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已出爐。觀察和研讀最新評選出的10篇年度論文，我們對近一年來上海社科學者的研究方向會有一個概括性認知，既有“全球供應鏈重構、科技創新機制、全媒體時代、無形經濟、信息保護、代際共育”等當下時代關心和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有“歷史書寫、政黨與國家、唯物史觀、中國美學”等關系中國學術研究的機理問題。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12年。年度論文評選無需作者自行申報，而是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專業力量，開展多輪遴選評審。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數字時代學術研究的堅守和改變，新文科建設如何創新，以及學者如何研究真問題，回應時代之問。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現今已年逾六旬，但依然保有活躍的創作狀態。他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研究，兼及當代文化與文藝批評，著有《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體系》《文明的垂顧》等著作。

在學術著述之外，汪涌豪亦是開闊而勤勉的寫作者。他早年訪學日本，1988—2000年為日本九州大學客座教授，2005—2006年為神戶大學特任教授。他將文藝批評的修養融入對異文化的觀察和體驗中，寫成文化隨筆集《知日的風景》。 

他常年游歷歐洲，創作了眾多新、舊體詩，集結出版《云誰之思》《巢云樓詩鈔》等詩集。2020年，在詩集《云誰之思》的一次分享會上，汪涌豪笑言：雖然自己58歲了，“但請允許我開始這段青澀的詩歌之旅。”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詩集，其中記錄的詩歌都成于旅途中，而非書齋里。在他看來，旅行中寫詩，是為了走向自己的內心。“就詩歌內蘊的營造而言，我最在意的是寫出自己直接感知到的心底的真實，并賦予這種真實以更廣大的指向。而在形式上，我希望能打通古今與中西的界域，更充分地開顯創作背后所隱蓄的中國文化的底色。”

在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全媒時代的文藝批評》（原載于《社會科學》2024年第10期）中，汪涌豪直指當下媒體文藝批評所存在的“自主性和責任擔當不足”“視野缺損與主體缺位”等問題，并論述在全媒體時代，媒體人應“在保持可貴的新聞敏感的同時，保持審美初感，堅持準確、權威與專業，加強深度報道，以積極回應當下”，從而“使媒體批評重新贏得讀者觀眾，重新找回它本應有的受人尊敬的位置”。

而在2018年發表的論文《批評的敬畏與誠意》（原載于《中國文藝評論》2018年第08期）中，汪涌豪則以“評論家能否知所敬畏、常懷誠意”為文藝批評的重要評價標準。“應鼓勵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的直言無隱的真批評，并確信只有在這種評論中，批評家才能既提升了別人，又成就了自己。”

2025年1月，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汪涌豪教授，和他討論了學者的公共責任、文化思想類媒體與文科學界的關系、記者和學者如何更良性地互動等問題。在當下，談論這些議題時無法回避人文藝術在公共領域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而汪涌豪則在回復中展現出一位人文學者充沛的熱情和審慎的樂觀。

“我沒法設想一所沒有文科的大學能有批判性與反省力，而沒了批判與反省，創造力又從何而來？更沒法想象一個沒受過人文教育的學生會因為善反思自省而獲得平和飽滿的內心，從而事業成功，人生幸福。”談及中文系在當下的意義時，汪涌豪道出了這樣的思考。 

流量反映媒體的受歡迎程度，但不完全代表內容的傳播和審美價值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媒體文藝批評在當下面臨哪些問題？

汪涌豪：媒體批評立足大眾角度，更多關注熱點事件與熱門作品，因此更重時效，更接地氣，在引領閱讀觀賞、轉移社會風氣方面，常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但隨著其介入文藝的程度加深，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以主觀感受代替理性分析，碎片化的感覺之辭多，而邏輯縝密的深入分析少，在市場化運作中暴露出視野缺損與主體缺位的問題。對此，我的文章已有論及，這里不再重復。想特別強調的是，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媒體批評要努力走出自身的舒適區，克服路徑依賴，改“表面滑行”為“深度潛入”，進而直面問題，力求改變，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聞：媒體和自媒體對流量的追逐是常被指責的弊病。但一些嚴肅的文化媒體也因資金短缺、人才流失、讀者流失等原因難以為繼。您如何看待文化媒體的這一困境？

汪涌豪：媒體尤其自媒體直面受眾，哪能不關注流量？流量直接反映了媒體的活躍程度和受歡迎程度，當然是一個必須參考的重要指標。但媒體工作者也應該明白，流量不完全代表內容的傳播價值，更不完全代表情感價值和審美價值。流量在互聯網社會具有多重的含義，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和應對，不能僅將其作為唯一的評價指標，甚至是媒體的業績指標。

隨著數字時代互聯網傳播形態的發展，流量的概念也在變化發展，它自身的文化質性因此日益顯現。為追求流量而犧牲價值，不符合“內容為王”的媒體生態和“注意力經濟”的本質要求，更與媒體所肩負的崇高職命相違。 

