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總纂、京師圖書館監督、清史館總纂等職，并以藏書聞名于世。《藝風堂友朋書札》是同時代學者、政界名人寫給他的書信合集（附詩詞唱和），是了解清末民初學術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文獻。此書的順利問世，離不開顧廷龍（1904-1998）對書稿抄本的整理及刊布一事的推動。

顧廷龍

上世紀7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為《中華文史論叢》復刊一事推出增刊計劃。在1978年為《論叢》復刊召開的座談會上，時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表示，上海圖書館可提供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近代文史方面的館藏稿本，用以推動學術研究，同時建議這批資料或可以附在《論叢》之末，或另出一種叢刊，以《叢編》或《論叢副刊》的形式出版，并分別列舉了日記、尺牘、傳記、目錄、圖詠五大類目中的代表性文獻。

具體到尺牘方面，除《汪康年師友書札》外，讓顧廷龍額外關注的是繆荃孫書札，其言：“繆荃孫的《藝風堂藏友朋手札》抄成十冊，約五十萬字，內容多談金石書畫、古籍版本，也有晚清時事，詩詞唱和。”（顧廷龍：《圖書館工作者的愿望》，《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復刊號）《堅持“雙百方針”繁榮學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頁）正是在他的建言下，繆氏書札最終作為增刊之一，以《藝風堂友朋書札》為名在1980、1981年相繼出版。

該書書末所附，是顧廷龍寫于1940年6月20日的跋文，簡要介紹了書札的來源、內容、價值以及他的整理方式與未來設想，茲錄如下：

婦兄潘君博山藏《藝風堂友朋書札》，光、宣名流畢萃于是。藝風以金石目錄鉆研特深，而掌故辭章亦所兼擅。時譽所播，嚴然領袖。若清史之先后編纂，各省之重修方志，主講書院，創辦學堂，收書刊書，訪碑訪拓，無不競相咨聘。故往來翰牘，多屬于學術商兌，四十年中之文化趨勢，可于是覘之焉。余往曾一觀，今獲重讀，既喜其頗資異聞，又幸其未罹劫灰，孤本流傳，慮有萬一，乃為本館（合眾圖書館）乞假錄副。原若干冊，歸博山時，后人留去數冊，而裝有書式、折式兩種，致原題冊數不相銜接，實得四十二冊。札少者數家合裝為冊，札多者別為專冊。合冊次第大致以科第為一類，官秩為一類，文學為一類。惟各家之札先后未加排次，且有一札分置兩處，又此人之札其半誤接他人札后，想為藝風隨手檢討，未及整比也。茲抄悉仍其舊，科分次第之誤者更正之。專冊則依類歸并，合裝為十冊。手校一過，其中有數家作書甚草，未能盡辨。他日當選其精華，付諸手民，以廣其傳。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顧廷龍識。（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40頁。文集所收跋文，與此略有出入，當為初稿，見《藝風堂友朋書札跋》，顧廷龍著，《顧廷龍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顧廷龍全集·文集卷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1036頁）

這里的潘博山為潘承厚（1904-1943），潘承弼（1907-2003）胞兄，吳門望族之后，亦為著名藏書家。其人能獲得藝風堂書札，離不開夏孫桐（1857-1941）的介紹（詳后）。又正如鄧云鄉（1924-1999）所言，顧“《跋》本應是本書的最好注解，可惜過于簡略，雖然重要，但不全面”。（鄧云鄉：《友朋書札存珍聞——讀〈藝風堂友朋書札〉》，《讀書》，1982年第9期，第54頁）因此，有必要結合顧廷龍日記及其他材料，對跋中所言整理書札一事進行細致梳理。

顧廷龍從1940年1月5日起開始抄寫、校對藝風堂書札，此時書札被他命名為《繆小山藏親朋尺牘》。（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1940年1月5日條，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38頁）“秋農鈔《繆牘》，換兩冊去”（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1940年1月29日條，第48頁）一句，透露了幫忙抄寫者的名字。（關于顧廷龍抄書情況，可參堯育飛：《顧廷龍與中國傳統日記的現代收藏（下）》，《澎湃·私家歷史》，2023年4月28日）只是顧廷龍并沒有一一記載校對細節，多以“校《繆牘》”三字帶過。

