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已出爐。觀察和研讀最新評選出的10篇年度論文，我們對近一年來上海社科學者的研究方向會有一個概括性認知，既有“全球供應鏈重構、科技創新機制、全媒體時代、無形經濟、信息保護、代際共育”等當下時代關心和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有“歷史書寫、政黨與國家、唯物史觀、中國美學”等關系中國學術研究的機理問題。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12年。年度論文評選無需作者自行申報，而是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專業力量，開展多輪遴選評審。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獲獎者，聽學者講述數字時代學術研究的堅守和改變，新文科建設如何創新，以及學者如何研究真問題，回應時代之問。

中國經濟體制的特色在于擁有不同所有制混合的產業體系，因此，能兼容國企與民企兩種制度環境。那么，兩種制度環境如何發揮各自優勢，更好孕育與支持技術創新？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陳瑋認為，國企、民企分別在“長周期技術”產業及“短周期技術”產業創新方面各具優勢。

如何化解不同制度環境的不完美？在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制度環境如何影響技術創新——以技術周期為視角的考察》（原載于《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7期，作者陳瑋、耿曙）中，陳瑋等作者指出，中國產業體系中，國企與民企是互補的，雙方基于各自優勢，展開多樣的產業布局，追求不同領域的技術創新，從而展現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創新制度優勢，為廣大后發展國家提供創新發展的路徑借鑒。

2025年1月，澎湃新聞就論文中談到的相關問題專訪陳瑋，她認為，鋼鐵業、造船業和發動機制造等屬于“長周期技術”產業，新技術出現緩慢，舊技術退出也緩慢。半導體和信息技術等則為“短周期技術”產業，技術更新迭代快。然而，沒有一種制度環境是完美的。國企所處的制度環境，使得國企決策往往滯后于市場變化，存在組織與網絡僵化的問題。民企所處的制度環境，則使得民企由于融資不足，難以長期專注于溢出效應更大的創新活動。 

國企與民企為技術創新帶來不同的制度優勢

澎湃新聞：從培育技術創新角度看，當前中國國企與民企所處的制度環境有何不同？

陳瑋：中國國企與民企所處的制度環境，在治理模式、金融關系、勞資關系、協作網絡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且這種差異是系統性的。兩者的核心差別體現在，企業在環境中的決策是遵循“非市場調節”還是“市場調節”。比如，國企所處的制度環境使其以“非市場”邏輯進行決策，民企則主要遵循“市場”邏輯。

因此，國企需承擔國家戰略產業發展任務，更關心產業整體發展目標，而非利潤最大化的單一目標。國企更受銀行和金融資本的青睞，能獲得更多長期融資，即“耐心資本”。國企也保持著長期雇傭的人事制度，人員梯隊較為穩定。國企更易通過體制內網絡，協調更廣泛的組織網絡，如上下游企業、科研機構，甚至行政部門。

反觀民企，追求利潤最大化，甚至短期利潤最大化，是大多數民企的決策目標，且中國民企以中小規模為主。因此，民企更能充分發揮“船小好調頭”的優勢，更好地創新試錯，更迅速地適應市場，發揮價格機制的激勵、引導優勢。然而，當前多數民企依然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無論在規模還是持久性上，多數民企融資都很難與國企相比。市場化的雇傭制度，也使得民企的人員流動率更高。 

澎湃新聞：中國不同所有制混合的產業體系能為技術創新提供何種制度優勢？您的研究成果有何現實意義？

陳瑋：論文從治理模式、金融關系、勞資關系、組織網絡四方面，分析國企和民企所處的制度環境，如何塑造企業不同的創新優勢。國有體制更有利于塑造企業追求長期目標、獲得耐心資本、實現穩定的雇傭關系與組織網絡的能力，因此國企在“長周期技術”產業創新方面更具優勢；民營體制則更有利于塑造企業的市場反應與組織調整能力，因此民企在“短周期技術”產業創新方面更具優勢。

