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的世代或/和焦慮的時代？——社交媒體與青少年心理健康

從電子游戲到校園槍擊案，或者相反？

《紐約客》近日刊載了一篇題為《校園槍擊案如何成為電子游戲》(How a School Shooting Became a Video Game)的文章，介紹了一款最近發布的游戲《期末考試》（The Final Exam）。作者西蒙·帕金（Simon Parkin）講述了該游戲的開發背景和設計過程，以及游戲創作者對于游戲與美國青少年暴力犯罪關系的看法。

《期末考試》是一款時長只有約10分鐘的游戲，這個時長與真實的美國校園槍擊案時長相當。玩家在游戲中扮演一名置身于校園槍擊案事件中的學生，他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為自己找到合適的藏身之處。同時，玩家需要收集基于真實法案的文件，這些文件提出了預防校園槍擊事件的措施，如背景調查、提高購槍年齡和禁止攻擊性武器。該游戲的創意由芝加哥廣告公司Energy B.B.D.O.的創意總監巴爾丁（Zé Baldin）和巴雷亞（Gabriel Barrea）提出，并與曼努埃爾·奧利弗（Manuel Oliver）和帕特里夏·奧利弗（Patricia Oliver）夫婦合作開發。這對夫婦的兒子在2018年佛羅里達州帕克蘭市道格拉斯高中的校園槍擊事件中喪生——該案件造成了14名學生和3名教職工的死亡。

文章提到，美國政客經常將大規模槍擊事件歸咎于電子游戲，這種現象至少自1990年代以來就很常見。2012年，唐納德·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電子游戲正在“創造怪物”。2018年，在帕克蘭槍擊事件發生后，特朗普與游戲行業官員舉行了一次會議，據報道，他在會議開始時播放了一系列暴力電子游戲的剪輯，其中包括一款游戲中的某個著名關卡——在這里，玩家被允許參與虛擬的大規模槍擊事件。2022年得克薩斯州尤瓦爾迪市羅伯小學槍擊案部分遇害者的家長則在去年提起了訴訟，他們將該事件部分歸咎于該款游戲，聲稱該游戲內容影響了兇手的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上述論調長期流行，并引發了越來越多關于電子游戲與青少年犯罪之聯系的擔憂，但也有研究認為，青少年的攻擊性行為與他們玩游戲的行為之間并無關聯——《期末考試》的創作者屬于后一陣營。巴爾丁和巴雷亞對美國政客將校園槍擊事件歸咎于電子游戲的觀點感到不滿，相反，他們認為，一款明確主張加強槍支管制的電子游戲將提供一種有力的反敘事。奧利弗夫婦也主張，游戲可以成為比被動的媒體更有效的教育工具。他們希望通過這款游戲，讓玩家體驗到校園槍擊事件的恐怖，從情感維度上降低犯罪動機，并推動社會對槍支管控問題的關注。

在這個意義上，游戲有可能成為減少青少年暴力犯罪的良性媒介，而不是被貼上誘導犯罪的標簽——一種“從電子游戲到校園槍擊案”的因果邏輯。

社交媒體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焦慮的世代還是焦慮的時代？

在對美國校園槍擊案的關注與研究中，青少年犯罪者的心理健康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在電子游戲與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關系這一話題背后，存在著一個更普遍也更日常的背景性議題：數字媒介如何塑造當代青少年的心理空間？

喬納森·海特《焦慮的一代：童年的大重塑如何引發精神疾病的流行》（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書封

2024年3月，美國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新書《焦慮的一代：童年的大重塑如何引發精神疾病的流行》（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中提出，智能手機的普及和過度保護的育兒方式的興起，導致了當代兒童大腦的“重塑”，以及隨后年輕人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

海特的主要研究領域是道德心理學與道德情感。他曾在2012和2013年分別入選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的“全球百大思想家”和英國《展望》（Prospect）雜志的“2013世界思想家”。此前，海特出版過《幸福的假說》（The Happiness Hypothesis，2006）和《正義之心：為何好人會因為政治和宗教而分裂》（Righteous Mind，2012），以及討論學校和家庭對孩子過度保護問題的《美國精神的溺愛》（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2018）。

在《焦慮的一代》中，海特將當代青少年抑郁和焦慮的激增歸因于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的興起。他認為，如今的年輕人表現出真正的痛苦，直接原因是他們花費了太多時間盯著那些讓人上癮的游戲與視頻。此書的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以玩耍為基礎的童年”在1980年代開始衰落，它最終在2010年代初“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到來時被消滅，這是一種“童年的大重塑”；這種重塑干擾了兒童的社交和神經發育，造成了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流行。海特指出了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具體危害，涵蓋了從睡眠不足到注意力分散、成癮、孤獨、社會比較和完美主義等方方面面。他還明確向青少年提出了建議——高中前不使用智能手機，16歲前不使用社交媒體。

