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生育”既關乎個人的幸福與希望，也關乎社會發展的活力與動能。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來論”專欄，特邀各領域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話題發表觀點，抽絲剝繭，為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共同求解。

生育既是家事，也是國事。隨著“低生育”趨勢持續，近年來，我國多地接連出臺各類生育支持政策，旨在提升生育率，不過實際成效仍有待觀望。

原因在于，生育行為的達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的主觀意愿。作為在育齡女性中占比較大、教育背景較好、生育質量較高的“都市女性”，她們的生育意愿對推動中國人口高質量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值得關注。

在近期研究中，筆者對小紅書平臺上8.7萬余條對“#生育”“#生娃”“#生孩子”#不想生孩子”“#不想生娃”等熱度較高的話題發文的帖子進行了深度挖掘與分析，發現當前“計算生育”已成為都市女性的新型生育觀。

帖文中，她們主要圍繞生育價值、養育成本、身體痛苦、配偶責任及女性權益等話題展開討論；各類話題呈現積極、消極與中性的情緒動態交織、膠著博弈的傳播過程，而非“恐婚”“恐育”等負面情緒為主導的簡單極化。

筆者認為，未來應重視社交媒體平臺上青年人對生育話題的討論，為構建中國式生育友好型社會創造良性輿論環境。同時，在實踐中，只有回答好“公共政策如何保障生育女性權利不受侵害”，“社會如何打造生育友好型環境與文化氛圍”，“家庭如何減少女性因生育引發的后顧之憂”三個問題，才能使新型生育觀在經過“生育計算”后，仍能成為撬動生育意愿的杠桿。

生育不再是“必選項”，“計算生育”成主流

我們的研究發現，都市女性的生育話題討論主要集中于“生育價值評判、養育成本計算、身體痛苦考量、配偶責任劃分、女性權益討論”五大主題；聚焦于生育可能造成的身體、時間、工作、經濟等方面的成本和風險。

其中，在“生育價值評判”方面，都市女性會思考生育對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如今孩子在女性眼中的定位已發生巨大轉變，人們開始追問生命歷程中每一個環節的合理性，生育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自然引發部分女性對其意義和價值的討論。

在“養育成本”方面，都市女性除了關注“生”本身的高消費外，也衡量“育”作為一項長期事業的投入。這反映出，在“密集母職、精細育兒”的文化期待下，以質量為核心的生育目的將生育成本無限度放大，已成為女性面臨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身體痛苦考量”主題則關注生育對女性身心層面的傷害。我國社會長期存在的“性羞恥”與“生育文化回避”，造成了不少都市女性在生育問題上的“無知”。而在社交媒體上，擁有生育經歷的女性以具身實踐打破信息壁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女性的“生育恐懼”，甚至是焦慮情緒及逆反態度。

“配偶責任劃分”則蘊含著都市女性在生育方面對于丈夫角色缺位的不滿，要求雙方在生育問題上重新劃分責任邊界，以實現個體利益的保全。尤其是在女性為生育做出犧牲、缺乏就業市場競爭力與家庭勞作能力時，男性應當從經濟、精神以及家庭內部勞作等方面主動提供相應的補償。“女性權益”討論關注著生育帶來的賦權與失權問題，部分女性呼吁每個人都有自主選擇“是否生育”、“何時生育”而不被他人干涉的權利。

整體而言都市女性的生育話題討論中呈現著“計算生育”的理性特征。一方面，都市女性將生育問題拆分出數個子項目，并以逐個計算得失的方式將生育轉化為一場可供衡量的投資，她們不是強硬地選擇不生，而是更加主動地選擇“靈活地生”“動態地生”和“有條件地生”；另一方面，于都市女性而言，生育問題不再是生命的必然體驗與自身無法擺脫的沉重義務，而是在經濟能力允許范圍內、配偶家庭支持的情況下，克服身體痛苦的恐懼后，由女性主動選擇的一項“權利”。

愛與哀愁，糾結心態下的生育抉擇

通過機器學習分析“小紅書”上都市女性博文中的情緒傾向，我們的研究發現，在生育話題討論中，三成多一點（35.62%）的都市女性持負面情緒，正面和中性情緒合計占比超六成（正面33.17%，中性31.21%）。整體而言，都市女性對生育問題的討論呈現出喜憂參半的特征，生育恐懼或生育抗拒情緒固然存在，但不應將其視為主流。

作者供圖

具體而言，討論中，愛的情緒呈現出“夫妻之愛”與“姐妹關愛”并存的特點。其中，既有已婚已育女性在與伴侶有效互動方面開展的分享，比如她們將配偶視為家庭事業上的“合作伙伴”，強調在面臨生育問題時積極溝通的重要性；又有女性意識覺醒背景下，女性間關于生育權利的互助與討論，女性的生育自主性在相互鼓勵中得以確立。

