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網絡轉發祈愿行為頻繁出現于各社交媒體中，受到輿論廣泛關注。網絡轉發祈愿是一場關于幸運符號的游戲行為，具有一定的功利訴求，與傳統宗教信仰儀式有著極大的差異，它體現出當代青年人身份焦慮以及價值迷茫。網絡轉發祈愿迎合了當代青年網民的情感與娛樂需求，又在傳播過程中發展成為新的亞文化現象，在轉發互動過程中體現的精神走私與個人主義傾向值得我們關注。本文原載于《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

祈愿圖景、社交狂歡與幸運游戲

作為風靡社交網絡的祈愿“神圣物”，錦鯉是最早流傳于網絡的祈愿標識物，并不斷衍生出新的所指。除了一般意義上的賜福，還在戀愛、考試、求職等方面為祈福者提供各種專門“幸運表達”。“錦鯉”自古以來就代表了美好的寓意，深受人們的喜愛，鯉魚經常與中舉、發財、升官等好運相聯系，中國民間便有“鯉魚跳龍門”的傳說，此外，“鯉”通“利”、“魚”通“余”，有大吉大利、年年有余之意。因此，鯉魚的形象常出現在年畫剪紙、刺繡織品等上面，代表著人們對富足、幸福生活的向往，這是一種根植于傳統文化的圖騰信仰。而最早的微博祈愿賬號——知名微博大V“錦鯉大王”，也是用錦鯉的名號滿足網友們的期待與想象，目前此賬號已擁有1798萬粉絲，從2013年7月19日發布第一條微博，到目前已有950萬的轉發量，這說明網絡祈愿活動的發展，與“錦鯉”的形象有著密切關系。

以網絡轉發祈愿為主要內容的玄學賬號眾多，往往會注重圖文并茂，以“轉發這個×××”為標準開頭，發布者根據特定圖像附上自己的愿望，并通過對微博的評論、轉發、點贊來表達心中的愿望，完成祈福行動，祈禱夢想成真。內容主要源自青年網民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題材，涉及升學、晉級、加薪、戀愛等，在表達上追求直白和實用，如微博常見的祈愿表述為“轉發這個錦鯉，希望這個月好過點，一切順利”或“轉發這個幸運草，接下來好運接踵而至”，等等。

起初，轉發祈愿圖像大多選取觀音菩薩、如來佛祖、玉皇大帝、財神等佛像神像，或是四瓣三葉草、流星雨、白孔雀等象征物，或是獨角獸、麒麟、九色鹿等神話傳說中的神獸，或是彩虹、銀河、霞光等瑰麗的自然現象。近來，祈愿“錦鯉”則多為娛樂明星，如楊超越、周立波等。在特定語境下，還選取一些杰出人物作為“代言人”，如考試季時的孔子、馬克思、牛頓，表達祈愿者的美好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家利用轉發錦鯉進行商業營銷，頗能吸引眼球。如在2018年國慶假期，支付寶官方微博發起“祝你成為中國錦鯉”活動，只要轉發微博就有機會獲得超長禮單的大獎。經過300多萬次轉發后大獎公布，網友“信小呆”中獎，從而成為新一代的網絡祈愿吉祥物，互聯網掀起又一輪網絡祈愿抽獎熱潮。尤其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以強大的共享性和傳播影響力，為此類真人錦鯉的“生產”提供了機遇。楊超越、信小呆等人使“錦鯉”從圖騰變成真實的存在，并拉近了與現實生活的距離，更容易讓普通人產生共鳴。相比身家過億的富豪，人們對于“平民一夜暴富”的新聞具有更強烈的感受。雖然參與者很清楚“一轉成名”屬于小概率事件，但他們仍然愿意隨手轉發，希望成為“天選之子”。然而，網絡祈愿營銷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網絡祈愿抽獎活動提供虛假獎品，騙取個人信息進行電信詐騙的新聞常見諸報道，一些違法活動已與祈愿的初衷背道而馳。

