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已出爐。觀察和研讀最新評選出的10篇年度論文，我們對近一年來上海社科學者的研究方向會有一個概括性認知，既有“全球供應鏈重構、科技創新機制、全媒體時代、無形經濟、信息保護、代際共育”等當下時代關心和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有“歷史書寫、政黨與國家、唯物史觀、中國美學”等關系中國學術研究的機理問題。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12年。年度論文評選無需作者自行申報，而是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專業力量，開展多輪遴選評審。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數字時代學術研究的堅守和改變，新文科建設如何創新，以及學者如何研究真問題，回應時代之問。

“黨在引領的過程中，要尊重社會組織發展、社會主體運行自身的邏輯和需求，將其協同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共同參與者和合作者，以及社會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張樹平一直主張，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或是黨領導和執政過程中，需要提升社會工作的地位。

而針對當下社會工作部的組建，他認為，當然要考慮黨在新時代如何做好社會工作，但還有一點重要的是，黨在做好社會工作的過程中，如何獲得自身發展。這是中國的國家發展對政黨本身的內在需求和塑造。

在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政黨與國家的相互塑造——中國現代國家建設與國家發展的一項政治學分析》（原載于《政治學研究》2024年第2期）中，張樹平指出，在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發展與治理的歷史運動中，國家與政黨相互塑造、相互改變、相互給予和相互成就。

2025年1月，澎湃新聞記者就政黨與國家如何相互塑造等問題專訪張樹平。張樹平認為，政治學者的責任，就是如實記錄中國政治發展的實踐，如實分析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邏輯。 

研究的出發點是解決現實問題

澎湃新聞：您之所以寫這篇《政黨與國家的相互塑造——中國現代國家建設與國家發展的一項政治學分析》，是希望回應怎樣的現實狀況和問題？

張樹平：當前中國政治學的發展，需要回應中國政治發展本身的根本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學界的責任。之所以選擇這一具體議題，是因長期以來，政治學界已經意識到，在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本身起到了非常重要和關鍵的作用。政治學界很多前輩，在研究中國的國家建設和國家治理時，都提到了政黨中心主義的概念。但在另一個維度上，中國共產黨本身如何受到現代中國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的內在需求的引導，這方面的研究和關注不太多。

我這篇論文試圖把這種研究導向更為平衡的狀態，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塑造和主導中國的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過程中，也受到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本身的影響。

澎湃新聞：歷史角度看，將中國社會重新組織起來的歷史任務，為何會落到政黨這種新型現代政治組織身上？

張樹平：這和中國古典政治的基本結構和基本特征有關。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的存續和發展，一定意義上，以抑制組織化為前提。當王權特別關注到，政治世界中有組織性力量的存在會危及其統治時，就會對這種組織化的傾向予以限制和制約。

而近代中國政治變遷中，存在兩種歷史周期的疊加：晚清帝國一方面從典型的王朝國家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又由傳統國家走向現代國家。這個歷史過程，造成近代中國政治世界的兩大危機：其一是權力危機，中央的政權或中央的權力，無法控制地方的政權或地方的權力；其二是權威性的危機，傳統王朝國家的政治形態，無力應對來自西方列強所代表的新型國家的挑戰。

這種情況下，歷史和時代呼喚一種新型的組織性力量，把支離破碎的政治和松散的民眾組織起來。鑒于日趨衰敗的傳統國家已無法擔負起這種歷史責任，在現代政治的范疇之內，這種新型組織性力量只能是政黨。

澎湃新聞：您提到，近代中國政黨訴求的政治價值與信仰的核心在于“聚民力”，與西方政黨代表不同社會利益分化的權益有所不同。在相應歷史階段，社會以及民眾對此有怎樣的反饋？

張樹平：近代中國是被外力牽引或者說拖入現代化進程的。近代中國的政黨思想和議會思想，得自中國思想界對西方思想的引入。思想史研究告訴我們，晚清思想界對議院及政黨政治較為集中和系統的引介和敘述，大概發生在1895年到1905年之間。

在引入政黨思想和議會思想的過程中，中國近代思想界對政黨這種新興事物有好奇心甚至有所偏好，同時也關注到，在西方政治世界中，不同政黨各自代表社會群體中的不同部分，進行競爭甚至相互傾軋，這對政治公共性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一定意義上，中國近代思想家特別忌諱陷入類似傳統中國的朋黨之爭，或西方政治世界中相互傾軋的局面，故而希望在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引入或創造的政黨要具備公共屬性。清末民初有過議會政治的階段，也確實發生了一些政黨政治的亂象。這也構成中國沒有選擇西式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作為最終方案的很重要的原因。

