在中國，這個階段主要在更新世末。我們得努力尋找公元前7000年以前的相關證據，所以要更關注舊石器時代的材料。農業不是人們一夜之間完成的，是不經意間的結果，它有個很漫長的過程，但也不是像五年計劃一樣被古人有步驟地改變。古人做一些改變可能是為了維持當時的生活和文化。所以我覺得古人可能是在生活較富裕的條件下進行改變。北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里只有幾處地點發現馴化作物，我們并未發現任何人口壓力、氣候劇變的證據，但最后農業還是出現了。而且出現馴化作物的幾個地點的生活并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所以，我們不僅要研究已有明確農業證據的這個階段，也要研究它之前的那個階段。理解這兩個階段的自然環境和人類生態系統情況之后，再來回答農業起源這個問題。

在中國，我們也需要這樣做。首要的工作是摒棄過于簡單的解釋理論。其次是要研究人類聚落，因為人類是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一環。人類的定居行為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并直接導致了農業的產生。我們可以從一些具有季節性變化特征的材料著手，因為它能幫助我們理解人們使用它們的時間，是使用了一個季度，還是幾年？這樣可以幫助確定遺址的使用時間。

您對植物考古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浮選儀的改進、農業起源的探討等。您如何看待未來植物考古的研究方法和前景？對中國的植物考古研究有何建議？

加里·克勞福德：我認為一定要堅持浮選法，也希望日后你們能對它做出改進，以便它能適用于不同條件的遺址。浮選法應該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篩子網目的孔徑應當盡可能地小，用小孔徑的篩子能讓我們發現大量微小的遺存，如雜草以及禾本科植物。當然，你也可以根據遺址情況靈活地改變尺寸，并無統一標準。毋庸置疑，植物考古是一個很年輕的學科，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對中國植物考古研究的建議：首先是采樣上對樣品數量和規模有靈活的把握。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他們認為植物考古研究專業性很強，所以經費預算往往受限。事實上這是一項很基本的研究，在所有考古研究課題中，植物考古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它的研究目標明確，即關注人類和植物的相互關系、環境等，所以植物考古研究一定要有足夠的經費。我認為，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最先要做的就是浮選。為了避免別人削減這方面的研究經費，植物考古學家最好能有自己的研究項目，獨立申請經費、支配經費。多年來我在加拿大都是親自主持課題。其次，我們應當多注意埋藏學問題，分析考古遺物是如何產生的。比如炭粒如何受火，在整個遺址中如何分布，又是怎樣在不同地層保存下來的。埋藏學對樣品地點、大小等都有很大影響，但這個問題在中國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我們需要研究不同地區的埋藏有何差異，而不是直接借用世界其他地區已有的成果。最后是注意方法論。植物考古研究需要更多的理論指導。有可能的話，最好在中國開展一些民族學研究，看看在現代農村中這些作物的生長過程，人們如何種植、使用它們。也可以嘗試一些新的理論方法，但是不要過于依賴新的科學技術手段。我發現，世界很多地區的學者以為用植硅體和淀粉粒分析等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所以放棄了浮選法。實際上這些方法各有優劣，是互補的。我覺得浮選法應該作為最基本的方法，然后再用其他方法做進一步研究，不能只用一種研究方法。我也看見有人批評浮選法，用其他方法取代浮選法，這讓我很不理解。正是浮選這項基本工作，才讓人們開始重視那些炭化種子。所以我希望在中國所有技術都能均衡使用，沒有偏頗。

最后，您對我們青年考古學家和考古專業的學生有些什么建議？

加里·克勞福德：考古專業的學生需要有自我分析能力，不能對所學知識持全盤接納的態度，要學會質疑。根據興趣大量地閱讀，盡量豐富自己的經歷。我常常告訴我的學生要抓住每個提升自己的機會，當你在人生路途中朝某一方向努力時，難免會有你意想不到的機會出現，為何不把握住這次機會呢？最完美的計劃也有可能出錯，所以不要錯過每個激發你潛能的機會。我做日本考古研究，也是得益于大學四年級偶然去日本的經歷，要是沒有此次經歷，我也不會多年來一直致力于阿依努人的生態系統研究。

還有就是盡量全面學習，不要過早地專攻某個領域，否則專業研究也很難達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全面學習意味著你要懂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考古學迫使我們盡可能多地了解人類文化。

【本文初發表于《南方文物》2012年1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略有增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李水城教授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