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法師（1886-1966）俗姓龔，名學光，字緝熙，綿竹市漢旺鎮人。他的一生堪為傳奇，有三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棄商從戎；二出家為僧；三入藏地學法。1900年，他14歲，是成都恒升通匹頭商號的一名學徒。1905年，考入四川陸軍弁目隊，后轉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1909年，任云南講武堂教官，次年返川任團長，兼川北清鄉司令。直到1924年，在他39歲時才發心出家，禮重慶天寶寺住持佛源老和尚為剃度師，由此開啟了四十余年的僧侶生涯。

能海法師

他經歷了滿清、民國、新中國三個歷史階段，每個階段的人生都與家國榮辱聯系到一起，尤其是民國以來救亡圖存和完善社會制度的大勢下，他一方面以軍人身份為國出力，另一方面，他作為虔誠的佛教徒，又有希求佛法之心，乃至入藏學法，建構起漢藏融合的佛教信仰模式，以今天的視角觀察能海的佛教人生，他是理想化佛教徒的代表，而且也走出了民國時期，與虛云、太虛、圓瑛等僧人都截然不同的佛教信仰之路。作為一個軍人，他有著金剛手段；作為一名佛教徒，他又秉持慈悲信念和追求般若智慧，家國與信仰，是他人生的底色。

一、從入世到出世

能海的一生歷經晚清末世、北洋政府、民國政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一系列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大節點。他本人的生活軌跡則有棄商從戎、從戎轉佛等變化，如果放在這個時代的大背景中，能看出他有著明顯的“以武救國”和“以佛法救國”的轉變。

1900年，龔學光在成都東大街恒升通商號學徒，這條街是成都著名的商業街，《成都街巷志》中記載：“（東大街）不僅是成都全城最寬的街道，街面都用紅紗石板鋪蓋，而且也是全城最繁華、最重要的街道。”（袁庭棟著：《成都街巷志》上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51頁。）即使在今天，這里也是成都有名的工商街區。五年后，他選擇棄商從戎，這是他人生方向最重要的轉變之一。1914年的某一天，他當時在四川警署工作，在成都提督街三義廟巡街途中，偶然聽到佛源法師（1853-1926）講法，深為吸引，此時便開始關注佛學。佛源是重慶涪陵人，在1912年時，曾積極參與上海成立的“中華佛教總會”，后返蓉成立四川佛教分會，佛源是近代四川地區佛教人物的代表之一，他的影響遍及川渝兩地。從1914年至1924年這十年間，龔學光一直作為佛學愛好者參與佛源法師在成都的講法活動，這也說明他后期成為一名和尚不是一念之間就決定的，而是基于長期對佛教的深入觀察與學習。

1909年的成都東大街

龔學光之所以在1924年選擇出家，既與前期的佛學積累有關，更與當時四川混亂的局勢有關。辛亥革命后，四川先后成為北洋、滇、黔軍閥和四川各派軍閥爭奪和混戰的中心。從1912年“省門之亂”到1935年中央軍入川，四川地區頻繁爆發各種大小戰爭，1917-1933年，幾乎每年都有大規模的混戰發生。（參考張遠波：《亂世兵患：1911-1935年川軍與當地社會》，華中師范大學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2-36頁。）身在行伍之中的龔學光，經過數十年對四川社會的觀察和親身經歷，也許是感到疲憊和無力的，佛教帶給他的出離感在此時發揮了很大作用。他是在1924年的正月在成都文殊院出的家，從此，世上沒有了軍人龔學光，多了一位法師——能海。1926年，能海在打箭爐（今四川康定）與太虛弟子大勇法師組織的留藏學法團會和，正式開啟入藏學法的生活，中間他曾返回成都募款，以資助他在西藏的學習。隨后，他在1928年5月第二次入藏，直至1936年取道印度、尼泊爾參訪，乘海輪回國，此時能海在佛學上已經做到了顯密兼修，并能回國成就一番佛教事業了。

