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細細勾勒，人人都是傳奇。“歷史縫隙里的人”旨在調動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撈歷史夾縫中的跌宕人生。

對于研究明清法律、財政、地方社會的學者而言，黃六鴻這個名字一定不會陌生。他以親身經歷撰寫的巨著《福惠全書》，是清代部頭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官箴書,康熙以降盛行坊間，被兩百年來的官員幕友奉為金針，也是當代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至于廣大歷史愛好者，凡讀過史景遷名作《王氏之死》的，想必也能對此人留下一些印象。那位不堪生活重壓與人私奔，最后慘死在丈夫手中的村婦王氏，就是黃六鴻在山東郯城縣任上的治下子民。全書展示著天災不斷、暴力橫行、刀兵盜拓的清初基層社會，惟有秉公斷案的黃知縣，算是這昏暗天地中的一抹微光。雖然《王氏之死》的描述，都來自《福惠全書》的陳說，必定摻入黃六鴻自我標榜的成分，但其勤政愛民、讞獄有方的能吏形象，確乎就此樹立起來。

黃六鴻在知縣任上政績卓著，官卻做得不大，其人以吏干著稱，并無經史、文學領域的名氣。這樣的人物，雖有官箴名著可充門面，其歷史形象卻往往是工具性的，很難以主人翁的姿態，進入歷史研究者與公共寫作者的視野。然而當我們跳出《福惠全書》框定的范圍，開始以“黃六鴻”為關鍵詞尋找歷史話題時，就會驚喜發現，他與他的至親——父親、妻子、女兒、女婿，都是如此經歷傳奇、個性豐滿。從個體生命發展史，到家族代際變遷史，他們被明清之際的大浪裹挾，卻從未甘做沉默無聲的魚鱉蝦蟹。

《福惠全書》書影

最是倉皇辭廟日

黃六鴻家族世居江西省瑞州府新昌縣，自稱北宋名賢黃庭堅后裔。其本支在明末發跡，代表人物是六鴻之父黃國琦。國琦字石公，號五湖，崇禎九年舉人，次年連捷成進士，歷任福建建陽、山東滋陽知縣。讀書的秀才一經入仕，就要擔當起主政一方、保境安民重任，其難度可想而知。在這一點上，黃國琦顯然有些超乎常人的天賦，是個亂世中隨機應變、力行有為的能人。從史籍對他的評價來看，親友后輩諛以“文章忠節聲名遍天下”，顯然名實不符；而方志中稱贊的“倜儻有聲”“少負奇才”，卻并非全然虛美。譬如他初蒞閩北，鄰境浦城有巨寇肆掠，“憲檄國琦攝浦，單騎詣賊壘諭降，地方獲寧”。他在建陽“兩舉卓廉”，履任滋陽后，考績也列在最優。很快，黃國琦獲得行取進京機會，一條青云之路在他腳下鋪就。

與那些推崇“宰相起于州部”的王朝不同，明朝官制內重外輕，且職任的清要與否、升轉遲速，較當下的品級高低更加受人關注。京職中，翰林院、吏部、都察院、六科尤極清華之選，被時人呼為“四衙門”。其所屬的低級官員資淺而望重，全不將鄙拙外僚放在眼里。萬歷年間，即便以七品科道官外放從三品參政，當事人也會“裂眥攘臂，如不欲生”，可見仕途的內外懸殊，到了何種地步。不過，那些進士及第、年富力強、才干卓著，卻沒能謀得京職的官員，也無需就此氣餒。王朝在制度設計上，為他們留下一條快速上升通道——行取，即從科目出身的推官、知縣中擇其優者，保舉到京，由都察院、吏部等衙門考察、奏補，經皇帝批準后即可授為六部主事，或是科道要職。這些通過行取路線補授京職的官員，如腐鼠一躍而成鹓鸞，真使宦海中人翻有登仙之羨。

