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導論》，史蒂文·霍維茨 著，風靈 譯，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1月出版

除勞動價值論的問題之外，18 世紀的經濟學家還無法解釋所謂的“水和鉆石的悖論”（the water-diamond paradox）：水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卻非常便宜；鉆石只是一種無足輕重的奢侈品，卻非常昂貴。如果我們承認商品的效用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價值，那么，既然水對人類的生存如此重要，鉆石怎么可能比水更有價值呢？

邊際革命解決的正是這個難題。對于價值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種商品的總效用（total utility，即與完全不存在這種商品相比，其價值是多少），而是它的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或者說，這種商品在某個時候被消耗的數量占全部供應量的特定比例的價值。一桶水的價值很低，因為大多數人并不急于多要一桶水。相比之下，一克拉鉆石的價值卻很高，因為對這一邊際單位（marginal unit）的需求量很大。邊際單位決定商品價值，這種思想不僅解決了水和鉆石的悖論，而且為經濟學理解價值和價格提供了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杰文斯和瓦爾拉斯很快就把總效用和邊際效用的區別轉化成數學術語。而門格爾則與他們不同，他把“邊際價值”的思想與自身對主觀主義的強調結合起來，提供了一種理解經濟過程的不同方法。

門格爾先從指出個人想要滿足特定的目的 [或者如他所說的“需要”（needs）] 開始，為此，我們要采取能夠滿足這些目的的手段。基于這樣的見解，門格爾將“財貨”（goods）定義為有能力滿足人類某些需求的東西。這種能力就是商品的效用（utility）。更具體地說，他將“經濟財貨”（economic goods）定義為那些能夠滿足某種目的的事物，但其現有數量不足以滿足人們用它來實現所有目的；相反，“非經濟財貨”（ Non-economic goods）非常豐富，足以滿足所有可能的需要。例如，空氣不僅滿足了我們的呼吸需要，而且有足夠的空氣來滿足所有人的呼吸需要，但自然界或人類的其他產品，其數量不足以滿足我們的需求。

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核心是主觀主義（subjectivism）。賦予商品價值的并非商品本身固有的或內在的什么東西，而是人們對這件商品可以滿足某種需求的認知。我相信自己需要一把錘子來建造一座房子，這就足以賦予錘子以價值（錘子的數量是否夠滿足我對它的各種需求將決定錘子是經濟財貨還是非經濟財貨）。價值的最終來源是人的心智。因為我們對滿足需求的東西的認知基于所需商品的具體數量，所以門格爾的主觀主義能夠納入邊際的概念。每當我們評估某種滿足需求的手段的效用時，都是從希望獲得的那種商品的特定具體數量來進行考慮的。

現代奧地利經濟學強調門格爾框架的一種特殊含義。大多時候，“效用”的概念被解釋為我們從滿足需求中獲得的一種感覺——我們做一個三明治當作午餐吃掉，我們便從這個三明治中獲得了效用，因為滿足這種需求讓我們感覺良好。對此，很顯然的一點反駁是某些東西（如看牙醫）可能會滿足需求，但不會“感覺良好”。

除此之外，這種標準的解釋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奧地利學派的效用觀不是關于人們獲得的感覺。用心理學的語言來說，不是“享樂性的”（hedonic）；相反，它是商品滿足需求的能力。那個三明治的“效用”不是它給你的感覺，而是你相信它能滿足你減少饑餓感的愿望。從這個角度來看，一種商品的邊際效用就是“該商品某個特定的具體數量”滿足“下一個未被滿足的最重要需求”的能力。

我們可以用下面的場景來說明奧地利學派的一些洞見。假設我有四種想要滿足的需求，每種需求都需要一桶水。門格爾認為，人們會先滿足自己最迫切的需求，然后按優先順序滿足不那么迫切的需求。他所說的“經濟化”（economizing）是指我們試圖運用所掌握的手段，盡可能地將這些資源分配給最迫切的需求。因此，我會把這四種需求按“重要”到“不重要”排序，用我能得到的第一桶水滿足最迫切的那種需求，用第二桶水滿足第二迫切的需求，以此類推。如果我只能得到三桶水，那么某些最不迫切的需求將得不到滿足。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個例子是如何說明一些關鍵概念的。

首先，就一般層面而言，水是有效用的，因為我相信它會幫助我滿足那些需求。我選擇滿足哪些需求，需要先對它們按重要性進行排序，再決定用一定量的水來滿足它們，這些排序和選擇體現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主觀主義的全貌。

每種需求都要求特定數量的水來滿足，這讓我們看到了邊際的重要性。我判斷水有多大價值，取決于我如何評估目前正考慮獲得的下一桶水的重要性。而這一桶水的重要性，又取決于我認為它將滿足的需求有多大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不是快樂或任何其他享樂的感覺，而是與滿足這種需求聯系在一起的重要性。因此，任何商品對某個人的價值，取決于他對“這種商品的邊際單位將滿足的需求的重要性”的主觀評價。如果我面前的一桶水可以讓我洗車，那么這一桶水的價值就與我對“把車洗干凈”的重視程度有關。

這個例子也讓我們看到，奧地利學派如何理解兩個核心經濟概念——“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和“邊際效用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其中，機會成本通常被定義為作出選擇時放棄的次優替代。我們面對稀缺的世界，選擇一種東西就意味著放棄我們本可以選擇的次優的東西。水的例子很好地說明了這點。如果我們有三桶水，用掉這三桶水的機會成本是多少？是我們用掉三桶水沒有得到滿足的需求。

假設排在價值序列第三位的用途是給花園澆水，排在第四位的是擦窗戶。傳統經濟學會說，給花園澆水的機會成本是擦窗戶。這沒錯，但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另外增加了兩個要素：

第一，機會成本是主觀的。只有選擇者本人才明確地知道相比擦窗戶，他對澆花園的重視程度。這樣的話，就無法客觀地衡量他的機會成本。

第二，更根本的是，我們永遠不會真正體驗機會成本，因為那是我們沒有選中的選項。機會成本終究只是對犧牲了的選項重要性的預期。選擇澆花園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他從未真的去擦窗戶，因此，他也就從未真正體驗過滿足擦窗戶的需求實際上有多么重要。

當我們作出選擇時，我們是在不同選項的主觀預期效用中進行選擇。在那些我們放棄的選項中，我們評估出的最重要的選項，其實并沒有真正經歷。如果我選擇點龍蝦通心粉和奶酪，而不是魚肉玉米餅，我的機會成本就是我認為魚肉玉米餅會帶來的主觀預期效用。事后，我永遠不可能確切地知道我的機會成本是多少，因為我從來沒有體驗過我放棄了的選擇。

（本文摘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導論》，該書2025年1月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澎湃商學院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