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5日，第82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獲獎名單揭曉，作為2025年第一份國際級電影獲獎名單，金球獎不僅是奧斯卡前哨站，也對2025年的電影內容表達具有風向標意義。對比去年的獲獎電影，2025年金球獎可謂2024年“升級版”。2024年奧斯卡兩大贏家《奧本海默》和《可憐的東西》分別關于科學天才和女性，今年金球獎劇情類最佳影片《粗野派》關于建筑天才；獲音樂喜劇類最佳影片、女主、男主的《艾米雷亞·佩雷斯》、《某種物質》、《不同的男人》及獲5項提名的《阿諾拉》，則從單一女性話題，擴展到女性、男性和兩性維度，涉及整形和身體話題，置于科技語境下，帶有科幻、恐怖與超現實主義色彩。

兩部邪典驚悚片《不同的男人》與《某種物質》可謂“互文”，是男女版本的人類/怪物、自我/他者二元式電影。《某種物質》的女性在男性凝視的世界里，通過整容獲得“更好的自我”，無論是分離出的美麗尤物，還是為供養年輕美女而被榨干成丑陋物質的女主，都是人被物化；《不同的男人》講身處社會審美規范的男性遭遇容貌歧視，通過整容手術變成“更英俊的自我”，但無論是患皮膚病的自己，還是英俊的自己，都只是為符合劇本角色而存在的物質，也是物化后的人類。外在身體特征變化引發的內在身份認同危機，也出現在《艾米雷亞·佩雷斯》中，整形不僅改變容貌，也改變角色，厭倦男性殺戮世界的黑幫頭目，既渴望成為女人獲得安寧，又保持異性戀性取向，在“過去的男人”和“現在的女人”兩種身份間游走，時而合二為一，也是個“不同的男人”，《阿諾拉》涉及的性工作者也圍繞身體主題展開。

人類的物化與異化，出路何在？2025年金球獎的答案是悲觀的。《不同的男人》與《某種物質》表現的“平庸之惡”，沒有反抗物化，卻在自我物化上走得更遠，成為物化的合謀和幫兇，《艾米雷亞·佩雷斯》和《阿諾拉》亦無法走出社會框架，成為犧牲品。而人類物化背后，是更大的議題——科技，企圖用科技投射欲望的人類，被科技反噬，才最可憐。

生成式人類，誰是更可憐的物質？

《某種物質》、《不同的男人》和《艾米雷亞·佩雷斯》，與去年獲獎電影《可憐的東西》異曲同工，都涉及母體生成（Generative Matrix），即一個可生成、可再生的母體分離出或蛻變成一個新的子體，如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無論母體與子體是在同一身體上，還是不同身體上，都有不可分割的同一性；又因通過非自然分娩的科技，成了似人非人的“物質”（Substance）或“東西”（Thing）。電影的焦點，在于如何面對自我的兩面性，即如何與自我相處，和處理兩個自我的關系。

《某種物質》（左）與《不同的男人》（右）

《某種物質》從衰老母體的背脊分離出子體，構成一對存在于兩個身體上的母女，一個是曾經不好的自己，一個是現在更好的自己。《可憐的東西》將母親遺體胎盤中的女嬰大腦移植到母親遺體上，形成一個母女共生的身體，如同創造這個“東西”（Things）的古德（God）所說：“她是自己的母親，也是自己的女兒”，是成年女性身體與女童大腦的拼接。

《某種物質》中“母女”伊麗莎白與蘇

《可憐的東西》中的“母女”維多利亞與貝拉

《可憐的東西》中的“東西”貝拉，被當做實驗室生物對待，通過嬰兒智商與成熟身體的錯位，形成對身體的全新使用方式。“女兒”貝拉對身體極具自主意識，與“母親”維多利亞遭遇的壓迫形成對比，在無意識的、錯位的身體支配下，造成對秩序的反向抗爭，也變相救贖了母體。物質般的“東西”反倒更有人性，并不可憐，身邊企圖支配控制她的人，才是“可憐的東西”。