崇禎十七年春天，春風得意的黃國琦進京面圣。外官行取本是吏部的常規工作，不需要皇帝出面。但此時的明王朝已經風雨飄搖，崇禎帝求治心切，對于民情練達的行取官員，都要親自接見、量才授職。同列三十三名官員中，黃國琦位居班首，三月十六日，在紫禁城中左門受到皇帝召見。對于這些品秩低微的新面孔，崇禎帝也汲汲惶惶，迫不及待地詢以剿寇、安人心、生財足用辦法。雖是三十三人依次奏對，但《實錄》專門點出黃國琦的名字，說他“言稱旨，即授兵科給事中”。《國榷》較詳細記錄了黃國琦的奏對內容。譬如提到剿寇一節，黃對曰：“賊之驕，招撫誤之也。”問生財之法，對以：“大概加派捐助俱非也，皇上當搜內帑資外費。”再問用人之道，則稱：“天下未必無人，但人未必為用耳。”

當時只道是尋常，誰能想到，這樣一場集體召對活動，竟成了教坊猶奏別離歌的引曲。沒等黃國琦從叨蒙知遇的興奮中緩過神，歷史的車輪就猝不及防地碾壓上來——皇帝忽接密報：昌平陷落，總兵官李守鑅自刎，闖軍縱兵焚燒皇陵。崇禎帝大驚而起，倉皇入內，群臣也隨即奉旨散去。

接下來的兩天，是大明王朝的至暗時刻：闖軍進入京城，皇帝斬殺后妃，在煤山自縊。一時天下大變，猶如海嘯洪流。對黃國琦而言，如果他尚在滋陽做知縣，或許還有觀望、南逃，乃至召募義士保境安民等多種選擇，至少可以與任上的親屬僚友一道商量；如果久任京職，大約也能事先得到消息，或留或走，預為籌劃。而他輕車簡從，內擢進京，驟然間國破君亡，何去何從，實屬萬難措手。

入清以后，在提到此際黃國琦的表現時，黃家晚輩以及方志傳記都進行了模糊處理，稱其“闖變南還”“奉母南歸”“移寓金陵”；而明季史書，如《國榷》《流寇志》《明季實錄》《小腆紀年》等，俱言其降闖、授偽職。至于所授之職，則說法不一，或稱揚州府尹，或稱吏部驗封司掌印。更有聳人聽聞的傳言：“賊破前門，給事中黃國琦迎降，為賊傳偽詔，令中軍持琴弦、綾帛入宮，達上前。帝已出宮，不得達。”（彭孫貽《流寇志》卷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頁）意指黃國琦不但主動迎降，且代李自成傳話，以琴弦、白綾逼迫崇禎帝自殺。《甲申傳信錄》則代為辯白，稱其考選進京，不至為此。

黃國琦是南方人，因為滯留北京而降闖，當然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很快，隨著闖軍潰敗西奔，他也擇機南下金陵。關于黃國琦在弘光時代的經歷，他家鄉的《瑞州府志》與《國榷》《明季南略》等史料記載截然兩樣。府志稱其闖變南還，受到史可法、王燮交章舉薦，授職任官。而明季史料不但將其舉薦人歸為跋扈貪鄙的江北軍閥劉澤清，還記錄了朝中御史激烈的反對意見：責其曾授偽官，不可復加重用。

事實上，身處瞬息萬變的大混戰時代，個人選擇往往模糊混沌，甚至根本無從選擇。褒貶的權力掌握在后人手中，而非其本身所能顧及。從時間線上看，崇禎十七年十月，南下的黃國琦被弘光朝廷免去從逆之罪，擔任水營監軍。次年四月，又將其官復原職，試兵科給事中。其時，清兵已經重困揚州，月余光景，多鐸即揮師進入南京，石頭城又見一片降幡。這不能不令人感嘆，兵科給事中一職之于黃國琦，簡直形同詛咒。

此后的黃國琦不再出仕，也沒有回到故鄉新昌，而是將全家遷至金陵，做起“地方利弊知無不言，當道咸貴重之”的體面紳士。順治十一年正月，降清大學士馮銓向清帝舉薦在野及獲罪士人中的“堪擢用”者，內中不乏郝浴、王崇簡、吳偉業等大名人，而排在最后者即是黃國琦。馮銓奏疏中稱他為故明知縣，而非科臣、給諫之類，或許是刻意淡化他以兵科給事中身份降闖，及在南明的任職經歷，避免觸發清朝統治者的敏感神經。對于清廷的征召，黃國琦并未理會，這也使他免于侍奉三朝的譏評。