在中國產業體系中，國企與民企互補，雙方基于各自優勢，展開多樣的產業布局，追求不同領域的技術創新，呈現出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創新制度優勢。多樣且互補的產業創新體系，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色，也能為廣大后發展國家提供創新發展的新路徑。中國的體制特色與發展經驗表明，在培育技術創新方面，所有制混合的產業體系能發揮不同的制度優勢，全面推動前沿技術的突破。 

長、短周期技術產業對創新能力的要求與挑戰

澎湃新聞：從長周期與短周期技術產業對創新能力的需求看，國企與民企各自具有怎樣的制度優勢？

陳瑋：國企在長周期技術產業的創新更有優勢。初創時期，長周期技術產業準入壁壘高、投資大、前期收益低、技術積累時間長，這就需要大量、長期的資本投入和穩定的人才梯隊。國企能有效利用政府在整合資源、提供資金方面的優勢，持續為長周期技術產業注入耐心資本、培養技術人才、建立穩定的產業合作網絡，克服初創時期的挑戰。

因此，中國發展長周期技術產業離不開國企的助力。比如，中國商飛承擔著研制大飛機的戰略任務。作為國企，商飛不僅能得到國家政策的扶持，還能通過國有資本體系獲得大量融資。因此，商飛能制定長達10年的人才發展目標，并實施各類人才培養計劃。同時，依靠國企為主體的國有航空工業體系，商飛能擁有相對穩定的“政-產-學-研”網絡，持續研發技術。

短周期技術產業變化快，允許企業跳過知識積累階段。因此，擁有資本、人才的初創企業，能很快進入市場，與現有企業平等競爭。此外，由于市場參與者擁有最新技術，配有最新設備，因此享有極大的“后發優勢”。不過，隨著具備尖端技術的新參與者持續出現，先發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時刻受到威脅。因此，先發企業必須通過不斷更新技術、重組組織內部結構、調整產業合作網絡，快速靈活地應對變化。

民企成長于“資源稀缺”的制度環境中，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和融資約束。這樣的制度環境塑造了民企對市場的敏銳嗅覺、靈活的組織調整能力，這也是短周期技術產業所需的創新能力。比如，無人機龍頭企業大疆早期進入市場時，也面臨了資源有限、人才短缺、融資困難等民企的共同困境。如何緩解資金壓力，如何在市場捕捉盈利機會，如何讓企業快速適應千變萬化的市場，就成為大疆等民企的必修課。

澎湃新聞：國企與民企所處的制度環境差異，塑造了企業不同的創新能力，應如何滿足不同產業的創新要求？還存在哪些問題？

陳瑋：一方面，國企所處的制度環境，塑造了企業追求長期目標、持續投入資本，以及長期培養技術人才的能力。這正是高度依賴既有知識、需要長期知識積累的“長周期技術”產業創新所需的必備能力。這類產業對創新企業的進入門檻要求較高，國企所處的制度環境，更能塑造進入產業所需的能力。另一方面，民企所處的制度環境，塑造了企業緊跟市場、靈活調整組織的能力，恰好能滿足技術更新速度快的“短周期技術”產業的創新要求。

不過，沒有任何一種制度環境是完美的。國企所處的制度環境，雖然能為其帶來耐心資本和技術積累的有利條件，但也“軟化了”國企的預算約束。在這一制度環境下，國企會面臨決策滯后于市場變化、組織與網絡僵化的問題。民企所處的制度環境雖然靈活，但由于融資不足，難以長期專注于溢出效應更大的創新活動。

不過，在實踐中也看到，雖然國企更能提供技術創新需要的耐心資本，但國企也面臨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考核要求。因此，國企投資對投資風險的容忍度并未達到社會預期，投資比較謹慎。特別是對于早期投資來說，由于技術創新風險高，創業成功率低，需要更為健全的退出機制，這成為國有資本投資的痛點。

