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已出爐。觀察和研讀最新評選出的10篇年度論文，我們對近一年來上海社科學者的研究方向會有一個概括性認知，既有“全球供應鏈重構、科技創新機制、全媒體時代、無形經濟、信息保護、代際共育”等當下時代關心和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有“歷史書寫、政黨與國家、唯物史觀、中國美學”等關系中國學術研究的機理問題。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12年。年度論文評選無需作者自行申報，而是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專業力量，開展多輪遴選評審。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數字時代學術研究的堅守和改變，新文科建設如何創新，以及學者如何研究真問題，回應時代之問。 

作為從事教學科研，也長期參與學術出版的世界史學者，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教授陳恒認為，在去他者中心、去學科中心、去自我中心和去人類中心的方向下，史學在21世紀會發生一場重大變革。

在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西方歷史書寫需要一場認知革命》（原載于《歷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中，陳恒指出，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模式使得非西方國家失去了平等、公平、公正地表達觀點的機會。

2025年1月，澎湃新聞記者就如何理解歷史書寫的一系列問題專訪陳恒教授。他認為，中國的歷史資源非常豐富，很多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如何將其從中國的轉為世界的，取決于大的環境。受到人工智能影響，當下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文科的預算、課程和教師大大削減。對中國來講，這可能是機遇，要考慮怎么把握住。

陳恒是《世界五千年》的總主編，他在這套書上用了最大的心力。他表示，某種意義上，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少年和小朋友身上，給他們輸灌生態文明的理念，以及更加客觀真實的世界歷史。需要把中國放在世界的范疇下理解，只有理解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中國。 

各方如何書寫歷史和進行對話

澎湃新聞：您的這篇《西方歷史書寫需要一場認知革命》，是在什么狀態下寫的？希望回應怎樣的一種問題？從傳統而言，為什么中國的史學格外發達，甚至有“史學史”這樣的研究方向發展出來？

陳恒：這和我的專業背景有關，我是做外國史學史的。一般來講，史學史被認為是史學的名著加上史家的概論。后來，我把外國史學史的概念內涵不斷拓展，把它理解為一種知識史、學術史的概念。既然概念拓展了，視野也就拓展了。歷史學家以外的非歷史學家，以及宗教史、藝術史、文學史等，也都要在史學史中考量。

近代以來，整個歷史書寫發生了很大變化，無論西方內部還是非西方世界，對歷史書寫都有不同理解。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在整個世界領域取得的成就非常大，也從反面驗證了文明的發展有不同模式，歷史書寫也因此發生相應變革。

中國的史學確實發達。我去年做了一套書——《牛津歷史著作史》，中文版有10大卷，是全球學者聯合寫的，代表當今世界歷史書寫的較高水平。其中一位日本學者寫了一段話。他說，1750年之前，中國的歷史書寫在全世界遙遙領先，尤其在歷史書籍出版方面，中文世界的總和遠遠大于非中文世界。

這句話對我們有很大啟發。1750年后，中國的歷史話語權為什么逐漸旁落？這跟整個時代的大背景有關。近代以來，文藝復興使得意大利成為世界的中心，啟蒙運動使法國成為世界的學術中心，工業革命使英國也成為世界的學術中心。到了19世紀德國對科學精神的擁抱，20世紀美國對世界主義的擁抱，使他們也成為世界學術中心。換而言之，世界上的整個社會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過去的農耕社會到后來的農業社會，再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不同的社會形態使得大家對歷史的認知不一樣。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中，我們的歷史話語權就逐漸旁落。

歸根結底，1750年之前，中國在農業社會當中看待世界記錄世界的方式方法，既多樣豐富又高屋建瓴，但工業社會以來，我們還沒有完全適應，整個學術、思想和知識層面，還處于追趕狀態。

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使得這一輪文明發展的態勢中，出現了另一種形態，有可能改變歷史書寫的模式。我們史學非常發達，一定意義上決定了史學研究的發達，這和西方有一點不同。今天則可能面臨一次新的轉型和改革。 

澎湃新聞：通常大家認為，對歷史的敘述是話語權的體現。在您看來，各方應該如何書寫歷史和進行對話，才能夠和諧共生，不致于走向吞噬和取代？

陳恒：歷史話語權是非常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潛意識的意識形態問題。做歷史的人一般從三個層面討論。第一個層面是，真實的歷史是什么，是如何發生的。第二個層面是，人們眼中的歷史是什么樣，既包括普通大眾的對待方式，也包括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權力。第三個層面是，歷史學家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是什么樣的，這體現著歷史書寫的權力。