莫把彈章怨老黃

雖然本人終老林泉，但黃國琦支持兒子黃六鴻在清朝出仕。六鴻字子正，號思湖，生于崇禎二年，幼時隨父任在外。甲申易代之際，陷在京師的父親生死難料，束發之年的黃六鴻冒著障天烽煙，奉母奔歸原籍。順治八年，二十二歲的他考中江西鄉試舉人，此后會試不第，康熙九年選任山東兗州府郯城知縣。在郯城，他出其不意地擒拿了巨盜王可習父子，將這個三輔盜藪治理得井井有條，并由此聲名鵲起。康熙十一年，黃六鴻丁憂去職，釋服后改任直隸河間府東光知縣。他在兩縣任上宦績彪炳，并托賴于《福惠全書》流傳后世。對此，我們毋庸贅言，單看他知縣以外的仕宦與生活經歷。

康熙十七年，在知縣任上表現出色的黃六鴻獲得了和乃父同樣的機會——由外官行取進京，考選一等，升任六科給事中。作為諫官，給事中具有糾參百官職責，而黃六鴻履職中的最著名事件，是彈劾詹事府贊善趙執信等人國喪演劇。所演劇目，正是大名鼎鼎的全本昆劇《長生殿傳奇》。

《長生殿》由客居京城的杭州才子洪昇創作，前后三易其稿，歷時十年。康熙二十七年，這部句句凄絕、字字典雅的傳奇劇本告竣，一時間名班聚演、宮府盛傳，占據了梨園菊部的時尚頂流。這股熱潮延續到次年秋天，洪昇生辰前夕，內聚班伶人為感謝他帶來的滾滾財源，準備在其家中排演全劇祝壽，并邀請贊善趙執信、侍讀學士朱典、侍講李澄中、知府翁世庸、大名士查慎行（時名嗣璉）等齊聚一堂，為演出增光添彩。這群興味盎然的才子名士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其時正值孝懿皇后佟佳氏喪期。按照《大清會典》，皇后崩逝，內外官員百日之內禁止嫁娶、作樂。果然，樂極生悲的局面很快出現，諫官黃六鴻將與宴官紳一本參倒，請旨科以“大不敬”重罪。當年十月，在康熙帝親自過問下，洪昇下獄、趙執信等革職，“凡士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

關于《長生殿》大案的背后原因，一直眾說紛紜。有人稱康熙帝厭惡其以異族作亂、百姓流離劇情諷刺本朝，故此案可作文字獄觀之。事實上，洪昇南歸不久，《長生殿》劇本就在杭州刊印出來，朱彝尊等名流紛紛作序題詞。此后江蘇巡撫宋犖、江寧織造曹寅、江南提督張勇等深受皇帝信任的高級官員，更先后主持搬演全本《長生殿》，并邀請洪昇親往觀摩。可見其劇本內容并不觸犯皇帝忌諱，后續演出也未受到影響。還有學者將大案歸因于康熙中期的南北黨爭，稱洪昇與南黨首腦徐乾學、高士奇往來密切，北黨明珠等人借黃六鴻之手掀起大案，打擊南黨。筆者看來，如此說法也近于陰謀論式的猜測。洪昇名氣雖大，政治地位卻無足論；被革職永不敘用的趙執信是山東人，也和南黨無關；至于黃六鴻，案發時年已六十，三年后休致告歸，更無借助黨爭進行仕途投機的必要。

清人筆記論及此事，多采信“馬吊結仇”之說。即黃六鴻先自知縣內擢，以土產、詩稿遍送在京名士。禮物送到趙家時，趙執信正聚精會神與人打馬吊，瞥見饋贈之物，便不耐煩地脫口而出道：“土物拜登，大集敬璧”。被退回詩集的黃六鴻惱羞成怒，遂有糾彈觀劇諸事。當代研究者翻閱《康熙起居注》，又見吏部針對本案的題覆內有“其所參候補侍講學士朱典常斗馬吊”一句，猜測黃六鴻彈章中必有馬吊一事，可與“馬吊結仇”之說相互印證。（張宇聲《〈長生殿〉案件新論》，《管子學刊》2009年第2期）

