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元旦剛過，我收到消息，劍橋大學魯惟一博士（Michael Loewe, 1922年11月2日-2025年1月1日）辭世，享年102歲。消息傳來時，正值清晨，窗外的庭院依舊一片靜謐，而我的內心卻翻起了波瀾。這位蜚聲國際的漢學大師，是秦漢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在西方漢學界具有重要地位。而對于我而言，他更是一位謙遜而睿智的長者。

魯惟一教授，2015年

我與魯博士的初次相遇是在2014年8月的一天，地點是劍橋大學克萊爾堂（Clare hall）的餐廳。當時，我剛從繁忙的資料查閱中抽身，獨自坐在餐廳的一隅，正在享用午餐。不久，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端著餐盤走來，微笑著問：“可以坐在這里嗎？”我點頭示意，他便落座，與我攀談起來。他首先問我是不是中國人，在得到肯定回答并得知我來自上海后，他微微一笑，說：“我到過上海，是在1947年。”這句話讓我大為驚訝。1947年的上海，正處于戰后混亂與復蘇交織的特殊時期，而他已經作為一名年輕的英國外交官踏上了這片土地。

魯博士后來告訴我，正是那段外交生涯開啟了他與中國文化的初次邂逅。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他對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而秦漢這一時期的獨特吸引力最終讓他將學術目光聚焦于此。他在著作中剖析了這一時期作為中國帝制歷史開端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秦漢官僚體制的建立如何奠定了后續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礎。他還深入探討了這一時期思想、文化和信仰的復雜互動，揭示了它對中國文化變革的深遠影響。在他看來，理解秦漢的復雜性是打開通往中國文明核心大門的鑰匙。

在學術研究中，魯博士尤其注重文本與實物的結合，這一方法在當時的西方漢學研究中尚屬前沿。他通過對簡牘、石碑等第一手材料的考證，探索秦漢時期行政體系、思想世界與社會實踐的深層聯系。例如，他的經典之作《漢代行政記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Cambridge UP, 1967）通過對簡牘的細致分析，揭示了漢代地方治理和官僚體系的實際運作機制。這一研究開創了簡牘材料與歷史制度分析結合的先河，被國際學術界廣泛引用。他曾形容整理這些簡牘材料為“與2000年前的人對話”，認為每一片竹簡都記錄著一個獨特的故事。正是這種對歷史材料的敏銳洞察，讓他的研究成為秦漢行政史領域的重要參考。魯博士始終強調，將文字和物質材料相結合，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關鍵方法。這種方法不僅揭示了歷史文本背后的社會動態，還通過考古發現補充了文字記錄的局限性，拓寬了研究視野。

除了對制度史的深耕，魯博士也對秦漢時期的信仰與思想變遷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他的《漢代的信仰與理性》（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Han China,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2）探討了儒家、道家和巫術信仰在秦漢社會中的共存與互動，揭示了中國古代思想的復雜生態。這本書提出了一種多元并存的分析框架，認為儒家并非秦漢思想的“孤獨王者”，而是與道家、巫術等思想體系相互補充，共同塑造了這一時期的思想格局。這一觀點在西方漢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被視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新突破。他特別指出，漢代巫術在政治中的作用既是社會秩序的維系工具，也是統治者合法性的象征。例如，漢武帝的“太一祭”便是這種結合的典范，通過這一儀式，“天命”在鞏固皇權中的核心地位得以體現。這本書以生動的視角呈現了秦漢思想世界的多樣性，在學術界影響深遠。

魯博士對待學術懷有一顆堪比朝圣的虔敬之心。一次聊天時，我出于好奇問他：“您研究過《黃帝內經》嗎？”他微微一頓，眼神從窗外的庭院收回，仿佛陷入了思索。片刻后，他抬起頭，表情從原本的輕松談笑忽然轉為莊重，語氣中透出一種罕見的虔誠與敬畏：“太深了，不敢觸碰。”短短一句話，卻飽含了他對這部古老經典的深切敬意。這句簡單的回答讓我對他有了更深的理解，感受到了他對學術的態度——嚴謹、自省和謙遜。即便是如此資深的學者，面對浩如煙海的中國經典時，仍然能保持如此謙卑。他既能深刻理解《史記》中的制度細節，又對《黃帝內經》中晦澀的哲學智慧充滿敬畏。他曾說，自己選擇秦漢作為研究領域，是因為它的復雜性——那是一個充滿轉折的時代，既有“天下一統”的宏大敘事，又有制度、信仰和文化的錯綜交織，充滿了秩序與混亂并存的奇妙張力。“這種復雜性最能反映出中國文明的根基。”他說這話時，神色專注而沉靜。