《華爾街日報》在去年5月對海特進行了訪談。海特談到，2012、2013年左右，美國青少年的抑郁、焦慮和自我傷害指標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女孩身上。同時，同樣的情況也在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北歐等地發生。2010年前后，翻蓋手機開始流行；2015年，孩子們則擁有了帶有高速互聯網的智能手機。2010年誕生的Instagram可被視為第一個專門為智能手機而設計的社交媒體。總之，2010至2015年，人們迎來了一種“基于手機的童年”的巨變。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也造成了當代的“道德恐慌”。在該訪談的YouTube視頻下，許多評論對海特的觀點表示了贊同。

《焦慮的一代》一經出版即在學術界和社會各層面引發大量關注。它很快登上了《紐約時報》非小說類暢銷書榜首，并至少連續23周在該榜單占據一席之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衛報》《泰晤士報》《今日心理學》等媒體評論都對此書給出了肯定性的評價。美國脫口秀女王奧普拉、演員宋飛、比爾·蓋茨等社會名人對海特的研究進行了公開贊揚。

2024年12月4日，蓋茨在“GatesNotes”網站上發布了他對《焦慮的一代》的評論文章《線上成長的代價》（The Cost Of Growing Up Online）。此文認為，海特的結論令人信服。蓋茨尤為關注社交媒體對于批判性思維和注意力的影響，以及海特提出的社交媒體影響中顯著的性別差異。蓋茨寫道：“近年來，嚴重的心理健康挑戰似乎對年輕女性的打擊尤為嚴重。與此同時，年輕男性的學習成績正在惡化，他們的大學入學率正在下降，他們無法發展來自現實世界互動和冒險的社交技能和適應能力。換句話說：女生正在陷入絕望，而男生正在落后。”

此外，該書的理念也吸引了專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去年6月，美國衛生局局長穆爾蒂（Vivek H. Murthy）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中寫道：“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危機迫在眉睫——社交媒體已成為一個重要因素。每天在社交媒體上花費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面臨焦慮和抑郁癥狀的風險增加一倍。……現在是時候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貼上衛生局長的警告標簽，指出社交媒體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嚴重危害有關了。”他曾在2023年發布了一份關于美國社交媒體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咨詢報告（Social Media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The U.S. Surgeon General’s Advisory），對立法者和相關政策制定者、科技公司和平臺、監護者、學校、青少年和研究者提出了具體建議。穆爾蒂認為，“當社交媒體的危害與不安全的汽車、飛機或食品造成的危害一樣緊迫或普遍時，為什么我們卻沒有做出反應？這些危害不是意志力和父母教育的失敗；它們是在沒有足夠的安全措施、透明度或問責制的情況下釋放強大技術的后果。”

美國加州州長紐森也在去年8月開學季到來之際，呼吁該州所有學校立即限制在課堂上使用手機，并提醒教育界領導者注意在教室中使用手機對心理健康、學業和社會造成的風險。他在官方致信中寫道，相關“學校和學區已經看到了限制校園內智能手機的積極影響，一些學校報告稱，學生的考試成績和參與度都有所提高，校園霸凌和對學校設施的破壞也有所減少。”

與《焦慮的一代》引發的關注與認同相伴隨的是同樣不在少數的質疑與批評。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發展心理學家坎迪斯·奧杰斯（Candice Odgers）在《自然》（Nature）雜志發表的書評《大重塑：社交媒體真的是青少年精神疾病流行的幕后推手嗎？》（The Great Rewiring: Is Social Media Really Behind An Epidemic Of Teenage Mental Illness?）。該文認為，能夠支持海特觀點的證據目前尚不明確，屏幕時間是不是導致青少年抑郁和焦慮水平上升的原因尚無定論。

奧杰斯在文中列舉了具體的研究結論對海特進行反駁。她指出，焦慮和抑郁等精神障礙的發生和發展是由一系列復雜的遺傳和環境因素驅動的。過去20年來，美國大多數年齡段人群的自殺率一直在穩步上升。研究人員指出，槍支的可獲得性、遭受暴力、結構性歧視和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性虐待、阿片類藥物泛濫、經濟困難和社會孤立是主要因素。在她看來，“海特是一位天才的故事講述者，但他的故事目前還在尋找證據”。“更糟糕的是，大膽地將社交媒體歸咎于此可能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無法有效應對當前年輕人心理健康危機的真正原因。”