趙執信文章冠世，成名最早，而性情傲岸，“士以詩文贄者，合則投分訂交，不合則略視數行，揮手謝去，是以大得狂名于長安”。康熙十八年，十八歲的趙執信中進士、得館選；也是在這一年，五十歲的黃六鴻行取到京，初為給諫。可以想見，如果真有吏干派老輩好名送詩稿，而少年翰林狂傲簡慢，“揮手謝去”場景，則黃六鴻的惱羞成怒確屬情理之中。不過，黃氏內擢與《長生殿》大案相隔十年，銜恨反擊，恐不待如此之久，也不會在彈章中特意強調馬吊小事。想來黃、趙結仇的具體時間、原因，未必盡如筆記所言，但黃六鴻以文示好反受其辱，繼而借端報復的關要大節，則雖不中，亦不遠矣。當然，本案發動，終究是國喪觀劇觸犯律條，或又撞上皇帝喪妻之慟的霉頭。故此士林中人一面惋惜洪、趙才華，大嘆“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一面也批評其疏狂散漫，怪道叫人抓住把柄，是謂“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

人的歷史面目就是如此詭吊，可以清晰，又格外模糊。在制度史、社會史研究維度，黃六鴻是當之無愧的能吏，《福惠全書》是堪為圭臬的杰作；而一旦轉換到文學史敘事，他便不可避免地被描述成失意才子的迫害者、皇家霸權的衛道士、黨同伐異的鷹犬爪牙，與曲中巨擘《長生殿》對立并傳。對于黃六鴻本人而言，這些后見之明雖不在他的預料范圍，但顯然，他對自己的京官生涯也顯得意興闌珊，晚年總結起來，不免得出“諫官不如邑令”的結論。

現代舞臺上的《長生殿》劇照

娘子軍傳娘子令

仕宦之外，黃六鴻的婚姻也頗有不同尋常之處。在家鄉新昌，他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位妻子——明末兵部侍郎、同鄉鄒維璉之女。不過，鄒夫人青年早逝，沒有留下子女。順治十二年，二十六歲的黃六鴻在山西大同與繼室張夫人訂婚。康熙十二年，夫妻二人生下獨女，后擇歙縣翰林吳瞻淇為婿。黃女、吳婿伉儷情深，是以黃六鴻與張夫人的諸多事跡，特別是張夫人英風颯颯的巾幗傳奇，均出自女婿《皇清待贈孺人繼室黃氏行述》一文的追憶。

張夫人是將門遺孤。崇禎十七年二、三月間，闖軍在山西境內勢如破竹，一路占太原、破寧武、過雁門，北上大同。時任大同鎮總兵姜瓖密獻降表，這座九邊重鎮很快便告淪陷。其時，姜瓖的前任總兵張峻尚在城內居住，他率領部分軍民登城固守，卻于事無補。城破時，張峻戰死，舉家男女投池殉難。第二天亂象稍定，張峻的姨父冒險來張家察看情況。在池邊，他發現有個孩童樣的身軀尚能動彈，救出一看，正是張峻十歲出頭的幼女。姨父母是高義之人，他們從戰場上覓得張峻遺骸，池塘內打撈夫人尸骨，收葬一處，以慰忠貞。此后又收養遺孤，熬過明清之際的戰亂光陰。十二年后，喪偶的南方人黃六鴻到大同訪友，在當地有扶危助困之舉，姨父母感嘆此人是個君子，遂將孤女相托，令其結為夫婦。

張夫人雖未親稟父教，卻繼承了將門遺風。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北伐金陵，戰船進抵南京城下，將有攻城之勢。八旗軍由北京南下前往增援，但遠水不解近渴，南京局勢一度極為緊張。城內人心思動，即便已經降清多年的漢人官僚縉紳，也意存觀望。這一年正值會試，不少江南舉人遲疑不肯北上，黃六鴻也同樣心存顧慮。張夫人判斷鄭軍無勝算，催促丈夫盡快啟程，以免被秋后算賬。果如夫人所料，鄭軍敗退后，清廷馬上調查當年未曾赴考的舉人，責其首鼠兩端，甚或疑為內應。

