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一日路過新華社禮堂，一群青年正拉起一面黨旗在門口合影留念。思緒不禁被那一張張如陽光般燦爛的笑臉帶回到2009年的一次采訪。

那年仲春的一天下午，記者走進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謝邦定老人的寓所。寒暄之際，電視里傳來歌曲《繡紅旗》。老人的神情頓時凝重起來，當唱到“平日刀叢不眨眼，今日里心跳分外急”時，老人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他掏出手絹，一邊用力揉著眼睛，一邊哽咽道：“你是新華社記者，今天我要先講個題外話，事情就發生在你們新華社禮堂……”

于是，便有了對這段塵封往事的追記。

北京市西城區佟麟閣路62號新華社禮堂。微信公眾號“北京新聞廣播” 圖

（二）同志

記者跟隨老人的思緒和他收集的史料一起回到了1949年2月4日。

“那天發生了一件大事。”老人攥緊拳頭用力一揮，臉上像被火光照亮了一般，“那天北平地下黨會師大會在你們新華社禮堂——當時叫北京大學四院禮堂——舉行。”

大會定于當天下午開始。會議通知還是以地下黨特殊的單線聯系方式逐級下發的。很多黨員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早早就來到了會場。盡管會場周圍有很多身著解放軍軍裝的工作人員，但他們依然壓低帽沿，戴著口罩，或者用圍巾把臉遮起來，在抵達會場時并未停下步伐，而是佯裝路人匆匆走過，暗中觀察，確定安全后才迫不及待地沖進會場。長期的地下工作讓他們養成了特殊的習慣，是警惕，更是紀律。

當把帽子和口罩摘掉時，大家先是面面相覷，之后便欣喜若狂，紛紛指著對方高聲喊道：“原來是你啊！”他們有的是一個公司的同事、一個學校的同學、一個鋪面的掌柜和伙計，有的是叔侄、翁婿甚至夫妻……他們終于公開了一個共同的身份——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穿梭在人群中，努力尋找一個人——老鄧，”謝邦定回憶道，“他是為我們掩護電臺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人力車夫。”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每有發報任務，謝邦定會在天黑后扮作富家少爺，由老鄧拉車把電臺從藏匿處運至城南的新市區泰安里那棟石庫門建筑南側二樓，一名白俄舞女的住處，與提前等候在那里的報務員會合，在閣樓上完成發報。他和那位報務員從未見過一面。

“之所以在那里發報，是因為新市區泰安里是南城最高的建筑，又是一個專供達官貴人享樂的場所，通宵營業，用電量大，剛好可以掩護大功率電臺發報。”謝邦定說，“更重要的是，電波另一端收報的戰友就在北平正南。”

謝邦定始終未能找到老鄧，無論是在1949年2月4日，抑或之后漫長的有生之年。他從未問過老鄧的真實姓名，“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姓鄧”。“也許他被安排到別的地方工作了。革命生涯，天涯海角總好過生離死別……”

（三）旗幟

相逢的喜悅常與淚水相伴。讓人淚飛如雨的，是那面在心里想了無數次的旗幟。

步入會場后，很多人看到主席臺上懸掛的中國共產黨黨旗，先是一怔，之后便忍不住流下眼淚。看到自己的旗幟，這些平素笑對敵人刺刀、槍口甚至子彈的革命者，情不自禁地沖上臺，手捧黨旗泣不成聲。

“除了少數從解放區來北平工作的同志，大多數同志是在白色恐怖下入黨的，秘密宣誓都要壓低了聲音。”謝邦定說，“面對黨旗公開宣誓，是很多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革命成功后的一個期待。”

謝邦定回憶，入場時，軍樂隊正在演奏《國際歌》。每人領到一張鉛印的歌詞。很多人是第一次聽到《國際歌》。他們請軍樂隊一遍遍演奏，很快就學會了。有從解放區到北平轉入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說，曾夢見自己唱著這首歌走進北平城，“會一下子驚醒，生怕夢里唱出了聲”……

“大家唱著唱著就哭了，哭著哭著又笑了。”謝邦定回憶，“兩天會議的間隙，大家又跟著軍樂隊學會了《團結就是力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解放區的天》等革命歌曲。還學會了拉歌。歡樂的歌聲響徹禮堂。”

禮堂外的人群中，謝邦定看到了北平市委第二副書記趙振聲。他跟周圍同志交待了幾句，便獨自走到一棵松樹下，折了一把松枝，插到禮堂東南角的一堆殘雪里，垂首肅立良久。

“正式開會的時候公布了趙振聲的真實身份。他原名叫李葆華。他的父親就是李大釗。”謝邦定回憶。

1921年至1925年，李大釗就住在距禮堂不遠的石駙馬后宅35號。

（四）陽光

謝邦定清晰記得這樣一個插曲。當天的會議開到亮燈的時候，大家肚子餓了。于是就派與會的年輕人去周圍買吃的。“兩千人吃飯啊，我們很快買空了西單、宣武門周邊的燒餅鋪。”謝邦定說，“后來前門的鋪子聽說共產黨在這里開會，用板車把剛出爐的燒餅一車一車往這拉。放下就走。”

“共軍官長，我們不要錢。”

“我們是人民的隊伍，公平買賣，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2月4日的大會上，北平地下黨員終于在黨內公開了身份。公開身份就是要接受監督。先在黨內公開，接受組織和同志的監督，繼而面向社會公開，接受群眾的監督。”謝邦定說。

為期兩天的北平地下黨會師大會的一項重要議題是向從地下轉為公開的黨員們宣講黨的紀律，強調以公開身份投入工作后該有的作風——反對急躁性，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狀態的斗爭，反對主觀主義、憑自己的單純考慮去解決問題，強調深入調查研究以后逐一地解決具體問題……

“黨員公開身份的一個基本目的就是把黨放在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來領導群眾進行革命事業。”一位參加過當天大會的同志，在回憶文章中寫下這句話。

謝邦定說：“現在記不得會議具體是什么時候結束的，唯一的印象是走出會場地上和心里都灑滿了陽光。”

1949年2月4日，那一天恰是立春。

（原題為《春天的出發 追記北平地下黨會師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