哀愁則集中于對“生育價值”和“身體痛苦”的討論。一些都市女性存在著對生育束縛個人“自由”的抗爭性情感以及質疑生子“意義”的悲傷心態。一方面部分女性會較為極端地認為“生育是人生痛苦之開端”，另一方面，她們也迷茫和擔心在“優績主義”影響下教育的單一化和封閉化，以及模式化家庭關系中生育與培養子代的意義為何。

同時，“小紅書”等社交媒體的普及，將原本作為私人事務的生育過程和女性的身體變化放置于公共場域展演，為觀看者構建出了一種“生育想象”，這種固然彌補了部分女性生育知識的缺失，但也用選擇性的身臨其境放大了她們的生育恐懼。

總體來看，我們在關注生育類話題討論的情緒時，需要細而深地關注，在哪些話題的表達上、哪些時間節點上，女性更傾向于以客觀、中立的情緒去討論。避免片面化地認為，女性關于生育話題的情緒是恐慌、排斥甚至是厭惡的。只有真正把握都市女性生育的痛點和情緒，才能避免錯失讓“想生者”生育意愿達成的政策支持良機。

地域差異顯著，東西部女性生育關切不同

基于對用戶IP地址的分析，筆者還發現不同地區都市女性在生育話題上存在顯著差異。東部地區著重關注“生育價值評判”與“身體痛苦考量”兩個主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環境中，生育對女性的價值和意義仍有待進一步明確，而且這一問題與身體疼痛等因素相互交織。

注：東部地區包括北京、江蘇、天津、河北、上海、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西部地區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廣西、四川、重慶、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貴州。作者供圖。

中部地區的都市女性則將“養育成本計算”置于更為重要的位置，其關注度已超過“身體痛苦考量”，成為僅次于“生育價值評判”的關鍵議題。同時，相較于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在配偶責任劃分方面的討論占比有所上升。這反映出中部地區女性在生育決策過程中，更加注重經濟因素以及家庭責任的分擔。

東北地區的都市女性更加關注“配偶責任劃分”和“養育成本計算”。對于她們來說，生育本身似乎已不再是討論的核心焦點，而生育后的照料與養育責任分配才是她們迫切希望改變的現狀。

西部地區的都市女性較少涉及生育權益相關話題，而“養育成本計算”的占比在四個地區中最高，這從側面反映出她們對經濟補貼的強烈渴望。這很可能是因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更為突出。

未來的生育支持政策中，應鼓勵關注地區經濟與家庭文化層面的差異，因地制宜地推出特色政策與重點支持項目，以實現生育支持政策的有的放矢。

理解“計算生育”，正視背后實際需求

筆者認為，“計算”是一種對自己和生育問題更加負責的態度。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所指出的，在社會快速變遷的過程中，女性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巨大改變，從過去“為他人而活”逐漸轉向追求“屬于自己的生活”。因此，在筆者看來，“計算”生育觀的出現，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不宜用“自私”一言以蔽之。原因如下：

一是，長期以來，生育一直被籠罩在“無私奉獻”的光環之下，被視為女性與生俱來的責任和義務。然而，社會和家庭往往只是給予女性道德上的贊揚而非物質上的補償，實際上忽視、低估了女性為生育所做出的犧牲。因此，都市女性通過倡導“計算生育”，試圖捍衛自身的權益，改變在生育中長期處于“被支配”的地位。

二是，當前社會和國家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大多將重點放在養育成本的補貼上，對生育價值、身體痛苦、配偶責任、女性權益等方面的關注相對不足。但現實情況是，目前相關部門所提供的經濟補貼，相較于都市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而言相對微薄，恐怕既難以滿足“不能生”人群的生育愿望，也難以扭轉“不想生”人群的生育意愿。“計算生育”是都市女性對自身生育風險的一種主動規避。

三是，作為生育主體的女性可能承擔的經濟、時間、機會等成本往往是不被看見的。當前社會雖然肯定女性在生產領域中的平等地位，宣揚維護女性的合法生育權益，但生育所引發的個體勞動價值降低等問題，使都市女性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職場歧視。女性刻板家庭角色的促逼和“獨立女性”角色的追求，使大量都市女性進退維谷。“計算生育”觀念的出現，是為了幫助女性制定社會與家庭二者間身份比重的衡量標準。

因此，從文化和價值建構的角度出發，有關部門、社會和家庭要正視計算背后的實際需求，關注生育引發的自我價值感降低與風險增加導致的“心理不安全感”。

也就是說，只有回答好“公共政策如何保障生育女性權利不受侵害”，“社會如何打造生育友好型環境與文化氛圍”，“家庭如何減少女性因生育引發的后顧之憂”三個問題，才能使新型生育觀在經過“生育計算”后，仍能成為撬動生育意愿的杠桿。

（作者系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AI向善與數智養老研究中心主任）