應該說，當時無論是思想界對政黨公共屬性的強調，還是民眾對政黨的歷史選擇，都讓中國走向這樣一條道路，即選擇具有公共屬性、具有獻身精神、具有革命精神的政黨來主導社會的變革發展。 

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治理的平衡

澎湃新聞：從政黨組織看，您提到，要解決民主與集中的問題，離不開政黨、國家的雙向塑造。在身邊的現實中，基層社區治理的黨建引領等，其中的行動和組織過程，如何在集中和民主之間尋求平衡？

張樹平：即使在傳統中國政治的范疇內，一個王朝的衰落到另一個王朝的興起之間，都會有政治秩序恢復重建的過程，這個過程伴隨著政治權力的重新集中。近代中國的國家建設，要建構新的國家，也一定有一個把權力重新集中起來的過程。

但近代中國從傳統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變革，又跟傳統王朝政治不同，即這種權力的重新集中，被置于民主的框架之下。現代國家之所以不同于傳統國家，最重要一點在于，其政治架構本身，就是以民主作為國家現代性的條件。

近代中國遭遇了傳統國家的衰敗，沒有現成的國家可以同時提供民主和集中的力量。一方面，政黨本身就屬于現代政治世界中的政治現象和民主力量；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又需要改變之前政治世界支離破碎的狀態，重新樹立起國家。由此，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的領導者，身上同時出現了民主的力量和集中的力量，形成了雙重的政治邏輯。而后，通過政黨主導的國家建設，再把政黨身上的民主力量和集中力量，傳導到新型國家的政治過程和政治制度的建構之中。我想，這就是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又出現在新的現代國家組織原則之中的重要原因。

而在我們身邊的社區治理中，黨建引領的概念，也提出了好些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傳統單位體制松綁，基層社區中出現越來越多自主性的力量。基層治理中也存在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以及駐區單位等主體。從黨建引領中的民主來講，政黨需要對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等主體的行動邏輯做到尊重、理解和接納，需要對居民本身多元化的需求能夠感同身受。這是政黨組織、政治體制和政治過程要向基層社會公眾開放的重要原因。

政黨在引領的過程中，要尊重基層治理中治理的邏輯，也要尊重基層治理中生活的邏輯。但這種尊重并不是任其無序發展。相關很多研究都發現，基層治理中的重要困境表現為，在基層力量多元化背景下，基層治理很難形成整合性的力量。恰恰在這個過程中，政黨可以利用其組織優勢，包括政治區位優勢，將這些基于生活邏輯、生產邏輯、組織邏輯的治理主體統合起來，通過協商形成一定共識。這就是政黨在民主的基礎上，去做集中工作的一個重要面向。

澎湃新聞：從人民民主到全過程人民民主，在現代中國民主的每一次突破性發展中，中國共產黨都扮演了發動機的角色。關于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實踐中有哪些具體的表現？有哪些能供基層參考的面向？

張樹平：中國共產黨當然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可以從權力集中的維度去理解。但它本質上也是作為一種民主力量出現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不斷根據情況的變化，進行民主的重點突破和重點發展。

全過程人民民主，我強調它有三個屬性。第一是基層的屬性，全過程人民民主本身的發展，是為解決基層治理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第二是連通的屬性，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有兩個重要取向。一是橫連，基層治理過程中，把各方力量溝通起來，令各方進行協商；二是縱通，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概念，習近平總書記是在基層立法聯系點提出來的，其中很重要的政治邏輯是，基層民眾的意見能直達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也就是說，在連通的屬性上，全過程人民民主能夠盤活整個中國政治體系的有機性。

第三是國家的特性。關于民主的中國方案、民主制度和民主模式，能不能夠走出去，能否形成具有說服力、影響力的中國話語，其中關鍵性概念之一，就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從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的實踐來看，中國正是在需要就民主發展去回應西方的歷史階段上，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所以，這是民主的國家形態問題，或者說作為國家形態的民主問題。