相比而言，《某種物質》的自我關系“更可憐”。年輕美麗的“女兒”蘇（Sue），對“母體”伊麗莎白不僅厭惡，還對其剝削。蘇對女主的剝削，其實是女主自己對自己的剝削，這種自我剝削，比以娛樂公司老板為代表的外部剝削，更殘酷恐怖。蘇每增加一分美麗，伊麗莎白就被消耗一分健康。伊麗莎白逐漸干癟的軀體，就是蘇剝削行為的記錄和證據。蘇的成功，是欲望、貪婪和踐踏他人的累積。她外表愈美，內在愈丑，誠如現實中很多表面光鮮的人，內在實則齷齪骯臟。導演用更直觀的丑陋物質，將抽象的邪惡內心，變得可視化和證據化，像極了奧斯卡·王爾德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

另一方面，伊麗莎白是自作自受，并不“可憐”。她被剝削的根本原因，是自己無節制的貪婪；她對蘇的供養，是有目的地把蘇當工具，以滿足自私欲望；她也并非單方面被剝削，出于嫉妒，她也主動給蘇搞破壞。伊麗莎白在追求完美的同時，也不斷打壓自我，不能善待自己，沒有自我認同和自愛，只依賴外界的虛假之愛，就會為追求名利成功，而泯滅自我良知與善良，變成行尸走肉，可謂自食其果。誠如電影中的一位同樣吃過“神藥”的老年男子對伊麗莎白說：“你是不是更孤獨了？她有沒有把你整個吞噬掉？你只為證明你存在的價值罷了。”

誰是不同的男人？

《不同的男人》里，究竟誰才是不同的男人？三個顯而易見的“不同的男人”，是臉部患病的愛德華（Edward）、整容成功后蛻變而成的英俊男子蓋（Guy）、自信的奧斯瓦爾德（Oswald）。這三者是三個“不同的男人”，卻也是“同一個男人”：丑而失敗的自己、美而失敗的自己、丑而成功的自己。

如果《某種物質》的自我關系是可憐的，《不同的男人》是悲慘的。《某種物質》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尚有曾經的輝煌；《不同的男人》一開始就輸了，永遠追不上的風口，宿命般的失敗，如同結尾那句調侃：“我的老朋友，你可真是一點都沒變。”

嘗過美貌甜頭的伊麗莎白，讓走下坡路的自己變得更好，當更好的自己反噬時，她有力回擊，雖兩敗俱傷，但至少扳回過屬于自己的部分局面。而同樣容貌焦慮的男性，在《不同的男人》視角下，比女性更難堪和無解。男主可視作當下時代失敗者（Loser）的化身：總是踩不到點上，總與“正確”擦肩而過，運氣絕緣體，不僅追不上下一個紅利，連到手的紅利都丟失，拱手讓給別人。

男主的名字蓋（Guy）意思是“家伙”，隱喻他可以是隨便哪個人，每個人都可能是男主：跳槽后，新公司破產，舊公司崛起，舊同事飛黃騰達；失戀后，前任覓得良人，自己形單影只；出國后，國內迎來經濟紅利，自己卻在蕭條的異國漂泊。你為變更好做出選擇后，卻沒有變好，而是更差了，你曾瞧不上的原地踏步者，只因運氣垂青，就成了風口上的豬。更諷刺的是，所有決定，并非因為弱智和沖動，而是理性科學決策的結果，《不同的男人》甚至動用了高科技，一切看來正確完美。

《道林格雷的畫像》（左）與《不同的男人》（右）

變成蘇的伊麗莎白，再次受到大眾歡迎；可變成蓋的愛德華，仍不被認可，外界又把“不同的男人”奧斯瓦爾德作為他的新榜樣。伊麗莎白嫉妒變得更好的自己（蘇），而蓋卻嫉妒本來可以成為的自己（奧斯瓦爾德）。被蘇暴打的伊麗莎白還能與蘇同歸于盡，可面對“不同的男人”奧斯瓦爾德的羞辱，蓋卻無能為力。眼看自己的原創不屬于自己，成了別人的原創，還要在這位冒充者的援助下養傷、因他坐牢、出獄后蒙其關懷，并接受他與心愛女人結婚生子、功成名就的事實。

外形相似的“不同的男人”們 圖：《不同的男人》

名字相似的“不同的男人” 圖：《不同的男人》

除了三個“不同的男人”，影片還有相似卻不同的名字：Edward與Oswald高度相似；Oswald與《道林格雷的畫像》作者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相似；愛德華在酒吧時，一位自稱Guy Gaunt的男人說認識他，手術后的蓋全名Guy Moratz；蓋被同事問“你殺人了嗎？你究竟是誰？”，同事更愿叫他法比奧（Fabiao）。一閃而過的人物也是“不同的男人”：外形高度相似的路人、自殺的鄰居與被男主殺死的受害者，以及外表難辨的女路人、酒吧招待和表情悲傷的女人。