可以發現，大的國家非常關注歷史的書寫，小的國家不太關注或沒有能力關注。如果沒有非常深厚的經濟、文化和人口基礎，是培養不出優秀歷史學家的。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文明的話語權非常強大，不可以否認西方文明對近代世界和現代世界的巨大貢獻，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東西需要警惕。

比如，“去殖民化”這個詞對我們當下有重要意義。16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整個世界被裹挾到西方世界中。到了19世紀晚期，整個世界85%左右的領土都被西方列強瓜分，成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些國家失去了自己歷史書寫的權力。一定意義上，我們國家也被裹挾其中。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有句話非常經典：“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其實是一針見血地道破了殖民史學所代表的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也有很多層面。比如，認為西方文明是按照從希臘羅馬直到近代社會的邏輯發展，而這一模式是必然且固定的。這樣就把整個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以及歷史書寫的多樣意義，乃至人類未來發展的文明道路都抹殺了。這些是不合理和需要警惕的。

澎湃新聞：西方歷史書寫需要一場認知革命。改變單向敘事，這種現象也正在西方史學界發生，在您看來，其中存在怎樣的趨勢？這類去中心化的敘述，是否會令歷史敘事變得晦暗不明，難以形成明確線索？

陳恒：西方內部也在發生革命。我想到的至少有兩點。一是后現代主義，強調的是去中心，打擊的是宏大敘事，不需要那種歷史的真相，與之越來越疏遠。二是全球史的興起，在我看來，全球史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歷史書寫的重要方式，把全球作為整個區域，在相互交流的趨勢中去整體看待，不再強調分成東亞、西亞、非洲、拉美等區域。無論在思想層面，還是歷史書寫層面，西方發生的自我革命或解構，是我們要去重視的。

從具體領域看，比如非洲史，20世紀初直到1940年代，歐洲思想家都認為非洲是沒有歷史的，沒有文明和文化，沒有一切值得炫耀的東西。到了1950年代，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有關“歐洲一切都是文明的、非洲一切都是野蠻的”這種觀念被顛覆了。這種顛覆的力量，首先來自歐洲內部。很多人認為，自己作為歐洲人或白人，對整個非洲還有很多虧欠的東西。另外，這一時期有大量非洲的學生去歐美留學，學成之后掀起很多反思非洲歷史書寫的革命。此后，對非洲的歷史書寫就有了新的趨勢。這些也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另外，歐洲之所以現在宏大敘事不太盛行，或歷史碎片化比較盛行，也和歐洲19世紀中期以來，從主流而言完成了國家統一有關。中國還沒有完成民族國家統一的歷史任務。所以，他們可以不要宏大敘事，我們不可以不要宏大敘事。這些事實也決定了，現在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關鍵時期。

中國的歷史資源非常豐富，很多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如何將其從中國的轉為世界的，還取決于整個大的環境。我們過于關注民族的視角，但在世界視野之間，橋梁還沒有搭建起來。這是我們要努力去做的。不能只關注中國，忽略了世界。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了幾個去中心：去他者中心、去學科中心、去自我中心和去人類中心。這意味著，史學在21世紀會發生一場重大的變革。尤其在如今人工智能的環境下，這個關口到了。如果不認真對待這個關節點，我們在這一輪的歷史書寫當中，有可能再一次喪失話語權。

人工智能是大勢所趨。近年非常火的一本書是《智人之上：從石器時代到AI時代的信息網絡簡史》，作者是以色列的尤瓦爾·赫拉利。他2012年出過一本《人類簡史》，十年后出了紀念版。紀念版的序言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幫他寫的。讀者閱讀時，并不知道這件事，以為就是作者寫的，毫無違和感。但作者最后告訴你，這篇文章是人工智能幫助寫的，里面很多觀點是他自己也贊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人工智能剛起步一年多。

人工智能使得歷史書寫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數據的積累和整理方面，我也在用人工智能。遇到問題不清楚時，我會和它對話，它會幫我系統整理一些相關文獻，給出一些相關答案供我參考。有這么多電子書，很好的軟件，加上人工智能龐大的運算系統，這使人們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

前幾天有一篇關于文科倒閉浪潮的文章。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文科的預算、課程和教師都大大削減。這是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對我們來講，可能恰恰是個機遇，要考慮怎么把握住。尤其是，提倡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三大體系”建設，如何進行自主的知識生產、有組織的知識生產等。我們和域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多空間去拓展。但無論如何，不能制造兩個話語體系。按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說法，世界文化有共性。如果歐美一套話語，我們一套話語，變成兩個世界，就會影響我們的發展。 

