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中學歷史教師，時常縈繞心頭的一個問題就是：我的教學究竟能帶給學生什么？為此苦身焦思，臨淵履薄。倒是與畢業學生的兩次交流讓我稍感寬慰。某次收到剛畢業的一位在上海著名高校就讀學生的微信：老師晚上好，我今天看書看到一段話，一下子就想到高中學習，我覺得高中上您的歷史課就尤其教會了我第三點，要批判性分析，到大學依然覺得受益匪淺！我這樣回復她：“這段話把歷史教育的功能說得很透徹。歷史能提供批判性分析的視角和方法，在信息過載時代尤為重要。同時，歷史也告訴我們人類的經驗的深刻的多元性，讓我們多一份審慎與謙卑。”還有一次是與一位畢業經年正在國外深造的學生的閑聊，我問她高中階段歷史學習最大的所得是什么，她斬釘截鐵回我：是歷史教會了她同情之理解地看待問題，這種看待問題的方式讓她在同輩中獨具一格。由此我想歷史教育的生命力不就是師生坦誠以對，彼此照亮，薪火相傳嗎？如果問我歷史學習的意義是什么，我會說是批判力、理解力與自由精神。

歷史學者羅新認為史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懷疑和想象力”，我深以為然。“歷史是一個邪惡的老師，只對自由人述說真相。”阿克頓勛爵的箴言發人深省，這里的“自由人”是具有批判和懷疑精神的人。為什么歷史學家特別青睞批判力呢？因歷史是一門重證據，講邏輯，見理性，尚思辨的學科，歷史知識的形成就是一個不斷論辯、質疑和競爭的過程。歷史知識的基石是可靠的證據，證據的獲得離不開史料的辨析，其中批判性解讀尤為重要。史料是如何產生的？作者為誰？有何意圖？作者意圖如何影響史料價值？史料文本的語境為何？如何進行脈絡化的解讀？作偽的史料有何價值？這些都是在解析史料的時候需要關注的問題。歷史學習的場域就是批判力充分展開的自由空間，沒有批判性思考的歷史學習必定是蒼白無力的。我在講西方殖民史時引用了189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英國詩人吉卜林的《白人的負擔》：

肩負起白人的負擔——

派出你們最優秀的后代——

捆綁起你們的子孫，流放

去服侍你手下俘虜的需要；

在沉重的馬具中等待，

那些急躁而野蠻的，

剛被你抓住的陰沉的人，

他們半是惡魔，半是孩童。

接著我問學生：詩句給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學生回答：殖民主義者的傲慢和殘酷。我說：很好，你看到了這一點。既然是傲慢，可為什么白人要流放自己的子孫，去服侍他們手下俘虜的需要？有學生回答：這也體現了他們傳播西方文明的熱忱和犧牲精神。我進一步反問：為什么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就會天然地把它與“殘酷傲慢”畫上等號？這難道不是我們固有觀念中的一種深刻成見？批判性思考不僅要對史料中的偏見進行辨析，也要直面自己心中的固有成見。

歷史學習不僅教會我們批判性分析史料，也教給我們批判性的視角與方法。我們需要有宏闊的眼界與長程的視野，透視歷史的復雜與多樣。在學習長城的歷史時，我們固然驚嘆工程之宏偉浩大，傳承之經久不輟，民族精神之熔鑄輝煌；但是也應看到權勢之煊赫跋扈，民力之耗費濫用。那種君臨一切的自信自大，那種令人窒息的蒙昧固執何嘗不是民族史上一座冥頑不靈的精神圍城，一道揮之不去的刺目傷疤。我曾給學生聽Beyond的《長城》，那擲地有聲的旋律重重地敲擊著我們的心門：