因此，我們應充分鼓勵、維持“多元的制度環境”，進行技術創新的自主選擇。讓需要耐心培育成長的創新，得到國企制度環境的支持，也讓市場變化激發的創新，找到適合的民企制度環境。國企能提供耐心資本、長期雇傭和穩定的協作網絡，民企能塑造企業的市場敏銳度和靈活的組織調整能力，兩種制度環境在技術創新中相互補充結合。如此一來，就能最大程度發揮“中國體制”的獨特優勢。

澎湃新聞：適配的制度環境是企業技術創新成功的基礎，國有與民營體制之間，如何根據產業技術特性形成相對合理有效的產業布局？

陳瑋：處于“多元的制度環境”中，參與長周期技術產業的企業大部分是國企。一旦克服初創階段和市場準入的挑戰，長周期技術特征使得國企較易維持先發的相對優勢。另一方面，短周期技術產業的企業，獲得新技術及市場準入更容易，然而進入市場后，民企必須保持靈活性與適應性優勢，否則可能因激烈競爭而失敗。

當一個產業屬于典型的長周期技術時，適合類似國企所處的制度環境。比如大飛機產業，研制時間需要20年，投入成本巨大，民企通常望而卻步。不過，一旦進入該行業，即將面臨的技術沖擊和挑戰者都相對較少。因此，中國的大飛機產業基本以商飛為主制造商，并啟用整個國有航空體系為供應商。現實中，很多產業的技術周期介于大飛機和無人機之間。因此，在很多產業中，國企與民企并存，各占一定比例。

要想根據“產業技術特性”，形成合理有效的產業布局，既涉及政府職責，也關乎企業選擇。一方面，政府要有長遠眼光，維持一個多元的制度環境，通過法規指令的規制或優惠分配的帶動，引導企業做出匹配其技術特性的選擇。另一方面，企業也需勇于探索，發揮產業優勢，做出明智選擇，這是一個“試錯-演化”的過程。

同時，為了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國企需要更多耐心資本，民企需要更多創新空間。創新制度是一個“生態系統”，中國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有兩方面優勢。一是政府強大的資源調動能力、國企體系，能為基礎性的、需要技術積累的產業技術創新，提供耐心資本、風險資本。二是中國較大的應用市場，能支撐各類技術路線不斷試錯、競爭，通過優勝劣汰篩選出最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產品。 

政府與市場哪個對技術創新更重要

澎湃新聞：您在學術研究中還存在哪些困惑？認為目前學術研究環境如何？應如何解決面臨的問題？

陳瑋：在我的研究領域中，關于“政府與市場哪個對技術創新更重要”的討論較多。具體來說，目前的主要困惑在于，“集中”機制還是“分散”機制更有利于創新。不同機制都有最佳的適用條件，我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中國的學術研究正走向“集中式創新”，具體表現是資源和機會向少數的、知名的團隊集中。對一些需要在短期內攻克的研究課題，“集中式創新”具有特定優勢。但是，如果要培育長期的、有活力的創新生態，也需要廣泛的、分散的科研環境。我們應該追求一種多元的、兼容并蓄的科研環境。

此外，目前學術研究的學科性、專業性更強，但也存在學科壁壘增強的趨勢，導致學科之間缺乏交流。比如，我所研究的技術創新議題，也受到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領域的關注。我采用的是比較政治、技術經濟的相關理論，未來希望在多個學科共同關心的議題上，形成跨學科交流的環境。

澎湃新聞：2025年，您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有哪些未來規劃，計劃重點研究哪些課題？

陳瑋：我是以比較視角探討政府與市場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未來仍將延續這一視角。一方面，比較全球不同國家技術創新體系中政府與市場的角色，為中國的技術創新提供借鑒。計劃重點研究的是，在當下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創新中，自由市場經濟、協調市場經濟的得失。另一方面，探索中國在新興產業發展中的機制建設，凝練中國創新體系的特色，為技術創新的政治經濟理論提供新的視角。計劃重點研究兩方面。一是中國的政府引導基金，如何在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中，提供耐心資本、共擔風險。二是如何構建有效的合作機制，有機結合政府（國企）和市場（民企）優勢，打通從技術創新到技術商業化過程中的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