在校對的過程中碰上感興趣之事，顧廷龍也會寫下自身看法。如1月31日，“校繆牘，愚齋札商刻《常州先哲遺書》及《經世文續編》，勇往之氣，令人敬佩”。這里的“愚齋”指盛宣懷（1844-1916），提及的相關函札當為盛氏致繆荃孫商量編輯、刊刻《常州先哲遺書》《皇朝經世文續編》等函。（關于繆荃孫編纂《皇朝經世文續編》一書的詳情，可參戴海斌：《盛氏〈皇朝經世文續編〉補論》，《中國出版史研究》，2023年第2期，第98-127頁）緊接著他寫道：“籌圖書館似有成就，何以卒歸泡影，不知結癥何在。圖書館辦理之難，在于經費不充，人才又其次也……余欲考究各館之弱點，以為吾之借鏡，俾不致成曇花。”其時合眾圖書館成立不久，顧廷龍顯然在閱讀繆荃孫與愚齋圖書館的相關函札時頗有感觸。而此日記載的最后部分，是他抄錄的信札中關于愚齋圖書館的文字。（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1940年1月31日條，第48頁）

顧廷龍日記

3月2日，顧廷龍向其時負責整理曹元忠（1865-1923）《箋經室遺集》的王欣夫（1901-1966）出示了書札中曹氏致繆荃孫函，后者由此借去查看。（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1940年3月2日條，第55頁）4月21日，顧廷龍開始“排定《繆牘》各家次序。原裝大致兩榜以科第先后分，乙榜者以名位崇卑相次，文士以齒序，作札多者別為專冊，今仍之，惟科第分誤者正之，專冊并次之”。（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1940年4月21日條，第74頁）不難發現，這里所記次序分類實與跋文呼應。排定次序工作完成后，信札整理一事進入尾聲。6月15日，當顧廷龍準備校《藝文類聚》一書時，“適《繆牘》后來檢出三冊，亦寫畢，即校一過。傳鈔《繆牘之事》，遂告完工”。次日“檢點《繆牘》，編排次第，擬分十冊”。隔日，“寫《繆牘》總目，擬撰小跋，未竟”。18日，“撰《藝風堂友朋書札跋》”。（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1940年6月15-18日條，第87-88頁）結合前述落款可知，后續兩日顧廷龍還在撰寫跋文，最終于20日寫成。

跋文的撰出，意味著顧廷龍對繆氏信札的整理工作基本結束。在7月1日的工作報告中，他寫到館內傳鈔書七種十七冊，其中即有繆牘：“從吳縣潘氏借錄法書卷冊……（三）藝風堂友朋書札。計算一百四十余家，關于晚清收書、刻書掌故甚多。”（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第662-663頁）此記載也透露出，該尺牘實際與從潘氏處所得的其他資料，一同入藏至合眾圖書館。

作跋一事還涉及夏孫桐。在1940年4月3日日記中，顧廷龍寫道：“接閏老函，承撰《藝風堂友朋書札跋》。高年勇于撰述，獎及鄙人，殊可感愧。”（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1940年4月3日條，第66頁）但因夏氏高年，又大病一場（同年7月，顧廷龍接到陳敬第函，“見示閏老手翰，并近作。其病已愈，可喜也”，見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整理：《顧廷龍日記》，1940年7月19日條，第92頁。由此推斷），顧廷龍日記中也無撰跋下文，給人夏跋不存的印象。然而，復核目前上海圖書館藏《藝風堂友朋書札》十冊抄本可以發現，書札最前即夏孫桐跋，其中言：

藝風先生著述等身，足跡半海內，交游遍朝野。身后藏書盡散，家存友朋手札，凡百余家，裝成數十巨冊。昔年予為作緣，歸于吳中潘君博山，言將付諸影印，以廣流傳。近遭時變，未能猝就。顧君起潛與潘氏世戚，績學多聞，留意掌故，向博山假錄副本，其網羅文獻之心，可謂勤矣。藝風為清季碩儒，殫心乙部，其學于金石、目錄，尤為專家絕業，故交游中書牘往返，亦以討論此類者為多。昔周櫟園編名人尺牘成專集，蔚為巨觀。今若就此選錄精華，付諸梨棗，其有裨學者，較櫟園所集有過之無不及也。而予為擇人而付，不致終湮沒，亦可聊慰，企予望之。又藝風為潘文勤門下，曾助編刊士禮居黃氏題跋等書。潘氏所存藝風之札，黏為多冊。聞吳鈍齋侍郎言之，今文勤手札竟未一見，恐尚有遺珠，惜無可蹤跡矣。庚辰仲春，閏庵老人夏孫桐識。（繆荃孫編：《藝風堂友朋書札不分卷》，民國二十九年（1940）抄本，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線普長422214-23）