故作為主管部門，應對媒體有更多投入，既留住讀者，又愛惜人才，并為留住讀者而更好地愛惜人才。作為每個媒體從業者，守住底線、追求卓越則尤其重要。眼見一些專業報刊在社會轉型與受眾分流中停刊，不要為一時的變化動搖初心。應該明白，有些變化無可回避，但也孕育著轉機。基于對職業和文藝的愛，這個時候是更需要人在堅持中繼續充滿理想和激情地工作的。不要怕說理想和激情，當下如果沒有這兩點，是什么都干不成的。 

一讀者在報刊亭前瀏覽刊物。視覺中國 資料圖

學者如何在當下擔負起“知識的責任”

澎湃新聞：當下很多學者既寫面向學院的專業批評，又寫面向大眾的媒體批評和評論。學者的學術寫作與公眾寫作有什么交集和分野？

汪涌豪：這是學者被裹挾進當下的表征之一。畢竟互聯網不是異度空間，課堂和書齋也非世外桃源。對于有使命感的學者來說，他們需要將自己的思想推展到社會，接受更多人的檢驗。有鑒于他們不認為自己可以越然于大眾之外或之上，我們實在沒必要將面向學院的寫作與面向大眾的寫作截然分開。就個人的經驗而言，事實上也很難分開。

當然，學術寫作與公眾寫作從關注點到言說策略有所不同。前者更重視通過謹嚴的評論，賦予讀者新鮮的審美體驗，進而抽引出與文本相關聯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文體實驗淵源，為更深入的審美批評提供依據；后者更多關注社會熱點，追求點擊率，追捧現象級，比較注重名人效應和品牌號召力。

但兩者仍應該互補，也可以互補。畢竟身處同樣的時代，面對同樣的問題，就著同一個文本用漢語說話，能有什么根本的分野？一定是交集多于分野的。當然，為了實現這種交集，學者寫作應注意不要一味高頭講章，弄得滿紙死氣；公眾寫作則應理性客觀，并注意不斷地提升自己。這樣雙方終將找到共同的語言，并相看兩悅。 

澎湃新聞：文科學者在面向公眾的知識和觀點生產中應承擔怎樣的責任？

汪涌豪：眾所周知，文科學者是面向公眾的那部分知識的主要生產者，有此特長并以此維生。但與一個公司管理層只需依合同完成相應的工作不同，他的職業特性使他肩負的責任遠比合同規定要廣遠得多。譬如基于科學，從理性出發，以社會公正為尺度批評一切不公不義，破斥一切假真偽美，從而捍衛神圣的價值與理想等等。

社會因此很需要他們能搭建起思考與討論的平臺，使具有啟發意義的思想理念能播及最廣大的人群，讓人群有共識，社會有規范。所以薩義德認為，純屬個人的知識分子是不存在的，只要你用文字表達，就意味著你進入了公眾的視野。所以每個正直有良知的學者都應有強烈的社會關切和淑世情懷，不能回避這份責任。相反，應積極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直面各種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這些問題中當然會有文藝。如不能突破專業藩籬，是很容易落入過度專業化的陷阱，成為無心又無力對變化的世界做出反應的“知識匠人”或“知道分子”的。

這里我還想引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一書的觀點，他稱“每個人都必須真正運用自己的文化來造福社會，誰也沒有權利單純為自己過得舒適而工作，沒有權利與自己的同胞隔絕，沒有權利使用自己的文化于他們無益”，“如果他不愿由此給社會帶來利益，他就是從社會攫取了社會所有物”，這種給社會帶來利益，就是中國近代教育家羅家倫所說的“知識的責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德國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

記者與學者共生互補，應以誠意和包容打破藩籬

澎湃新聞：文藝版、文化版是很多機構媒體的保留板塊。文化記者寫評論和批評，也對學者、文藝創作者進行訪問。您如何看待文化記者與學者的關系？

汪涌豪：確實，如《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以及澎湃新聞的“上海書評”和“文化課”等欄目，許多媒體都保留有文化批評與文藝評論，因為它與人的精神生活密不可分呀。文化記者寫評論，許多還寫得很不錯，是因為他們與學者一樣受過高等教育，愛文化與文藝，這讓文化記者和學者成為一類人，是談能投機的共生關系。如要具體描述這種關系，當然看得到其間也存在著一些差別，譬如記者寫文藝批評，更多是在學者的研究基礎上作一些引述，抉發學科史脈絡的意識較弱，理論突破略顯欠缺。這種不同主要由職業分工造成，經過雙方努力是可以弭平的。 

澎湃新聞：進一步來說，學院批評和媒體批評的關系是什么？在學院內外隔閡加深的當下，學界與媒體如何形成更良性的互動？

汪涌豪：如前所說，學院批評重視通過謹嚴的評論，賦予讀者新鮮的審美體驗。而媒體批評則立足大眾角度，更多關注熱點事件與熱門作品，因此社會影響更大。針對不同的需求和長于解決的問題，它們是一種共生互補的關系，完全可以達成良性互動。至于如何達成？我想首先是要拆毀邊界，走出各自的身份，去感知自己是需要對方的，然后接納對方。其次是要有足夠的誠意，傾聽對方的意見，并樂于通過交流尋找到共識。再次，當意見不一致時要懂得尊重和包容，學者要多了解媒體工作的特性，記者應更多包容學者的個性與文風。 

