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播客作為特朗普的競選利器嶄露頭角。

相較于哈里斯僅有的2次播客訪談，特朗普則頻繁亮相，參與了多達14檔播客節目。在10月14日至21日的沖刺周內，幾乎每天都有不同的“特朗普播客”上線，而在頂流播客《喬·羅根體驗》中，特朗普更是誠意滿滿地撐足了3個多小時的訪談馬拉松，并迅速贏得了超5000萬觀看量——據Axios新聞，僅憑這一檔節目，特朗普觸達的潛在選民就已超過了他在Fox、CNN、MSNBC等傳統媒體上數十次露面的總和。于是在對他二次勝選的原因分析中，播客成為了理所當然的媒介要素：2016年的“社交媒體總統”故伎重施，再次通過對媒介趨勢的創新運用，在恰當的時機去往大量選民真正的所在地與他們見面。

特朗普在《喬·羅根體驗》節目中

1月28日，特朗普新政府宣布即將實施一項歷史性新舉措：邀請包括播客在內的自媒體加入白宮記者團。這不僅標志著播客將正式成為政治傳播新戰場，更預示著又一場顛覆既往傳播規則的革命即將到來。然而，在迎接變革之前有必要先厘清，這場勝選究竟在哪些方面可功歸于播客，哪些仍源于美國社會積重難返的歷史沉疴。

特朗普vs.喬·羅根

特朗普壓軸登場的《喬·羅根體驗》早在2015年即已成為全球知名的播客節目，并且多年來一直穩居12歲以上美國人最喜愛的播客之列。該節目57歲的主持人喬·羅根以喜劇演員起家，早期曾出演NBC的情景喜劇《NewsRadio》，后開始主持游戲節目，同時亦成為UFC終極格斗賽事的知名評論員。在2010年代開始的播客熱潮中，幾乎每個喜劇演員都將他們的家庭辦公室變成了錄音室，喬·羅根也從這時開始錄制推出自己的播客，并憑借隨和、幽默的談話風格迅速俘獲大量忠實擁躉。

喬·羅根

在為特朗普贏得巨大影響力之后，喬·羅根隨即被貼上了右翼標簽。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其節目多年來接待了眾多意識形態立場各異的嘉賓，特別是在上一個選舉周期，喬·羅根不僅積極為左翼候選人伯尼·桑德斯背書，還公開指斥特朗普給民主帶來了“關乎存亡的威脅”。據《Newsweek》報道，羅根曾堅決表示永遠不會讓特朗普出現在他的播客上；而據BBC報道，今年早些時候，他更看好一度作為獨立候選人的小羅伯特·F·肯尼迪，稱其是“唯一有意義的人”，為此特朗普專門在Truth Social上發帖反擊，表示期待羅根在UFC賽場收獲滿場噓聲。

總之，喬·羅根絕非Fox之類的堅定右翼旗手，盡管他因在節目中的“種族主義、恐同和恐跨言論”而遭到左翼抵制，但他此前一直堅稱自己“離成為共和黨人還很遠”，并且看上去確實與特朗普關系不睦。

但也正因如此，當特朗普于2024年6月14日亮相另一位紅人洛根·保羅的播客節目時，更像是打響了一檔名為《播客閃電戰》、實為拿下喬·羅根的闖關類真人秀第一槍。在政治與娛樂高度互嵌的大環境中，王不見王的波折背景反而成為了心照不宣的前情回顧與劇情起點，人物、沖突與關卡設定都一目了然。評論區一則高贊評論表達了廣大吃瓜群眾的心聲：“特朗普登陸《喬·羅根體驗》是我們都在期待的大結局。”

劇情當然推進得精彩且毫不意外。在多年表演經驗的加持下，特朗普游刃有余地攻下了一個又一個播客頂流，并且用播客式的友好漫談成功塑造了人性化的總統形象。他不僅通俗淺近地闡述了政策綱領與發展愿景，還坦誠回應了關于外星人、肯尼迪檔案之類的都市傳說，主動分享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與體育愛好，并適時穿插了適合病毒式傳播的金句格言，以及——不忘向喬·羅根示好。在9月與雷克斯·弗里德曼的對談中，特朗普婉轉表達了對羅根的認可：“我認為他很擅長他所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如何能參與他的播客”；在10月的《FULL SEND PODCAST》節目中，特朗普的播客老友Nelk Boys再次幫忙向羅根喊話，炒熱合作氣氛。同時，特朗普還以低姿態接受了羅根節目的各種錄制規定。