由此可知，書札最初由夏孫桐做媒歸于潘承厚，原本的影印計劃為時變中止。因價值所在，夏氏極力希望此書能早日刊刻。而據吳郁生（1854-1940，鈍齋）介紹，潘祖蔭（1830-1890，文勤）處亦藏有繆荃孫書札，但潘氏手札未見，連帶繆札無跡可尋。最末的“庚辰仲春”四字，表明夏跋寫作時間早于顧跋，亦與顧廷龍所記吻合。惟令人疑惑的是，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書札整理本，還是201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的最新整理本，均未收入夏孫桐此跋。

《藝風堂友朋書札》書影

除夏孫桐、顧廷龍為信札作跋外，張元濟（1867-1959）在1939年底為信札題識一事亦較少為人注意。實際上，此題識中所述，為理解書札原貌和顧廷龍整理活動細節大有裨益。全文為：

比聞吾友潘博山，得繆小山先生所輯朋輩書札數十冊于北平。昨介其戚顧君起潛，攜一冊見視，中有余書十六通，大都作于光、宣之際暨民國初年者，皆討論收書及通假藏籍之事。中有三通為記室湯君頤叔代筆。當時所見，多為袁氏臥雪樓、豐順丁氏持靜齋、滿洲盛氏意園之物，琳瑯溢目，亦已幻若云煙矣。冊中凡九人，存者滿洲寶瑞臣、山陰蔡鶴庼、武進董授經，南北睽違，邈不得見。馀如萍鄉文蕓閣學士、山陰俞恪士觀察，又余壬辰同年湘鄉李亦元、吳王捍鄭、蕭山湯蟄仙，皆已化為異物。故交零落，世事滄桑，為之黯然。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海鹽張元濟識。（錢伯城、郭道一整理：《藝風堂友朋書札》（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7-658頁）

張元濟題識

此題識與全集所收文字稍有差異，當為修改稿。（后者見張元濟：《題潘博山藏〈繆小山輯友人手札〉》，氏著：《張元濟全集》第十卷《古籍研究著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10頁）就內容來看，首先可進一步明確潘承厚獲得書札的地點在北平。其次，顧廷龍來訪時攜來一冊所收人物，除張氏本人外，還包括寶熙（1871-1942，瑞臣）、蔡元培（1868-1940，鶴庼）、董康（1867-1947，授經）、文廷式（1856-1904，蕓閣）、俞明震（1860-1918，恪士）、李希圣（1864-1905，亦元）、王仁俊（1866-1914，捍鄭）、湯壽潛（1856-1917，蟄仙）八人。文、俞、董三人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張、寶、蔡、李、王、湯六人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這樣的收錄方式與顧跋中所說“札少者數家合裝為冊，札多者別為專冊。合冊次第大致以科第為一類，官秩為一類，文學為一類”互相印證。

不過，結合上圖書札抄本可知，顧廷龍在后續整理時將九人分列兩冊。其中，文、俞、董與寶、湯及后者同科進士吳士鑒（1868-1933）、屠寄（1856-1921）、汪洵（1846-1915）合為第七冊，張、蔡、李、王和葉德輝（1864-1927）、張謇（1853-1926）、沈云沛（1854-1919）、李瑞清（1867-1920）、傅增湘（1872-1949）、章鈺（1864-1937）等人按照科第先后合為第八冊。如此調整也是顧廷龍“抄悉仍其舊，科分次第之誤者更正之”整理方式的體現。至于“余書十六通”與當下題識位于張氏來函十七之末的矛盾，一方面可從函七、函八為正函和附函的關系上得到解釋，（張元濟全集中已經合一，并有系年，見《致繆荃孫函七》，1912年6月13日，氏著：《張元濟全集》第三卷《書信》，第496-497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顧廷龍在加入張元濟題識時，并未注意到其中說法與自己操作的出入。