1月23日，《新共和》雜志發表了評論文章《手機真的會摧毀孩子的心理健康嗎？》（Are Cell Phones Really Destroying Kids’Mental Health?），作者是弗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教授維迪亞納坦（Siva Vaidhyanathan），他對海特之論提出了更為直接的批評。在他看來，海特的著述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它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會、經濟和技術變革等廣泛背景中的各種復雜影響，這種思想之旅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狹隘而枯燥的社會意識”。

維迪亞納坦一方面對海特的實驗方法進行了質疑，主要涉及兩個問題：受試者的樣本數量過小，以及受試者的對象選擇（他們通常是名牌大學的心理學學生，很容易猜測到實驗的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和奧杰斯的觀點相近，他認為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可能與多種因素有關，例如家庭虐待、經濟壓力、社會環境等。根據CDC的調查，家庭虐待與青少年抑郁之間的關聯比屏幕使用強13倍。因此，他主張針對相關問題提出更為復雜的解釋框架。

從另一個角度看，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其實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問題，例如缺乏社會安全網絡、工作不穩定、育兒困難等。維迪亞納坦提出，對于那些生活在不友好家庭或社區中的青少年來說，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是他們獲取支持和聯系的重要途徑。他說道：“對于生活在充滿敵意的、冷漠、不講理的家庭，或不寬容的社區、教會中的年輕人來說，手機可以成為救命稻草。”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解決上，維迪亞納坦主張更全面和政治化的解決方案，而不僅僅是限制手機和社交媒體的使用。他強調，社會和經濟環境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可能比技術使用更為關鍵。“在過去二十年接二連三的經濟危機中……數百萬美國兒童（和成年人）的家庭失去了財富、房屋、工作和機會……兒童失去了社會聯系和機會。在他們的一生中經歷了兩次全球性、世界歷史性的動蕩，他們的心理健康怎么可能不受損害呢？”

《紐約客》主編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去年4月也對海特進行了訪談。在題為《喬納森·海特希望你收走孩子的手機》（Jonathan Haidt Wants You to Take Away Your Kid’s Phone）的紀要中，雷姆尼克提到了“代際差異”的問題，這是海特觀點中的重要因素。（此處的語境是，海特認為智能手機并沒有導致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雷姆尼克問道：“我成長于（認為）‘如果你坐得太靠近電視，你的眼睛會壞掉；如果你看《活寶三人組》，你的腦子會壞掉’的世代。但是我們在收音機時代幸存了下來，我們在電視時代也幸存了下來。為什么（現在）會有如此大的不同呢？”這個問題有趣且切中肯綮。

結合前文維迪亞納坦的觀點，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考慮海特的說法：在社交媒體與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間，可能不僅存在著一個“焦慮的世代”（Z世代），而是也存在著一個“焦慮的時代”。

如何認識社交媒體：巨無霸還是萬寶路？

1月22日，在《紐約客》專欄文章《社交媒體更像香煙還是垃圾食品？》（Is Social Media More Like Cigarettes Or Junk Food？）中，喬治城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指出，歷史表明，我們對社交媒體的集體態度可能正在走向岔路。這體現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針對青少年社交媒體使用的新立法上。

近來，美國加州通過了《適齡設計規范法案》（Age-Appropriate Design Code Act），其中包括了限制兒童數據收集和減少可能導致過度使用的誘導性設計的條款。猶他州的《社交媒體監管法案》（Social Media Regulation Act）增加了一項要求：兒童在開設賬戶前必須征得父母同意。紐約州的類似立法針對的是向兒童推薦內容的算法，大概是為了降低這些平臺的吸引力。但美國許多州的法案都面臨著違憲的挑戰。與此同時，斥資440億美元收購Twitter的馬斯克可能正在利用他目前對特朗普總統的影響力，阻止類似的禁令。

紐波特認為，上述法案更像是垃圾食品法規，而不是香煙禁令——它們旨在使相關產品更安全，并為家庭提供更多工具來管理其危害，但最終讓它們適用于所有年齡段的人。相比之下，其他當局的選擇更接近于香煙禁令。例如，去年秋天，澳大利亞通過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全國性法律，要求社交媒體平臺（包括TikTok、Facebook、Snapchat、Reddit、X和Instagram）禁止16歲以下的用戶使用。這些公司有十二個月的時間來制定執行方案，否則將面臨可能超過三千萬美元的罰款。這一大膽的舉措在公眾中廣受歡迎。YouGov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7%的澳大利亞人支持這項法律。

