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認知中，讀者普遍將世界文學等同于中國文學＋美國文學＋法國文學＋日本文學＋英國文學＋俄羅斯文學＋德奧文學＋西葡拉美文學。書籍分類系統也在不斷強化這一偏見。這樣的世界文學的觀念只顧及眾所周知的文學大國，自動忽略了在全球范圍內其他的國家和地區。同時，在全球化的當下，移民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中也越來越重要。

非洲文學

作為抵抗主義者和存在主義代言人的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描寫了二十世紀最人道的反抗者形象，這是否與他的故鄉法屬阿爾及利亞有關？加繆絕非孤案，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都來自于英法在非的殖民地。動蕩的四十年代，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出面為一本黑人大學生詩集寫出《黑色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的評論，“黑人性”在世界知識論壇逐漸扎穩腳跟，著者之一的列奧波爾德·塞達·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歸國后涉足政壇，成長為塞內加爾的國父。

對帝國的親附性是一極，非洲本土文明是另一極。《亡靈書》(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無疑是世界上第一本暢銷書，盡管它通常只被死者閱讀。公元十世紀前后，流傳在非洲大地上的主要有史詩，其中《松迪亞塔》(Sundiata Keita)講述了曼丁哥人松迪亞塔帶領族人建立馬里帝國的故事。文學故事《國王的榮耀》（Kebra Nagast）記述了示巴女王和所羅門王的相遇以及約柜抵達埃塞爾比亞的歷史。此外還有一種叫騙子故事（trickster story）的動物寓言形式。

在十九世紀晚期，非洲就誕生了第一批現代文學，其中有南非作家奧里芙·旭萊納(Olive Schreiner)的《一個非洲莊園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但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非洲的第一部獲得國際認可的作品才出現——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的《瓦解》（又譯作《這個世界土崩瓦解了》）(Things Fall Apart)——，它講述了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西方殖民主義和基督教摧毀了伊博人的世界。這部作品給這位比拉夫的支持者和國際流亡者帶來了國際聲譽。和阿契貝不同，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中途選擇重回肯尼亞，發揚基庫尤語文學傳統。非洲文學大亨還有宏大現實的書寫者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優雅的正義人士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簡練真實的阿語作家塔依卜·薩利赫(Tayeb Salih)。

非洲戲劇也值得關注。索因卡(Wole Soyinka)是非洲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它的戲劇作品《死亡與國王的侍從》(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與其說是兩種文明的碰撞，不如說是約魯巴神話下尼日利亞文明的盤雜怪態。阿索爾·富加德(Athol Fugard)是當今世界頂級劇作家之一，他的元戲劇實驗從未脫離人類生存的現實。在更早的1933年，埃及作家陶菲格·哈基姆(Tawfiq al-Hakim)以《古蘭經》(Quran)和基督教故事為底本創作了《洞中人》(The People of the Cave)，它被視為埃及第一部象征主義作品。

如今的非洲文學名家星羅，從國際主義受益人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到神話書寫者米亞·科托(Mia Couto)（葡語），再到新興作家殷波洛·姆布(Imbolo Mbue)。

南亞和東南亞文學

流布于南亞、東南亞的泰米爾語有兩千余年的歷史延續，在泰米爾文學中最經典的要數《蒂魯古拉爾》(Tirukku?a?)，它由1330首壓韻的聯語（kural）組成，是泰米爾族人所奉行的準則法典。越南語曾受漢語影響、發展出了喃字，阮攸(Nguyen Du)編創了青心才人原著而有了越南國民文學《金云翹傳》(The Tale of Kieu)（漢字和喃字雜撰）。烏爾都語文學可以追溯到波斯文學，它的第一個杰出詩人是阿密爾·霍斯陸(Amir Khusrow)。

國人皆知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但少有人知道他的國語是孟加拉語。泰戈爾的國際聲望在一些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和英語的關聯和他的正義。生于菲律賓的何塞·加西亞·維拉(Jose Garcia Villa)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就躋身于美國現代詩歌圈層，它有一個別致的筆名“獅鷹”(doveglion)，結合了“鴿”、“鷹”、“獅”三種全球認同的象征符號。

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和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是當今印度文學的標桿。華語文學也是不可缺席的，有馬來西亞的鐘怡雯和新加坡的英培安。

西亞和中亞文學

《魯拜集》和《柔巴依集》(Rubayat)是同一本書嗎？是的。魯拜或柔巴依是一種四行詩樣式，出自波斯詩人莪默·海亞姆(Omar Khayyam)之手。波斯語是巴列維語抵抗阿拉伯入侵的產物，菲爾多西(Ferdowsi)順勢用新興的波斯語創作了波斯民族英雄史詩《列王紀》。盡管襖教（瑣羅亞斯德教）的法典《阿維斯塔》(Avesta)的“草創”要早于《列王紀》(The Shahnama of Shah Tahmasp)，但它遭受了來自包括亞歷山大大帝和阿拉伯人在內的幾次毀壞。《阿維斯塔》使用的是更為古老的阿維斯陀語。