中國應該多實踐，多做國際化的事

澎湃新聞：中國當下的世界歷史敘述可以怎么做？對人類歷史重大理論問題的分析，無法擺脫西方的框架。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進行交流和借鑒，又形成自己的史學體系？

陳恒：當下應該多實踐，多做國際化的事。德國學者萊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在1979年就提出“不對稱”的概念。史學領域中，這種不對稱很明顯。歐美學者寫著作，不看非歐美作者的著作，一樣可以寫出經典的成果。但今天在中國的史學界，尤其是很多研究外國的史學同行，不可能只看中國人的作品，不看歐美學者的作品。也就是說，在標志性的概念，以及重要的學術著作、重要的思潮、重要的流派、重要的人物等方面，我們還是缺乏的。我們必須認真寫出有代表性、有份量的內容。這不能僅是講口號，最關鍵的是拿出扎實的作品。

中國的世界史史學界還在不斷努力。但我們體量太小。我看到中國教育統計年鑒的數字，2022年中國歷史學者高校在編在崗的大約有14900多人，其中世界史學者只有1000人左右。這個比例非常小，與我們國家認知世界的客觀需求存在很大差距。有人統計，美國研究域外的歷史學家是12000人左右。我們相當于他們的1/10。而我們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按照這個比例算，我們研究外國的歷史學家，需要有40000人左右。缺口可謂非常大。在足夠多的學者基數上，可能會產生很好的作品。當然，還有很多因素，比如社會的包容性、國家的文化政策等，都會影響歷史書寫。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當下生態主義話語的興起？我們是否可以更關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更好地將中國歷史中“天人合一”等觀念體現出來？

陳恒：我最近看了一本美國環境學者唐納德·沃斯特寫的《欲望行星：人類時代的地球》。他是80多歲的老先生，后來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他認為，人類過去有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農耕社會到農業社會的轉變，帶來了帝國主義，同時也帶來各種社群主義。第二次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帶來的是貿易全球化，財富的激增導致不平等，同時帶來科學、理性、民主這些觀念。未來社會發展可能走向生態文明，在整個星球中，人的重要性需要降低。否則，以人為中心，會對自然世界造成很大破壞。他提到，這個星球上，不包括已消亡的，大約有1000多萬種動植物。人不過是其中一份子。而人與世界的互動所形成的文化社會，其實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他的觀點非常獨特。現在人類面臨很多問題，比如核戰爭、毒品，甚至是人類自我消亡的問題——這么多物種消亡了，人也是物種之一，理論上也有消亡的可能。按照AI時代的發展趨勢，其中存在不可控的因素。所以，他對倫理、生態提出了很多要求，也提出一些設想。但這些設想能否實現，或者說，人類能不能抓住這個機會，真的是難說。我自己有時是悲觀的。

我們也希望，中國的生態文明話語等能夠有所彰顯，包括理論的設想和實際的做法。關鍵是，能夠出現一種更客觀全面的、更具普遍價值且別人能接受的說法。

最近，我們在北京召開了新版《世界五千年》第一卷的發布會。這套書之前出過兩版。第三版是重寫的，這套書有54冊6卷，一卷9本。基本理念是“共生一個星球，共享多個世界，共融無限未來”。一定意義上，我們把希望寄托在青少年、小朋友身上，給他們輸灌一種生態文明的概念，一種更加客觀真實的世界歷史。因此，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來做這件事。

我們把希望放在這套書上，要從娃娃抓起，他們的世界觀、文明觀和歷史觀很重要。必須把中國放在世界的范疇下理解。只有理解世界是什么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是什么樣。不能只理解中國，不理解非中國。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智慧，都有自己的貢獻，都有自己對世界的解釋方式，都有對未來構想的理念在驅動自身發展。 

澎湃新聞：您認為，對于時間與空間的延展，乃至新發展出的知識工具的概念，都可成為一種有力而新鮮的歷史敘事。不同的體系和概念之間，該如何對話，使其拼合成一個綜合體？

陳恒：歷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最基礎的學科。歷史學離不開時間的工具、空間的工具和概念的工具。

今天我們的歷史書寫，很大程度上在印證近代西方歷史的時間概念。比如，古代、中世紀和近代這三分法，其實是西方的舶來品。這個概念影響很深，我們要突破是非常難的。因為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標志性概念，對世界產生很大影響。