康熙九年，黃六鴻被選為山東郯城知縣。當時的華北地區多響馬巨盜，黃六鴻率領家丁擒其在郯之為首之人，隨后親往府城，向上司面稟。散落同伙以為知縣離境，城內空虛，遂糾合三十六寨之眾，準備劫城反獄。張夫人得到消息后毫無懼色，即刻代替丈夫擔當守城重任。她一面督派家丁在城內街巷巡邏，抓捕奸細，一面召集縣丞、巡捕等佐貳官員，布置防守機宜。在夫人的指揮下，官兵紳民群策群力，固守縣城十五日，盜賊見城內防備周密，只得放棄劫獄計劃，各自散去。事后，張夫人智勇雙全的女英雄形象，在魯西南地區深入人心，郯城紳士更將黃府家丁稱為娘子軍。

張夫人出身名家、聘嫁宦門，如果放在常態下的明清社會，更大可能性是成為一個端莊柔弱的閨秀、循規蹈矩的妻子。而身處群雄逐鹿、盜賊蜂起的亂世，面對嚴酷的生存危機，身為女性的她，卻表現出強勁的生命張力，其英略沉毅、審時度勢，絕不下于她的丈夫，以及同時代飽學廣見的男性士人。推而廣之，正是這樣的時代，錯綜復雜的政治局面、社會矛盾，將成千上萬個張夫人推到歷史前臺，在一次次生死考驗中，突破后人對于傳統女性的羸弱想象。

明末清初女英雄代表——石柱土司秦良玉的戲曲形象

誰似君家伉儷奇

婚后的第十八年，年過四十的黃六鴻夫婦生下獨女，是以“絕憐愛之”，六七歲時便為她延請名師，與教養兒子無異。和母親張夫人一樣，這位黃家姑娘也早早表現出審慎、明識、敏行的過人資質。不過，生長在承平時代的她，不再有機會成為娘子軍領袖，轉而將這些品質內化為治家之才、孝慈之心，在父女、婆媳、夫妻、母子等家庭倫理層面發揮作用。

黃六鴻就任京職的前幾年，將妻女留在金陵家中。康熙二十二年，張夫人身患急癥，不久病重離世。年僅十歲的女兒懂事異常，對母親侍疾以勤，居喪以哀，令一眾親友刮目相看。喪事辦完后，她給遠方的父親寄去情詞凄惻的親筆信，訴說無所依傍的思親之苦。見到女兒稚嫩的筆觸，黃六鴻且哭且憐，馬上寫信給金陵的親屬，請他們將孩子送到京城，父女團聚。接到回信的小姑娘當夜獨宿在母親臥室，悄悄檢點遺物、收束完好，保證重要物品一件不落交到父親手中。

黃六鴻驚嘆女兒的早慧，決定為她慎擇佳偶。康熙三十年，歙縣才子吳瞻淇雀屏中選，成了黃家的東床快婿。瞻淇出身皖南大族，其父吳苑是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他先娶同鄉名門女為妻，婚后琴瑟和諧。妻子病逝，瞻淇傷心不已，鰥居四年有余。為兒子不肯續弦之事，吳苑十分憂慮，多次勸說未果，直到黃女“賢而才”的盛名傳來，才將瞻淇打動。因為黃家“不輕許人”的名聲在外，吳苑力邀兩位聲望夙著的進士同年登門說媒。在媒人的美言下，黃六鴻親自約見這位嚶鳴以求窈窕的吳公子。二人一見如故，即便坊間有“家門鼎盛而女好不當為人作繼室”的說法，黃父也不為所動，當年十月即將愛女聘嫁吳生。