從網絡祈愿的行為和特征看，它是一種流行的網絡亞文化現象，“亞文化主要是指通過風格化的另類符號對強勢文化或主導文化進行挑戰從而建立認同的附屬性文化，具有抵抗性、風格化、邊緣性等特點”。其作為流行文化的表現形式，往往利用符號拼貼、挪用、再造來彰顯風格、強化群體認同，帶有偏離主流文化、弱抵抗、狂歡的特征。網絡祈愿在意義生產與話語再造方面具有新的意涵。一方面，網絡祈愿不是簡單對傳統祈愿儀式的拼貼移植，隨著祈愿符號的場景轉移和文本鏈接，祈愿行為的內涵也在發生變化。網絡轉發祈愿是通過挪用經典的“錦鯉”或馬克思、楊超越等形象，將其與幸運等符號進行拼貼、同構再造，形成獨特的亞文化風格。另一方面，祈愿者為了彰顯自我風格，形成了一種外化的追求，是其試圖排遣社會壓力、表達個人欲望的方式。但是，網絡祈愿只是一種主觀寄托和向往，如在微博名為“錦鯉大王”的賬號中，最常見的一句話是“愿望交給錦鯉，你就只管努力”。

斯特亞特·霍爾等認為：“青年文化最能夠反映社會變化的本質特征。”網絡青年亞文化與流行文化有著密切聯系，從中可觀察出社會心態的轉變。從早期的“非主流”“殺馬特”亞文化，到后來的“屌絲”“惡搞”亞文化，再到近年來的“小清新”“佛系”“喪”以及當今的網絡祈愿亞文化，盡管這些亞文化風格各異，但整體上具有抵抗與戲謔的意味。如“殺馬特”亞文化以奇裝異服為標志，擺出與主流文化截然對立的抵抗姿態；“屌絲”亞文化則熱衷于自我嘲諷，自我矮化，卻又期待“逆襲”，企圖通過打敗“高富帥”成為人生贏家。之后，從“小清新”的自我放逐，“佛系”的看淡一切，“喪”的放棄妥協，再到當下的網絡祈愿，網絡亞文化由激烈的對抗轉向溫和的表達，抵抗的意愿已越來越弱，尤其是網絡祈愿行為已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抵抗”，轉而依賴“幸運”進行自我解脫。

值得注意的是，網絡祈愿是一種相互問候、試探溝通的社交行為。在微信朋友圈中，身邊的“真人錦鯉”往往會通過“熟人”“貴人”表達心愿：附上某位有特點的友人照片黑上一波，或是附上導師的課堂照片以求通過考試。此類祈愿具有一定的表演色彩，發布者青睞幸運錦鯉，試圖營造社群的共感。祈愿是一種“刷波存在感”的自我標榜和“我正在努力”“我即將結束水逆”的心理撫慰。如“轉發這條消息，你心里的那個人會來找你聊天”“轉發這個孔子，近期考試全高分”。此類提示，可以巧妙地掩蓋社交中過于直白的語句，以調侃的姿態委婉地傳遞出自己的生活狀態與愿望，從而在社交網絡中制造幸運氛圍，引發朋友圈的關注。當朋友圈轉發同一個錦鯉，釋放相似的情緒狀態時，個體會獲得群際認同感。而他人的回復與點贊使祈愿行為能夠獲得某種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在祈愿者看來，被他人接受和喜歡可以阻止孤獨感的迫近，緩解個人的孤立與無助，實現心理上的自我認同。網友圍觀、轉發評論與再次傳播，可以進一步獲得社交的情感回報。然而，祈愿者在社交媒體上雖然可以暫時擺脫孤獨，卻“是以放棄他作為獨立本體的存在為代價的，而且他放棄了一種最終將使他建設性地戰勝孤獨的東西，即發展他自己的內在資源、力量和方向感”。由于過度依賴所謂的“神秘力量”，這種“他人導向型”的心理會使主體缺乏自在的精神力量，這將造成個人自主性的減損，導致內在困惑、疏離與自我消解，增加個人的無助感，在劇終人散之后他們會四顧茫然，不知去向何方。