但反過來說，人類歷史其實非常短暫。地球有43億年，有生命的歷史大約20萬年，而真正的文明史只有5000年左右。而且，在5000年當中，西方真正占據優勢的就是近代五百年，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可以忽略不計。中國未來的發展空間非常大，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世界性的意義。我們一定程度上也在為此做準備和預留。

空間也是這樣。以一般的理解，空間只是地域上的空間。其實，數字空間、太空空間都是空間。其中都包含人類歷史書寫的模式，是一種想象的未來。如果要把這些都突破了，那么很多歷史認知都會發生很大變化。

這方面，目前還是歐美領先。最近十幾年來，其歷史書寫有一種方向。即人類歷史不僅是有文字以來的文明史，史前史也是需要考量的。比如《欲望行星：人類時代的地球》這本書，沃斯特是雄心勃勃的，想做的是書寫地球這一行星的歷史，其出發點是人的欲望。而且，他對中國的文化也比較熟悉，采用中國很多經典著作去解釋他的觀點。

概念工具很重要，會影響整個歷史書寫的方式。比如，古代中世紀方面，最近幾十年來，有一些新的概念，是對已有概念的修正。比如“古代晚期”。羅馬帝國衰亡之后，就逐漸從中世紀轉變。之前的歷史書寫，認為這兩個時期之間是分裂的，強調的是其中的變革。而“古代晚期”這個概念強調延續性。所以，會不斷出現新的時間概念，來修補已有的概念。這方面我們有待進一步發展。

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是需要的。歷史學有統合的能力，是立足綜合學科的總體判斷。歷史學不做預測，是對已有的東西做出基本梳理和價值判斷。比如，湯因比是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二戰期間，他是英國最重要的智囊團成員。為什么是歷史學家？因為歷史學家有一種綜合的、高站位的宏觀判斷。他知道歷史的來龍去脈，對未來發展會有一種感知，能夠比較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學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年代人物故事，有非常系統和全面的要求。一定意義上是很多學科不可取代的。

包括歷史研究在內，所有的學術研究都是活的，反映當下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需求。古今中外無一例外，只是程度上有高有低，有強有弱，有大有小。比如，西方偽史論今天在中國有一定市場，從對金字塔建造的否定，到否定希臘文明，也就否定了整個西方文明的邏輯順序。我想問的是，有沒有必要這樣做，做到以后能實現什么樣的目的？如果真的對此否定，變成一種“中國中心主義”，也是非常可怕的后果。我們反思和修補別人的時候，是要拿捏好的，不能以另一種中心來代替。我們說的反西方中心主義，并不是要取代別人，而是建立一種更加全面客觀的敘述。 

要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具有世界眼光的社會氛圍

澎湃新聞：您所主張的認知革命之下的歷史書寫，是“不再被細化的學科、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決定，也不再被市場決定”。具體而言，可以是怎樣的體系支持？

陳恒：這是一種理想狀態。要到達這個狀態，可能會非常久遠。未來會來，但一定會慢慢來的。

關于意識形態，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類有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不同的國家是有交集的。比如說，今天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里，就說明中國在政治上是先行的，學術上相對落后于政治。國家層面都考慮到了未來的發展，而學術界可能沒有深入到這個問題中。

還有學科分化。這其實是學術發展忌諱的，但又不可避免。因為世界發展太快，涉及各個領域的專家太多。同一個學科的學者之間可能都很難理解。但不同的研究做出之后，一定會得出普遍的東西。作為歷史學家，怎么借鑒這些學科的東西，是我們要關心的。一定意義上，歷史學是研究過去的，是后知后覺的學問。其他學科的成效好的方法，都可以借鑒。也可以說，歷史學是借鑒其他學科發展的一門學問。我們不能太細化，不能保守，一定要視野寬闊，用包容的眼光看待。

另外，不能被太過于追求利潤的市場所決定。這個市場主要指的是民間的文化生態。我感覺，要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具有世界眼光的社會氛圍，才會有相應的文化氛圍。比如中國出版的新書，總量是全世界第一，每年大約有30萬冊。影響力高低且不論，總量第一已屬不易。從后進到先進，總有發展過程。另外，這個總量中，有10%左右的翻譯出版。中國是當下全世界引進版權書最多的國家。中國文化的底色和底蘊，是開放包容的。這一點不可否認。同時，對包括歐美在內的域外文化的引進和關注，中國有著全世界最好的人口基礎。所以我對整個未來充滿希望。