實際上，能海能夠比較快速地在藏區獲得藏傳系統的佛法，與其曾經的行伍出身有很大關系，也正是他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才保證了他能夠有充足的資本在藏地學習。所以，能海的人生底色中，與國家政治一直保持著軍人獨有的使命感。這是促使他堅持“以佛法救國”并將這一想法轉化為實實在在行動的動力。1937年“七七事變”后，能海法師在太原講法，他對弟子們說：“國難當頭，非少數人力量所能回轉，須辦大法會，集中群力”（釋宗順等編：《能海上師傳》，浙江吉口多寶講寺印行，2001年，第9頁。）。同年9月，抵重慶辦法會講《仁王護國經》，結束后返川，在文殊院退院法光和尚幫助下，能海將文殊院下院石羊場近慈寺用作道場，題額為“護國金剛道場”。這所寺院，也成為能海在成都期間弘法最根本的道場。（沈去疾：《能海法師年譜》，上海：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69頁。）1944年初秋某天，能海在崇州土主廟講法，登壇坐定后朗聲念誦了一段偈語：“倭寇侵我，窮兵黷武。邪不勝正，日不過午！”（轉引自劉光全：《能海法師在崇州的一次演講》，《文史雜志》2004年第6期，第77頁。）當時有人以能海出家人的身份，對其參與國事之中頗有微詞，并發出質問，認為出家人應看破紅塵，四大皆空，而他設壇講學，不以宣揚佛旨為重，反而是大談抗日，與出家身份不合。能海的回答則是：“貧僧雖然出了家，但并沒有出了國呀！……日寇侵略中國，炮轟槍殺，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今國難當頭，凡是中國人都應責無旁貸，戮力同心，以御外辱，以期救亡圖存。”（轉引自劉光全：《能海法師在崇州的一次演講》，《文史雜志》2004年第6期，第78頁。）這一問一答，說明能海有著深厚的家國情懷，他并未因為佛教提倡的眾生平等而否定了自己的家國意識，這恐怕也與其出身軍旅有著很大的關系。抗戰勝利嘉訊傳來，能海十分興奮，立即招呼買紅紙、鞭炮，親自撰聯歡慶抗戰勝利（山西五臺山大塔院寺編：《至尊能海法師全集》，2016年，第1冊序 5-6頁。），其拳拳愛國之心可見一斑。也許是無意識的，能海關于抗戰的觀念，似乎也與周恩來為抗戰時期的南岳佛教救國協會題寫的“上馬殺賊，下馬學佛”之觀念不謀而合。

二、家國與民族的抉擇

成都在1949年12月27日才解放，是中國大陸最后解放的大城市，蔣介石也是從成都飛往臺灣。在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的背景下，成都實際面臨著和平解放的最佳選擇，能海則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11月30日，蔣介石從重慶敗退成都，開始坐鎮成都部署川西平原決戰。在此關鍵時刻，他積極動員當時駐守在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三位將軍脫離蔣介石集團，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來到彭縣（今彭州），齊聚龍興寺通電起義，徹底打亂了蔣介石“川西決戰”的部署，對整個西南的解放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彭州龍興寺也因為成都的和平解放而被載入了史冊，今天在寺內還有“劉、鄧、潘起義舊址”的紀念館，成為四川省和成都市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劉、鄧、潘三人之所以選擇龍興寺作為起義總部，與能海頗有關聯，這首先是因為能海是行伍出身，他在19歲時四川軍政學堂的學習生涯中，與楊森、劉湘、潘文華等四川軍閥或重要將領是同學或戰友，他們之間的關系非同尋常。另外，他作為出家人的身份，也為保護這些起義將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龍興寺成為起義總部后，能海法師還領導龍興寺僧眾為和平起義提供了后勤服務和其他保障工作。

這個寺院巍峨的龍興寺塔，是能海“照印度菩提道場（即釋迦佛得道處）所建舍利塔之形式。正中大塔一座，四隅各一小塔（小于大塔三分之二），共為五塔”“塔身之下尚須筑一平臺，大小五塔皆建于臺上。臺之寬度須在六丈乃至七丈之譜，高度約在一丈以上”（能海：《重建古益州龍興寺舍利塔緣起》，《至尊能海上師全集》第48冊，第863頁）。能海于1940年發愿修造這座塔，到1943年進入實施階段，1944年，“（能海）在彭縣龍興寺安居，開窯燒制建塔用磚；仿印度菩提道場塔型，先建模型塔，高一丈余，師親為監造。”（《能海上師年譜》，《至尊能海上師全集》第48冊，第887頁。）這座塔成為今天彭州市的標志性建筑聳立在城市的中心地段。