互聯網的匿名和開放能為網民創造虛擬狂歡的平臺，賦予網民表達言論、情感、態度的自由。而在社交平臺上轉發祈愿則是抒發情感、進行狂歡的載體與手段，祈愿者使用形態各異的圖像表達他們的愿望，傳統幸運錦鯉的經典形象逐漸演繹成為各種不同的象征符號，在這里，作為神圣物的錦鯉或者其他視覺符號被網友樂此不疲地創制與傳播，且其形象不斷被修改、惡搞、重構，甚至成為隨意涂抹、把玩的對象，進而成為一種轉發游戲。網友們以娛樂為媒，宣泄對現實境遇的不滿與抵抗，獲得暫時的解脫。網絡祈愿通過一種歡快而戲謔的手法來創造快感。一方面，祈愿圖像文本相對于文字表達，在傳播過程中更顯活潑生動，可以緩解單調無聊的社交氛圍。例如，轉發任課老師“戲謔型”之類的祈愿圖像文本可以喚起相同境遇的網友們的共鳴，進而發泄考試焦慮不安的情緒。祈愿者還采取嘲諷、調侃、轉發等方式釋放現實生活中的壓力，以達到心理上的平衡，從而滿足人們的娛樂訴求。另一方面，網民通過對熱點事件發表評論和意見，甚至制造新聞事件，引發傳統媒體的關注與跟進，從而形成輿論場。如網友們轉發祈愿互動致使楊超越因為“錦鯉”而成名，這種顛覆性的游戲規則和游戲方式，使大眾在文化實踐中獲得快感與娛樂。在網絡祈愿中，每個人都在“笑”，這種“笑”成了鴕鳥式逃避空虛的手段，與現實生活的困境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但在笑過之后，祈愿行為并沒有帶來所謂的好運，游戲也許就是參與者的重要目的。

網絡祈愿的精神焦慮與價值迷茫

網絡祈愿作為緩解壓力與焦慮的“止痛藥”，“給處在黑暗中的人帶來一點希望，給已經實現愿望的人增添一點樂趣”，一名知乎網友對于為什么會轉發錦鯉祈求好運的回答獲得許多網友的共鳴。盡管網民轉發祈愿的種類較多，但他們祈愿的直接動機都與生活愿景息息相關，涉及感情生活、學習、社交、工作等諸多方面，尤其是青年人更愿意借助它來緩解現實生活帶來的緊張、焦慮、沮喪等情緒。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選擇越來越多，解決問題的方式也呈現出多元化趨勢，經濟轉型和社會流動一方面給青年人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也讓青年人產生前所未有的“存在性焦慮”。正如阿蘭·德波頓所言：“身份的焦慮是我們對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擔憂……現今，身份的焦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因為每個人獲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要想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失敗者’，我們必須期望更多。”焦慮是一種擴散狀態的不安，讓人產生不確定感和無助感。現代青年人普遍面臨著就業、升學、愛情、人際交往等一系列的壓力，他們害怕在競爭中失敗，孤獨與焦慮油然而生。而網絡祈愿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焦慮的一種釋放，體現出“我焦慮，我祈愿”的心態。

這種內在的焦慮，體現出祈愿者對自身力量的懷疑甚至否定，在他們看來，“富二代”“官二代”很容易獲得經濟資本和權力資本，而自己要背負就業、住房、養老等方面的巨大壓力，再努力也難以改變“苦命”的現實，在一番“佛系”之后，所謂的無欲無求卻是偽命題，他們仍然要面對現實，既然依靠自身努力難以改變命運，也難以從主流話語體系中獲取精神力量，他們便從玄虛、世俗與娛樂中尋求意義支持。轉發祈愿便是一種手段，“轉發這個××，就……”的句式擁有著廣闊的創作空間，適用不同語境，提供各種心理暗示。比如“轉發這個××，下周會有好事發生”，在一定程度可以緩解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轉發者都知道，一條色彩斑斕的錦鯉并不會讓他們記住更多的知識和取得更好的業績，但是他們的內心卻得到一定撫慰。或許，它真的能讓我超常發揮呢！楊超越、王思聰看起來毫不費力便獲得了成功，周立波的真摯愛情也來得莫名其妙，他們看似毫不費力便擁有讓人羨慕的人生。因此，讓美夢成真，何不轉發錦鯉。但不斷地逃避現實，依賴“錦鯉”，并不能從實際上解決現實困境，反而更容易使人盲從與沮喪，從而消磨了努力向上的斗志。

“我焦慮，我祈愿”，是許多網民的共同心態。按照羅洛·梅的定義：“焦慮是因為某種價值受到威脅所引發的不安，而這個價值則被個人視為他根本的存在。”許多人感到焦慮是因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追求什么樣的人生目標、相信怎樣的價值準則，所以人們會竭盡所能地避免焦慮。網友們不斷設法讓自己分神，轉發各色各樣的錦鯉祈愿企圖逃避無聊、避免孤獨，總是設法不去“想到他們自己”，因為一旦他們停下祈愿轉而自我沉思的話，就會感到悲憐和焦急，進而產生強烈的個人無助感。因此，他們又通過祈愿來掩飾和“保護”自己，跟網友們戲謔自己的困惑和無奈，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推動轉發率不斷增加。青年網民在轉發祈愿過程中，“得以躲避那些長久以來困擾自己的危險。最后，人們無法形成或保持對自身正直品行的信任。個體因為缺乏‘自尊自愛的熱情’，而在道德上感到空虛”。這種焦慮使自我不斷在否定與虛無中輪回，甚至會造成“內在死亡”和行動癱瘓。