所以對于真人秀的眾多觀眾而言，當10月26日特朗普終于迎來與喬·羅根面對面的終極時刻時，這場世紀大和解無論實質過程如何，都意味著他在這場可輕可重的大比拼中贏得了喬·羅根的支持，收獲了意義非凡的勝利。

憤懣者破局

實際上，特朗普也很難在播客上把事情搞砸。

即使弗里德曼對特朗普所謂民主黨竊取2020年大選的說法表露出了隱約的質疑，《All In》的科技兄弟們接連拋出諸多棘手問題，喬·羅根打斷了這位傳統能源代言人關于環保阻礙油井鉆探的陳詞濫調，并稍帶挑戰地問道：“但對環境影響的擔憂是合理的，對吧？”等等。然而總體上，播客主們不愿意或缺乏能力去應對特朗普漫無邊際的模糊答案。《大西洋月刊》為此專門做了對比：2020年在《Axios on HBO》節目上，傳統媒體人就新冠檢測對特朗普進行了步步緊逼的詰問；而在2024年的《IMPAULSIVE》播客中，主持人則任由特朗普對加沙問題回以散漫的敷衍。

與追求傳遞準確信息的新聞采訪相比，動輒幾個小時的播客更側重于引發情感共鳴。“兄弟播客”（‘Bro’podcast）尤其如此，而與特朗普建立積極關系的播客大多屬于這個知名的小圈子。盡管擁有全男性的主播陣容以及對UFC等硬漢賽事的深切熱愛，甚至不少播客主還是格斗運動老手，然而在不絕于耳的厭女論或種族主義玩笑中，這里并不歡迎兄弟間的針鋒相對或公開沖突，他們更愿意展示舊式男子氣概中的體面，提供一個罕見于傳統娛樂業的無所顧忌的暢談空間，這也是喬·羅根以及其他兄弟播客能吸引大量年輕男性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這與被主流遺忘的美國男性困境不無關系。

據新近成立的美國男孩與男性研究所（AIBM，American Institute for Boys and Man）的數據，自1983年女性獲得學士學位人數首次超過男性后，男性大學入學率一直停滯不前；當前美國校園中的男性本科學生比女性少240萬，完成大學教育的可能性也低于女性9個百分點。此外，男性的社交圈亦在不斷收縮。美國生活調研中心發現，在過去的三十年里，男性比女性遭受了更嚴重的社交危機，目前多達15%的男性表示沒有任何親密的朋友，28%的30歲以下男性表示沒有親密的社會聯系。男性抑郁、焦慮和藥物過量的比例不斷上升。2022年，美國男性自殺人數是女性的3.85倍，白人男性占自殺死亡人數中的68.46%。

但是在極力推行DEI的背景下，這些男性問題很少出現在民主黨的談話要點中，同時亦被傳統媒體與娛樂工業遺漏與漠視，甚至ESPN、Discovery Sports等老派體育頻道都在加大對形勢大好的女性運動領域的投資與報道。

“左翼人士擔心，僅僅承認男性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就會讓你被視為反動分子，那么他們就不會這么做”，AIBM創始人、前布魯金斯學會成員理查德·里夫斯發現，“男性的趨勢不是向右移動，而是更多地遠離左翼”。據此，大批男性涌向播客兄弟會，涌向喬丹·彼得森之類的世俗化福音，涌向野蠻、粗魯、大秀性別歧視的Barstool Sports，以尋求情感慰藉與社會位置。

諾米·克萊因在其著作《Doppelganger》中深入剖析了美國左翼的政治短視和信息傳遞失敗如何給右翼提供了奪取政治領土的契機。她敏銳地指出，政治領域厭惡真空，一旦存在未得到解決的強烈情緒，聰明的戰略家總會先于對手發聲，以搶占對這些感受的敘事權。

