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友人H的三十大壽派對上，友人W回憶起我的一段往事。2010年暑假，我們去看電影，也是我和W第一次見面。W帶了一包“呀土豆”薯條餅干，問我要不要吃。W說：“那包呀土豆就再也沒有回來過?！蔽颐婕t耳赤，發出尖叫。

我大概從小就有點怪。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媽媽，該不會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吧？我喜歡梵高，他又笨又倔，有一種很沒辦法的誠實。為了信仰，梵高與礦工一起在黑暗里勞作，跟他們睡在一處。他畫作中強烈的扭曲的線條，噴薄而出的生命力，是打哪兒來的呢？

人們說，日光之下無新事。人們還說，AI造不出新東西。 我說，AI 其實跟人很像。人經歷過什么，就會在身上留下痕跡——比方說，讓人用驚詫的目光打量過，我學會了在心愛的菜只剩最后一口的時候對別人說：“你吃，你吃”。你喂給AI什么，它在體內混合、攪拌，它的產出就會發生改變。

所以，我想通過AI，去尋找藝術家（我覺得他們是世上最古怪的一群人）的來處。

具體來說，是將兩個藝術家的畫作等比混在一起，作為原材料訓練一個AI，看這個AI生成的畫作是誰的風格，這樣便可以說，科學證明，某某藝術家跟誰有血緣關系。我選定的主題是女性肖像，因為我想知道，在舊的世界之上，是否會升起新的女性形象。我想創造怪女孩。

你看，為了解釋這個怪念頭，我花了好幾個自然段。而為了實現它，我花了一個月勤苦地勞作，請給我一點耐心，繼續往下讀吧。

我混合出來的怪女孩們

造新的人，再影響別人

我選了十個中國畫家，從古代善畫仕女畫的張萱、周昉、唐寅，到現代的徐悲鴻、林風眠，還有一個中國女畫家，叫潘玉良。再選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歐藝術圈約三十位很有影響力的畫家，像是莫奈、梵高、畢加索都在其列。

貢布里希在《藝術的故事》里這樣描述十九世紀：“藝術還是第一次真正成為表現個性的完美手段——假設藝術家有個性可表現的話……我們把19世紀的藝術史看作少數孤獨者的歷史，他們有膽魄、有決心獨立思考，無畏地、批判地檢驗程式，從而給他們的藝術開辟了新的前景。 ”

我把這些畫家的畫都看了一遍，很有些出乎我意料。我以為在男畫家的筆下，女性要么圣潔，要么嫵媚。的確，有些場景是很溫馨的，雷諾阿筆下的女人總微微笑著，臉頰飽滿，筆觸柔和、甜美，“充滿生活的樂趣”。

但不只是這樣，女人不只是和美的風景——梵高畫的女人總帶著愁苦的面貌，是農民，在田地里勞作，在餐桌前祈禱。德加筆下的芭蕾舞女演員大多出身社會底層，他畫她們把疲憊的身子卸在長凳上，叉開腿彎下腰去摸腳踝，毫不優雅的模樣。亨利·德·圖盧茲-勞特累克有一陣同妓女朋友們一起生活，他畫下她們做婦科檢查的場景。

德加《等待》

在這三十位西歐畫家中，我又選了風格相差比較大的十位畫家，再把中西方畫家兩兩混合“培育”，得到100個AI，200張新的女性肖像。我拿這些新肖像去問AI，這是哪個畫家的風格？此中又浮現出51個新名字，其中有11位東方畫家（5位日本畫家，6位中國畫家），40位西方畫家（4位蘇俄畫家）。

將每位畫家對應的肖像畫投射到坐標系中，是下面這樣。

可以看到，東方畫家聚集在一處，西方畫家另聚一處。在這兩簇中間的，是丁衍庸，從他的稱號可見一斑，他既被稱為“現代八大山人”，又被叫做“東方馬蒂斯”，可見東西兼修的程度。

