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最高法發布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其中幾起利用婚姻謀取財物的案例，格外引人關注。在一些案例糾紛中，戀愛、婚姻成了牟利的工具，人民法院對此堅決否定。

比如趙某訴孫某離婚糾紛案中，孫某在較短時間內多次“閃婚”，法院判令孫某返還全部彩禮8.6萬元。這一案例明確，短期內多次“閃婚”并收取高額彩禮，可以認定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

再如王某訴李某婚約財產糾紛案中，在雙方戀愛期間，李某多次以支付房屋租金、買首飾及其他生活消費為由，向王某索取12萬余元，并對王某的領證提議采取推脫、逃避態度，法院判令李某返還索取的錢財。這一案例明確，一方基于索取財物目的與另一方建立戀愛關系、作出結婚承諾，可以認定為借婚姻索取財物。

事實上，對這類“借婚生財”問題，法律規定很清楚。我國《民法典》第1042條規定，“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去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也明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

這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從司法實踐層面上對何為“借婚姻索取財物”進行了明晰，也傳遞出人民法院加大力度打擊婚騙行為，堅決否定借婚姻索取財物的強烈信號。

從更大的層面看，這種借婚姻牟利的現象，其實也是高價彩禮的一個“子命題”。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農村地區，結婚彩禮逐年走高，已經超出很多家庭的承受能力。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婚姻容易就被一些人盯上，變成“致富的捷徑”。

對于高額彩禮，近些年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出臺了諸多治理政策。細致梳理就能發現，中央一號文件已經連續多年聚焦這一問題；2022年8月，農業農村部、民政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專項治理方案，提出“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在部分地區持續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的治理目標。

客觀來看，高額彩禮有著相當“頑固”的社會土壤，尤其是事涉婚姻，本質上是一個相當私人的事項，其中牽扯情感、風俗、約定等，外在干預本來就存在相當的困難。

因此，要想整體改善高額彩禮的問題，既需要司法層面的定分止爭，也需要輿論層面的風氣引導，同時社會組織對戀愛婚姻問題的關心與幫扶也必不可少。社會需要形成一個整體的支持網格，從不同層面著手，逐步拆解這一現實難題。

治理高額彩禮、借婚姻牟利等現象，并不只是解決民眾的經濟負擔，也是在重塑公序良俗，捍衛婚姻的神圣與嚴肅——婚姻應是雙方發自情感、出于真誠的連結，不應該摻入過多雜質，更不能淪為牟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