還有個更加“不同的男人”是鄰居英格麗，一個掌握審美話語權、選角決策權、“擁有男人般權力”的女編導。她喜歡弱勢男性角色，而非真實的男主本人；她對男主說“按我說的去做，這是我的創造物”，誠如一些喜歡控制女人的男人；她自稱男人是“她諸多情人中被拋棄的一個”，與多伴侶出軌的男性相同，《不同的男人》也是性別倒置的隱喻。

平庸之惡：不求修改規則，只求更順從規則

盡管電影關于容貌焦慮，隱喻的其實是績效焦慮，是現代社會幾乎無人能逃避的績效標準：成功、優秀、年輕、富有；有房有車有娃；35歲應該如何，40歲應該怎么樣……標準的制定者是掌握權力資本的一方，但資本主義的毒性在于，它極具迷惑性地偷換概念，讓人誤以為不達標準是個人責任，而非標準本身和標準制定者。

在極具說服力的“責任在你”說辭下，電影主角們對待規則的態度，不是質疑和反抗，更未試圖修改規則，而是順從迎合規則：用科技狠活整容，內卷自己以變更好看；蓋甚至為迎合女編導而二次內卷，用面具把好不容易換來的帥臉遮住，從變帥改為扮丑。

電影主角們也是當下世界多數人的真實寫照，面對資本、公司、權力和政治，顯出“平庸之惡”本色。將外部PUA內化為自我內卷：責令自己要變更好，選擇治療過程十分痛苦的整容科技；為達標不惜犯罪和踐踏他人：伊麗莎白制造蘇這個工具幫她實現野心，蘇又從伊麗莎白身上嗜血以葆青春，蓋因嫉妒奧斯瓦爾德而去砸場，還將憤慨發泄到無辜者身上，走上殺人犯罪之路。

大衣、蛋黃、藥劑都是黃色，代表人的物化 圖：《某種物質》

在資本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觀當道的世界，平庸者往往不愿反抗和推翻規則，更愿在順從規則的路上走得更遠。修改規則難度大，也可能失敗后一無所有；順從規則、自我物化和內卷，卻可能短期內取得更大效益：伊麗莎白通過科技分離出美麗的蘇后，很快在娛樂圈再次成功；愛德華整容成蓋后，馬上成為地產銷售冠軍和形象代言人。伊麗莎白與蓋的行為解釋了平庸之惡的“合理性”：逃避可恥但有用，奴性有錯卻好用。推翻規則，雖正確但困難；順從規則，雖錯誤但容易，平庸者更青睞后者。

理性選擇失靈：沒有美丑，只有誰在審美和審丑

雖做了大多數人都會做的“合理選擇”，伊麗莎白和蓋卻都走上毀滅性結局，前者變成怪物，后者成了殺人犯，從丑變美，再到更丑，即“丑——美——更丑”的失靈之路。

平庸者的理性選擇，為何失靈，導向毀滅？導演給出不同答案。《某種物質》的外界標準單一：只要更美更年輕的肉體，單一標準讓內卷的人類無法負擔壓力并爆炸。內卷是虛妄的，因為達標的話語權完全掌握在當權者手中。當娛樂公司老板對“曾是奧斯卡影后”的伊麗莎白嗤之以鼻時，問題不在女主，而在于資本秩序中不再有性價比的勞動力，其一切皆可被否定，被資本需要時她是美麗的，資本不再需要時她就是無用的，像女主這樣獲獎累累、功績無數卻被當垃圾丟掉的人，在績效社會比比皆是。

制定“美麗壓倒一切”規則的娛樂公司老板 圖：《某種物質》

《不同的男人》的外界標準是變化的。男主不僅負擔內卷壓力，還在陰晴不定的標準前一次次落空：當他是愛德華時被嫌棄“太丑”了；變成蓋后被嫌棄“太帥”了；新標準變成“丑而自信”后，蓋再次戴上面具“扮丑”，還自信爆棚地滿口吹噓，卻仍不受歡迎。《某種物種》迎合的是審美文化，《不同的男人》先迎合審美文化、后迎合審丑文化。前者認為追求美貌理所當然，后者揭露追求美貌并不理所當然，追求丑陋也合情合理，美與丑不存在哪個應該或不應該，一切取決于權力——權力追求美，美就是應當；權力追求丑，丑就是應當。在權力的世界，重要的不是美和丑，而是權力在肯定或否定著美與丑。