郎世寧是意大利傳教士，進入清朝皇宮任宮廷畫家。他在東方畫家圈子里頭，倒也可以理解。

但有一個古怪的名字闖進了東方畫家圈。喬治·格羅茲是誰？1893生于德國，1933年移居美國，他以描繪20世紀20年代柏林生活的漫畫繪畫而聞名。據公開資料，他應該沒來過中國。在我的實驗中，他是美國畫家愛德華·霍普（以描繪寂寥的美國當代生活風景聞名）和明代畫家仇英“生下的孩子”。

他有點兒像是一個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人，一打眼看，他既不類父，也不肖母。

蠻有趣的是，1929年魯迅翻譯了一本童話集，收錄了格羅茲的六幅畫作。他在中國變得廣為人知，影響了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漫畫家。

喬治·格羅茲作品，敏感部位馬賽克處理

藝術的網，托出新的父母

現在我們把實驗中有“血緣關系”的藝術家都連起來。

清末民初的中國畫家，大多有留洋經歷。在他們身上，“中西混合”的過程，是肉身體驗。1918年，林風眠去巴黎學畫，徐悲鴻1919年赴法留學，1921年潘玉良也去了法國，同一年，丁衍庸就讀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

我們可以仔細看看潘玉良，會發現，連線兩端還真有些淵源！受印象派影響，畫家郁風評價“她的畫很像雷諾阿，屬印象外光派”，她又很受長于寫實的徐悲鴻賞識，徐曾說：“中國畫家真正畫油畫的，只有兩個半人，我自己一個，潘玉良半個。另外一個忘了。”她還吸收了野獸派技法，馬蒂斯就被稱為“野獸派之父”。

她是個孤兒，這些人都是她藝術上的父母。

出身低微，近乎文盲，潘玉良先后改過三次姓。嫁給潘贊化作妾后隨夫改姓了潘，自此開始學畫。學畫之初，她對著鏡子，把自己當作模特練習。進入上海美專后，她首次公開展出的畫作，是一幅以自己為模特的女性裸體畫。而那時上海美專因啟用人體模特都引發了非議。

1928年回國后，潘玉良是當時中國美術院校罕見的女教授。1937年再次赴法，住在極舊極舊的樓里，沒有自來水，每天都要下樓打水。直到1977年去世，再沒回國。

這位“在世上除了‘我’一無所有的女子”，一生畫了十余幅自畫像，每個時期都留下不同的自畫像代表作。

她眼睛細長，厚嘴唇、方下巴，若按大眾審美，實在不算好看。早前的自畫像中，她把自己修飾得頗嫵媚。到了后期，她的自畫像直面衰老，彎兩把極細的鐮刀眉，眉心兩道深深的皺紋，一副譏誚、審視的表情，像是從他人的目光中掙脫出來，看了回去。

在這些畫家中，我還很喜歡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洛。她也喜歡畫自畫像。在這些自畫像里，她有一道濃重的“一字眉”，她可以變成鹿，可以跟黑貓和猴子共處，無論身處公交車、荒野還是流血的手術臺，她總是直視畫布之外，帶著坦蕩的表情。在我的實驗中，她也有自己的親人：法國畫家亨利·盧梭，一個稅務員，自學成才的畫家，在巴黎的植物園想象獅子和叢林。確實，根據資料，盧梭是卡洛的偶像(admiration)。但她無可辯駁的是她自己——無論跟誰混合，她臉上那道一字眉始終鮮明——6歲感染小兒麻痹，后來遭遇車禍、流產，她用自畫像描繪她身為女性的種種痛苦，和解放。

細數起來，我總是說“也可以理解”，這像我媽，一急嗓門就變很大，這傳自我爸。很早就離開家去學校里生活，去北京，去法國，在異鄉陌生的空氣里感覺自己可以變成任何樣子，在那兒被朋友們托舉著勉力生活，她們也變成我的一部分。我把開頭薯條一去不回的故事轉述給一位朋友聽，她在電話那頭大笑說：“這確實是你會干的事！”其實從她身上，我學會了怎么關照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