再回到書札抄本，其中黑字、鉛字、紅字批注亦是顧廷龍整理工作成果的重要體現。例如，吳大瀓（1835-1902）函一、二、五、六、七天頭，分別標有“疑光緒十年”“光緒十四年”“光緒十五年”“光緒十五年”“光緒十八年”等字。五封信札時間的快速確定，當與顧廷龍曾撰寫吳氏年譜，熟悉相關史事有關。再如陸繼輝（1839-1905）第三函天頭，以黑筆和鉛筆分別寫道：“此星農札誤引于此”“此條審系陸增祥筆，諒交繼輝詢問荃孫者”。最終，此函被移至陸增祥（1816-1882）處。又如譚宗浚（1846-1888）函三右頁天頭紅字為“大稿云三行移如字下，謹擬云云另起”，左頁天頭紅字為“接前葉如字下”；函六天頭紅字為“應接胡承諾傳后”，隔頁天頭鉛字則為“居易錄三條移此”。意見十分細致。顯然，這些批注不僅為信札的時間和歸屬提供了有力參考，也是后續修改和整理的重要依據。

《藝風堂友朋書札》出版后，鄧云鄉在介紹該書價值的同時，針對其中不足——缺少“人名索引表”一層提出了看法，并進一步寫道：“杭州傳來消息，和吳士鑒相差三十歲的胞弟吳士鎬先生，不顧八十一歲年齡，正和王京簠同志編寫《藝風堂友朋小傳》，不久即可脫稿。”又在附記中追記：“寫此文時，再版《藝風堂友朋書禮》尚未出版，文后所說‘傳者小傳’，再版中已經補編，編者為吳諫齋、王京信、陳睛嵐三位。時在一九八二年。吳諫齋先生是吳士鑒的小弟弟，兄弟年齡相差約三十歲。士鑒字絅齋，諫齋名士鎬。吳老先生為《書札》編小傳時，已八十多歲。過了一二年，也歸道山了。”（鄧云鄉：《水流云在雜稿》，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389-390頁）

這里提及的吳士鑒，生前與繆荃孫多有往來，繆氏信札中亦收錄其來函四十二通。同時據后人吳廷斌的回憶，吳士鎬（1902-？）在1949年后依靠顧廷龍的幫助在上海圖書館擔任館員，1962年退休時曾把先人手稿、信札等遺物全數捐贈給上海圖書館，回杭后仍與顧廷龍有書信往來。（《〈潞河督運圖〉到底畫的是哪里》，陳克：《東鱗西爪天津衛》，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9-41頁）他的說法并非無中生有，顧廷龍在1957年時確有“諫齋已任職我館”的記載。（《致顧頡剛函五十一》，1957年2月8日，顧廷龍著，《顧廷龍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顧廷龍全集·書信卷上》，第172頁）想來，或出于為兄、為友盡責的考慮，吳諫齋才會不顧耄耋高齡撰寫友朋小傳。由于其人的去世，不知此事究竟做成與否。

書札再版一事，直到2018年才實現。然而，新出書札整理本除失收夏跋、缺少“人名索引表”和“傳者小傳”外，在補遺力度上也略顯不足。如丁國鈞（？-1919）致繆荃孫札未見收錄于補遺中。（見馬國棟：《丁國鈞致繆荃孫函札五通輯釋》，《文獻》，2017年第6期，第106-112頁）又如《繆荃孫檔》，（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輯）第十二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124頁）其中收有董康來函二十一通，劉承幹（1881-1963）來函十九通。（整理稿見茹靜整理：《董康、劉承幹致繆荃孫尺牘》，收入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36-267頁）今補遺中僅見劉函而不見董函，實不應該（劉函與檔中所收重合較多，但亦有出入）。而在沿襲顧廷龍所定書札目錄次序的同時，編者似應對目錄的編排做更詳細的說明，以便讀者查閱和使用。“各家之札先后未加排次”問題，則有賴于投入精力進一步完善。

當下，隨著《藝風堂同人尺牘》（收入《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6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361-380頁。亦收入王懿榮等著，蘇揚劍等整理：《王懿榮往還書札》，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第285-315頁）《藝風堂書札》（收入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詩文2》，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243-672頁）以及陳東輝、程惠新編著《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等繆氏友朋往來信札的陸續發現、整理和出版，繆荃孫與他的友朋書札價值，無疑可得到進一步挖掘和研究。也正因此，顧廷龍為繆荃孫友朋信札所做的開創性工作，更彰顯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