澎湃新聞：澎湃的思想板塊有一句宣言：“致力于提供思想交鋒平臺”。在當下，文化和思想類媒體應發揮怎樣的功能？從事此類報道、評論工作的媒體人應如何推動公共知識的生產和傳播？

汪涌豪：這是很好的宣言！文化與思想類媒體處在新見迭出并交換頻繁的時代，自然要用好自己的特長，發揮好溝通、傳播和引領、形塑等功能，以便有效地推動各種思想的交換，增加這種交換的體量與節奏，進而為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新思想的孕育提供可能。

要達成這個目標，媒體人加強自身學習非常重要。在各種“黑科技”頻出的今天，知識迭代太快，根本沒法保鮮。僅憑大學里學到的一些概論通識，是斷不能勝任這種工作的。但遺憾的是，如我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媒體人有點懈怠了，忽略了不斷充電與提高。如果專業書難得碰一下，又不主動跟進學界的潮流變化，只是被動地被采訪寫稿牽著走，是很容易陷入事務主義的。

以這種狀態是不可能發現并篩選出有價值的新聞，寫成有質量的評論的。當然也不可能充分利用好新媒體即時性、開放性和移動性的特長，使信息迅速匯聚、發酵并形成有效的輿論場，以影響社會，引領公眾。他們至多是信息的傳遞者，而不是內容的生產者。其寫作的評論大概率乏善可陳，自然沒可能克服因傳播模式改變導致的言論的即時化與碎片化，連帶著，媒體也沒可能完整反映一個時代文化的整體性與系統性，進而具備與更廣大的人類文明或更悠遠的未來文明的相關性，成為真正的思想交鋒的平臺。 

地鐵上的讀書人。樊曄親 攝

人文教育引人省思，獲得平和飽滿的內心

澎湃新聞：近年來全球高校關閉文科專業的新聞常被熱議。中文系在當下能給學生帶來什么？在此時此刻您會怎樣闡述中文人的處世之道？

汪涌豪：誠然，歐美及日本的名校的文科專業也面臨困境。這與全球經濟調整、產業轉移和職場供求變化有關，作為人文學者，我仍想強調，人文學科是其他學科的母體，有較其他學科更強的根源性。它以幽邃的歷史縱深貫穿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特別能助人理解社會，并在道德、理性與創造力各層面標劃出人自身的存在意義。鑒于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說人生最終的價值在覺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生存，它特有的根源性、歷史性顯然最有助于人的覺醒和思考，引人由自我反省，獲得理性和尊嚴，由此崇善、尊美、愛自由，在自由創造和自我完善中找到生命的意義，所以它是無可替代的。

我沒法設想一所沒有文科的大學能有批判性與反省力，而沒了批判與反省，創造力又從何而來？更沒法想象一個沒受過人文教育的學生會因為善反思自省而獲得平和飽滿的內心，從而事業成功，人生幸福。中文系能帶給人的，從根本上說就是這些能力。

當然中文系自有其專攻，更關注語言與修辭、文學與審美。在西方，語言與修辭不僅指向演說，還關乎公民的德性，哲人們更由探索理性如何通過思維和語言來把握世界與存在的本質，建立起形而上的哲學；在中國，古人從來講“修辭立其誠”“言為心聲”，它們本就是人格修養和人文長成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于文學與審美，古今中外都是將它們置于人文大背景中審察，并視其為人文最生動的表達的。這一點公眾的知曉度不低，只是踐行得不夠。

此時此刻，中文人應該承擔起開顯中文學科隱蓄的人文內涵的使命，為它更感性更形象而讓更多人走進它。再重復我在許多場合說過的話，這個世界，并非什么東西都能以“有用”和“無用”來論高下，有的東西離現實世界遠些，但離人的理想卻最近。中文人的處世之道因此沒有什么與眾不同的地方，不過是堅持初心和忠于理想而已。 

畢業典禮上的大學生們。人民視覺 資料圖

澎湃新聞：當下的人文教育模式有哪些需要警醒和反思的問題？

汪涌豪：人文教育因處理的是人的日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關系，橫跨兩個不同的場域，自然生存不易。近些年，因吸引力影響力日漸減弱，招來頗多不滿。

個人以為有以下三點需要警醒和反思。一是如何在市場經濟時代立定腳跟，堅持理想，不妥協，不茍合，以長養擴充人文滋長的內在環境。二是如何在效率至上的時代腳踏實地，克服功利，有耐心，能持久，人文如長河綿延，好雨潤物，行之以久，必見成效。三是如何在全球化時代警惕種種忽視乃或否定本土文化資源和創新潛力的傾向，既學習外來優秀文化，又堅持以我為主，不迷信，不盲從，因為任何一種追隨都難免有派生性，都不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