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青年人常產生“習得性無助感”，他們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愿把握現實與展望未來，就會幻化出新的認知元素，希望有神靈的保佑，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寄托于形態各異的錦鯉，幻想消除各種苦悶，減少認知失調以達到心靈平衡。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沖突，一些人會心理不適應，感到迷惑不安，甚至精神空虛、悲觀厭世、無所適從，急于想尋求精神的寄托，而轉發祈愿可以為人們提供一定的心理支持，表達對美好未來的期待。因此，年輕人熱衷于在不同的祈愿圖像中游走，至于主角是誰并不重要，楊超越、信小呆等人過后，還會涌現其他角色，而填補內心空虛則是共同的心態，他們試圖在不確定的生活之中抓住一點“希望”。轉發祈愿可以為他們提供一種控制感，他們期待超越殘酷的現實，獲取某種美好的“結局”。網友們將一個個“真人錦鯉”當作神圣圖騰進行轉發，無非是想通過“展示”與“許愿”，從“他者”身上獲得某種心理暗示，強化對命運掌控的力量。盡管他們的行動并無實際意義，但他們試圖通過轉發抵制外部風險，制造美好想象，從而作為消解日常焦慮和不安全感的一種方式。

網絡祈愿折射出當下青年人的信仰危機。他們在遇到問題和困難時，往往不從自身尋找原因，而將各種不幸、失敗歸因于外部力量，從而對自我價值產生懷疑。信仰的缺失容易導致個體產生自動從俗、從眾行為的強烈動機，“于是人便焦灼地從所有這些具體的內容中抽身出去，轉而尋求一種最終的意義，這才發現從精神生活的特殊內容中取消意義的，正是精神中心的喪失。然而，精神中心又不能有意地加以產生，起意要產生這個中心只會產生更深的焦慮。對空虛的焦慮把我們驅往無意義這一深淵”。這種空虛的體驗通常來自內心的感覺，人們經常會覺得對一切都感到厭倦，無力做出任何有效的事情。內心的空虛是自身長期積聚的結果，他無法相信自己可以掌握命運、改變他人的態度，或有效地影響周圍的世界，便由此產生深刻的絕望和無效感。網絡祈愿的盛行正是個體空虛導致認知虛幻的具體表現。在這場看似玩笑的“祈愿狂歡”中，助長的是一些青少年網民的惰性，導致這些人逃避現實，喪失自我激勵、努力奮斗的意志。動一動手指，并不能解決一切難題，“錦鯉祈愿”的迷夢終將面對現實的考驗。

網絡祈愿的儀式消解與精神走私

從傳統意義上看，祈愿是一種宗教儀式，具有鮮明的鄉土特色和民間宗教文化內涵，通過儀式的強化，“士成乎學，吏成乎義”，民眾則遵規守矩。因此，傳統禮儀將“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作為日常生活的準則。與傳統社會集體性、宗教性的儀式不同，日常儀式化行為在表達和實踐上大都以個人的，或者小團體的形式出現和完成，其規模較小；同時，日常儀式化行為因其日常性，行為本身及其實踐均較具體甚至細節化。就功能層面而言，當傳統儀式在整合集體、團結集體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時候，日常儀式化行為更注重建立行為人內心的平衡和秩序，使行為人在遭遇生活變化時能更積極地參與社會。在傳統社會，日常儀式化對民眾保持內心的安寧和對未來的美好寄托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日常儀式化活動的承傳，民間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才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并發揚光大。