在丈夫吳瞻淇筆下，妻子至孝至賢，是吳、黃兩家族和睦美滿的關鍵因素。更難得的，是其孝其賢并非出于倫常規范、道德要求，而是慧根天成，飽含真情真性，兼具明達智理。她對父母感情純摯，每每因女子嫁從夫居，不能為雙親盡孝而傷感。她追懷亡母張夫人，閑暇時，屢次向丈夫說起母親的家族歷史、坎坷經歷，說到動情處，不免“涕泣隨之”。偕夫過金陵祭母時，更是聲隨泣下，哀感路人。吳瞻淇無緣拜見岳母，但記其事跡歷歷如繪，顯然是從夫人的日常交流中轉述而來。

對于老父黃六鴻，做女兒的更是惦念備至，雖南北相隔數千里而問安書信不斷。聽說父親經濟拮據，她就摘下自己的金銀首飾抵當周濟；得到珍饈佳果，也要先寄給父親品嘗。有一年，吳、黃夫婦乘舟過山東黃河崖，見當地有四女祠，用來紀念四位矢志不嫁、儒冠養親的漢代女子。吳瞻淇游祠歸來，戲問妻子事親至孝，怎么不效仿四女終身奉養，反肯嫁到自家？黃女不以為然，解釋說自己身為女子，即便不嫁，對老父也只能晨昏定省，照料起居，無法光大門楣、繼承宗祧，且要父親為自己的晚景擔憂。現在嫁得品行端正、建樹有為的君子，夫君以全力侍奉雙親，再以余力惠及我的父母，我借助夫君力量報答養育之恩，不是比不嫁更有益么。她邊說邊哭，隨即向丈夫提出：“吾父年六十尚未得子，他年有無未可知。顧吾母則長已矣，生于云中，歿于金陵，以忠臣之女而墓在荒煙蔓草中，余心恫焉。他日倘生兩子，從君乞一子居金陵，守吾母墓，是我于四女跡不同而心同也。”（吳瞻淇《皇清待贈孺人繼室黃氏行述》，《安徽歙縣吳氏家傳》，乾隆三十七年刻本，第五頁）瞻淇聽后深為感動，當即允諾。

吳父去世后，瞻淇攜全家寄寓蘇州，與金陵相去不遠。黃六鴻晚年來往兩地，常住在女兒女婿家中，享受外孫子女繞膝承歡的天倫之樂。女兒孝養備至自不必說，瞻淇與岳父雖為翁婿，而情同父子，連其弟也不禁感嘆：“是翁是婿之綢繆，是父是女之慈孝，余行人下多矣，未見其匹也。”黃六鴻中年喪妻，又無子嗣，但以愛女賢婿為寄托，亦得優游晚景，享八十五歲高齡而壽終。

相對于父母子女間天生而成的親密，作為兒媳，要想獲得公婆，特別是婆母發自內心的喜愛，顯然更屬不易。在吳瞻淇筆下，妻子對婆母的體貼無微不至，除了常見的先承色笑、茶飯不茍、善理家政、和睦親族外，其境界之最高之處，是支持丈夫淡薄爵祿，居家孝母以終天年。

吳瞻淇少年穎異，在科舉場上的表現也十分出眾。他于康熙四十二年高中二甲第十名進士，并由皇帝欽點，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是多少新進士夢寐以求的仕途起點，如果能趁熱打鐵，成為南書房近侍文臣，日后取高官得厚祿，盡在指掌之間。然而此時吳瞻淇的父親已經過世，他進京赴考前，老母牽衣相送，臨歧傷心。瞻淇連連寬慰，說自己如果中第館選，一定陳情告歸，不讓慈母久別懸念。蟾宮折桂之后，瞻淇只在翰林院停留了兩個月，便準備踐行諾言，告病回鄉。這一舉動令吳家親友大為震驚，紛紛責備他胸無大志，錯失了平步青云的良機。惟有妻子理解他的選擇，并溫言撫慰他略顯失落的情緒，說道：“凡人與朋友約，尚不可無信，況老母臨別牽裳之語乎？君年方富，居官之日長，暫歸以踐前言，何不可者？妾非不喜從君游宦，顧念姑在異鄉，豈忍舍之遠去？君歸不過恬澹耳，有人于此年方少而不汲汲于富貴，以視夫奔競而躁進者，豈不足挽回頹波乎？”妻子準情入理的開導，不但促成瞻淇母子團聚，也使婆母格外感動，常當面夸獎兒媳：“爾為名家女，果能知書史中大義”，又與同輩妯娌背后稱贊：“是真有姑嫜在念者。”