在兩性關系中掌握權力、制定和修改審美規則的女編導 圖：《不同的男人》

迎合標準的理性選擇失靈后，如何面對毀滅性結局？《某種物質》雖沒有修改規則，卻帶著制定規則者同歸于盡。女主變成怪物，但叫嚷殺死她的老板和觀眾又何嘗不是怪物？伊麗莎白是扭曲制度的強化者，也是受害者，這具怪物正是扭曲價值的視覺化呈現，伊麗莎白用將血液潑向老板和觀眾，用自毀的方式報復上位者。

《不同的男人》是一則更殘忍的政治隱喻。出獄后的男主，發現世界不僅照常運轉，甚至更加囂張，審丑者與丑人相親相愛。男主陷入巨大的虛妄茫然，正對應了當下的荒謬世界：順從命運，可能是被歧視的愛德華，也可能是被幸運女神眷顧的奧斯瓦爾德；主動改變，可能成為弄潮兒（在地產界大獲成功的蓋），也可能被時代的洪水淹沒（坐牢的蓋）。在興風作浪的互聯網、比特幣、股票、出海、大廠和炒房熱潮中，有人適時改變、飛黃騰達，有人同樣改變，卻只落得失敗破產。人為迎合規則疲于奔命，還要被不斷變換的規則當猴耍，這恐怕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權力的故意為之，是權力設計了一套讓人永遠不能達標的機制，而以男主為代表的平庸者，對此束手無策，無論迎合或不迎合規則，失敗都是注定的。

更危險的物質

電影中一個容易被忽略，卻最不該被忘記的細節，就是科技。比權力上位者更危險的，是掌握科技者，只是電影將科技的威力隱去了：《某種物質》的藥物開發者是匿名的；《不同的男人》的藥物研發者是未知的；《可憐的東西》的器官移植科學家古德（God），是待貝拉如親生女兒的慈父式上帝。

電影編劇為保持故事主線，沒有對科技做展開，但觀眾不妨大膽設想：如果科技開發者修改藥物編碼，《某種物質》不給營養液、改變營養交換天數、激活針失效，會如何？如果當權者知曉了科技的存在，即娛樂公司老板和女編劇得知男女主人公做過整形，或墨西哥黑幫知曉艾米莉亞其實就是前毒梟馬尼塔斯，會如何？如果當權者也開始使用科技，例如女編導變相逼迫演員們去做科技整形，會如何？再進一步，如果當權者掌握了科技，娛樂公司老板買下了神藥開發公司，又會如何？

整形科技  上圖：《某種物質》；中圖：《不同的男人》；下圖：《可憐的東西》

所有設想，正在發生，或者已經發生。當權者正在掌握科技，科技新貴已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權力之巔與特朗普聯盟。更魔幻的是科技成長速度，遠超人類學習如何使用它的速度，科技超前于權力，連規則制定者都無法駕馭科技。

除了科技，我們或許還能對劇情做另一種設想：主角不做平庸者的理性選擇，不迎合規則，會如何？不整容的愛德華遇到奧斯瓦爾德，會不會獲得啟發，通過改變自卑而非容貌，獲得快樂？伊麗莎白坦然接受老去，唾罵老板，離開公司，會不會更幸福？

2025年初始的真實世界，給了我們一個欣慰答案：拒絕順從規則，不會萬劫不復，仍能有所成就。《某種物質》女主扮演者黛米·摩爾，就在62歲的年紀獲得人生第一個表演獎項金球獎最佳女主，“30年前有人對我說，我只是流量女星，只能演賣座賺錢的爆米花電影，我也真信了。這種想法侵蝕了我，讓我覺得我不配當實力派，這輩子也就這樣了”，黛米·摩爾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談道。但她還是沒有順從規則，“當我們覺得自己不夠成功、不夠聰明，或者就是不夠的時候，要知道，你永遠都不會夠，但只要你放下標尺，你就能看到自己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