在民間習俗中，民眾通過燒頭香、舞獅舞龍、敲祈福鐘、迎財神等方式進行祈愿。傳統的祈愿儀式是神靈信仰的產物，有著嚴格的規范和流程，具備宗教儀式般的嚴肅和神圣。互聯網轉發祈愿行為也有試圖溝通人與“神”的企圖，祈愿者嘗試求助超自然力量以解決現實難題和祈求好運。但在儀式感上兩者卻有明顯差異，傳統祈愿儀式的神是高不可攀的神靈，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充滿著神圣與靈性，民眾在膜拜中祈愿，乃是對神靈的敬畏和服從。在民俗傳統中，神靈是無所不能又威嚴神秘的形象，在祈愿的儀式中也多采取朝拜下跪，彎腰鞠躬等姿態來表達尊崇，尤其是在誦經、焚香、奏樂等禮儀活動烘托下，營造出莊重肅穆的氛圍。而在互聯網轉發祈愿行為中，“神”和人之間神秘的距離不復存在，網絡空間的扁平化和文本編輯的隨意性使之觸手可及，網絡把“神”從神壇拉拽下來，讓人們平視甚至褻玩。

傳統祈愿儀式都強調身體力行與“心靈感化”，無論到寺廟求簽還是宗廟集會，祈愿者需要“頂禮膜拜”，在莊嚴肅穆中感受神靈的超自然力量。傳統祈愿儀式以單向傳播為主，參與者在特定時空進行祭拜行禮，更多的是被動地接受儀式所賦予的意義。而在網絡祈愿中，參與者與祈愿符號之間有著復雜的互動關系，社交媒體的即時互動擺脫了祈愿儀式的時空限制，構建出一種“人神共在”的關系，表達與回應可以即時性生產。網絡祈愿者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平臺隨時發圖、點評和解讀，并展開互動和討論。而網絡媒介使“主體在場”的意義被消解，祈愿者無需借助于宗教儀式進行心愿表達，尤其是叩拜行為更顯得多余。網絡轉發祈愿行為更是毫無成本可言，轉發祈愿者以隨意的“拇指運動”即可表達，毫無崇敬之情。傳統祈愿的儀式內涵已被消解，網民在“后場”重新對祈愿進行自我解釋與定義，基于網絡祈愿衍生的轉發段子層出不窮，各種轉發和鏈接本身已成為祈愿傳播手段，與行動者本身并無多大關系，祈愿的宗教氛圍更是無從談起。

網絡空間中的祈愿行為則僅僅保留了形式上的信仰符號，失去與之相配的一套儀式程序、宗教戒律和懲戒措施，祈愿成為人人皆可參加的網絡游戲和即時消遣，祈愿者通過這種低成本的方式產生某種虛幻的命運掌控感。但是，在游戲、娛樂與宣泄之中，祈愿儀式的本真性卻被遮蔽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利用他人的同情、善良，采取各種手段脅迫他人轉發，并露骨地要挾：“不轉發就不是朋友”“是中國人就轉”“不轉發家人就會倒霉”，此類“祈愿圈套”，與祈愿儀式感完全背道而馳。對許多年輕人而言，神秘而古老的祈愿儀式顯得過于陳舊腐朽，而網絡上的轉發祈愿因滿足“娛樂”和“消費”得以廣泛傳播。在消費主義及功利主義的影響下，青年人對祈愿儀式的認識日趨膚淺、庸俗和商業化。尤其在商業活動的影響和操縱下，不斷涌現的“真人錦鯉”成為個人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同的新標志，并通過祈愿符號的形塑進一步放大了其“可消費性”，一些名人借此大獲其利。

縱觀網絡上祈愿轉發的各種幸運人物，如支付寶錦鯉信小呆、“國民老公”王思聰以及幸運代言人楊超越、周立波等，不難發現生產者、轉發者是在“借人造神”，利用某些公眾人物形象制造所謂的“幸運愿景”，而真正的社會精英卻被排斥在外，商業化與娛樂化決定了祈愿符號的取舍，而轉發者往往不問緣由，不辨真假，跟隨“取愿”，使娛樂人物不斷上升到精神偶像的地位。一些轉發祈愿抽獎活動，已逐漸演變成為消費主義文化的象征符號。而一些傳統的線下祈愿儀式，則參與者寥寥，一些儀式程序被簡化、篡改甚至誤讀，這導致祈愿儀式的文化符號不斷地消解，甚至由于過度商業化而成為“偽信仰”。

