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已經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國的對華新政策已經成了美國精英中少數的共識之一。在未來的5-10年甚至更長時間，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將會體現出越來越多的“預防性戰爭”的邏輯。驅動美國對華新政策的因素既有美國試圖維持其優勢，特別是其科技和軍事優勢的考慮，也有非常重要的意識形態的考慮。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針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包括初創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態勢將會持續甚至進一步升級。具體而言，美國的重點打壓對象是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中的至少兩個條件的中國高科技企業，以及中國的其它大型技術密集型企業。

一、這些中國企業所從事的技術領域是軍民兩用的高技術。因此，這些中國企業的發展不僅有可能威脅到美國在這些高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更有可能威脅到美國的軍事優勢地位。這些技術領域至少包括：芯片、通訊、衛星、航空航天、新材料、軍用和民用無人機、人工智能以及安防系統。

二、這些中國企業已經具有或有可能獲得一定的全球技術和市場地位。這些全球影響可以是因為它們的技術有可能被許多國家采用，也可以是因為它們的營運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其他國家。如此，在美國的眼里，阿里巴巴和百度均不大可能有真正的全球性技術和市場地位，因為它們主要在中國運營。

三、這些中國企業具有一定的全球政治影響，無論是現實的還是潛在的。滿足這一條件的企業幾乎包括中國所有的大型壟斷型國有企業，從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到中國航天、北方工業、中國電建、中國能建等。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在美國的眼里，像騰訊、字節跳動這樣的社交媒體企業也是有潛在全球政治影響的企業。這一方面是因為社交媒體平臺有可能用來進行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它們有可能會將其它國家的用戶數據傳回中國，而有可能被中國方面所利用。其它可能的企業還有以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系統公司，如海康威視、格靈深瞳、商湯科技等。這些企業既掌握一定的高技術，也因為它們經營的行業是安防行業。大疆無人機也可能屬于這樣的企業之一。

如此一來，以上提到的中國企業都要有一定的心理準備。顯然，這些不同的企業需要根據各自的經營環境而制定不同的對應政策。但是，以下四點恐怕是所有這些中國企業都必須做的。

一、這些中國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不能再天真地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天然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好去處。與此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依舊面臨多方面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的企業都必須加強政治風險意識。如此，一個必要的步驟是這些企業都應該成立和加強它們的海外政治風險評估部門和團隊，從而能對重大的海外項目有更深入的風險評估。

二、鑒于中國企業的政治風險評估部門和團隊一時不容易擁有必要的專業知識和國別問題基礎，中國企業在進行政治風險評估時，需要充分利用中國目前擁有的國別研究，特別是國際關系和比較政治方面的專業知識。而中國企業對來自美國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風險評估和咨詢機構的意見都要謹慎對待，至少不能只是依賴這些機構的評估意見。

這方面的一個深刻例子是2005年6月22日，中海油發起對優尼科（Unocal）石油公司的收購。當時的中海油幾乎完全依賴美國的投資銀行和咨詢公司，而沒有征詢中國國際問題專家的意見。

而據筆者所知，大部分在北京的中國國際問題專家都認為中海油的競購幾乎不可能被美國政府通過，而且也通過一些渠道提出了反對意見。果然，在2005年8月2日中海油只能宣布放棄對優尼科的收購，而此前支付給美國的投資銀行和咨詢公司的高額咨詢費用都打了水漂。

三、中國的企業應該意識到，在更加復雜甚至艱難的外部環境面前，中國企業也需要轉變決策方式，與時俱進，拋棄主要基于領導拍腦袋的決策模式，而進入一個基于“計算社會科學”的決策模式。隨著大量基礎數據的積累，數據處理能力、計算機模擬能力的大大提升，特別是社會科學本身的理論和實證積累，如今的“計算社會科學”已經使得我們能夠模擬和推演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重大發展趨勢，從而為中國高科技企業以及中國的許多大型企業對進入這些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更為科學、全面的風險評估。一個“計算社會科學”的時代已經到來，而“計算社會科學”的時代的到來就意味著一個新的基于數據處理的決策時代也已經到來。

四、當然，盡管外部形勢嚴峻，中國的企業也不宜一下子認為天要塌下來了。一方面，中國企業確實需要恪守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遵守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習俗，充分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企業、媒體、民間團體、員工以及整個廣大的社會進行多方面，多層次的交流，盡可能消除誤解，從而能夠防范和化解一部分風險。另一方面，中國高科技企業以及中國的許多大型企業確實需要達到一定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獲得比較好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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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世平 ，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復旦大學復雜決策分析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