前世的滄桑

后世的風光

萬里千山牢牢接壤

圍著老去的國度

圍著事實的真相

圍著浩瀚的歲月

圍著欲望與理想

……

一個民族的光榮與夢想值得珍視，同樣，對于民族精神史上層層結痂的傷疤更要勇于直視，否則歷史的悲劇就會不斷重演，這樣的民族也不可能擁有未來。

我常跟學生講，歷史的要義是理解而不是評判。為什么理解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困難呢？歷史是滄海桑田，是斷簡殘編，是無法重演的過去。過去是異鄉，是一個個我們完全陌生的國度，而歷史上的人物有著完全迥異于今人的價值觀和情感體驗。因此，深刻理解史事，就要深入歷史的脈絡情境，要洞悉人性的復雜多元。深入歷史的脈絡情境，就是對歷史抱有同情之理解，這是走進歷史核心地帶的不二法門，要以充分的史料證據作為支撐，深入古人的內心世界，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歷來對義和團的評價都呈現兩極，要么對其愛國精神高唱入云，要么對其愚昧迷信痛加撻伐，再有就是簡單折中而論。這總給人居高臨下，隔靴搔癢之感，直到我看到陳旭麓先生的評論“愛國主義永遠是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但從愛國主義出發走向近代化和從愛國主義出發回到中世紀，確乎并不同義”，深深嘆服。他指出了樸素愛國情感的動人之處，但是義和團留戀的是中世紀的生活與理想，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注定將民族命運推向深淵。這種認識做到了對歷史抱有深切同情又不是無原則的寬容，深入其中又出乎其外，達到了極高的境界。

“歷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靈，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體現，歷史研究最后總需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幽微，才可能中肯。”洞察人性的復雜幽微，重演前人所思所想，理解其苦心孤詣，這對歷史學習是非常重要的。我曾跟學生探討吳三桂降清的歷史，我拋了一個問題，若你是吳三桂，你會如何選擇？學生說可以向李自成投誠來聯合抗清。我提醒，李自成對吳三桂而言是弒君殺父不共戴天的仇人，這一選擇非但招致時人唾罵，史書也必將其列為千古罪人。學生退卻了，說那只好降清。我說，降清一定是經過痛苦的煎熬和理性計算做出的選擇，他為此也付出代價，漢奸的罪名是無法洗刷的。其實，吳三桂還有其他選擇，他可以繼續高舉忠君報國的旗幟，雙拳出擊，至死方休，那樣就成了民族英雄，但注定要肝腦涂地。經過這樣一番討論，吳三桂就不是一個“漢奸”的標簽所能涵蓋，這背后有權勢的博弈，人性的糾結，選擇的痛苦，價值的撕裂……權力是試煉人性最好的藥劑，古往今來，多少人匍匐于權力而甘受奴役，甘之如飴，但是高貴的人性除外。我經常跟學生講方孝孺和華盛頓的故事，因為其中有高貴的人性在。朱棣篡位奪權，滿朝舊臣屈服于其淫威之下，方孝孺明知朱棣將滅其十族的兇殘依然投筆痛罵，慷慨赴死。千載而下，凜然猶有生氣！華盛頓本可在種植園過安逸富足的老爺生活，可當國家召喚，他義不容辭擔任大陸軍總司令；八年浴血奮戰，贏得國家獨立，毫不戀棧，掛冠而去。當國家需要制定憲法，他再次出山，擔任召集人而默默堅持。擔任兩屆總統之后，堅決辭任，發表告別權力的演說，成就了美國歷史的偉大時刻。這些故事讓我們看到了更加豐富的人性，也讓我們相信歷史不只有一種可能。

自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諦所在，而歷史關乎自由。前面所講的歷史教會我們批判性地分析問題，深刻理解過去的經驗，這是我們實現認知自由的前提。學習歷史還能讓我們理解人類經驗多元性，擴充心量，涵養兼容并包的價值觀念。這樣我們可以沖破自我中心，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藩籬，與世界展開自由的對話。

人的自由離不開明智的選擇和行動的勇氣，這有賴于歷史豐厚的饋贈。歷史的智慧讓我們可以看穿皇帝的新衣，洞悉人性的復雜。當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無數人為之癲狂之際，遠在海峽對岸的柏克卻發出了“革命帶來的野心和貪婪也將成為新的罪惡淵藪”的驚世預言，而深處漩渦的羅蘭夫人正以鮮血為自由祭旗。托克維爾在19世紀中期就斷言美國的民主必將盛行歐洲，并對多數暴政的危險深致憂慮，而今天歐美民粹主義的沉渣泛起如同當時歷史的回響。倘若不是深具歷史的眼光，他們何以在眾人皆醉之時發出獨醒之論？何以對時代趨勢的判斷若合符節？當羅馬共和制搖搖欲墜之時，西塞羅為了心中自由信念不懈抗爭，痛斥獨裁者，最后頭顱被割下放在廣場示眾。1800年之后，共和國的理想在美洲大陸復活。二戰時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投身法國反抗組織，被捕后受盡納粹酷刑，在走向刑場的最后關頭還在安慰身邊年輕的戰友。是明智的抉擇和行動的勇氣讓自由之火永不熄滅！

歷史通過探索過去影響現在，通過我們現在的選擇和行動創造未來，歷史學習中獲得的判斷力和理解力是成為自由人的基點。正是歷史昭示自由精神的無遠弗屆，給予人生自主自力的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