至于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基層的發展，需要強調的一點是，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此前種種民主探索基礎上進行再創造。是依據基層經驗，進行獨特性的創造。不同社區和不同場景下，做法都會不同。在上海基層治理過程中，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很多形式。比如黃浦區對“三會”制度的長期探索，一些鄉村對村民議事會、村民議事中心的長期探索等等。整體而言，不能割裂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層屬性、連通屬性和國家屬性，上述三大屬性是中國構建新型民主形態的重要保證。

澎湃新聞：從國家建設與國家發展看，您總結了四大政治邏輯：“向解放尋求現代”“向發展尋求解放”“向治理尋求發展”“向民主尋求治理”。背后是黨對現代國家建設的邏輯把握和塑造。在您看來，在中央、國家對可持續發展命題的回應中，是否也能看到這四大政治邏輯，可否視為與世界共通的普遍性原則？

張樹平：把70多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史貫通去看，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雖經歷曲折，但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政治建設，仍然給我們留下了重要的歷史遺產，本身有其歷史合理性。我們把這一階段概括為“向解放尋求現代”，這個歷史階段，建立起了現代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框架，這也構成現代中國的立國之本。這是后來改革開放的重要政治前提。

到了第二個歷史階段，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此一歷史階段有一個巨大歷史飛躍，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全黨的工作重心或全國的工作重心的變化，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這一階段與前一階段也有重要的關聯性，我們稱之為“向發展尋求解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速發展相當長一段時間后，出現了一些問題。人們發現，發展本身需進行更為全面的調整，因此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相應還有一系列發展觀念上的變化和提法，如“包容性發展”等。由此，通過挖掘“發展”更全面的內涵，把發展導向更為廣闊的未來。另外，發展要可持續，需要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民族的復興聯系起來。必須具備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能確保發展是可持續、全面和惠及所有人的。這就是“向治理尋求發展”。

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需要納入不同的治理主體，這是治理本身的重要內涵。從內在邏輯而言，全面納入不同的治理主體，才能確保治理的有效性。這就是這一歷史階段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原因，即“向民主尋求治理”。

新時代以來，我們在全面發展中回應包括生態等方面的發展命題，迅速形成“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新時代的發展，以“全面”兩個字著稱。這意味著，不能簡單狹隘地以經濟建設去理解發展，需要放在全面可持續的角度來衡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生態等各方面，都必須被納入相互依托和相互促進的范疇中。實際上，“全面”二字的加入，意味著中國政治發展的形態也發生著重要改變。這個意義上，的確體現了中西方或全球在發展問題上實際有一種共識性和普遍性的追求。 

黨的社會工作有極端重要性

澎湃新聞：2023年中央組建了社會工作部，2024年各地相關條線分工等都在落實。對此，您有哪些建議和思考？

張樹平：中央先設立社會工作部，向地方逐漸推進，會形成一個垂直的系統。我也在文中提出，黨的社會工作有其極端重要性。

從政黨的社會屬性和政治屬性來講，當然要考慮中國共產黨如何在新時代做好社會工作；但還有一個重要的考慮是，黨在做好社會工作的過程中，如何獲得自身發展。這就是中國的國家發展對政黨本身的內在需求和塑造。對中國共產黨本身而言，這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我一直主張，在發展的過程中，把社會工作的地位再提升一點。

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工作部組建過程中，一方面，要從社會工作本身的邏輯和特點出發，進行合理的設計。這方面中央和地方也在做。比如，從一盤棋的角度統籌，把民政部門、信訪部門以及社會建議征集等納入進來，從大部制改革經驗中去設計社會工作部，等等。另一方面，要特別強調，就工作考核和評價來說，不能僅盯著黨的社會工作做得好不好，也要盯住黨在做社會工作過程中本身發展得好不好。不僅從黨的社會工作的角度考慮，還要從政黨自身發展的角度去看問題。

澎湃新聞：就社會層面看，從“單位中國”到“社區中國”，中國共產黨組織社會的方式，有哪些改變？有哪些日益分化和日益自主的社會組織力量，尤其需要重視和團結？中國共產黨在其中如何發揮“兩個先鋒隊”的作用，引領國家建設與國家發展？

張樹平：2008年發生過兩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是北京奧運會，另一件就是“汶川大地震”。那一年被一些媒體和后來的學界稱作社會組織發展元年。圍繞救災和災后重建，出現了很多社會組織，也出現了很多志愿者。可以說，中國社會自主性的發展，社會多元力量的發展，是一個歷史事實。