波斯被稱作“詩人之國”，除海亞姆外，波斯詩人還包含內扎米(Nezami)、薩迪(Sa'di)、魯米(Rumi)、哈菲茲(Hafez)四位大師。略過歷史敘事，伊朗文學的現代化篳路藍縷，文學巨擘有尼瑪·尤什吉（Nima Yooshij）和芙茹·法洛克扎德（Forough Farrokhzad）。

伊朗之外，長于黎巴嫩、成于美國的紀伯倫(Gibran)在國內已是家喻戶曉自不必多提。泛阿主義者阿多尼斯(Adonis)中年曾定居于黎巴嫩，像幾乎所有當代作家一樣，他最終成為了一名教授。詩人耶胡達·阿米亥(Yehuda Amicha)是用希伯來口語寫作的第一人，他在國內有無數擁躉。另一位于不久前逝世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曾在基布茲待了約二十年，他的作品的唯一主題是悲劇性的家庭。

國際巨星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給主流世界提供了一個瞻仰另一現代性的窗口，他的呼愁就像按下快門那么簡單。

多文明的交瘁之地，巴勒斯坦也在不斷向世界文學輸出文學巨子，知名的有達爾維什。這是伊斯蘭文學界的一位爭議人物。他在一封信中說，“詩人是在用語言給自己、給國家建造了一個家園”。另一位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代表著土地的沉重，他死于一次自殺式報復襲擊。I.P.A.F.（阿拉伯國際小說獎，阿拉伯國家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獲獎作品《弗蘭肯斯坦在巴格達》(Frankenstein in Baghdad)似乎也在驗證著所謂的后現代主義大抵只是為了講好一個由善惡觀、主奴關系所決定了的“通俗-經典”故事。

如果你熟悉上世紀的外國文學出版，那你一定了解來自吉爾吉斯斯坦的艾特馬托夫(Aitmatov)，他用較為傳統的寫作方式，加上浪漫情懷贏得了世界的稱贊。不過很不幸的是，他晚期作品走向了一種大而無當的世界主義，這就是題外話了。

全球文學

南非—美國—澳大利亞，這是庫切(Coetzee)的遷居路徑；尼日利亞—英國—尼日利亞—美國，這是索因卡(Soyinka)的遷居路徑；斯里蘭卡—英國—加拿大，這是邁克爾·翁達杰(Michael Ondaatje)的遷居路徑。事實上，絕大多數來自“低語境”國度的作家們都勢所必須地抵達一個“高語境”國度，這似乎已經是全球文學的一條不可廢除的真理，這也是后殖民時代之聯系于殖民時代、也聯系于前殖民時代的一大特點。一個“高語境”國度所建立的文化圈幾乎是神圣的，這個“高語境”國度之前是英國、法國，現在是美國。

移民作家還需要添上：譚恩美(Amy Tan)、費里頓·蔡莫格魯(Zw?lf Gramm Glück)、哈金、李翊云、李敏金(Min Jin Lee)、朱諾·迪亞斯(Junot Díaz）、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彼得·凱里(Peter Carey)、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高行健……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則數不盡數。雜粹、多語、主奴敘述，這些因素似乎延續自“非帝國”的和庶民的經驗，也通過繼承現代文學的資源再造了當代文學景觀。

實際上，移民作家也好，族裔作家也好，他們都并非全球文學的最突出案例。全球文學屬于資本的寵兒、狂歡讀者的酒神，比如J.K.羅琳(J.K. Rowling)、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村上春樹(Murakami Haruki)。這是那座巴別塔的頂端，入住者都享受著萬眾的朝拜。但今日世界從未真正準備好迎接這座文學巴別塔。我們仍然需要繼承并擴大人文主義理想，來應對接踵而來的缺失、敵對、邊緣和不幸。

加勒比海文學和巴西文學

加勒比海盛產海盜、糖和克里奧爾語，但加勒比也不缺文學，諾獎得主馬爾克斯(Márquez)的家鄉就在哥倫比亞，位于加勒比海南部。歸屬于加勒比海地區的還有帕斯(Paz)，他是墨西哥先鋒派詩歌和文論家，其代表作有《太陽石》(Sunstone)和《孤獨的迷宮》(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2015年的布克獎得主馬龍·詹姆斯(Marlon James)的國籍是牙買加。2018年瑞典“新學院獎”得主瑪麗斯·孔戴(Maryse Condé)的家鄉是法屬瓜德羅普。此地還有圣盧西亞的沃爾科特(walcott)，一位史詩作者；還有特立尼達的奈保爾(Naipaul)，如今他會因為其殖民敘述的閹割、變形和偷梁換柱而備受指責。

在巴西，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被公認為最偉大的作家，但他在國內卻很少有人問津。1992年的譯作《幻滅三部曲》包含了他最富盛名的作品《布拉斯·庫巴斯死后的回憶》(The Posthumous Memoirs of Bras Cubas)。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關于阿西斯的書評里說“倘若有充足的時間，藝術生命足夠長的話，一部偉大作品必定會找到本該屬于它的位置”。我想這也是這份書單的題中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