在西藏和平解放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上，能海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兩次入藏，雖以學法為名，但同時意在通過佛法溝通漢藏文化。民國時期漢地佛教代表團入藏，實際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的覆滅讓漢藏之間處于緊張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漢傳佛教界的一批有識之士，一方面認為藏傳佛教在保留印度佛教方面有一定的優勢，同時也認為不同語系佛教的溝通在民族團結方面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于是才有組織僧團入藏學法的行為。因此，民國時期的漢僧入藏表面上看是一場學法運動，但背后更大的社會背景是民國時期漢藏民族之間的交匯融通已在當時變得非常必要和重要了，從政治到民間，都有此類活動的開展，佛教界也不例外。這些赴藏的學法僧無意間通過佛教拉近了漢藏間的關系，這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一定的助力。

1949年后，解放軍曾在進藏前，特地向能海請教進藏需要注意的事項。能海則積極鼓勵弟子們隨軍入藏，給解放軍做翻譯和向導，為進藏軍隊獲得藏地人民的認可和信任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能海親赴北京，會同喜饒嘉措商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協助宣傳中央的政策，為和平解放西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能海相繼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成為宗教界在新中國政治制度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52年12月，他參加了以宋慶齡為團長的中國和平代表團，出席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1955年3月，參加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亞洲國家會議，是宗教界人士中愛好和平的典范。

綜觀能海的一生，他即使出了家，但“家國”似乎依然是他一生都在面對的問題。在出家前，他曾以軍人的身份參加同盟會及四川保路運動；出家后，他利用了自己僧徒的身份，巧妙地參與到成都和平解放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中，他也利用自己赴藏學法僧的身份，為漢藏兩地的交流搭建了一座橋梁，為西藏和平解放提供了契機和條件，這一系列自主自發的行為都是因為他的認知中一直有著“家國”的意識，無論出世入世，這個情結都是烙印在他骨子里的。

位于今成都高新區近慈寺的“能海上師紀念館”（王大偉攝）

三、能海所踐行的佛教中國化

“佛教中國化”這一概念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已在學界展開了較為集中的討論。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眾多學者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全面考察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具體表現。這一語詞較為充分地概括了佛教在歷史演變中的鮮明特征，在當今的學術語境中，“佛教中國化”仍然是漢傳佛教研究中的一個重點方向。

能海對佛教中國化的踐行之一即表現為融通漢藏顯密。能海雖在漢地代行密法，并不代表其所行即為密宗。能海法師曾言：“若問我等是何宗派，應曰大般若宗。學般若故，以般若為宗。”（《跋》，《至尊能海法師全集》第48冊，第3頁。）從他本人的角度來看，佛法本無漢藏之分，兩者的分別在于修持方法與修行路徑的不同。在大小乘佛法的關系上，他也不刻意區分兩者，而是用“根本乘”一詞來強調兩者的統攝。能海曾說：“要之，小乘法是斷煩惱證解脫的殊勝方便，與大乘法寶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系，且是整個佛法的重要部分，所以亦稱根本乘法。”（《能海法師全集》第3輯，上海：上海佛學書局，1998年，第92頁。）他在《現證莊嚴清涼記》中又有言：“法無大小，惟是一乘。小大只是先后次第之分。人有大小，見地小，心量小，在佛法中只將順自己的一份取持，即是小乘人。”（能海：《現證莊嚴清涼記》，上海：上海佛學書局，1994年，第11頁。）由此可見，對他來說，大小、漢藏的區分只是一種權益方便，總體不離“佛法”二字。因此他雖然有在藏地學法的經驗且精通藏語，但回到漢地后，從來不以藏語弘法，所講解經典如《金剛經》《仁王護國經》等，原本就是漢傳佛教中的核心典籍。此外，能海還培養了一大批曾在“文革”結束后恢復宗教活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影響的高僧，如永光、清定、貞意、隆蓮等。

能海關于佛教中國化的重要踐行還體現在他的戒律思想中。戒律是能海思想體系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他在漢地的戒律實踐中，為了與當時漢傳佛教的發展狀況及僧人的素質相適應，異于藏地對“菩薩戒”的重視而更加強調“別解脫戒”，他傳播戒學的方式也遵循了漢地佛教自唐代道宣以來所確立的《四分律》傳統。