“右翼總是能從左翼的失敗中汲取營養”。大約十年前，另類右翼巧妙利用“不滿、無聊、上網的年輕人”，通過飽含諷刺的表情包、段子等社交媒體語言，隱蔽地播撒白人至上思想與厭女情緒，為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宮提供了極大助力。十年后，右翼再次如法炮制，更加直白地將共和黨塑造成男性政黨，并再次如期獲得巨大收益：特朗普在六大搖擺州中的多數領先地位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男性支持。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6日，UFC的CEO達納·懷特和特朗普。

于是，歷史見證了一個奇特而難忘的名場面：在勝選之夜完成演講之后，特朗普首先將話筒交給了UFC的CEO達納·懷特，以此向主流政治圈中鮮為人知的兄弟們——Nelk Boys、Adin Ross、Theo Von、Bussin’With The Boys，以及強大的喬·羅根——表達意味深長的感謝。

播客拯救美利堅？

2010年，一度頗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談話廣播《Air America》在開辦六年后永久停播，標志著美國左翼力量在這一領域的全面潰敗，也再次確證了數十年來保守派輿論明星對美國談話廣播的統治格局無可撼動。從家喻戶曉的拉什·林博，毀譽參半的亞歷克斯·瓊斯，再到至今依然活躍在全美的1500余個保守派電臺，都為右翼發展播客這一“在線版談話廣播”提供了豐厚的媒介遺產。

《Air America》主要創始人湯姆·哈特曼曾經講述了左翼廣播舉步維艱的處境：當向一位擁有900多家電臺的億萬富豪提議“增加一些左翼人士”時，他遭到了毫不留情的回絕：“我絕不會讓那些主張增加我的納稅額度的人出現在節目中”。而在努力游說民主黨方面，盡管他強調了“僅需一小部分經費就能讓電臺領袖全天候唱贊歌”，從而實現短暫的競選廣告無法達成的深度傳播，但除了伯尼·桑德斯理解其政治意義，其他左翼政客一概搖頭漠視。

2017年，在遭受大選的沉重打擊之后，一群奧巴馬的前演講撰稿人與政治幕僚攜手創辦了Crooked Media，并推出了其旗艦播客《Pod Save America》，旨在實現《Air America》未能達成的愿景：在播客世界打造強大的左翼平臺。

《Pod Save America》

開播不久，這檔播客便成功邀請奧巴馬、桑德斯、沃爾茲等民主黨明星作為嘉賓，推出“Pod Save the World”“Pod Save the People”等多個衍生播客，影響力不斷擴大。同時，他們還發起了一場反對特朗普總統任期的大規模抵抗運動“#Resistance”，并成立了在線競選組織“Vote Save America”，積極介入選舉議程。

不到一年時間，Crooked Media便通過燃燒對特朗普的仇恨迅速崛起，看上去已成為布萊特巴特新聞網等右翼媒體新秀的強勁對手。然而他們似乎并不打算繼續聯結更為廣泛的左翼新力量。

2018年中期選舉前夕，《Pod Save America》選擇將播客搬上電視，在HBO電視網推出四集特別版節目。播出效果正如《Fast company》的閱后辣評：“這檔節目拯救不了民主——甚至拯救不了你的周末夜晚”。如果節目里“在該發出笑聲的時刻響起掌聲”以及對“Vote Save America”的過度推銷只是顯示出了一些水土不服與尷尬的話，那么其喜劇片段所展現出的對普通美國人的居高臨下則無疑遠不止令人難堪和糟糕。

其頗有些矛盾的組織發展戰略并非無跡可循。在成立七年后，《Pod Save America》的四名主持人都成為了各種意義上的名人，但他們表示在內心深處仍認為自己是政治工作者。《紐約時報》前專欄作家本·史密斯認為，“他們是流亡了八年的奧巴馬政府”。

2024年8月，彭博社曝光了Crooked Media內部的一系列沖突，包括但不限于長時段加班、試圖破壞工會以及剝奪員工談判權等勞資矛盾與價值觀沖突,一些員工感到與那些誓用播客拯救美國的創始人們漸行漸遠，“他們已被財富和權力所塑造的生活經驗所區隔”。一如所有聲名日隆的企業，這家左翼媒體旗艦亦不免陷入一地雞毛。

而這時，特朗普的“播客閃電戰”已近在咫尺，只差臨門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