丹尼爾·貝爾認為：“現代主義的真正問題是信仰問題。用不時興的語言來說，它就是一種精神危機，因為這種新生的穩定意識本身充滿了空幻，而舊的信仰又不復存在了。”此類現代性的精神危機，在當下社會更多體現為信仰缺失。在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導向下，傳統祈愿的神圣性和價值尊嚴被扭曲，而網絡上所推崇的祈愿對象往往帶有參與者的私念，并消解了“私愿”與“公愿”的差異，這就會導致許多網友對祈愿儀式本身的懷疑，他們甚至認為，既然祈愿都可以隨意而為，那嚴肅的儀式便更無所謂。網絡上大規模轉發祈愿的出現，折射出青年人在精神生活領域面臨著價值缺失、生活意義失落、信仰貧乏的現實困境。而這種信仰危機直接導致“精神走私” 的蔓延。在“神為我用”“私愿至上”的偽宗教語境中，所謂的信仰成為一種自私自利的工具。人們利用宗教進行道德偽裝，甚至掩蓋某些違法行為。從祈愿者的轉發行為看，許多人并沒有對祈愿行為抱敬畏之心，而是將它作為一種“為己所用”的符號。其內在的邏輯便是“我轉發，我幸運”，至于祈愿的普世價值和公共利益，則很少考慮。由于在網絡上轉發祈愿無需制度資源，也很少依賴組織化活動，隨性轉發便成為常態。正如某網友所言：“就覺得好玩嘛，反正轉發又不花錢，動動手指就當蹭點喜氣了，心理安慰而已。”這代表了許多轉發者的共同心態，在“轉一轉，好運來”的利益訴求下，網絡祈愿的熱鬧本質上是“為我轉運”的工具，而無傳統祈愿的精神內涵。轉發者根據自身的需求選擇相應的幸運符號，這種信仰外衣中大多包裹著“私”的內核，私人信仰打著公共化的幌子并在大眾認同的旗號下開展。祈愿的“祛魅”將導致自我利益的表達成為流行符號，個人價值觀也趨向功利化。如支付寶錦鯉“信小呆”的爆紅，即透露出物質利益至上的思想觀念，“一夜暴富”“抽獎致富”已作為成功的“標簽”，網友們并不了解“信小呆”在現實生活中是怎樣的人，更不考慮他作為公眾人物應具有的品質和形象，便一哄而上地轉發“信小呆”祈愿，這體現出某些轉發行為的隨意性、自私性。祈愿者期待自己也可以天降橫財、不勞而獲，其動機大多源于物欲的誘惑。許多網友干脆強調，信神不信教、拜佛不進廟，個人利益至上，進入類似于“人人皆祭司”的信仰狀態。

這種“精神走私”的本質是自私，容易導致社會出現“獲得性危機”，即除了造成“金錢權力”的“拜物教”以外，難以形成其他真實的信任。隨著網絡即時化社交的普及，我們進入了一個“怪熟型社會”，我們的朋友圈有許多“朋友”，但卻很少互動。在微信上，似曾相識卻并無交流的“朋友”很多。但朋友圈卻“圈”住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不斷地轉發，卻不愿意與朋友“說話”，盡管網民有一種強烈的想尋找可信任的人的心理需要，但卻缺乏情感交往的通道。一些青年人的價值觀被扭曲，一方面由于現實交往的困惑；另一方面是缺乏穩定的“心理陀螺儀”。他們對周圍的環境產生懷疑和不確定感，尤其是網絡社交文化的一些假設，難以在現實中得到印證。

正如羅洛·梅所言：“當前社會變遷所涉及的威脅，已經無法在既有的文化假設基礎上獲得解決，因為真正受到威脅的乃是這些潛藏的假設本身。”此類文化假設和心理認同的危機，并非是對某一個具體對象的懷疑，而是對存在價值本身的整體不信任，從而產生“信仰危機”。在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影響下，許多青年人變得浮躁和急功近利。在網絡上祈愿的青年人盲目跟風，對祈愿對象不假思索，甚至為了圖一時之快和一己之利，便隨手轉發一些祈愿圖像，尤其是一些不切實際、毫無緣由的許愿行為，盡管有違生活常識，但他們卻習以為常，祈愿話語充斥著短視近利、好逸惡勞、不切實際的幻想，祈愿者盲目地期待著不勞而獲。在功利主義價值觀引導下，一些青年網民很容易把名利等同于成功，等同于幸福，似乎個人修養、職業操守可以與人格美德無關，盲目追求名利對理想信仰產生了較多的負面影響。