對于20世紀中國佛教來說，“僧尼偽濫”是佛教振興的巨大阻礙之一，某些僧眾的個人形象也遭到眾多居士的指責。太虛曾在《告徒眾書》中曾指出，當時佛教的重大危機是——“俗之僧奪”和“僧之俗變”。（《太虛大師年譜》，載《印順大師全集》第13卷，臺北：正聞出版社，1990年，第199頁。）“俗之僧奪”指對僧伽的排斥現象，例如歐陽竟無就曾主張由居士代替僧伽住持佛法。隆蓮法師回憶能海所處的時代時也說：“當時佛教學風，日趨衰微。在家講學者多偏學廢修；叢林則禪講罕興，僧律廢弛。馴至多有在家信徒，自稱但皈二寶，不皈僧寶。”（隆蓮：《能海法師事跡簡介》，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宗教組編《名僧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84頁。）在這種狀況下，能海對漢地佛教的貢獻即在于通過突出“別解脫戒”，重提戒律對于僧人的根本性意義，以使更多的僧眾生起學法之信心，在行為上做到如律，改變漢地僧團之面貌。

從所受持的律典來說，藏傳佛教流傳的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漢地流傳《四分律》，因此當時入藏的漢地僧人也多舍棄《四分律》而重受有部律，但能海并沒有遵循這一路徑，而是兩者并學，并將兩者加以結合，如其所言：“我進藏未舍四分而學有部，回來講律仍講四分，傳承學法自有部。開遮依四分，方法用有部。”（能海：《現證莊嚴清涼記》，《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證莊嚴論顯明義疏清涼續記》，第86頁。）在具體的講學中，法師以律四阿含來分別四分律藏。律四阿含分別為：辯識阿含、根本阿含、雜細阿含和正宗阿含，四分律藏則分為：第一分比丘二百五十戒，第二分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第三分二十犍度法，第四分五百結集、七百結集、調部毗尼、增一等。能海在《現證莊嚴清涼記》中認為它們之間依次對應的關系是：“佛制比丘初五年學二百五十戒，為辨識阿含；后五年學二十犍度攝持僧團之法，為根本阿含……次方旁通五部，究其同異，是為雜細阿含……次融會經律，得其歸趣，是為正宗阿含。”（能海：《現證莊嚴清涼記》，《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證莊嚴論顯明義疏清涼續記》，第73頁。）由此可知，能海認為學律也有先后順序，才不至于在諸部律典中迷失方向，不得要領。應該先從基本的二百五十戒與三百四十八戒開始；其次學攝持僧團的方法；再次通讀五部律，比較其異同；最后將經與律結合起來，以達到融會貫通的效果。

最后，能海對佛教中國化的實踐還體現在他對漢傳佛教傳統叢林制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原則的繼承上。他認為做人做事乃是成佛的根基，在成都近慈寺，他即以叢林制度為行為準則，并設立了專門的“學事堂”來培養僧眾。隆蓮法師在《能海法師事跡簡介》中曾提到：“近慈寺有學事堂，入寺必先學事。師嘗謂：‘人不會作事，必不會修行，如何會成佛？’”（隆蓮：《能海法師事跡簡介》，載《名僧錄》，第186頁。）1951年，能海的思想更是發生了極大的轉變，親身率領寺眾從事種植業和畜牧業，投身于勞作活動中，這無疑是為了適應新政權新制度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能海雖重視戒律，但他能夠結合僧眾具體的生活環境做出改變，以使僧團能在歷史的洪流中保有生存的空間。

在20世紀中國佛教人物譜系中，能海是具有鮮明人格和修行特色的僧人，其一生愛國愛教的行止，為維護國家統一、漢藏交融、民族團結、佛教中國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一生因應了不同時代背景下“家國”觀念所需的政治準則，他是愛國愛教的，也是希望能夠匯通顯密，融合漢藏的僧人。他走出了一條與虛云、太虛、圓瑛等近現代高僧都不同的佛教信仰道路， 他是真正地在溝通民族關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僧人，也是將“家國”意識納入到佛教人生且能踐行的一代高僧。

（本文作者趙茜茜系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2023級博士研究生，王大偉系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