對于善解人意的妻子，吳瞻淇具有恩愛而兼敬重的雙重情感，視之為閨中良友。因為他既不出仕為官，又性情落拓不事生產，一家人在蘇州的生活，便很難撐起豪族的門面。妻子在娘家是獨生女，父母愛如掌珠，幼年鮮衣美食，日用充裕。嫁到吳家后日子相對拮據，卻毫無怨言，不但自己布衣蔬食、克勤克儉，還教導子女以淡泊惜福為念，不可縱欲攀比。當時蘇州地區有佞佛佞道的風氣，世家婦女尤喜重金齋醮布施。黃夫人對此很不以為然，她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浪擲錢財，崇奉二氏。“居吳門十余年，不茹素，子女有疾不祈禳，僧尼、道士絕跡無入門者。”這樣不合流俗的舉動，得到丈夫充分肯定。

若論學問廣博，“生平于書史略能涉獵”的妻子，固然不如翰林高第的丈夫。但對于經典深入淺出的品評見解，黃夫人卻常常高出一籌，令瞻淇自愧不如，盛贊其“有男子識見所不逮者”。夫妻倆生育了五子四女，孩子們到了讀書的年齡，就由父母親自教導。一家人的日常生活，總是展現為這樣溫馨的畫面：父親篝燈夜讀，為兒子講授經史，講到難懂處，母親從旁出一解語，便有一語中的效果。黃夫人最擅長的是品評人物，瞻淇稱之為“揣度機宜，與余上下，古今名言偉論層見疊出，實具高世之識。”因為愛中有敬，瞻淇很愿意聽從妻子的規諫勸導，“結褵至今二十四年，從無一語相齟齬”。

黃夫人一向身體健康，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作為四十二歲高齡產婦生育第九個孩子后，仍然強健如常。然而半個多月后，她忽然出現產后發熱癥狀，未及施以醫藥，便痰厥離世。瞻淇痛失愛妻，傷心慘目，卻礙于老母年近八旬，不得已隱忍悲慟，而淚水輒涔涔不能抑止。他為妻子撰寫了情感豐沛、娓娓動人的長篇《行述》，內容溯及岳父母兩個家族。可惜，瞻淇在《行述》中，只以夫人、孺人代作岳母、妻子的稱呼，沒能為兩個傳奇女性留下閨名。

從明季甲申到康熙末葉，黃家人用七十年時間，走完了由亂世到承平的代際交替。作為處在仕途上升期的崇禎朝官員，黃國琦目睹北京淪陷，親歷金陵易主，先降闖軍而復歸南明，最終在清朝統治下老于林泉。黃六鴻是遺民子弟，幼年遭遇離亂，卻較早參加了清朝科舉考試，并在社會秩序趨于穩定的康熙年間進入官場。擔任知縣期間，他整頓治安、與民休息，致力于地方社會的戰后重建，并取得顯而易見效果。行取進京后，他試圖融入更高層面的王朝政治，但效果不甚理想，反而誤打誤撞進文學史公案當中，留下一抹不甚體面的側影。張夫人是明、闖戰爭中的將門遺孤，她遺傳了父親的勇略，卻沒有延續對故明政權的認同——即便打著復明旗號的鄭成功兵臨南京城下，她依然敦促丈夫北上，參加清廷會試。異常艱險的戰爭環境，塑造了沉毅果敢的英雄女性，尤能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保境安民。

到了黃女、吳婿一代，改朝換代的陰影已經盡數散去，他們隨父宦游，雖然人生也不免坎坷，但最關心的無外乎科舉仕途、聯姻結媾、家族延續。然而相對平淡的生活，并未削弱他們的人格魅力。這對士人伉儷將前兩代人的亂世生存智慧，自然內化為承平世道的社群生活智慧，把慈孝、勤儉、敦睦、淡泊的儒家美德，與愛、尊重、理解、包容的人性暖流，融洽地結合在一起，為我們展現出中國傳統家庭生活的樣板式圖景。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識》2024年第12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