紐波特認為，當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搞清楚：對于孩子來說，社交媒體更像巨無霸還是萬寶路？如果是前者，那么美國可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是后者，那么澳大利亞可能是一個更好的例子。

喬治城大學傳播、文化和技術領域教授美格·瓊斯（Meg Jones）告訴紐波特，“當兒童的活動涉及永久性或難以逆轉的后果（紋身、合同），成癮（煙草、賭博），具有高剝削可能性的活動（危險和娛樂工作）時，以及父母無法評估或管理風險時，我們會對兒童實施徹底的禁令。”在她看來，在未來，社交媒體在美國可能會受到嚴格限制。“我認為年齡驗證將會在今年通過憲法的審查，我們將看到一波州法律限制兒童使用社交媒體。”

紐波特寫道：“香煙值得禁止，因為我們擔心兒童時期的吸煙可能會導致終身成癮，增加患肺癌、心臟病和其他健康問題的風險。而消費垃圾食品似乎是一種可以由父母控制的活動，適度消費可能不會直接導致永久性的損害。”目前，在兒童和青少年身上，香煙是被禁止的，而垃圾食品只是受到管制。但是，人們對于垃圾食品和香煙的態度以及相關法律法規也是歷史性的，受到特定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氣氛的影響。

通過回顧香煙禁令和垃圾食品限制令在美國歷史上的起源——前者發生于1880年代，并得到了基督教婦女禁酒聯盟的協助；后者發生于1970年代，恰逢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丑聞引發美國民眾對政府干預不滿情緒的時期——紐波特提醒人們，當下正處于一個動蕩而重要的岔路口和轉變期。“無論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很明顯的是，自從孩子們開始使用社交媒體以來，我們的社會似乎第一次準備好進行一場真正的辯論。”

尼爾·蓋曼性侵丑聞與“女權男”的兩幅面孔

尼爾·蓋曼

1月13日，多名女性在美國媒體Vulture上公開指控著名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對她們實施性侵犯行為，并公開講述了她們的經歷。早在去年7月，一家名為Tortoise Media的播客就爆出新聞，稱尼爾·蓋曼被兩名女性指控性侵，隨后一連更新了六集內容，報道了多達五名女性的指控。然而，為了保護她們，當時受訪的女性采用的都是假名或者沒有披露全名。但在最新這篇報道中，記者莉拉·夏皮羅采訪的對象已經多達八位，其中四位也曾是Tortoise播客的來賓。其中一位受訪女性名為斯嘉麗·帕夫洛維奇（Scarlett Pavlovich），她在22歲時于新西蘭第一次遇到了蓋曼的前妻阿曼達·帕爾默（Amanda Palmer）。此后帕夫洛維奇一度到蓋曼家中為他們照看孩子，也就是在這段工作期間，她遭到了蓋曼的數次侵犯，甚至是在孩子在場的情況下，蓋曼還暴露出性虐待傾向。

自從去年7月份的爆料以來，尼爾·蓋曼面對所有指控的態度都是相當一致的：他堅決否認所有針對他的控訴，并堅稱所有關系都是出于雙方自愿。在回應帕夫洛維奇的一份聲明中，尼爾·蓋曼的代表律師也斥之為“虛假的且可悲的”。但在被侵犯之后，帕夫洛維奇仍與蓋曼保持聯系，她需要向這位大作家保證，承認雙方的關系是出于自愿，并答應簽署一份保密協議。據報道，帕夫洛維奇最終收到總計9200美元的封口費。到了2023年1月，她終于向警方報案，指控蓋曼性侵，但警方發言人稱“此事現已結案”。除了帕夫洛維奇之外，包括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女士卡洛琳以及其他受訪者，都曝光了不少她們被蓋曼侵犯的細節，而事后蓋曼也同樣要求她們簽署保密協議并給予一定的封口費。尼爾·蓋曼的前妻、歌手阿曼達·帕爾默近期也首次公開回應了針對這位作家的性行為不端指控。帕爾默和蓋曼此前于2011年結婚，并育有一子，目前正在辦理離婚手續，她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戶上發帖稱：“由于離婚程序仍然在進行中，我無法公開發表評論。請大家理解我的首要身份是一位家長。此刻請各位尊重我的隱私。”