我想，需要讀歷史書。通過近代五百年的中外歷史對照，才能知道我們的問題所在，知道他人成功的原因所在。不能空想，要腳踏實地，再忙都要找時間讀書。讀書才知道自身的不足，知道域外的豐富多彩。

澎湃新聞：對個人來說，如何從歷史敘述中尋找參照系和養料，甚至能夠進行自己的歷史書寫？

陳恒：我想今天人人都是歷史學家，都在書寫自己的歷史，也記錄這個時代的歷史。而且，人人都是世界史的歷史學家。前面說到要讀書。而讀書有不同的需求和目的。有的人只是泛讀，提高文化修養。在公共層面，應當提倡無用的、休閑的讀書，這個層面的閱讀增加，會提高整個民族國家的文化修養，提升對待世界的看法。

要超過普通民眾的層面，可能就要去讀一個學位。這時讀書的目的和要求就不同了。如果從事學術研究，讀書一定要開卷，開卷就有益，可以獲得驚喜。干坐著不讀書，是什么都想不出來的。但讀書做研究，好比一個人去菜市場買菜，之前得知道做哪幾個菜，需要哪些材料。讀書就要做筆記。如果沒有讀書筆記，就沒有后來的線索。把菜買好之后，還要對原材料進行加工。這意味著，有了讀書筆記要不斷回頭看，要從中理清邏輯順序。最后把文章寫出來，就像做菜，講究程序和火候，要把事情講好，包括邏輯順序、開頭結尾等。

在學科層面，這個訓練過程非常緩慢。學生可能一開始感受不到，過了三五年回頭看，認知水平就大大提高。普通民眾也是一樣，如果全社會都有開放包容的閱讀氛圍，不排斥閱讀，時間久了，國家民族的整個認知就不得了。 

澎湃新聞：2025年，您有哪些閱讀和研究計劃？

陳恒：我在大學從事教學科研，也是半個出版人。我有我的閱讀和出版計劃。比如，上海師范大學2024年5月成立了區域國別研究中心，我會參與并策劃一系列的書。我們也做了一系列沙龍，討論要選取翻譯哪些有關區域國別研究的著作，又如何進行原創，等等。我認為，如果只局限在歷史學家筆下的區域國別，只是一些通史、斷代史，其實完全不夠。應該超越歷史學家，形成多學科的區域國別研究。首先要有社會科學學者的參與，有很多需要借鑒的理論方法。另外，還需要有自然科學的參與。這樣，區域國別研究才能到達一個新的層次。

另外，中信出版社今年引入了《哈佛世界史》。我可能會參與其中的工作。還有，202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是復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組織編寫的。可以講，是代表了這個時代中國人對世界認知的水平和范圍。前兩年劍橋出了一本《世界歷史中的美國》，其實是從美國出發的全球史，一共四大卷。我會在今年推進其譯介，希望這套書引進之后，對我們也形成沖擊，可以看到美國怎樣看世界，美國怎樣融入世界。

這類出版計劃蠻多。最關鍵的就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世界五千年》。我相信這套書如果成功，會是史學界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貢獻。

當然，也有一些寫作計劃。方向都一樣。我們是這個時代文化的建設者，也是解釋者，既是觀察者，也是未來希望理想的構建者。50年以后，80年以后，100年以后，后人看我們這一代人時，我們做得好與壞、多與少，我感覺倒是其次，只要一些方向性的東西是對的，就不愧于我們這個時代。 

澎湃新聞：對當下從事歷史研究的青年學者、晚輩讀書人，您有哪些期待？

陳恒：期待剛才也說了，就是開卷有益。我每天翻大量新書，尤其是歐美的新書。我首先看他們的開頭和結尾。他們擅長敘事，學術著作都用故事說明問題。歷史的著作更是這樣。這是我們當代學術研究中缺少的。以教材為例，我們的教材不善于敘事，更多是在講道理。這是很令人排斥的。我感覺，這是我們教材最大的弊病。當然，我也有這方面的問題。我很羨慕這種學者，打開他的著作，就把你深深吸引了。

很多學者說，我們走出了學徒階段，要有自己原創性的東西。這都是我們的追求。具體到現實發展，還有很多可以商量。換句話說，不能太急。我感覺我們這個社會有時候太急，急了就沒有好作品。需要有一個足夠包容的空間，看準了人就養著他，會給你驚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