中國共產黨是有一套組織體系的。在單位中國時代，中國共產黨以超強的組織網絡，從其本身的中心組織、工青婦等外圍組織出發，通過單位制方式，對整個中國社會進行了塑造。那個時代已漸漸離我們遠去。改革開放后，傳統單位制逐漸解體，出現一系列組織真空。這一過程中，就有新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發育出來。比如，“汶川大地震”后發育出的社會組織。這些是黨在領導執政過程當中尤其需要重視的。對新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進行黨建全覆蓋，把他們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這是今后我們黨在社會工作中應該著力去做的。

重要的是，在團結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尊重社會組織發展自身的邏輯和需求，另一方面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以黨員身份進入，并通過政黨組織的領導，把社會組織協同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共同參與者和合作者，以及社會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學者一定要去研究真問題

澎湃新聞：2025年，您有哪些閱讀和研究計劃？

張樹平：2025年的閱讀，和我本人的研究興趣相聯系。

我長期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感興趣，一直想寫一部關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梁啟超之后，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出現，有了很多相關思想史著作。但這些著作，很多是歷史出身的學者寫的，也有很多是哲學專業的學者寫的。

從政治學意義上，撰寫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或教材，是我一直想做的。這方面，我最推崇的是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伴隨著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國的政治也好，中國的政治學發展也好，已取得長足進步。如何在具有現代政治意識和政治學意識的條件下，重新反觀中國古典的政治思想，將其歷史呈現出來，這是我想做的。我2025年閱讀的第一個方面，就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相關著作。

我還有另一個寫作重點，是關于政治制度的問題。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晚年提出了一個中國制度發展的命題。他說，再過30年，我們才能形成一套比較完善的制度體系。到2022年，距小平同志提出這個觀點已經過去了30年。新時代以來，我們也在提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成熟和定型。政治制度是政治學研究很重要的命題。但制度本身能否解決所有問題？中國古典政治發展過程中，出現過某些階段，政治世界中有很多制度和法令，但治理效果是不夠好的。另一方面，制度體系逐漸完善，是政治發展的重要特征。但國家能力和政黨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維度。制度和能力之間的關系是什么？2025年圍繞這些議題，我會嘗試梳理古典中國政治中有關制度的記載，和中國現代政治學中有關制度的經典著作。最終希望形成一篇關于制度的雙重運動方向的文章。

另外，我本人對文學或文學中的政治挺感興趣，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和現代西方文學，說直白一點主要是小說。我希望在其中去感受不同個體的生存和他們的選擇，這一點是受我們的一位老師的影響。

澎湃新聞：您對政治學研究有哪些感悟與學界同仁分享？

張樹平：最重要的是，我肯定不是會寫很多論文和著作的學者。我甚至有個想法，這輩子寫作的論文，我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不要超過60篇。這是基于我對一位很重要的前輩學者一生寫作的致敬。在此要分享的一點是，我覺得任何一部學術作品，都要有它的使命。為什么要寫這個，是因為不得不寫。可能基于學術的發展，或是基于政治發展的現實，一定需要去寫這篇東西，這就是作品的使命。如果可寫可不寫，那么就不寫。希望大家的任何一篇論文、任何一本書，都是帶著使命去做的。

另一句話是，我想任何作品都有它的歸宿。每篇文章出來之后，都會有自己的命運，轉載也好，二次討論也好。現在的青年學者，往往有很大的生存壓力。這是一個社會事實。而學術發表系統，也有自身的考慮和現實追求。大家從學校出來時，都很有學術熱情，但迫于壓力，逐漸會更多考慮怎樣的文章能發表，怎樣能二次轉載。一定意義上，我們離真正的學術問題、真正去做一個學者就越來越遠。我們寫任何一篇文章，都需要慎重，因為最后是會留下來的。

最后還有兩個責任的問題。2008年上海社聯主編過一套叢書，其中我的老師帶著三名學生包括我在內，師生四人寫了一本《政治建設與國家成長》，是總結改革開放30年中國政治發展的經驗。我們提出一個概念，即中國政治發展的有效性。在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政治系統居于樞紐地位，必須通過政治體系的有效運作和有效發展，確保經濟社會全面進步和有效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政治家是有責任的。另一個責任，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問題。具體到我的學科，政治學者的責任，就是如實記錄中國政治發展的實踐，如實分析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邏輯。這兩個責任需要同時擔負起來，中國未來的政治學的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必須涵蓋政治家的責任和政治學家的責任，當然還有我們中青年政治學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