現年64歲的尼爾·蓋曼生于英國，堪稱是當代最為重要也是最受歡迎的科幻作家。蓋曼的創作涵蓋奇幻、科幻、驚悚等類型，還創作漫畫繪本，他同時也是一位劇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漫畫系列《睡魔》（Sandman）以及小說《星塵》《美國眾神》以及《好兆頭》等。尼爾·蓋曼的不少作品也已經被搬上銀幕，近年來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好兆頭》也頗有人氣。然而，隨著去年7月的指控出現以來，蓋曼的多個電影和電視項目都受到了影響。亞馬遜Prime Video制作的《好兆頭》系列幾乎已經擱置，目前第三季將以一集90分鐘作結；迪士尼則暫停了對蓋曼的《墳場之書》（The ?Graveyard Book）電影改編的制作。據信奈飛也取消了蓋曼的作品《死亡男孩偵探社》的改編計劃，不過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否與蓋曼面臨的性侵指控有關，因為基于蓋曼原著的《睡魔》第二季仍然有望于今年在奈飛平臺播出。

在一些評論者看來，尼爾·蓋曼此次被曝出性侵丑聞，除了意味著又一位知名文化人士的“塌房”之外，更為關鍵的或許是提醒我們重新審視那些曾在過去數年里為女性發聲的男性，或者借用中文互聯網上常用的說法，是對“女權男”們的重新審視。在美媒Vox上，一篇題為《尼爾·蓋曼與偽女權主義者的問題》就不忘拷問時下該如何面對那些曾經擺出過開明立場的男性。作者指出，幾年前，曾經是自由派寵兒的喜劇演員路易·CK和導演喬斯·韋登便首當其沖：前者被指控性侵，后者則被曝出曾經霸凌他人，但這些消息曝出的時候，其時美國文化界尤其是自由派內部仍然沒有過度為一種清算或取消文化所統攝。相較之下，近來才爆發出的對蓋曼的集體指控，很容易讓人們循著其過往的言行立場展開清算，因為長期以來蓋曼都被視作是女權主義者的“盟友”。

在過去，尼爾·蓋曼非常樂于展示自己作為“女權男”的一面，他直言不諱地坦承自己獲得了性別紅利的青睞，這種認錯態度顯然使得他相比起其他男性而言顯得更加“真誠”。蓋曼曾在2021年于推特（現為X）上發帖稱：“在我看來，在這個星球上，生活在社會中就意味著你從屬于一個父權社會，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的真實面貌，你無法通過宣布自己要離開來離開它，或從中脫身而去，就像你不能通過宣布不想遵守某項法律來離開社會一樣。相較之下，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站在整個社會的立場上，你都應盡你所能去改善現狀，并心懷希望。”但另一方面，蓋曼似乎并不擅長描繪女性形象，他故事中的性暴力描述也一度引發爭論，甚至他的讀者也承認，蓋曼并不擅長描寫女性——他似乎不愿意在大多數故事中以女性為中心，甚至老是詳細描述她們的乳房。蓋曼的行為之所以讓人沮喪，在于盡管好萊塢以及蓋曼所成名的出版業看起來遠比特朗普治下的華盛頓有著更加自由的環境，但很多好萊塢電影在女性主義等議題上已經漸趨保守。另一方面，美國許多大型科技公司都由一批在性別議題上和一般美國民眾并無二致的保守的億萬富翁經營著。在這種“退步”特質頗為顯著的氣氛下，蓋曼曾經代表或代言過的女權主義，又到底意味著什么？

對此，Slate雜志上的一篇文章更為直接，將蓋曼此次性侵案視作“女權男的終結”（The End of Male Feminist）。文章指出，從某種角度來看，口稱女權男、實際卻是性侵加害人，這種虛偽的面孔似乎比那些頑固不化的性別歧視者的言行暴力更令人厭惡。文章更試圖分析，被指控行為不當的女權男們似乎有兩種心理：其一，他們對性別平等的搖旗吶喊不過是一種蓄意欺詐，單純是為了掩飾其內心自私殘忍的一面；其二，有的女權男或許真的相信自己是一個好人，相信強迫女性遭受性羞辱是人畜無害的成年人的玩鬧。對此，本文作者也繼續追問，為何女性或女性主義者如此執著于擁有男性作為她們的盟友呢？在作者看來，這或許無關性別對立，而是雙標，因為盡管任何性別平等的進步都需要男性的加入和支持，但女性主義者們往往在男性做出一丁點微小的藝術或政治貢獻時就給予莫大的肯定。隨著社會觀念的進步，加上特朗普時代2.0已經到來，如今一個男的聲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已經不像前些年那般令人感到驚奇或興奮了，尤其是特朗普的崛起讓許多進步的白人女性認識到，將女性主義視為一場狹隘的、單一問題的運動，僅與性別有關，這是錯誤的。當反對墮胎、提倡傳統性別角色的右翼保守派也開始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時，這個詞也就開始失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