然而，祈愿本質上是一種精神信仰，它注重個人修養和儀式過程，強調道德準則和社會共識，提倡自我約束和普度眾生。合理的祈愿活動可以提高社會凝聚力，增強民族自信，強化社會歸屬感，對民眾的精神信仰和價值取向起著極為重要的引導作用。但是，當下網絡轉發祈愿已經失去祈愿本身的內涵，徒留祈愿的名號。這種內在的精神走私使“個人至上主義”大行其道，導致虛無主義以及犬儒主義流行，使更多年輕人迷失在物欲的海洋中，難以找到精神的彼岸。

結語：對網絡祈愿亞文化的反思

轉發祈愿之所以在當下青年人中悄然興起，是因為青年人當中普遍存在一種焦慮情緒，于是他們試圖尋找“捷徑”來破解生活中的困境。祈愿圖像文本提供了自由開放的解碼方式，使得網民能夠對圖片和文字進行再加工，此類符號往往賦予使用者“破壞性的表意與改寫的力量”。表情圖片帶有混搭與娛樂的性質，其語言風格帶有獨特的調侃與戲弄元素，成為網民用以釋放和宣泄現實壓力，表達某種態度的手段，他們通過不斷復制和轉發，制造出群體生活的某種“喜感”，引發更多人圍觀，從而使“祈愿”文本本身變成網絡流行的“心靈雞湯”，幫助人暫時忘記生活的煩惱。

網絡祈愿活動具有亞文化的癥候，表現出虛擬性、短暫性、碎片化、異質和個人主義等近乎后現代的特征。首先，其作為網絡流行文化有著強烈的功利性，不論是祈愿發起者對“神圣物”應時應景的精準改造，還是祈愿者的創意表達，都是內心欲望“赤裸裸”的再現。不難看出，不論其愿望的表達如何多元，其背后都體現了個體的功利追求，祈愿者往往刻意追求現世的安寧與幸福，以獲取心理的慰藉。這恰恰是他們對現實壓力的一種虛擬抵抗，這種抵抗隱含著對美好生活的愿景以及對社會壓力的逃避。青年人在網絡上轉發祈愿，主要是用以緩解個體的消極情緒，而不是積極提供解決方案；主要是期待好運來改變現狀，而不是通過自身努力創造奇跡。盡管祈愿者似乎得到了短暫的放松，但是，這種虛幻的暗示具有碎片化的特征，隨手轉發，求個安心。這種祈愿行為本身就是尋找借口，表面上是求運，其實是為自己的不成功、不努力找到新的解釋方式。另外，過度轉發祈愿還會導致青年人的獨立思辨能力日益萎縮，喪失奮斗精神。

從“屌絲”文化、喪文化、佛系文化到祈愿文化，網絡亞文化在不斷變化，并在不斷地風格化。他們雖然有叛逆的精神，但是表現形式已趨向溫和；他們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但儀式感逐漸弱化；他們有行動的口號，但認同度卻難以強化。盡管他們在刻意制造共同話語，但已沒有傳統意義上“組織”的概念，更難以形成社會共識。尤其是網絡祈愿群體企圖用娛樂、戲謔的方式對抗權力和秩序，但其符號標識卻不斷被商業文化改編、消解。網絡祈愿這種新型的亞文化形式亦逐漸由流行到平庸，喪失其抵抗和批判的內涵。亞文化所帶有的個性化、自主性、顛覆性色彩被消解與磨平，并淪為“表面”的抵抗。當網絡祈愿成為一種符號游戲，亞文化的抵抗意味被進一步削弱，甚至淪為獨白式表演。祈愿圖像文本也成為網民群體“獨白狂歡”的產物，沒有意義的建構者，只有話語的喧囂者。當我們習慣用諷刺、嘲笑、調侃等話語表達情感并樂在其中時，戲謔成癮本身便成為青年亞文化的“風格”，然而此類風格，恰恰是網絡亞文化的危機所在。

網絡祈愿的流行，對青年人的精神信仰和價值取向有著諸多負面影響，尤其是崇尚物質與權力所產生的危害較為嚴重。它讓處于白日夢狀態的祈愿者不單受制于物欲、金錢的掌控，更會對審美標準和社會共識產生疑惑。正確認知網絡祈愿行為，認清其娛樂化背后的本質，有助于我們擺脫“祈愿導向型生活”的負面影響，從而提高自我意識，消除祈愿幻覺，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未收錄原文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