魯博士對學術的熱情還表現在他對青年學者的關懷上。一次，我告訴他，我剛從研究當代英國小說家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轉向早期現代英國詩人菲利普·錫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聽后，他定睛看著我，沉思片刻，緩緩說道：“你真勇敢！”這讓我不禁想到“無知者無畏”之說，但也希望自己并非因“無知”而“勇敢”。他的語氣里卻分明流露出欣賞，也有對學術冒險的鼓勵。我隨即向他解釋了我的研究方法，講述我如何聚焦于錫德尼《為詩辯護》（An Apology for Poetry，c.1582），試圖對其中幾個古已有之的核心概念探微索隱，挖掘其被賦予的新含義，探討它們對十六世紀九十年代英國文學“黃金時代”的歷史意義。他認真傾聽，不時點頭，提出了幾個精辟的問題。他最后語氣堅定地說：“你掌握了很好的研究方法，而且已經理解得很深了。”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

自那以后，每次見面，魯博士都會問起我的研究進展。他的關心不僅停留在禮貌層面，而是帶著學術長者的真摯關懷。次年，在我即將結束在劍橋為期半年的高級訪問研究回到上海之際，他誠懇地告訴我，如果需要，可以向他擔任理事的人文學科研究基金會申請資助，并說“他們資助過一些人文學科的年輕學者，值得一試”。他說這話時語氣很輕松，但透著認真。他甚至在我的筆記本上親筆寫下了聯系方式，字跡清晰有力。這種支持讓我既感動又充滿信心。在我離開劍橋前夕，當我告訴他我成為了克萊爾堂的“終生成員”（Life Member）時，他露出微笑，補充道：“克萊爾堂的第一位中國籍‘終生成員’是李學勤教授。”接著，他饒有興致地回憶起與李教授的合作經歷，對這位杰出的中國學者表達了深深的敬意。他提到，早在1981年，他邀請李學勤先生來到劍橋大學卡萊爾堂，進行為期六個月的訪問學術交流。此行開創了中歐學者交流合作的新篇章。在此期間，李學勤教授與劍橋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雙方在互相學習中拓展了各自的研究視野。

魯博士不僅因關心年輕學者而令人感佩，還因對跨學科交流的熱情與推動力而令人難忘。在克萊爾堂的午餐后，他常提議去學院的公共休息室（Common Room），和不同領域的學者一邊喝咖啡，一邊暢談。他樂于傾聽，并不拘泥于自己專精的研究領域。他會與物理學家探討時間觀念、與哲學家討論信仰的意義，甚至與文學研究者討論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民族意識，而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見解則讓所有人欽佩不已。他本人專注于漢代的政治與信仰，關注簡牘等文獻的社會意義，同時對宋代文人畫也懷有濃厚興趣，涉略之廣和思想之深令人敬佩。他的開放態度展現了對知識整體性的深刻理解，也激發了豐富的學術交流。一次，他與物理學家討論“時間”的哲學定義，隨即引用《史記》中司馬遷對“時間”的隱喻性記述，強調中國歷史觀念中“延續”與“循環”的復雜交織。他還指出，司馬遷的史觀提醒后人思考因果與變遷之間的關系。這一觀點讓在場學者頻頻點頭。他認為，跨學科的對話總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啟發。他曾經連續多年夏天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講學，談及此事時，他表示，伯克利的開放性和劍橋很像，卻多了一份美式的活力。無論身處何地，他始終以平和而敏銳的視角探索學術的交集，展現出他作為一位學者的深邃和溫暖。

克萊爾堂的公共休息室

魯博士一生留下了許多學術著作，學術成就早已聲名遠揚，無需贅述，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21年榮獲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這一獎項由世界中國學論壇設立，旨在表彰那些對中國研究做出杰出貢獻的學者，推動中國學的發展，弘揚中華文明，促進海內外中國研究的交流?。魯博士對學術的態度始終如一，謙遜嚴謹，用志不分。他的獲獎感言與此風范一脈相承：“自我與中國學者合作伊始，已過去多年；在此過程中，我充分領略了他們對中國文明史研究的貢獻，正是他們的貢獻大大擴展了這一主題的研究。東西方學者均從這些貢獻中獲益匪淺。”

2025年新年伊始，我收到了一封以劍橋大學克萊爾堂院長阿蘭·肖特教授名義發來的訃告。那封黑底白字的訃告簡潔而莊重，其中寫道：“魯惟一博士的一生，為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在劍橋學術界的地位無可替代，而他的謙虛與好學，也讓所有與他共事的人深受啟發。”短短幾句話，字里行間卻無不體現著魯博士一生的真實寫照。手捧這份訃告，我不由得翻閱起他親筆寫下的聯系方式，仿佛又看到了餐桌旁他那和藹而專注的面容，耳邊似乎再次響起他溫和而堅定的聲音。那些關于歷史、文化的討論，既深刻又溫暖。他的一生告訴我們，歷史不只是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更是一座跨越文化、連接彼此的橋梁。他用自己的學術成就和人格魅力架起的，正是這樣一座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